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倍瑜 | 以人类学与新文化史角度评《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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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学与新文化史角度评《袍哥》
张倍瑜
这是一本关于川西秘密社团的微观文化史。作者王笛围绕着一部封尘将近七十年的社会调查报告，辅之以档案、文史资料、小说以及回忆录，勾勒了川西平原的历史、人文及政治图景。王笛的故事里面没有宏大的叙事和理论，有的是关乎袍哥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信仰、思想和挣扎。它们虽然是琐碎的，但是并非无关紧要。正如王笛自己解释道：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 (页2)。如果对袍哥的细节剖根究底，会发现它关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关乎民间社会的自治与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关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诉求，更关乎川西平原在其近几百年来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生活模式。可以说，王笛的这本著作弥补了学界的几大空白。第一，《袍哥》向大众解密了这一被神秘色彩笼罩着的民间社团组织。第二，它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川西乡村社会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庶民们。第三，从方法论上看，《袍哥》可代表中国学界与西方新文化史对话，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新文化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阅读《袍哥》是一个轻松愉悦且充满启发的过程，读者在沉浸于作者细致入微的文学式的描写的同时，亦被其严谨的历史分析所触动。本书开篇讲述了发生在1939年成都附近的（虚拟）“望镇”的杀女案。与其他刑事案件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关于袍哥首领雷明远亲手把女儿推入死亡之渊的故事。让人惊讶的是，凶手雷明远不仅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这种私刑家法似乎在地方社会畅通无阻。那么该事件究竟是在怎样的社会土壤发生的，而袍哥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它作为一个引子，把读者带入了袍哥所生活的世界。在接下来一章中，王笛开始向读者“深描”了袍哥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首先，川西社会的移民历史是其社团发展强大的动因，这点在其他拥有移民历史的族群上亦可得到佐证。比如，20世纪初华南人口大量南迁到东南亚和北美洲，在缺乏宗族纽带的异乡，当移民需要寻找帮助与庇护时，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离散地，秘密社团以各种形式存在并扮演着协调华人内部问题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川西平原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及其农业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们对集市的依赖，而集市的繁荣进一步催生了茶馆文化。而袍哥与集市、茶馆一起构成了成都寻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在第三章中，王笛追溯了袍哥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迅猛发展的历史。作者惊乎于袍哥网络的广泛和势力之庞大的同时，开始着手搜集地方县志、官方档案以及地方小报，剖析了袍哥如何利用动乱的社会，先后渗透到清兵和革命军之中发展壮大；民国时期袍哥更是在川省军阀混战之际，利用政府行政无能，渗透到社会底层，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这一部分同时与后面的第八章：《在茶馆“讲理”》以及第九章：《仪式与规范》，遥相呼应。可以说，如何看待地方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是《袍哥》的中心论点，王笛从多个维度对这一对相互竞争的力量进行了深度分析。其一，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成为成都老百姓解决日常纠纷的地方，而袍哥作为关键协调人，其声望便是地方自治的依据。这表明国家权力往往无法制约地方社会，需要依赖于社会精英对地方实施控制。当1949年解放军进入成都，新政权开始接管地方社会时，袍哥们并没有进行武装抵抗，但是的确发生了武装“暴乱”。在第十六章《袍哥的覆没》中，王笛对1949年后袍哥与新政权的冲突给出了新的诠释。袍哥在共产党进入川西后，并没有采取敌对状态，相反，许多袍哥亦曾是进步人士，例如张澜，所以不存在袍哥与新政权争夺权力的阶级斗争。而引发暴乱的动因，恰恰是新政府过度征粮，导致地主无法承受，把重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袍哥作为地方利益的保护者，开始用武装力量进行抵抗，产生了“土匪”暴乱。这一例子生动地诠释了在新旧交替之际，深入人心的传统家法帮规是如何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权之间产生矛盾与碰撞的，也从侧面揭示了所谓的“和平解放”也许并不“和平”，毕竟，对共产党而言，它要接手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各种民间社团组织所控制着的乡村社会，而“袍哥“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作者以袍哥的组织帮规《海底》为依据，向读者解密了袍哥的语言、手势、行话以及精神信仰。王笛认为， “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及政治文化打开一扇窗” （104）。不难看出，在这里，作者试图将中国历史与西方新文化史接轨，尤其是“心态史” （histoire des mentalities）。