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杨天石：被推向革命阵营的清末知识分子

原题

被推向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

作者：杨天石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逐渐出现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虽自幼濡染儒家典籍，但出身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学，具有与科举出身的传统文士不同的知识结构。除声、光、化、电等现代自然科学外，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些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等。

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相对独立，或者尚未就业，或者大部分服务于新兴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其中部分人愤恨清廷的腐败、专制、丧权辱国，由投身救亡运动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理想。这部分人就社会地位论，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政治态度言，可以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追求民主、共和，以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因此可以称为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各项政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构成清末革命党人的主体，也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

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言，他们中的一种人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另一种人不同程度上接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希望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的弊病，走一条新的道路。以文化态度言，一种人强调保存国粹，发扬传统文化；一种人强调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持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

另有部分知识分子，虽有拯救民族危亡之志，渴望改革和进步，甚至向往民主，但害怕革命暴力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求稳求安，担心革命会造成社会大破坏，招致内乱，引起列强瓜分，因此与戊戌维新时期形成的改良派合流。这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希望以温和的办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可称为立宪知识分子。他们构成清末立宪派的主体。

另外还有少数知识分子，痛恶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和灾难，也看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和丑恶一面，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主张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其中一类人既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反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另一类人认为无政府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在当前，不妨与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同行。

杂志：知识分子的阵地

日本东京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集中的地区。1900年，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冯自由等组织开智会。以此为起点，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竞相面世。1901年，3月，秦力山等创办《国民报》，明确地倡导反清。此后，留日学生，特别是留日各省同乡会的刊物便层出不穷。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这些刊物，大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意识，在拒俄运动前后纷纷转向革命。

《游学译编》由留日湖南籍学生于1902年11月14日创刊，以译文为主，兼刊论著，内容丰富，举凡西方国家的学术、政治、教育、历史、现状、列强侵华报道等，均在译述之列。《满洲问题》一文称：“满洲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人之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

1903年，留日清国留学生按照不同地域，先后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其中《湖北学生界》主要批判中国君主“愚民、弱民之罪”。其中《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义务》《中国当重国民教育》等文指出：中国人民“如在网之鱼，在笼之兽，一任主人之左右之、支配之”，学者们只能歌功颂德。《江苏》以“谈腐败”为主旨，矛头暗指清政府。孙中山曾在该刊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号召中国人民“再造一新支那”。当时，柳亚子还是16岁的少年，在《郑成功传》中赞美郑“拒满洲，排荷兰，辟台湾新地”的功绩，歌颂其为“黄族好男儿模范。”

留日学生大多是热血青年，身处异国他乡，既眷恋民族、乡邦、宗国，又比国内知识界能更早、更多地接触世界先进文化，这就使他们迅速成为当时中国人中间最早觉悟的群体，上述在日本创办的杂志，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指陈民族危机，热烈地号召救亡，无情地抨击专制制度，呼喊自由、平等、民主与共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

知识分子团体的形成

在创办杂志，进行文化宣传的同时，留日学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逐渐出现爱国或有革命色彩的小团体。1902年4月27日，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周逵（宏业）、唐蟒、马同（君武）、冯懋龙（自由）等十人署名“支那遗民”，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鼓吹反清。《会启》追溯南明永历皇帝自登基至逃亡缅甸，被执送清军的历史，号召云南人毋忘李定国，福建人毋忘郑成功，浙江人毋忘张苍水：广西人毋忘瞿式耜，湖北人毋忘何腾蛟，辽宁人毋忘李成梁等抗清英雄，共起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

会议原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密报日警，日警于前一日召章太炎等谈话。章穿着华服，长衣大袖，手摇羽扇，进入警察署。警长询问各人为清国何省人，章太炎答说：“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再问属何阶级：“士族乎？平民乎？”章太炎答称：“遗民。”听得警长一再摇头，宣称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届时，精养轩密布警察，到达轩门的中国学生均被劝散。孙中山率横滨华侨十数人到会，临时改为聚餐，以遮警察耳目。餐后回到横滨，在永乐楼补行纪念仪式。同年冬，叶澜、秦毓鎏、张继、苏子谷（曼殊）、冯自由、陈由己（独秀）等创办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东京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革命色彩鲜明的团体。

中国东南的学界风潮

上海已是新型知识阶层活跃的一个地区。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同一天，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教育会本意为自编教科书，嗣因驻日公使蔡钧建议停派留日学生，借以阻遏新思想的传播，蔡元培等遂计议自办学校。吴稚晖、黄宗仰、汪德渊、钟宪鬯、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龙泽厚、吴葆初、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陆续加入。次年10月，南洋公学无理开除一伍姓学生，该班学生不平，校方竟进一步开除全班学生，学生愤而全体罢课、退学。退学后的学生何靡施、胡敦复等人在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下成立爱国学社。不久，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亦因事退学，加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的学生逐渐增多，至1903年4月，从最初的55人，发展至132人。有趣的是《本纪》在旧史中原是皇帝的传记，但章太炎却要学生书写自己的生平，都自称“某某本纪”。

