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丨卢治安：​“七路军”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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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丨卢治安：“七路军”的祭奠

卢治安新三界 2020-09-0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卢治安，生于1947年12月，天津第九十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河北省围场县大唤起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11月选调回津，做中学教师。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2008年春退休。

原题

“七路军”的祭奠

作者：卢治安

狼牙山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29路军等各路守军的溃败，狼牙山下，易（易县）、满（满城县）、徐（徐水县）地区出现了遍布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以“抗日”为旗号的地方武装。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其中，以孟阁臣为首的“七路军”、以赵玉昆为首的“十路军”等，力量最强，影响最大。

自1937年下半年始，到1938年底，一年多的时间，“七路军”更是发展成为有大批的地主士绅、农人百姓、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参加的拥有7000多人，建制齐全、组织严谨、装备精良、占有冀中最富饶的易、满、徐地区的武装势力。

似乎所有红色历史档案的记录中，“七路军”都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打着抗日招牌的土匪队伍，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勒索欺压百姓；其匪首孟阁臣更是兵痞流氓出身，抽大烟、玩女人，勾结敌伪，破坏抗日，随时准备投敌的汉奸。

《聂荣臻回忆录》中还称孟“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情报人员”。1939年1月，“七路军”被杨成武独立一师（注：1937年初夏，杨成武的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后扩编为独立师，独立一师的番号，仅存在了一个月，1937年12月在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下被撤销,<在张家口日本军的档案文献中，“独立师”这个番号一直存在于1940年底>。此后，一度改称为“晋察冀军区一支队”，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番号平行）收编，孟阁臣被捕，押到阜平后处决。

我的祖父卢星文（名焕斗）、父亲卢钧（又名卢伯衡）分别于1938年3月、7月参加“七路军”，祖父任“七路军”卫生部长，父亲在供给部任科员。且早在1937年间，祖父在参加“易、满、徐抗敌救国委员会”作地方抗日工作时就曾与孟阁臣多有接触，参加“七路军”后，过往更多。

在祖父、父亲的档案记载中，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中，“1938年参加七路军”曾经是永远的记录，特别是父亲卢钧，虽然当年参加“七路军”时还是一个在保定读书的初二学生，只有十六岁，但仅在“文革”中就此问题检查交代的材料就有数百页。尽管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话，尽管他们有很多要表达的话语，但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获得话语权。

于是，当历史给于我们话语权的时候，作为他们的后人，我要说出前辈要说却未能说出的话，表达出前辈要表达却未能表达出的话语。以此作为对祖辈、父辈的祭奠。如果我的表达是真实的，这也应该是对历史的祭奠，对抗日将士的祭奠，对“七路军”的祭奠。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7月12号，孙连仲第26路军奉蒋介石命支援华北战场，固守房山琉璃河一线，阻敌南下。自7月30日至9月18日，苦守51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对手是日寇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下辖山下奉文第40旅团）。9月18日，全线溃败，溃兵仓皇如决堤之水，在原东北军将领万福林的带领下，南下撤离逃亡至冀中易（易县）、满（满城）、徐（徐水）一带。动员民众，挖掘沟壕，修筑工事，以期阻敌。然日军逼近，溃军未战即弃工事而继续南逃。

孟阁臣为万福林部的一个连长，在易县良岗与日军血战，打退日军数次冲锋，日军组织数架飞机疯狂轰炸。至晚，盂阁臣全连只剩下张毓明、马光、赵兰斋、李秀等18人，即从管头村一路东撤，来到满城县神星镇的石板山，栖身于石板山的山洞中。

9月24日，日军炸开保定西城墙，保定失守。孟阁臣遂在石板山上，树起了抗日旗帜，招兵买马，摊捐征税，抢劫绑票，占山而王，以抗日名义，干起了绿林勾当。

孟阁臣栖居并举事处满城县神星镇石板山

关于孟阁臣的出身，说法多多。《聂荣臻回忆录》称，孟“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情报人员”。

《杨成武回忆录》称，孟“原在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里当连长”，“部队在南口一带被日军打散”。

还有史料（朱华：《揭秘七路军兴亡五百天》《文史精华》2011年第13期）称，孟“时任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某部连长”等等。

祖父、父亲在他们几十年的所有的文字材料中，都说孟阁臣是原东北军的溃兵，孙连仲、万福林的部下。且说溃兵到易县小坎下一带的时间是1938年农历8月14晚上，第二天就是中秋节，那天公历是9月18日，这也正是孙连仲、万福林坚守51天，兵败琉璃河的那一天。祖父、父亲曾身在“七路军”，是当事者，亲临者，应是第一手可信的资料。

