竺可桢与流亡办学两不误的浙江大学

从雨滴悟出道理的竺可桢

 2017年10月，笔者细读了南方周末报2017年9月14日发表的专题文章《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与此前半年读《中央大学教授们牵羊赶猪西迁故事》后的感觉如出一辙，老马情不自禁为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化人和壮烈事再次潸然泪下了。

1936年初，浙江大学继一二·九学潮之后，学生们又掀起了驱逐校长、留美学者、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郭任远教授的学潮。2月，经其老朋友、蒋委员长文胆陈布雷与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等力荐，中国气象气候学与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征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同意后，忍痛辞去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接受中枢之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正式接受任命之前，视科学研究为生命的竺先生明确对两位推荐者表示，自己至多只能在浙大任职一年，待学校走上正轨后他还要返回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继续搞他的气象气候学研究（笔者老朋友毕业于中央大学的父亲还是其气象研究所的年青文员，几十年后老人谈起老领导竺可桢先生时，总会流露出一种虔诚的敬仰）；他在与蒋介石先生的晤谈中，还明确提出了“必须保证预算、校长有用人自由及政府不干涉校务” 等条件并及时获得了蒋先生的允诺。

万万没想到竺校长接长浙江大学还不到一年半，因淞沪抗战的硝烟就日趋逼近了杭州，此时已无法返回南京重操旧业的竺校长毅然决然地带领全校千余名师生员工家属及近千箱书籍仪器（包括竺校长主动请缨代教育部转移的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踏上了千辛万苦的十年流亡办学路；原先同意的1年任期也延长到了13年。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具有交通工程、农学、气象气候、地理及教育等多学科丰富阅历且敬业尽职的大学者竺校长义无反顾地变成了“浙江大学远征军团” 总指挥，他亲力亲为地与部属策划学校西迁路线、提前考察新校址、与教育交通部门及临时校区的地方政府洽商研究确定迁移和办学的各类事务，在浙大长达两千多公里“流亡办学两不误”的西迁路上呕心沥血，操劳不止。

因日寇的炮火已逼近杭州，杭州校本部与两个月前迁至西天目山禅源寺的新生部会合在一起，于1937年11月上旬开始了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次大行军，目的地为一百余公里外的建德县。抵达建德的次日竺校长突然发现有还有百余箱珍贵书籍及仪器被丢在了杭州校本部，尊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先生立即亲自带领十余职工乘货车两辆返回危在旦夕的杭州抢运。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千余名流亡师生和家属在建德县城休整补课39天后，又在竺校长的带领下，沿富春江北上开始了第二次七百多公里的冒险大迁徙。师生家属分水陆三批，以步行、汽车、驴车和木舟等各种交通方式向集合地铁路枢纽江西玉山行进（学校在沿途的兰溪、金华、常山和南昌等地都设立了接待站，竺校长则坐镇玉山指挥）。

25天后的1938年1月20日，历经千辛万苦的“浙江大学远征军团”终于抵达了江西省的临时办学点吉安县。两个月后才正式迁入四十公里外泰和县建在赣江边荒野上的新校舍，在浙江大学师生家属的这块临时栖身地上，除开展正常教学外，竺先生还牵针引线江西省水利局、太和县政府，由浙大提供勘测设计，为连年遭遇洪灾侵扰的泰和县修造了赣江防洪堤（感激之至的当地人将大堤命名为“浙大堤”，配套的港口则命名为“浙大港”）；而深爱教育深爱浙大的竺校长也在这片土地上痛失了自己的爱子与爱妻。

1939年初，因马当要塞失守，南昌危急，竺校长又带领“浙江大学远征军团”和上千箱的书籍仪器设备告别江西，开始了奔向广西河池宜山的第三次长途迁徙。浙大在贫瘠偏僻的宜山晚清的旧军营里正式复课，竺校长在这里还为浙江大学提出并确定了“求是”校训。

一年后，因战局变化，竺校长不得不第四次带领“浙江大学远征军团”长途跋涉奔向贵州高原北部的小城遵义、湄潭和永兴镇，数千名大学生、教职员工和家属在当地腾让出的文庙（原县党部）、祠堂（原县常备队）、部分中小学校舍及租住房中开始了箪食瓢饮清苦清贫但却相对稳定的六年教学生活，并留下了“竺可桢校长卖皮大衣补贴家用、竺校长办公桌上的信纸分为公私用两种、写出《中子的放射性》卓越论文的王淦昌教授所养之羊丢失后学生们私下凑钱买羊谎称找回、苏步青教授课余种菜卖菜以补家用、束星北教授力劝李政道弃化工改学物理、李政道与同学晚间在茶馆里蹭座蹭灯光读书、教授们苦中求乐求索办茶园创诗社、李约瑟博士誉称浙大为‘东方剑桥’及卢鹤绂教授在湄潭发表中国第一篇原子弹论文”等诸多珍奇趣事。

竺可桢校长以其不屈不挠的治学精神，通过十年间向死而生的不懈努力奋斗，把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从西迁时的3院16系500学生70教授发展成了抗战胜利时的7院25系10研究所2200学生200教授、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及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和竺可桢校长的感人故事也足以让世人知道，民国时期“阴谋论”是基本没有市场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是只对学生、老师、学校和教育负责的（竺校长还多次出面保释该校被捕的地下党学生），民国时期的校长绝大多数都是热爱教书育人的自由职业者而非官员（在被推荐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还对陈布雷等推荐者明确说自己“不善伺奉部长”），民国时期的教授和教师还都是视钱财如浮云的谦谦君子，民国时期的大学生还都是满怀着求知求识再服务国家社会的远大理想与质朴追求，儒家古训“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没有成为他们所嘲讽与戏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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