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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丨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静 新三界 2020-08-17


原题
而我却今天
才知道他的存在






作者:柴静



叶企孙先生

摄于1925至1930年间,清华大学


01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清华大学校门,左图摄于2005年7月,右图摄于1930年前后


02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26年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左二梅贻琦,左三叶企孙、后排右二赵忠尧


03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礼堂前合影。1 排左起:戴中扆、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萨本栋、任之恭、傅承义、王遵明;2 排左起:杨龙生、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李鼎初、池钟瀛、秦馨菱、王大珩;3 排左起:于光远、杨镇邦、谢毓章、孙珍宝、刘庆龄;4 排左起:赫崇本、戴振铎


04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1936年清华物理系师生在科技馆前的一张合影,二排左三叶企孙,二排左五吴有训,四排左四钱伟长


05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西南联大校领导,右一叶企孙


06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右三叶企孙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48人出席,三排右二叶企孙


07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熊大缜留给老师的照片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1958年在颐和园,左起周同庆、叶企孙、叶铭汉


08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1963年5月,参加第一次全国磁学会议期间摄于太湖之畔,前排左二叶企孙


09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叶企孙手稿:建议成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10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1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1995年4月30日,著名科学家施嘉炀和叶企孙的弟子王淦昌(左),在清华大学为新落成的叶企孙铜像揭幕


文章原载柴静的博客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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