（二）

孟阁臣是东北人，颇通文墨，也很自负，时时以孟子自居。绝非各种红色经典中的兵痞、流氓、土匪之相。

在石板山，他严明律纪，坚决禁止侵扰危害石板山的村民，以获取当地百姓支持，立稳脚跟。在打家劫舍，掠取财富上，他主要是抢掠豪门大户，不危及普通百姓人家。当然，部队中有不少溃军兵痞、地方无赖，欺压掠夺百姓的勾当也必很多。在对待知识分子上，他礼仪周到，恭敬尊崇。

祖父卢星文曾多次说，孟为人心机狡诈，似刘备更像曹操，可不是一般的草寇。他多次以晚辈身份到祖籍小坎下村拜见曾祖卢延龄（字泽周），又多次盛邀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卢星文等，处处表现出“礼贤下士”的“仁者”之风。

当时，地主豪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由数村或数十村联合组织起来，建成“自卫会“、“自卫团”、“保卫团”、“联庄会”、“民团”等，由兵痞、旧军官充当大小头目，以期自保。孟阁臣对这些地主豪强的武装礼让有加，尽力笼络联合。

小坎下村祖籍我的本家叔祖卢廉甫（名玉泉，祖父卢星文的同族兄弟），当时是河北省议会的参议员，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北赵庄村，我的本族曾祖卢尚仁（字泽福），清末秀才，著名士绅，素有民族气节。保定沦陷后，他在村中墙上写了一首诗：“日军矮脚虎，侵我中国土。大家来反抗，不当亡国奴。问我名和姓，赵庄卢泽福。”二人商议为自保乡梓、抵御日寇，与孟阁臣联合，将乡里民团与孟的武装联合起来，即可御寇，也可防止孟阁臣及其他武装的袭扰。

卢氏祖籍易县小坎下村

《杨成武回忆录》称，是卢廉甫在孟阁臣到小坎下村时请孟到家，以礼相待，共商联合以保境安民；有的史料（朱华：《揭秘七路军兴亡五百天》，《文史精华》2011年第13期）称，是卢尚仁亲到石板村与孟会谈，并颇具体的写到：

卢尚仁说：“眼下天下大乱，大敌当前，日本人席卷华北，中央军一路南撤，八路军占据山沟。孟长官势必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还须联合八路一同打日本。”

孟阁臣连连点头，赞叹道：“卢先生所言极是，看来卢先生实有运筹帷幄之略，治国安邦之策，经天纬地之才。”

二人言来语去，谈话甚是投机。

不论哪种说法符合历史真实，最终是双方达成协议，孟阁臣将队伍开到了北赵庄，成立了“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简称“七路军”。指挥部就设在卢尚仁家三合院中。

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歌谣：“中华民国二十六春，来了司令孟阁臣，联合地主卢尚仁，成立一支‘七路军’，招兵买马打日本------”。

认真分析，以上史料虽然可信，但多少有对卢姓祖辈的过誉之处。卢姓祖辈的抗日气节、民族精神固然可嘉，但联合孟阁臣的目的还有更深的一层，如《杨成武回忆录》分析的，是为对抗另一杂牌武装“十路军”的袭扰。卢姓需要孟的中央军的招牌，抵御赵玉昆；孟也正想利用地方地主豪绅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

关于孟阁臣指挥部的驻在，史料中多说在北赵庄，《杨成武回忆录》则说是卢廉甫在小坎下村腾出房屋，给孟做卧房、议事厅、卫室等。最可能的事实应该是，孟阁臣在小坎下村卢廉甫家住过，但成立“七路军”后，确实是将指挥部设在北赵庄。

北赵庄东赵庄及独乐寺路口当年孟阁臣部队驻地

（三）

驻守北赵庄建立“七路军”后，卢姓前辈及孟阁臣组织各村成立抗日村公所，招兵买马，聚钱屯粮，置枪置炮，扩充队伍，并组织起“易、满、徐抗敌救国委员会”。卢尚仁任委员长，卢廉甫为秘书长，孟阁臣任总司令，卢会川为易(易县)、满(满城)、徐(徐水)、涞（涞水）联合县长。《杨成武回忆录》说，“这三卢都是当地有名的财主”。

