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何雨晴 |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习近平
[引用格式]:周文,何雨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财经问题研究,2020,(4):12-19.
周 文(1966-),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等研究。
E-mail:zhou59201@163.com
何雨晴(1997-),女,上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mail:569329245@qq.com
关键词：
国家治理; 政治经济学; 中国奇迹;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同视角下的研究文献
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治理”。世界银行给出的定义是，治理是利用机构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问题与事务的实践［3］。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治理是基于法律规则和正义，平等、高效的系统的公共管理框架贯穿于管理和被管理的整个过程，要求建立可持续的体系，赋权于人民，使其成为整个过程的支配者［4］。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区分“治理”和“统治”的概念来确定“治理”的内涵。王诗宗［5］指出，相对于统治，治理是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必定意味着国家(政府) —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调整中，政府之外的力量被更多地强调，国家中心的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新组合所替代。俞可平［6］认为，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丁志刚［7］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治理是为人们按照一定目标或价值而对人、事、物进行的控制、管理活动。许耀桐和刘祺［8］更具体地指出，治理是面向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的一个行动过程，参与者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在内的多个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由此可见，“治理”是一个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对于国家治理内涵的阐释，已有研究从不同学科背景和领域进行了广泛探讨。何增科［9］认为，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薛澜等［10］认为，所谓国家治理，就是在理性政府建设和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公共利益全面增进的活动与过程。王秀华等［11］基于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治理是国家基于现有经济基础、国家制度与文化价值，凭借特定体制机制、法治规则与公共理念方式，为实现政权稳定、社会安全与发展进步而与社会领域发生互动的过程。
基于对国家治理的不同表述，现有研究文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有不同。莫纪宏［12］从法治的角度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内涵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许耀桐和刘祺［8］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指出“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系统结构) 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 方法方式) 的现代化”。包心鉴［13］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法治现代化。赵宇峰和林尚立［14］也强调了国家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制度的内在优势和特点，必须遵循制度的内在逻辑。景维民和倪沙［15］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构筑一个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样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已有文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侧重点，政治学领域更多关注政治制度等，社会学领域更侧重社会结构的变化等。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二、国家治理的内涵；基于政治经济学考察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16］。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生产力发展情况，中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必须与所有制形式相适应［17］，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下，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此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下，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生产关系的治理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普遍规律，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规律［18］。上层建筑综合体现和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层建筑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通过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稳定持续发展。新中国70 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的完备体系及其良好运行。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脱离生产力谈生产关系，脱离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使得由所有制结构、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分配方式等组成的生产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由此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因此，要研究国家治理，必须将其放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和制度体系中考量，良好的国家治理就是确保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
三、中国崛起：国家治理的绩效
(一) “中国奇迹”与国家治理
新中国7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新中国70 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7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到1978年的3 679亿元，再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1978—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4%，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是2.9%。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732美元，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而且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危机和社会动荡。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互联网大国、消费大国……
在减贫事业方面，精准扶贫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根本性、历史性的解决。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 040万人，累计脱贫5 203万人。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欧洲人口的总数。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中国经济不断做优做强做大，并不断反哺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锚。资料显示，1979—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4%，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中国不但坚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进对外开放; 而且更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推进建设“一带一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这些举措受到越来越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誉。“中国奇迹”不是偶然发生的。综合来看，促成“中国奇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治理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制度、制度体系及其治理效能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开创性历史成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不断调整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随着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得以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将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
(二)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任何制度上的优势最终是要通过治理效能展现的。因此，制度的优劣不仅由制度本身决定，还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治理能力的内容和结构，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础，而治理能力的提升又将促进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挥治理效能。
同时，制度优势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为了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优势，中国主要通过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条路径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国家制度必须紧跟现代化的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推动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
(三) 治理体系与基本经济制度
“治理体系”，就是参与和实施治理的全部要素、手段、方式和环境、条件的总和，即体系化的治理结构和要素［19］。今天中国的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改善，逐渐演变而成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__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
1.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被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相比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这样一种被称之为经济学“三维谱系”的稳定结构，既可以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可以发挥政府主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从而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被动发挥作用的框架。政府可以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进而克服由于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发展规划缺少长期性等问题。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保障长远利益的实现。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定力、有能力长期保持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制定思路不发生改变，这是当下跨越发展阶段和深化经济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有利于在改革过程中保障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始终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超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约束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提出政策措施，不断把发展向前推进”［21］。
2.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中国的生产关系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由劳动者所共有，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国有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对缓解宏观经济的波动有显著优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作用，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中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2］。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使其也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制的繁荣发展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国有企业竞争机制不足、效率低下、缺乏创新能力等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1］。
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的空间也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曾经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局限性越来越明显，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中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新中国用7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密不可分。
