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国民党大员吴绍澍的多面人生
照片上右为吴绍澍
最早获悉吴绍澍这位国民党大员，是在阅读抗战初期军统特工与淞沪日伪汉奸组织博弈厮杀的一些资料中；后来再次获悉他，却是在一位“右派”作家在其回忆录中所提及发生在东北北大荒劳改地的一个场景；大首长王震赴北大荒某农场视察，在垦荒现场与劳教人员谈话，正在那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吴绍澍，围在王首长旁边，并主动热赞首长的讲话。王首长询问其名，他及时报了姓名，首长颇为吃惊地说了一句：“哦，你就是吴绍澍，我知道你的情况，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啊”。
吴绍澍，字雨生，枫泾镇人，1906—1976，出生于上海。1922年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四·一二事变后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1934年任汉口市党部委员，还出席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经朱家骅推荐任三青团武汉支团筹备干事。同年秋，武汉沦陷后他绕道辗转长沙及桂林等地赴重庆。1939年受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回到沦陷区上海，筹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三青团上海支团部，随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及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长，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南战地宣传办事处主任，从事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接应、护送出入敌占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新闻工作者，搜集日伪情报，派员渗透敌占区，制裁日伪汉奸，为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在上海活动期间，吴绍澍曾多次遭日伪特务的搜捕，本人虽未遇难，但他的三个子女和胞姐吴颖彰却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
“四·一二”之后，吴绍澍经受不住考验，背叛革命，投奔了国民党，出卖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致使中共在上海的势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吴绍澍觉得在上海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就仓皇地逃往汉口。因汉口地区龙蛇混杂，局势也不太平。吴绍澍待了几日，混不下去了，只得重回上海，求救于青帮大佬杜月笙，恳求杜月笙能将他收为门生。
当时，杜月笙势力已极盛，吴绍澍就是想通过杜月笙这一层关系，在汉口能打开局面。杜月笙接到吴绍澍的拜师帖后，当即修书一封给汉口的青帮领袖，让他们收留照顾吴绍澍。吴绍澍再回汉口后，大肆吹嘘与杜月笙的师徒关系，因此而名气陡涨，逐渐地掌握了汉口地区的青帮势力。后来，吴绍澍又参加了陈立夫主导的“CC”派。
当时“CC”派中还有一位杜月笙的弟子，名叫吴开先（抗战期间也在上海领导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他在与吴绍澍的斗争中处在了下风，杜月笙就把吴绍澍找来，以“老头子”的身份训斥了几句，吴绍澍心里颇为不满，师徒之间就开始产生了裂痕。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上海代表人选这件事上，二吴均各有算盘并相互抵触，矛盾也就公开了。但吴绍澍也明白，上海非比其他地方，这里是杜月笙的老巢。如果想在上海有所作为，就必须首先扫除杜月笙这个大障碍。
吴绍澍对师傅杜月笙步步紧逼，除了到处散发传单、标语，抨击上海滩的大小帮派外，还煞费苦心地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打倒恶势力”之类的文章，明眼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针对其师傅杜月笙的。
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杜月笙待了不长时间后，便摸清了个中奥秘，于是开始韬光养晦，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当年10月下旬，杜月笙步步为营的局面终于因戴笠局长抵沪而得以改变。戴笠与杜月笙是金兰之交，当他听说吴绍澍背叛师门、忘恩负义的事情之后相当震怒，于是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一下吴绍澍。
戴笠最初是在上海滩为杜月笙大造舆论，宣扬杜月笙的抗战功劳，而且还把杜月笙请到军统办事处，参加他的“庆功宴”，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警告吴绍澍，他正在护着杜月笙，你吴绍澍千万不要乱来。
吴绍澍的结局来得很快，杜月笙一直派人在调查吴绍澍的底，而且很快就有了眉目。上海光复以后，许多汪伪政府官员及大汉奸为了躲避国法制裁和人民的审判，纷纷畏罪潜逃，这其中就有汪伪统税局局长邵式军（民国才子邵洵美之二弟）。邵式军前后任职8年，贪污受贿，家财高达数亿，富可敌国，是上海汪伪汉奸中的首席富豪。抗战胜利后，邵式军只身逃走，但他留下的大量财富却神秘失踪了。杜月笙探到查封邵式军府邸的正是胜利后的上海新任副市长吴绍澍，猜想此事定然和他有关。杜月笙命陆京士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然后亲自交给了戴笠。
戴笠抵达上海后，除了建立军统在上海的总站之外，还肩负着在上海地区肃奸及查抄敌产的重要任务。在得到了杜月笙提供的举报材料之后，戴笠立时意识到了当中的猫腻。于是他找到邵式军的妻子，询问后得知有四只保险箱藏在原来的邵式军府邸上，其中一箱金条，一箱美金，一箱钻石珠宝，还有一箱日本债券。军统办案人员在市党部中开墙挖地，终于查到了那四只木箱，但三只木箱中已空空如也，而没开封的那只木箱中却只有已分文不值的日本债券。
抗战后期及胜利后，吴绍澍一度曾身兼国民党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长，国民党监察院江苏监察使，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代市长及社会局长等八项要职，因此权势显赫。但他“侵吞敌产案”被戴笠携手杜月笙揭穿后，立即引起了蒋委员长的震怒，第二年初就先后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副市长及市党部主任委员及社会局局长等要职。
遭遇巨大的政治失意后，吴绍澍在上海创办了《正言报》，自任社长。1948年春，他与中共地下党记者徐铸成结伴游台湾期间，向徐吐露了弃暗投明的愿望，并托徐将此心愿转告马叙伦。同年10月1日，他借“王孝和烈士”事件，请范锡品撰写了题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的社论，愤怒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国民政府当局对此自然极为不满，同月12日，吴绍澍的《正言报》被查封。同月，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吴克坚秘密取得联系，明确倾吐了自己愿追随共产党，为上海解放助一臂之力的决心。
1949年3月，吴绍澍得悉军统头目毛森已下密令搜捕左翼大律师史良，不顾个人安危，设法接应史良脱险。上海解放前夕，毛森下令搜捕他，他只好藏身于好友毛子佩的家中，并秘密策动沪西和南市两个独立旅发起了阵地起义，为解放军攻占上海立下了巨大功绩。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吴绍澍积极协助军管会办理敌产及各类档案材料的接收工作，并将《正言报》社所有的机器设备一并献给了人民政府。1949年9月，周恩来电邀吴绍澍去北京，吴绍澍于1950年1月到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参事室工作，并被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但1957年却又沦为了“右派”分子，并被押送东北地区的北大荒农场改造世界观，1962年获“摘帽”处理后返回北京。“文革”中再次遭受批斗；1976年6月2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979年，已在阴间的他喜获“右派改正”处理，被恢复了名誉及待遇，骨灰也终于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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