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年丨卢治安：​高高的红枣树下，是我童年的小兰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卢治安，生于1947年12月，天津第九十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河北省围场县大唤起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11月选调回津，做中学教师。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2008年春退休。

原题

高高的红枣树

——童年记忆

作者：卢治安

最早的童年记忆，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生命记忆，在保定，在保定双井胡同，在保定双井胡同四号。

大门内有个月亮门，月亮门旁，有棵高高的红枣树。

春天，一树细密的淡淡的黄枣花，蜂儿满树的的飞，一院子沁人肺腑的清香；夏天，支起一把绿色的巨伞，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院内，星星点点，一地清凉；秋天，叶儿泛黄，一阵风后，叶子飘落，漫天的飞，满树枝条，挂满了红珍珠样的大红枣，像燃烧的火；冬天，雪后初晴，坚实的枝杈上，有喜鹊搭的窝，清冷的蓝天下，两只雀儿扑愣愣的飞起来，翅膀震下了枝干上的雪，白梨花似的纷纷扬扬的撒落。

月亮门内，红枣树下，是我稚嫩的童年。  

1948年保定解放，全家来到保定，租住在双井胡同四号。

双井胡同是条南北向的街巷，很古老，石子铺的路。虽说叫胡同，其实很宽。胡同里有两口千年古井，水质清冽甘美，所以得名。卢姓著名的“裕庆隆”酱菜园铺面就在胡同与西大街的交口上。从铺面沿胡同北行数十米，路西，是“裕庆隆”的生产“作坊”。

作坊对过，是一片空地，双井胡同四号就凹在这片空地里面，坐北朝南的院门。进院后是一个不小的跨院，青砖漫地；西向是一个青砖月亮门。穿过月亮门，进入内院，右侧是坐北朝南一明两暗的三间正房，对面是坐西朝东一明两暗的三间西房，左侧是坐南朝北两间里外间的南房。

院落很大，也都铺着一色的青砖。年代久远了，地面已不平整，很多砖缝隙都长出了草茬，低洼处还有片片的深绿色的苔痕。月亮门内，紧贴院墙，就是那棵枝繁叶茂的红枣树，树干早已遥遥高过房顶，硕大的树冠越过高墙伸展到跨院，浓荫几乎能遮蔽内外两个院落。

房东姓马，二十七、八的样子，在“马号”二楼的一间挺大门面的照相馆照相，父亲要我称呼他“马叔”；马婶也似乎这个年纪，长得白白净净。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马玉芳，比我大两岁，二女儿叫马玉兰，小我一岁。

马师傅一家住在正房，我家租住在西房。南房无人住，储放着房东的许多家什物件。

这个院落里的故事，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近切；是那么模糊，又是那么清晰。

（一）

总是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温馨的市井生活画面。

清晨，胡同响起了“咯吱咯吱”的木轮车声，是卖水的车过来了。卖水师傅是个三十几岁的汉子，壮壮的，臂膀黑亮结实，话不多，两手把着车辕，肩上套着绳套，弯着腰拉车。车上固定着椭圆的长形木桶，桶顶是个方形的豁口，盖着桶盖。桶的后下方钻着个小孩胳膊粗的水口眼，用一根木橛子堵住。两个车辕下，分别挂着个木水筲；车辕上，横放着一把扁担。车底下，还挂着个瓶子，油乎乎的，是车油，看到过汉子用木棍沾着油膏在车轴上。

汉子停稳车，拉开嗓子：“井……水”，井字拖长音，清亮，悠长。为什么叫卖声不是“水”而是“井水”？我想可能是在强调这是“双井胡同”的水，不是一般的井水，更不是护城河里的河水。

井水二分钱一挑（两桶），也能提前预购木牌，有所优惠，叫“水牌”，竹子做的，一个水牌一挑。听到汉子的叫卖声，我总会抓起一个水牌就飞也似地跑出去，很得意地举着水牌，大声说，“给，送一挑！”汉子一笑，接过水牌，将木筲放在车后，拔掉木头橛子，清水哗啦啦地注入木筲。汉子先将扁担放在肩上，然后手把扁担钩，一左一右的钩起木筲，迈着碎步，扁担忽悠忽悠的颤，进了院门。

木筲内放着个十字形的木条架，飘在水面，大人说是为了防止筲里的水溅出桶外。母亲早已掀开缸盖，汉子对母亲还是一笑，不撂担子，先是提起右桶，将水“哗”的一声倒入缸中，再转过身，提起左桶，倒进缸。又是一笑，走了。院墙外响起了“咯吱咯吱”的木轮声。