心态史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由法国文化史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主导，探索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世界观以及态度。而王笛要探求的，恰恰是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与政府相对立的“庶民”的内心世界。在官方档案中，这部人往往被刻意抹黑和边缘化，因此如何发掘出他们真实的声音，便是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首先，《海底》这部被袍哥视为“圣经”般的文书为我们了解袍哥的精神世界提供第一手的材料。通过剖析《海底》里面的隐语和暗号，我们看到了一个反政府的、讲义气的、次文化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海底》的记载一部分是袍哥的真实历史，一部分是想象出来的历史。通过重复宣传“汉留”、“反清复明”等充满政治意义的符号，袍哥们实际上利用《海底》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想象和编辑。我们不禁发问，这份来自《海底》的声音是否是真实的呢？文化史的一大弊病便在于依赖文学类史料，使得学者过分解读某种文化和群体。但是，在《袍哥》一书中，作者很好地结合了《海底》与其他关于袍哥的社会调查资料。我们看到许多被《海底》记载的仪式和暗语，亦被沈宝媛收录于对雷明远的调查之中。只是，毕竟王笛是在沈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展开的历史分析，所以很多问题他并无法从袍哥那里得到一手资料，例如，《海底》到底在袍哥的日常生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作为一本反清复明的书，《海底》是怎样得到流通和传播的？并且，王笛亦在书中指出，他看到的《海底》的三个版本，都不是沈宝媛所列出的版本，那么不同版本的差异性是否会影响作者对袍哥内心世界的解读呢？
《袍哥》一书最精彩之处在于对多元化史料的运用和综合。在《叙事与文本》一章中，作者对史料展开了“自反” (self-reflexivity)。“自反性”这一词来源于人类学，意指人类学家反思自己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以及思维，以及其如何影响决定着某种知识的产生。史学界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即文化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因此王笛在此对史料进行自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判断作者对袍哥历史的构建的真实性。首先，这是一部关于边缘群体的历史，为了能让庶民发声，作者批判地解读了官方构建的袍哥历史，这对于“膜拜”档案和官方记载的中国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极大的“挑衅”。其实，文化史刚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亦受到了传统史学界的质疑。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民间文学到底能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然而，随着文化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问档案的虚构性。作为精英和当权者的代言人，档案执笔人手下的文字记载又会比民间文学可靠多少呢？所以，王笛是很喜欢用小说中的图景去想象当时的川西平原社会的，一方面，他结合了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使得文学资料多了一份可信度；另一方面，文学的叙事使他更像是一个茶馆的说书先生，向你娓娓道来一个关于袍哥的故事，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但是，史学家必须要警惕任何形式的文字记载，因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史料，它都是前人的构建，而史学家面对的是构建之上的构建，尽管历史学家总是尽力去还原历史，但是我们永远也还原不了历史，“追本溯源”其实是一种迷思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袍哥》这本微观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史料，是一位燕京大学的、名叫沈宝媛的大学生于1946年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可以说，以二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为主要依据进行历史解读的方法即是创新的，更是冒险的，因为二手史料不可避免得加入了调查者的主观性，无论他如何强调自己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份调查报告，调查者沈宝媛从搭建框架、提出和解决问题到研究方法都是对原始材料进行提取、加工和整合而得到的。可以说，王笛拿到的调查报告已经是一份关于袍哥雷明远的、系统化构建的知识。对待原始史料，史学家往往直接提取其中的信息加以整合分析，但是面对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史学家必须进行深层的解构，即抽丝剥茧般地去解读文本信息，从而尽最大可能获得客观真实的事物原貌。这就好比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人类学家在写作民族志的时候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描写，通过深入的分析去走入研究对象的“自我”，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对特定文本给予文化的“阐释”(interpretation) (Geertz 1973)。对王笛来说，无疑，这份社会调查报告，就是好比是一份亟待阐释的民族志文本。例如，沈在报告中陈述到雷明远佃户的身份，作者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对当时川西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消费模式进行深度解剖，把袍哥雷明远的破产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去(contextualize);又如，沈的报告中提到雷明远有吸食鸦片的习惯，根据这一信息，作者进一步对当时四川鸦片泛滥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雷家的没落也就显得更加合乎情理。如此一来，王笛在写作《袍哥》时，是把聚光灯投注在了与雷明远相关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上，而整个社会的政治和历史变成为了舞台的背景，衬托着主人公(雷明远)的起起伏伏。把个人的命运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情境中去，不仅让我们理解了雷家和袍哥的起起落落，更看到了个人如何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大背景纠葛着(entangle)。所以，微观文化史虽然是关于个体的历史，却也是与宏大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王笛对二手史料的解读做到了以小见大，管中窥豹。
