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与逝去的乡村探访随记
中国的乡村，在生长于大城市的笔者心目中，自童年时期开始就因为土地空旷、有田间小径、有茂密树木、有山丘河塘，更有在计划供应时期城里吃不到的一些土特产，如萝卜、红薯、桑葚、果梅及野菜鱼虾，而成了自己时常向往的幸福之地；自少年时代开始，又因“上山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乡村在自己眼里又变成了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物资又严重匮乏落后无比的难捱之地；到成年之后，才豁然开朗地发现，中国的乡村原来是一个“被城市和现代文明长期遗忘的角落”。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笔者因在距离省城100余公里的乡村插队，后又在距省城十多公里的砖瓦厂上班，因为天天零距离接触附近及周边的乡村，因此对当时的乡村社会状况可谓了如指掌，100公里外的插队农村姑且不论，就连离省城如此之近的乡村状况也会让人惊叹不已。工厂附近那些泥泞的田间小径与坑洼不平的村道、全无建设规划及公共卫生给排水设施的混乱村落、茅草或瓦屋顶与不粉刷土墙或砖墙室内泥土地的寒碜农舍，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巨大无比的城乡差距。
自1980年代开始，笔者因经常出差、参与社会活动及旅行的缘故，先后探访过东西南北中的许许多多乡村，包括数次重游自己插队或原工作单位砖瓦厂所在的乡村，又进一步了解和发现了许多关于中国乡村前世今生的喜悲故事。
1980年代，不再为能不能吃饱肚子而操心担心的中国人开始逐渐启动了“古镇古村游”商业活动，之后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农家乐”及“绿色生态游”之类的商业炒作，其中笔者所亲历过的知名者如浙江嘉兴“竹海农家乐、乌镇、南浔与衢州二十八都”古镇游、贵州凯里“西江千户苗寨与贵阳青岩”古村镇游、安徽“西递、宏村、绩溪、桃花潭与查济”古村落游、江西“婺源古村落”、重庆“中山、东溪、塘河、万盛、龙河与江津四面山”古村镇游，云南腾冲“和顺”古镇游、云南“丽江与香格里拉中甸”游、四川宜宾“南溪李庄”游、贵州赤水“大同古镇”游。
探访之后笔者归纳出的结论是，上述知名游览景点基本都是距离城市距离较近、交通均比较便利、原本就拥有一些甚至多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或遗迹的古村镇，因此都具有较大程度的商业开发价值，而更多更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甚至座落于崇山峻岭中的乡村，实际情况却绝对无法与其相比，落后与破败情况完全不容乐观。
2014年10月，笔者去湖北省孝感市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活动结束后，应当地朋友盛情邀请，去他们在孝感辖下一县城的乡村老家游览作客。离县城约十余公里的村庄座落在大别山西麓的余坡中。朋友的父母还继续生活在村边后建的住宅中（平日种植蔬菜水果为生），仍然居住在村里的村民至多只有七八户，且多为留守的老人、妇女及幼童，年轻一代不是去外省打工定居，就是纷纷在县城附近购置了新开发的商品房居住生活，确保孩子就近上学。
与朋友父母寒暄致意后，在笔者请求下朋友夫妇陪我们去参观不远处的旧村庄。旧村庄依山丘树林而建，村里有溪水潆绕，自然环境应当还是不错的。一座座青砖红砖建的房屋因长期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不是没有了半片屋顶就是塌了堵墙，没了门窗，室内堆满了旧砖废瓦垃圾并荒草丛生，一片衰败破落景象。
朋友告诉我们，他出生长大的这座村庄在1950年代中期还是一个人丁兴旺较为繁华的大村落；驻扎在大别山西麓不远处的张国焘部红军在1930年代初期还常会来此地打土豪吃大户。他的祖父辈也都是当时村里的富庶人家，其祖父与外祖父两系人家中有6人都同时投考了黄埔军校六期，并作为军官参加了抗日战争；1950年，朋友的祖父被捕判重刑（直到1975年获特赦释放），其妻的祖父则于同年被判极刑，两个昔日的富庶家族也从此走向了可怕的衰落。
2014年，笔者在游福建武夷山景区后，还雇了一辆摩托车冒着小雨专门去一偏远的古村探访。这座村庄的破落衰败情景就更让人扼腕叹息了。村中的泥土道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破旧不堪；多座插有旧式木门板、青砖灰瓦的沿街老商铺房年久失修，无人打理，有些还显出摇摇欲垮之貌；更让人惊奇的是有几间破败的旧屋中竟然还住有人家。
在二十多年来探访多座古村镇过程中，笔者还悟出了中国乡村之所以衰败如此或逐渐逝去的重要历史原因。在1949年之前的数千年中，由传统农耕文化及私有产权制度衍生的“乡土文化”（也称“乡绅文化”），在相当程度上积极保持、维系甚至不断发展了中国的乡村自治文明，也有效弥补了当时的政府权力不及县以下地方的脆弱之处。
许多通过科举考试而跃升为高官重臣的文化人以及通过辛勤经营而致富的行商坐贾们，他们始终都把生育养育自己的乡村老宅及整个村庄视为自己的“大家”，在任职经商期间就不断自异乡购进各类材料、引入高超工匠艺人精心打造他们心中的“永世之家”；大量告老还乡或解甲归田的高官重臣将军还都喜爱返回故乡居住生活颐养天年，积极参与自己“乡村大家园”的管理维护，筑道路建祠堂办义学、造桥梁修水利、赈灾兼赡养鳏寡孤独、调解村民纷争、卫护乡村秩序与治安。
后来，全国大规模去私有化，轰轰烈烈搞“一大二公”，大搞行政化的“人民公社”及“经济上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权也自此下传到了村一级组织，具有社会管理者身份或拥有管理权力的人以几何级数在增加，让身处乡村的每一个你我他的权力与权利更难分难辩了；再后来，又开始轰轰烈烈推行“村委会集体所有制”、“农村招商引资大办产业”、“城乡土地统筹”及“农民进城上楼”，乡村的财产权利从而更难以厘清，如此这般，乡村的衰落与逝去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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