爱国学社的机关刊物是《童子世界》，于1903年4月6日创刊。由于该刊的执笔者都是学生，因此充分表现出年轻人的锐气和无畏，自称本报“无一语不激烈”。该刊批判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我们祖国已经糟的不成样子，你道不是那些卖国贼、民贼弄坏的？”“拍外国人的马屁，东边割了一块地皮，西边送了十万银子，穷是穷了，亡是差不多了，我们还不要骂他、恨他么！”俗话说：初生之犊不怕虎，《童子世界》的作者完全不把历代统治者所膜拜的至圣先贤放在眼里，自称“他有一双眼，我们也有两只；他有四肢，我们也有两手两脚。”化名“祛魔子”的文章指出，皇帝“比强盗、官吏恶过十倍，害过万分”，“盗了天下人的天下，拿天下人做奴隶”。吴忆琴的文章承认孔子是“大圣”，但并不认为出自娘胎，天生如此，满怀信心地表示：“他能这样，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就不能做一个圣人的圣人么？”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找不到任何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影子。

南洋公学风潮之后，吴兴浔溪公学、江宁江南陆师学堂、杭州浙江大学、上海广方言馆、杭州蕙兰书院等校纷纷发生退学风潮。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全国15省共发生各类学潮59次，其中，江浙两省发生26次。1904年全国13省发生各类学潮67次，其中江苏、浙江、湖北发生36次。这些风潮，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开端，反映出新型知识分子自治、民主意识的觉醒，预示着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即将发出更大的声响。

从拒俄运动到反清革命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为了镇压广西境内的“游勇”，巡抚王之春向驻扎越南的法兵求援，并向洋行借款，许以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权作为酬劳。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决定致电抗争，声称“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次日，留学生会馆在锦辉馆召集会议，与会留日学生500余人一致赞成干事们的意见，向清政府政务处发出长函并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师生及上海士绅400余人参加。广西人马君武提议组成有势力的自立会，“与外人及顽固者抗衡”，吴稚晖建议工商界罢市，蔡元培建议立即成立反对法兵干涉的专门团体。当日，签名参加“阻法会”者达300余人。

王之春借法兵并非可靠消息，它在海内外迅速激起波澜，说明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不久，这种热情在东北问题上再度爆发。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乘机出兵霸占中国东北。1900年9月，沙俄提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将奉天省变为俄国殖民地。次年，3月15日，汪德渊、汪康年、蒋智由等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集会，声称如各国援例，中国立亡，要求清廷“力拒俄约，以保危局”。

在全民反对的声势下，清廷驻俄公使拒绝在条约上签字。4月19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沙俄军队应分期从中国境内撤离，但到第二年，沙俄不仅不依约撤军，反而乘机提出七项新的无理要求。1903年4月1日，在上海的江苏十八省爱国人士集会张园，决定致电清廷外务部及各国政府，表示对沙俄的侵略要求，“万难承认”；即使清廷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会后，冯镜如等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蔡元培、马君武、邹容等签名参加。

4月29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到会500余人。临时议长、成城学校陆军科学生汤尔和、钮永健、叶澜、周宏业、程家柽、李书城等多人发表演说。汤称：“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诸君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求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么？”（众大拍掌）。他建议“有不怕死、肯牺牲一身为中国革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向北洋请愿，奋身前敌，万死不惧；他说：“我中国自甲午以来，久成为世界三等国，以三等国民而敢与世界第一雄国死抗，我辈虽被大炮炸成飞灰，还不值得么？”（众皆举手赞成）遗憾的是此时热血沸腾的汤尔和到了抗战爆发，他却恬颜事敌，成了华北傀儡政权的官僚。

汤尔和的这场演说极富鼓动性，会场上充满慷慨悲壮的气氛。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0人签名加入本部办事。浙江人潘国寿刚刚十六岁，身体弱小，也签名入队，同乡劝阻，他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行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在致清政府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义勇队成员决心以古希腊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的事迹自励，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者决战：“昔波斯王泽尔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壮丁数百，扼险据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

在如火如荼的拒俄运动中，清廷闻出了革命的味道。因此，清廷从一开始就反对青年知识分子中展开的爱国运动。驻日公使蔡钧密电外务部，指责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清廷的顽固态度使知识精英们极为愤怒，不少人因此转向革命。1903年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召开大会，将原定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赞成。

转变后的军国民教育会以鼓吹、暗杀、起义为进行方法。先派出“运动员”12人归国活动，杨笃生、何海樵、苏鹏、龚宝铨等少数人则组成暗杀团，谋刺慈禧太后，因难于下手，便以上海为活动据点，待机行事。1905年，杨笃生到保定，发展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吴樾等为暗杀团成员。这年8月，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9月24日，吴樾在北京正阳门始发的列车上放置炸弹，炸伤载泽等2人，迫使考察推迟，吴樾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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