关于如何对资料进行“自反”，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作者是如何将沈宝媛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解构她自身的知识体系的形成。首先，袍哥得以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离不开1930年代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学者对农村问题的关注。而沈宝媛，就读于燕京大学，师从当时中国社会学科奠基人，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这种学潮是分不开的。例如，沈的报告对袍哥的评价带有明显的左倾意识，这点在了解了沈的思想体系形成的背景之后，便显得无可厚非了。所以，《袍哥》其实是一场“戏中戏”(play within a play)，作者即讲述了袍哥的历史，又讲述了当时知识分子怎样认识和看待袍哥的故事。
最后，作为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研究，王笛并没有忽略女性在袍哥中微弱的声音，他甚至用一章节专门讨论“女人的命运”。但是，关于女性在40年代川西乡村社会扮演的角色，他并没有给出特别让人信服的分析。这点可以从他大量依赖沈宝媛调查报告中对雷大娘、女儿淑英和淑清、仆人俊芳以及雷明远的情人的描写可以看出。这几位女性其实在《袍哥》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色和面貌，有些甚至是极为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刻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例如，王笛和沈宝媛都认为淑清被雷明远杀害的悲剧体现了女性地位地下，被封建传统礼教压迫而无力反抗的现实；而雷大娘雷厉风行的性格却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着雷明远，并帮助他在袍哥中建立威信；雷大娘的女儿淑英虽然不受重视但毕竟在学校接受教育；同时，雷明远后来找了一个非常摩登的情人，不仅穿着时髦，而且还是小学教员；而他对仆人俊芳是最为鄙夷的。这五种女性的刻画原本就是非常矛盾的。如果说雷明远骨子里是非常鄙视女性的甚至把女性当成玩物，那么他完全可以把情人养着，何必上升到结婚呢？那么这位接受了较好教育的摩登女郎又为什么会在雷明远落魄的时候选择和他在一起？是不是“自由恋爱”也折射到了极度封建传统的袍哥雷明远身上呢？还是说雷明远对女性的偏见与其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比如俊芳，以及他前任黄氏之女淑清。毕竟，40年代的中国已经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改革和运动，妇女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依旧下结论说妇女仍然受桎梏于封建礼教似乎有些草率，女性的地位与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在地方社会从事的生产活动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而且讽刺的是，这部以男性为主的袍哥的历史，恰恰是通过一个女性的口述(雷大娘)展开的。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向我们打开了川西秘密社团的大门，不仅把我们引入了袍哥的内心世界，更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底层的个体是如何在几百年的历史变革中挣扎生存的。虽然标题写明是“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但实际上王笛追溯了袍哥在明朝的起源，在清朝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壮大以及49年后在新政权下的没落。文化史学者尤其不愿意使用严格的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因为文化史并非只关注某场革命运动、亦或是某个民族政权的形成，它关注的是某个时代下的特定的群体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止时间，所以文化研究者，比如人类学，倾向于研究稳定的文化结构，而历史学更多地关注变化着的社会，这两股看似矛盾的力量正开始更多地进行对话和借鉴，例如史学界的“文化转向”以及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 (Sahlins 1985)。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袍哥》可以说很好的展示了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它即关注袍哥这个群体身上的文化特征，又还原了袍哥在变迁着的历史环境下的起起伏伏。
References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Sahlins, Marshall.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十六期“Talk to the Author“活动将阅读和讨论复旦大学日语系王升远老师的新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三联书店，2017年12月），现征集书评人，具体信息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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