需要特别记录下的是，我的曾祖卢延龄（字泽周）对家族联合孟阁臣抗战，持积极的支持态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曾亲临小坎下村拜望曾祖，曾祖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甚为赞同并全力响应，带同家族各支系族人为八路军捐献了数百条枪支及数百担粮食，全力支持长子卢星文、长孙卢钧参加抗日工作、参加“八路军”，被推选为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届参议员，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曾祖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开会时，聂荣臻夫人亲自为其牵马进入会址温塘村。

曾祖卢延龄（字泽周）

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届参议会（右五为曾祖，右二为聂荣臻司令员）

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届参议会（左四为曾祖，左二为聂荣臻司令员）

在曾祖的支持下，祖父卢星文参与了抗日工作，任抗敌救国委员会的委员，联合县政府秘书，军用代办所所长。

据祖父1952年11月《自传》云：“1937年11月，参加抗敌救国委员会。12月，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白靖斎同志到易县，嘱选派代表出席边委会选举，遂以易、满、徐代表名义参加。12月31日到达阜平。大会闭幕后，聆军政首长报告，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具体指出了救亡图存的方针，闻后心情振奋无已，念国事大有可为，热血有处可洒也。选举后，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要求成立县政府，遂有易、满、徐联合政府之设。1938年3月，抗敌救国委员会结束后，即参加县政府，任秘书，兼军代所长，并‘七路军’卫生部长。”

在祖父卢星文的履历上，军委干部部认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是从1937年参加抗敌救国委员会的工作开始。

由此可知，抗日初期冀中易(易县)、满（满城）、徐（徐水）地区最大的地方武装“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的建立和发展，与卢姓家族前辈关系甚大，而祖父卢星文是重要的参与者，并最早接受到了中共抗日方针的影响。

“七路军”成立后，与日寇有过多次战斗：

曾剪断日军电话线围攻保定，攻打一夜，枪声不断，日军龟缩城中固守，“七路军”未能破城，天亮撤回满城县山中。

还曾夜袭漕河车站。漕河车站是保定北边一个小站，有40多个日伪军驻守。“七路军”四面合围，包围车站，全力出击，全歼日伪军，占领车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军装，并缴获一辆日军汽车。

满城县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城墙十分坚固。面对日军的扩张，为了不给日军留下完整的城池，在日军进驻满城前，“七路军”动员百姓拆毁城墙，给日军留下一个断壁残垣、废墟遍地的荒城。

1938年4月，“七路军”还与杨成武独立一师联合作战，包围消灭了三益的反动地主武装2000多人。

盂阁臣手下原来的排长张毓明，后为“七路军”副司令、四总队长，凶悍无比。曾遇到两日本兵强暴一中国少女，张毓明用刺刀捅死一人，将另一人活捉，嘴里塞满烂草，衣服扒个精光，捆在树上。张毓明怒吼着要为战死的100多弟兄报仇，蘸着凉水剥下了日本兵一块块的胸皮。事后人送外号“张扒皮”。

“七路军”成立后最大的一次劫富行动，是抢劫距石板山南15里处市头村的大地主范洛印家。市头村有1000多户人家，范家居住在村西头，人称大西院，是一处豪华庄园。范家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开有钱庄、货栈，天津的买卖铺子被称为“范家一条街”。事变后，为避战乱，范家将财物全部坚壁起来，范洛印则住在天津。张毓明令人掘地扒房，获光洋金条、珠宝首饰、古瓷古玩、狐皮貂皮等无数，仅现洋金条，就用了18匹骡子驮到北赵庄。

独乐村财主袁大要，对长工佃户十分刻薄。长工佃户骂他为富不仁，对其恨之入骨。他家长工也纷纷参加了“七路军”。张毓明来到独乐村，令袁大要捐两杆大枪，10担小米，为打日本效力。袁大要宁死不交。张扒皮将袁大要带到村公所“联庄会”，命令士兵在袁大要身上浇上汽油，用火点燃。袁大要被活活烧死。

1938年9月，张毓明在徐水县杨村镇与日军作战时阵亡，遗体埋在易县南独乐。

“七路军”也犯有过失罪行。1938年农历端午节，“七路军”在抱阳村袭击了中共满城农民抗日突击队。这支突击队是由南奇村董洛聘的自卫团改编的，当时正带着农民突击队在抱阳村搞抗日宣传活动。

“七路军”内，还有一支自认为是八路军的学生部队，由1937年底、1938年初易县、满城等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的大批本地青年教师、学生和晋察冀军区派来的少数骨干组成，共计60余人，对外叫“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先锋剧社”。消灭孟阁臣后，正式并入一分区战线剧社，为抗日宣传做出很大贡献并培养了诸多优秀文艺人才。