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抓着水牌跑出去，汉子一笑，说：“你家还有半缸呢，今儿不用挑，拿回去吧。”回去爬到缸上一看，果然，能照见人影。我觉得很神奇。汉子也时时帮着母亲刷水缸。“大婶子，缸得刷刷了。”于是，又到了我最开心的时刻。

汉子一瓢一瓢地将水舀出来，倒在木水筲里，然后，一个人放倒水缸，缸底的水流满一地，漫开一大片，慢慢地浸到砖缝内。我就会享有专利似地接过布巾，钻进缸内擦拭缸底，像个英雄。缸内凉丝丝的，身上湿漉漉的，很开心。等我爬出来，汉子立起水缸，将木筲里的水提到月亮门，浇在枣树下。一汪水慢慢的渗入泥土，我们几个孩子都会快乐的蹦蹦跳跳：“快来看，枣树喝水了，枣树喝水了！”

汉子的颈上，围着一个厚厚的垫肩，密密麻麻的针角，母亲常说“好活好针线”。汉子一笑，说：“家里做的，家里做的。”

沿胡同向北，约一二里地，就有双井胡同的一眼古井。井在路东，井台好高，有十几级青砖的台阶，布满厚厚的绒毛绿苔。年代久远，辘轳轴和把都磨得又白又亮，井口不大，井绳很粗，趴在井口向下望，幽深阴冷不见底，大喊一声，有轰轰的回声，很吓人的。冬天的时候，井台上结满了厚厚的冰，把井台整个的包了起来，井口成了个冰窟窿。母亲知道我私自到井沿后，曾有一顿暴打。

胡同里卖蔬菜的老汉也是我的最爱。老汉穿着件白粗布的短衫，戴着顶晒黄了的草帽，绾着裤腿，光脚，布鞋，肩上搭着条洗的泛黄的毛巾。卖菜的吆喝声记不得了，只记得老汉进到院内，放下挑子，摘下草帽扇着。筐里的黄瓜翠绿，顶着小黄花；水萝卜通红，滴着水似的；西红柿，青椒，豆角，小葱，莴笋……

老汉见孩子们围过来，就随手拿起根黄瓜，一掰几段，递给我们，“吃，脆着呢！”“我要吃西红柿！”“好哇，叫你妈来买吧！”

老汉有时也会说“大妹子，讨口水喝”，母亲忙不迭地送过来一杯茶水，老汉笑道：“没这个福气，喝不服。”走到缸边，舀一满瓢凉水，仰脖“咕嘟咕嘟”的喝下去，喝罢，用手背擦下嘴，连声说“好水，好水”，然后将未喝尽的水轻轻地洒在菜筐上，各种菜蔬立时精神得像活了一样。

胡同里卖油的老者也记忆深刻。那是一声苍老又沙哑的叫卖声，长长的一声“油……”声音由高到低，由强到弱，像一声长长的叹息。老者推着辆独轮车，车上左右两个油篓，粘糊糊的；老者穿得也油乎乎的，我不大喜欢。但老者的木梆子很有趣，油光锃亮，用木棒敲打着，“梆梆”地响，声音清脆，好听。特别在晚上，很静，梆子声响起，“吱扭吱扭”的独轮车声也传来，有些许的凄凉。

（二）

市井生活的记忆外，是玩耍的快乐。

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是胡同路西“裕庆隆”的作坊。看磨坊里驴一圈一圈不停地拉碾子，就会很开心的占去很多时间。在墙根拔几根草，送到驴嘴边。驴戴着笼头，干着急，咬不住，就会跟着驴在碾道里转，一直到从笼头眼里把草送进驴嘴中。有时驴偷懒，停下不走了，就会折下根柳条，在驴屁股上抽：“懒驴懒驴，你好赖皮”。驴一个前窜，吓了人一跳，随后是我们开心的笑声。

最开心的时刻来到了，卸了磨，工人牵着驴到作坊跨院或到路东的空地上，驴在地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打滚儿，撒欢儿，口鼻中“吭哧吭哧”地喷着热气，扬起弥漫的尘土。我们也就就势躺在地上，老驴似地滚来滚去，脸上、胳膊腿上都是尘土，回家又遭一顿臭骂。

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捉迷藏游戏。作坊里有数百口腌制酱菜的大缸，一排一排，密密麻麻，是最有趣的捉迷藏的天地。从早晨可以一直玩到天黑。

最有趣的去处是沿西大街向西，不远就是高高的西城古城墙，还有护城河。城墙很高，巨大的青石砖墙体历尽沧桑，黑黢黢的，铺满绿苔。有的地方已经坍塌，是日本人攻占保定时炸开的，裸露着黄土，长满了杂树野草，自然也开满了各色野花，蝶飞虫鸣，是我们的天堂。