3.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任何分配方式都必须与一定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则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方式上的体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其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必须强调公平，不仅是机会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按劳分配为主体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又能保障公平，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了体现效率与促进公平的统一，有利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劳动者除按劳动获得收入以外，以其他方式对生产发展的贡献仍可获得收入，有利于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多劳多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新中国70 年以来，居民收入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取得了巨大成就，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相比之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导致各国劳动收入不平等、财富分配和资本收入高度不平等。中国分配制度不断呈现出显著优势。
4.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大成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2］。竞争市场的运作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可以起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两者的有机结合既保持了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也克服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
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新路。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3］。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优越性有机结合，交出了一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美答卷。市场经济既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匹配，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相关。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同步加以坚持和完善。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高标准要素市场制度和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通过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 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掌握和运用治理体系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主要体现在资源动员能力、创新引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三个方面:
1. 资源的汲取和调控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24］
国家治理能力强，则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高效地集合资源，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整体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5］。政府通过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难点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集中力量，将资源有效整合到战略性先导产业、前沿部门、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国家治理需要集中力量为国家稳定运行提供基本制度保障，如国防、外交、司法和立法等; 为微观经济的运行提供物质条件，如交通基础设施; 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
2. 国家治理的创新引领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上
国家从长远角度出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节点作出判断，得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矛盾，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作出战略导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不断寻求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更好的结合路径。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的长中短期规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定目标、定方向、定任务、定政策。鄢一龙［26］认为，“中国经济奇迹之路就是以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为基石而铺就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之所以能够造就中国经济奇迹，在于它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动员和激励各方为实现目标而共同奋斗; 在于其能够抓住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助于确定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协调各种资源的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完成，都为后续规划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制度和政策条件。
3. 国家宏观调控所具有的风险控制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治理在全球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间相互深度依赖、相互影响。相较于过去，对国家治理的需求往往不产生于国内冲突，而来源于外部冲击［27］。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宏观调控保证了经济的平稳过渡。在全球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面对风险的冲击，国家需要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尽可能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而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来说，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经济发展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和总量失衡，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国家治理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要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弥补市场失灵可能带来的风险。
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成效，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破解了共建与共享的协调难题
共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进行社会建设，人民群众是共建的主体要素和基础条件，在共建的基础上人民共享发展结果，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美好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共建是共享的基础，以人民为中心调动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全民共同参与社会发展建设，从而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使劳动者在生产的过程中获得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本之间的平等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方式强调分配的公平性，保障了人们在不同所有制下获得相应的财富价值，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
(二)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破解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难题
一直以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都是西方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最重要命题之一，也是各个经济学派争论的焦点。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等虽然在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但他们一致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始终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定政府与市场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推动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这一互补模式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既做到了宏观调控有力、有度、有效，又确保了微观主体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统领一切，协调各方，使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相互协调，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地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根本性超越［2］。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破解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的难题，在理论和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三) 坚持促进效率与体现公平的统一，破解效率与公平的协调难题
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公平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环境条件的改变，政府政策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一方面，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决定，肯定了市场竞争机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分配不公平问题，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二者同等重要，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四)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统一，破解政治与经济协调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新时代根据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协调统一，政治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得越深入，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将越高。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能够使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和经济运行秩序保持正确的方向方法，实现政治促进经济的长效机制。
(五)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的统一，破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难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需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大规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但忽略了生产力仍然落后的国情，开展“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改革开放后，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立了适用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依据各个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及时对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包括所有制形式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协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
(六)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重点推进相结合，破解了稳定发展的难题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均在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这些国家一直没能跨过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a圷_F/襙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高速发展的奇迹，在经济增速放缓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按平均汇率折算，2018 年末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 万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地解决实现宏伟目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在一步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向着既定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按照既定目标推进改革、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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