“七路军“在不到500天的时间里，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充到7000多人，设参谋部、供给部、卫生部、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剧社等建制；分为4个总队，每个总队下辖几个中队，中队有几个小队。孟阁臣手下的张毓明、马光、李秀、赵兰斋等成为领兵千人的总队长。

（四）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召开。到会代表共149人，代表着边区全体抗日部队和1200余万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孟阁臣与会并被选举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候补委员，祖父卢星文亦以易（易县）、满（满城）、徐（徐水）代表的身份与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军事、行政、财政、文教、民运等决议案及大会宣言和向全国的通电，选举产生了华北敌后第一个区域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注：1月30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取消了临时机构名义，正式行使政府职能)。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国民党代表)、吕正操、孙志远、张苏、李杰庸、娄凝先、胡仁奎等9人为委员；王斐然、张仲瀚、孟阁臣等3人为候补委员。

晋察冀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杨成武回忆录》说：孟阁臣在会议上，“极力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坚决抗日。并要求军区予以正式任命，派干部来改造七路军”。

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式给于“七路军”“晋察冀军区第6军分区”的番号。任命孟阁臣为司令员，人称孟指挥，张毓明为副司令员，卢廉甫任“七路军”秘书长，卢星文任六分区卫生部长。卢廉甫将自家的100多担粮食捐献给八路军杨成武部。

祖父卢星文

军区派陈大凡到七路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并在易县开办干部学校。全称是“晋察冀军区第6军分区抗日军政学校”，共产党员陈大凡任校长，南纪光任政治部主任。学期为6个月。学员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发动群众高唱抗日歌曲。学校为敌后抗战培育了众多干部，卢星文、马瑞生、卢延年、卢秉铎等八路军高级干部均毕业于该军校。

晋察冀军区共辖6个分区：

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驻灵丘、涞源、广灵一带；

第2军分区驻五台山一带；

第3军分区驻完(完县)、唐(唐县)、曲(曲阳)、阜(阜平)等县；

第4军分区驻平山、阳泉一带；

第5军分区驻雁北地区，后因该区太穷，养不起部队而撤销。

第6军分区司令员孟阁臣，辖满(城城)、易(易县)、徐(徐水)等地。该地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是最富有的地区。

“七路军”还隶属于保定地方党组织“保属特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建制。抗日时期，冀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两支武装力量，是由保定地方党组织建立的“河北游击军”和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七七”事变后，党中央非常关注冀中的形势，派红军团长孟庆山（河北蠡县万安人）从延安到冀中，配合保定地方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在“保属特委”的领导下，以抗日义勇军为基础的队伍不断扩大，于1937年12月，在高阳县正式定名为“河北游击军”。当时，“河北游击军”已扩大到3个师、12路。

孟庆山

第1师：师长孟庆山，下属4个团，4000余人，随河北游击军机关在河间一带活动。

第2师：师长段士增，党代表王凤瑞，参谋长杨万林，政治主任王森贵（皆为共产党员），下属3个团，约3000余人，在蠡县一带活动。

第3师：师长马佑民（共产党员），政治主任安贵普（中共安平县委书记），下属3个团，约3000余人，在安平县一带活动。

这3个师的主要领导为我党“高蠡暴动”时的老党员或党的基本力量。部队成员大部分是农民、学生，成分较纯，党员占一定数量，武器装备也比较齐全。“河北游击军”掌握了这样一支力量，就有了统帅和改造其他各种武装力量的基础。

十二路的情况是：

第一路：总指挥许佩坚，政治主任董庆学，参谋长田同春（均为共产党员），下辖4个团，4000余人，占据饶阳县；

第二路：总指挥王贲（旧军人），队伍发展到700多人，活动在肃宁县；

第三路：总指挥陈沐新（旧军人），政治主任韩印堂（共产党员），争取了束鹿、晋县、深泽、安国的部分“红枪会”，队伍发展到2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安国县；

第四路：总指挥王烈军（原任邱保安队长），政治主任张正庭，副主任刘光裕（后2人为共产党员），驻安新的安州、端村、关城，主要活动在白洋淀的东部和南部，约3000余人；

