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抗战中的流亡文化与教育中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因遭遇或面临日寇轰炸、军事进袭和占领等诸多破坏及威胁，国内各大学均蒙受了重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已有的108所大学中因难以为继而停办者多达25所，平津地区的清华、燕京、南开与华东地区的中央、金陵、东南、中政大、中央剧专、复旦、交大、暨大、同济、东吴、浙大等多所大专院校及北平剧专等，以及多所文化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科学社、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及多家图书馆报社出版社）纷纷西迁至偏僻的川渝黔滇桂地区，开始了如履薄冰的战时文化教育工作。

与此同时，因日寇铁蹄的急驰肆虐，华东、东南及华南沿海富庶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政府失掉了一半以上的财税收入，同时还需要应付急剧上涨的军费支出。在此情况下，一些政界和教育界的精英于是就提出了实施“战时非常教育”的激情建议，主张暂时停办全部的正规教育，停办所有的高中及大专院校，动员师生入伍参军，共赴国难。

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头脑尚未发热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随即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观点，他指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时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长的陈诚及中统局长陈立夫（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等高层官员也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所谓“战时非常教育论”的反对意见。

陈诚公开批驳“战时非常教育论”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进而指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朝野上下一致确定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战时国策后，国民政府随即有计划地把37所大学及数十文化科研机构迁往西南大后方，并出资安置校舍与办公处，及时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不久，即形成了“昆明西南联大”、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宜宾南溪“李庄”、重庆“北碚夏坝”及重庆“沙磁”等五大流亡文化与教育中心，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育出了大量人才，其中的知名者如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钱骥、姚桐斌等9位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和李政道、丁肇中及杨振宁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当年为坚持实施“国家乱教育不乱”国策，国民政府为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培养预备战后国家重建所需要的高端人才，还不惜动用当时极为有限的外汇储备，派遣大量科学家及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赴美国考察深造，其中知名者如曾招抡、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吴仲华、傅鹰、陈省身及吴健雄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还有200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旅英物理学科学家高锟教授。

近年来，笔者曾先后探访了除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心旧址外的四个战时文化教育中心，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民众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起携手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办教育促文化之举甚为感动，因此也非常希望能让读者诸君分享自己以下的所闻所见与观感：

一、宜宾南溪“李庄中心”：2018年9月30日，笔者冒着濛濛细雨由泸州驱车赴四川宜宾市南溪县的李庄古镇，兴致勃勃、马不停蹄地参观了这座地处长江边的偏僻川南小镇，参观抗战教育文化及科研遗址——同济大学（禹王庙内）、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板栗坳及牌坊头）、考古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张家祠堂），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还有位于镇外月亮田小村庄竹林深处小院里的中国营造学社。

徜徉在弯弯曲曲的古镇小街巷的祠堂寺庙或民居中，回顾傅斯年、李济、丁文渊、董作宾、劳干、李芳桂、吴定良、李霖灿、陶孟和、曾昭燏、童第周、梁思成、梁思永及林徽因等一大批当时已驰名中外却心甘情愿在这无电无自来水无正规公路无现代公共设施的偏僻小镇上，为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科学而不懈奋斗的大知识分子，看看过着清苦贫寒生活却孜孜不倦、无怨无悔、辛勤耕耘；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及年青的同仁助手，还在李庄用心血铸成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发现这一切既应该归功于当年“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基本国策的及时制定与切实执行，还应该归功于当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及绝大多数个体的普遍自觉、自律、恪守良知并忠于职守。当然，还不能忘记当年盛情邀请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去李庄定居的当地乡绅群体。

二、昆明“西南联大”中心：2019年10月下旬，笔者与朋友一行22人自组团赴云南探访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路的第一站就是抗战期间大名鼎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今为云南师范大学），看看简陋但却朴实整洁的校园，看看泥巴墙茅草顶的教室与宿舍，看看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杨振声、郑天挺、周彬琳、陈寅恪、饶毓泰、叶企荪、刘文典、朱自清、汤用彤、潘光旦、赵九章、钱端升、吴大猷及沈从文等一众杰出民国大师的姓名，看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民主堡垒”的办学宗旨，再看看黑白旧照片上学生们那一张张清纯朴实无华的脸庞笑貌，真的非常想立即穿越到那个时代，与真正的大师及真正的学子济聚一堂，读书听课后再秉烛夜游。

三、重庆“北碚夏坝”中心：著名社会活动家兼大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与其得力助手、胞弟卢子英耗用10年时光，孜孜不倦地在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实施了“中国新乡村建设”实验与实践，该计划于1936年获国民政府批准，并撤销了原专司治安的峡防局，改成立具有政府行政职能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42年改为县级北碚管理局），最终以非同凡响的累累硕果，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长期为兵乱匪患及贫困落后所严重困扰的川东小乡场北碚建设发展成了抗战期间名气堪比重庆的“现代新城”、“陪都中的陪都”、“小陪都”及“抗战文化中心”；复旦大学西迁落户的“北碚实验区”东阳镇夏坝村还成了川渝地区的“四大文化名坝”之一。

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还提供部分校舍给西迁来渝的江苏医学院使用，今为重庆第九人民医院）。此外，年青时代即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做炸弹去破坏旧制度而只愿做微生物来改造旧世界”的卢作孚还将中国另外三大“乡村建设”及“平民教育”领军者陶行知、晏阳初及梁漱溟及其团队全部从已沦陷于日寇魔爪的江苏、河北及山东等地迎到了北碚，并积极提供物质与精神多方面的无私帮助，让三位大师的社会改造事业在抗战期间也能正常进行。

四、重庆“沙磁文化圈”中心：笔者去探访参观过不止一次，从历史资料上显示，抗战期间沙坪坝磁器口地区最多时曾入驻过超过包括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国立音乐院250余家文化教育机构，其中各类大学18所，以及各地迁至重庆的报刊杂志社及文化学术科研研究所，活跃在此区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多达近10万人，其中大学生占到了全国大学生的八分之一；张伯苓、罗家伦、胡庶华、宗白华、老舍及吴祖光等多位民国文化名人均在此地区工作生活过。

当年“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理性国策所获取的辉煌成果简述如下：

·  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的中级知识分子都被迁到了西南大后方。

·  实施“贷金和公费助学”政策，免除所有后方学校大学生的学杂食宿衣等全部费用。其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

·  免除全部中小学生的教育费用，受此良策影响，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上升到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达到战争爆发时的近2倍，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则从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25000余人。

·  为恢复大学的教学与研科质量，国民政府从抗战第二年起即拨款给各国立大学，助其恢复因战争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

·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动用极其有限的外汇选拔派遣1566名大学生赴欧美留学，对此前已在海外的2500名中国留学生则给予不薄的经济补贴，人才培养的步伐在抗日战争期间非缓却增。

·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始终位列第二，仅次于当时的军费支出，而“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规则也始终坚持不变。

当年面对野心勃勃、强悍非常的日本侵略军，“中国不会亡，中国没有亡”功绩，无疑应该归功于“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这一深思熟虑制定出的英明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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