第五路：总指挥高士一（任邱大地主、爱国绅士），政治主任杨其良，副主任高万德（皆为共产党员），队伍成员为四十八庄联庄会，5000余人，长期驻守在任邱东、南部；

第六路：总指挥郭梅村（共产党员），在高阳、蠡县活动，发展到500多人；

第七路：总指挥孟阁臣（旧军官），在保定西部半山区发展到7000余人；

第八路：总指挥刘克忠（旧军人），副总指挥刘亦珂，政治主任阎均（后2人为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党的基础较好，后发展到4000多人，占领着安新、容城两县，活动在白洋淀以北、以东地区；

第九路：总指挥李庆锁（土匪出身），政治主任边伴山（共产党员），部队在深泽县一带活动，共1000多人；

第十路：总指挥赵玉昆，参谋长宋学飞，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在冀西易县、定兴一带活动；

第十一路：总指挥马玉祥，部队约800余人，在肃宁、高阳两县交界处活动；

第十二路：总指挥柴恩波（原新镇保安团长），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活动在大清河以北、天津的西南部。

另外还有游击第1师高顺成部5000余人，在任邱、河间一带活动。

河北省游击军徽章

由此可知，1938年3月，“七路军”已属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并属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军”三师12路之第7路建制。“七路军”已成为晋察冀军区、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又：从侵华日军档案“《共产党共产军干部名簿》（昭和十四年三月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考02—口支部”第286页中可见，祖父卢星文赫然在册，与吕正操等均为晋察冀边区干部，亦即“共产党共产军”干部。昭和十四年即公元1939年，该年一月，“七路军”方被剪灭，可知在侵华日军情报档案系统中，六分区、“七路军”是属于抗日的“共产党共产军”的。

六分区建制仅四个多月，据《马辉回忆录》，1938年7月，杨成武独立一师即挥师东进，出兵冀中。

（五）

1938年上半年，八路军解决了一些堕落土匪和汉奸头子，惩办了高宏飞、周文龙等首恶分子，收编了“三路军”和一些游杂武装，使这些武装中的爱国青年和工农群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时，孟阁臣将司令部设在北娄山。这里，紧靠狼牙山群峰，三面环山，地形险要隐蔽，东北60多里是易县县城，东南80里是保定城。

六分区司令部孟阁臣驻地易县北娄山村

孟阁臣驻地示意图

一分区杨成武部1938年出兵冀中后，驻军在易县大良岗镇。实际上已经摆出了继续东进，消灭孟阁臣的态势。而孟阁臣整日沉迷酒色，大太太和两房姨太太分别住在北赵庄、裴庄、北娄山的据点内。孟烟瘾越来越大，派人去保定、北平采购上等烟土。鸦片，加速了孟阁臣的腐败和堕落。

一分区司令部大良岗镇与六分区司令部北娄山地理态势示意图

《聂荣臻回忆录》说，孟阁臣“穷凶极恶，把边区派去的人监视起来，自己搞起一大套东西，对抗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一九三九年初，这家伙就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准备撕下‘抗日’招牌，变成为敌效劳的伪军。我们得到了他同敌人勾结的确凿证据”。

《杨成武回忆录》说，“我得到情报，游杂部队‘七路军’的司令孟阁臣脚踏两只船，一面打着抗日旗号，一面公开和北平、保定城中的日伪直接勾结，准备投敌”。

又说：“近日来，孟阁臣把他的几支稍有战斗力的部队都集中到娄山、西山北和南、北独乐地区，司令部就设在根据地的边缘北娄山，那里离日军占据的保定城不足四十公里，他还命令部下专门为他的一台汽车修了一条公路”。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和日伪有勾结”。

“我又接到情报，孟阁臣的臂膀，参谋处长携带巨款到北平去了，名义上是去买无线电台，而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却发现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出出进进。

另外，孟部的人和保定城里的日伪组织的来往一下子也频繁起来了”。“事不容缓，必须立刻实行军事解决”。

这些史料都明确提出孟阁臣有严重的投敌嫌疑，但尚都缺乏孟投敌的第一手的确凿证据。即使孟阁臣确有投敌的动机，但毕竟没有成为事实。孟在部队中抵制中共政治部主任陈大凡，跟踪限制其行动，抵触政治思想工作，这应该都是事实，但与叛变投敌毕竟是两个性质。

据祖父卢星文回忆说，孟阁臣当年对世事已无大志趣，全陷在烟土中，只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淫乐享受。或确有过敌伪引诱，或孟亦确有过投敌之念，但孟是极狡黠之人，也会懂得投敌的下场后果。并且孟曾与日军血战，还是有仇恨的。他也明白，在八路军中，他才可能有这个位置，更明白只有八路才有前途。所以，狡兔三窟或有，真正叛变投敌不好讲的。

祖父身为“七路军”卫生部长，六分区建制后，又为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卫生部长，与孟多有过往，他的话或可更接近历史实际。

且《聂荣臻回忆录》说“一九三九年初，这家伙就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实际上1939年1月1日，杨成武部已经开始了消灭孟阁臣的军事行动。当是首长记忆有误。

事实上，孟阁臣在阜平被处决时，最重要罪状之一是贩毒、吸毒，并纵容部下吸毒。在押往阜平军区的时候，他面孔发绿，睁不开眼，瘫软如泥，骑不了马，连马车都坐不住。旁人一松手，就会滚下车来，只好用一个大圈椅绑在车上，四面用毯子裹住，套在圈椅中间，用绳子绑牢，这样才将其押到阜平受审处决。

历史的本质真实是，八路军于1938年7月挥师东进，挺进冀中，并驻军在大良岗镇，其目的就是要消灭或收编一切地方武装势力，以壮大力量，扩展根据地。

一分区司令部易县大良岗镇

一分区东扩示意图

《杨成武回忆录》说：“眼下我们一分区部队要向东发展，进入定兴、保定及平汉地区。而孟阁臣像块大顽石，横躺在我们和敌人之间，我们要去触动敌伪，非先碰他不可”，这话道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向东发展，东面不是晋察冀军区的六分区吗？东进何干？六分区司令员孟阁臣有投敌嫌疑，“事不容缓，必须立刻实行军事解决”。

这是最重要的口实。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史研究专家扬言信透辟的分析道：

“消灭孟阁臣部，对一分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9年初以前，一分区一直驻扎在最贫瘠的涞源县境内，顶多只能深入到易县贫瘠的西部地区。狼牙山南、山北都是孟阁臣部晋察冀军区六分区的地盘。

杨成武独立团原驻地涞源

消灭了孟阁臣，孟阁臣原来的地盘都归一分区所有，河北省易县，除了鬼子占领的县城和涞易公路沿线的村镇，基本上都为八路军所占有。至此，易县除西南靠近徐水、定县的部分地区归赵玉昆部队所占有，其余都在杨成武部队的控制之内。所谓‘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此时，1939年春天才真正建立。

东扩解决“七路军”后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根据地示意图

消灭了孟阁臣的好处，除了地盘增加了以外，人力、财力的收获也都非常巨大。孟阁臣部七千余人，遣散掉一半老弱病残、土匪兵痞，另一半青壮兵丁都并入到一分区所属各团。财力的巨大收获，使得一分区、还有晋察冀军区不仅自己能支撑过八年抗战，还给延安送去了不可缺少的财力支援”。

这就是历史的本质真实。

（六）

至于杨成武独立一师对“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过程，史料甚多，但大都以《杨成武回忆录》为本：

“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准备了两种方案，一是通知孟阁臣和赵玉昆率各自主要人员到一分区司令部大良岗会面，商调双方矛盾，孟阁臣如到会，则就地逮捕他，如不到会，则施行第二套方案，出动部队包围‘七路军’驻地，解除他的武装”。

事先，已将借“开会”逮捕孟阁臣解决“七路军”的意图告知赵玉昆，赵玉昆表示坚决支持，并请命警戒易县、涞水方向。殊不知唇亡齿寒之理，解决完“七路军”后，赵玉昆的“十路军”马上成为解决目标。赵以后叛变投敌，解放后落得个被镇压的下场。

《杨成武回忆录》说：“腊月三十（注：日期有误，应为公历12月31日，下文有具体说明），是预定‘开会’的日子。”孟阁臣未至，只有祖父卢星文（时任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卫生部长，后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1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带几十人，并几十匹骡马，满载着酒肉、水果、布匹、医药等来到大良岗。

《杨成武回忆录》说：

我问卢星文：“孟阁臣为什么不来？”

卢星文笑道：“孟司令身体违和，在驻地调养。本来想抱病赴会，他又担心日寇趁虚偷袭，只好告罪了。眼下正是新春佳节，孟司令备下些礼品，着我等送来慰问杨师长和各位将士，并有书信呈交。”

卢星文递上一封信，我看了看，无非是“贱体偶染微恙，戎务匆忙”一套话。后面还有一份长长的礼单……孟阁臣鬼得很，就在他准备投敌的时候，还给我们送来了厚礼，无非是想麻痹我们。

我说：“孟阁臣暗通日伪，欺压黎民百姓。今奉军区命令，委屈你们一下。有带武器的，全部交出来！”

孟部的人一听，全呆住了。

我又说：“你们别怕，明天天一亮你们就自由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只抓孟阁臣和几个首恶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不抵抗，都是我们的弟兄。将来，愿意参加抗日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种地的，我们予以方便。”

……

我当即下令：各路部队火速行动，乘夜包围西山北，南、北管头，南、北独乐，塘湖镇，东、西林泉，四赵庄，钟家店，白堡镇等“七路军”驻地。参加这次行动的，有一团、三团、骑兵团和二团二营，我率分区特务营和二团第二营从大良岗出发，经管头直插北娄山——孟阁臣的司令部。

《杨成武回忆录》详尽的记载了战斗的经过。从中可以解读到最有意味的信息是：

“七路军”的人听见枪声和喊声，知道被我们包围了，也纷纷喊：

“八路兄弟，我们不打，你们也别打了。”

“到底咋回事啊？”

我们的战士喊着：“孟阁臣叛变了，他要投靠日伪，军区命令抓住他。”

孟阁臣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脸不洗，就倒在烟榻上抽白面……这天他正在吞云吐雾，忽然听到枪声，连忙爬了起来，问：

“谁打来了？”

“到底咋回事啊”——“七路军”士兵。

“谁打来了？”——孟阁臣。

两则材料恰恰都无疑义的证明，“七路军”内，从孟阁臣到一般士兵，对杨成武部的突袭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有任何军事准备、军事行动。

前文《杨成武回忆录》所说的“孟阁臣鬼得很，就在他准备投敌的时候，还给我们送来了厚礼，无非是想麻痹我们”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且头天晚上卢星文等几十人到大良岗一分区司令部一夜未归，以孟阁臣的多年的军旅经验和机警狡诈，应该警觉，但他仍毫无戒备，甚至被包围后还不知情，这只能进一步表明，孟阁臣当时确没有投敌行径。但八路军战士们已经在喊“孟阁臣叛变了”。此时，孟阁臣正躺在卧榻上抽大烟，何叛变之有？

又：据父亲卢钧讲，当时孟阁臣的部队分多处驻扎。父亲所在的供给部就在小娄山，是孟阁臣的核心地区。杨成武部解决孟阁臣的过程极其平静，没经过任何战斗。当天黎明，父亲听得房外老鸹一阵阵鸣叫，出房门后朦胧中隐隐看到四周山梁上的岗哨已是穿灰布军装的八路军战士，一阵军号后，全体集中在村子里，宣布收编。然后均原职、原级、原单位工作，只是将番号改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半年后才派来一名支部书记。

又：关于杨成武独立一师对孟阁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史家都认定是在1939年1月，没有疑义。只是在具体日期上，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史研究专家杨言信等认为是1939年1月10日；父亲卢钧的各种文字材料中都认定是1月1日；《杨成武回忆录》中称邀孟阁臣到大良岗开会的时间是腊月30日，当夜出击，第二天天亮采取行动，则为农历正月初一。考三种说法，父亲卢钧与杨成武都说是1日，只是公历、农历的不同；而如果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则已是公历的2月19日。当是杨将1938年年末的12月31日，误记为农历年末的腊月30了。故本文认定是1939年1月1日。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史研究专家杨言信有史料称：

一分区的一些老同志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山南（狼牙山）卢氏之威望，令孟阁臣敬仰。杨成武探得此事，便请卢星文作八路军与孟阁臣之间的联系人”。

“卢星文在军政学校学习期间，便接受陈大凡的嘱托，担任与孟阁臣部的联系人，有事与杨成武部沟通”。

此说法确否，尚不可知，但杨成武曾亲躬小坎下村拜谒曾祖父卢延龄（字泽周），确是事实。或当时即已与卢延龄长子卢星文有约，委以联络八路、七路之责？或卢星文1938年1月到阜平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即已受命？或如杨言信所说是“在军政学校学习期间，便接受陈大凡的嘱托，担任与孟阁臣部的联系人，有事与杨成武部沟通”？

惜祖父已故，终不可知。但在以后艰难的抗日岁月中，特别是在“反特”“土改”运动中，以杨成武对卢星文及其全家全力的照应、爱护、保护推论之，两人之间有过特殊的交往，应在情理之中。1943年，杨成武积劳成疾，患了重病。卢星文陪杨在狼牙山上老君堂、五峰寨养病。途中遇鬼子袭击，飞机轰炸，险遭不测。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日寇大扫荡后，杨、卢两家家属十数口人一起住在易县西北九区宝石村之南山沟柳树渠，深山荒野，共度艰难，杨夫人赵志珍产女（杨俊生）也是卢星文亲自接生。且抗战时期，作为设在重庆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御机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只对一分区的杨成武、卢星文两人授衔，杨成武授少将，卢星文授中校。可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史研究专家杨言信所披露的史料亦非空穴来风。

孟阁臣“因卢（易县卢氏）而兴，因杨（杨成武）而灭”，已成定论；然卢与杨交谊非浅（更多史料不及细述），又受杨成武嘱托做杨、孟之间的联络人，信任有加，期许有加，其作用不言自明，岂不是“七路军”“兴也卢，亡也卢”乎？由此可以看到卢姓祖辈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聂荣臻元帅及杨成武上将生前都肯定过易县小坎下村的卢氏家族对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建立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说如果没有卢家的影响和带动，一分区的建立不会这么顺利。

“七路军”7000多人被改编后，众多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前仆后继，不少人成为军队的中、高级干部，获奖受勳，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

祖父卢星文历任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易、满、徐抗敌救国委员会委员，边区联合县政府秘书，军用代办所所长，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卫生部长，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华北野战军二兵团三纵队卫生部副部长，冀察军区卫生部部长，冀察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院长，补训兵团卫生部副部长，华北军区军政大学卫生部副部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物资保证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职，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7年转业，1980年司局级正式离休。

祖父卢星文

父亲卢钧历任晋察冀军区六分区供给部科员，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独立支队助理员，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科员、会计，冀察军区供给部采购处会计，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纱布厂会计，冀察军区后方医院和平商店经理等职，1948年底因病退伍，1994年省厅级离休。

父亲卢钧

（七）

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是要把具体的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中去做历史的分析。如此，就需要明确以下几个区别和界限：

1，应该把红色历史档案中孟阁臣兵痞、流氓、烟鬼、土匪的漫画形象和他心机狡黠、阴狠险毒但又颇通文墨、礼贤下士的旧军人形象区别开来；

2，应该将孟阁臣身为第26路军基层军官坚守琉璃河，与日军血战51天的抗日业绩和他在军队溃败以后在易县石板山打家劫舍沦为草寇区别开来；

3，应该将孟阁臣落草后带领队伍与日寇英勇作战并多有战绩与他同其他草野民团争地夺财的混战区别开来；

4，应该将孟阁臣打击富豪地主、征集财产资金抗日与他抢掠百姓、乱征乱收、扰民袭民区别开来；

5，应该将“七路军”和当时的“伪军”、汉奸队伍、反动民团等区别开来；

6，应该将孟阁臣本人和“七路军”7000多抗日的干部战士区别开来；

7，应该将“七路军”内的兵痞、流氓、无赖等垃圾与满怀抗日热情参加部队的进步士绅、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劳苦农民、普通大众区别开来；

8，应该将事实上并没有投敌但被认为是有投敌动向、企图的孟阁臣与真正的投敌汉奸如赵玉昆等区别开来；

9，特别是，应该以1938年3月作为历史的节点，将接受中共领导和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建制的“七路军”与之前孟阁臣所谓的“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区别开来。

祖父卢星文1957年转业时，按中央军委干部部的档案，其参加革命时间自1937年参加抗敌救国委员会的工作算起，其军籍从1938年3月即参加“七路军”时算起；而父亲卢钧虽然也是1938年加入“七路军”，其军籍却是从1939年1月一分区解决孟阁臣后开始算起。同样的历史经历，不一样的历史结论。

当即将完成这篇文字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天是癸巳年的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看看公历，竟然与76年前的1937年一样，也是9月18日，正是孟阁臣部血战琉璃河51天，溃败河北易县的那一天。沧海桑田，76年过去了。此时，明月当空，银光似水，秋风徐来，丹桂飘香。仰望明月，我想，76前年的月亮是不是最能看得到历史的真实呢？

狼牙山作证。

易水河作证。

愿我的文字是真实的。

愿我的文字说出了前辈要说却未能说出的话，表达出了前辈要表达却未能表达出的话语，以此作为对祖辈、父辈的祭奠。如果我的表达是真实的，这也应该是对历史的祭奠，对“七路军”的祭奠，对狼牙山下、易水河畔7000抗日英烈的祭奠。

月光下，我虔诚的焚烧了我的这篇文字。

在这样的秋夜。

2013年9月18日

农历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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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治安：塞北初恋，此情绵绵五十秋

卢治安：高高的红枣树下，是我童年的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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