白天，从坍塌处爬上城墙顶，向西北看，太行山绵绵的山峦；回头看，千年古城青瓦的屋脊；向上看，水洗样的蓝天。风吹过来，草的香味，花的香味，水的香味，泥土的香味。扑蝴蝶，捉螳螂，抓蚂蚱，逮蛐蛐，说不尽的快乐。

（三）

1954年，我七岁，上了小学。叫琅琥街小学。学校不算近，在城隍庙以东，数保定东边了，但从没有家长送过，都是自己去。可记忆的最牛之事有二。

一是算术课。老师讲“十以内的减法”时，讲到“一减一”“二减二”“三减三”一直到“十减十”等于几？全班同学都一遍遍地回答“大铃铛”。只有我站起来说：“零”！老师是个女的，姓康，说：“全班都是傻铃铛，就你正确。你可以先放学回家了！”我坐下，把书，铅笔盒“啪啪”的塞在书包里，得意万分地离开了教室。

再一件牛事是语文课。第一课讲完后，老师考察背诵课文，连叫十几人，都背不好。康老师指着我说：“你来背！”我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背诵：“语文课。第一课：《上学》。我们上学。第二课：《开学》。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第三课：《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第四课：《放学》……”康老师打断我：“停住，我还没讲，谁叫你背第二课第三课的？显摆你能？回去！请家长！”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极为震撼惊悚的事情。双井胡同四号大门外，立着个废弃的碾盘，碾盘靠在墙边。某一天，闲来无事，小学一年级的我站在碾盘上，拿着个画石猴（石笔）在墙上“题”了些字，然后，到作坊里玩去了。天色不早，回家吃饭，出的作坊门，便见对面空地上停着辆吉普车，还围着黑压压的人群。那个年代，自行车都少见，一定发生了大事。

刚钻进人群，就看到几个警察正对着我写的字照相，那个碾盘也用绳子围起来。人们说发现了反革命标语，公安局来了。我又踮起脚来细看，共三行。第一行“飞机飞来了”。第二行“又飞走了”。第三行“毛主席。完了”。“猖狂攻击大救星，敢咒骂毛主席完了”，“罪大恶极！坚决镇压反革命！”人们纷纷议论着。我还真的怕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后来几经调查，又做了多次笔迹鉴定，认定标语确实是出自我手，但仍怀疑幕后有黑手。搞得父母、老师、马叔，马婶，送水的汉子，卖菜的老汉，卖油的老者，作坊里的工人一干人等，除了作坊里的那头驴，凡是和我说过话的成年人都被内查外调，好不紧张。一老警察大概是出自为我解脱之意，反复诱导我：“孩子，你是不是想写毛主席‘萬歲’啊？你认字少，把‘萬歲’写成‘完了’，是吧？”我气哼哼的说：“‘萬歲’谁不会写？就是‘完了’。康老师教我们的，写完作业，都要写上‘完了’。不信你去问！”办案警察恍然大悟，旋即结案。

小学生的我

（四）

最美丽的记忆是在高高的红枣树下，除了开心的玩耍，更有稚嫩童真的友情，足以滋润一生。

两家大人相约，孩子们年龄上下差不多，就直接称呼名字。所以我管马玉芳叫小芳（“芳”读作三声，念“访”音），管马玉兰叫小兰。可小兰偏要叫我“小哥哥”，并且猫儿狗儿似的屁颠屁颠地整天跟在我后头，让我在小伙伴前很没面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作坊的密密麻麻的酱菜缸玩捉迷藏，借机甩掉她。听着小兰找不到我的失望的哭声，看着小兰擦着眼泪离开作坊回家，我很开心，更为得意，于是和一帮顽童疯跑起来。

那时的冬天怎么那样的冷？家里都点煤球炉子，房檐上挂着长长的冰绺子，玻璃窗户上结满冰花。我在西房，小兰在北房，我们的脸都贴在结冰的玻璃窗上，鼻子冻得红红的，呼出的热气融化了眼前的冰花，透过这一点光亮，死死地盯着月亮门旁的枣树。凛冽的寒风中，“咔嚓”一声，会有干裂的树枝掉下来，我们就会各自从房中跑出，争抢落在地上的干树枝，干树枝可以在点炉子时引火的。常常是我跑得快，捡起干树枝。但一看到小兰冻得通红的鼻子，还有皴裂的小手，我就会很大气地说：“给你吧。”小兰会开心地笑，“咯咯咯咯”地笑不停，严寒的院落里充满喜悦和温暖。

春天时，小兰会让马叔用竹竿子打下几束枣花，掐下一小把，插在头发上，歪着头让我闻：“香不香？”我说：“不香不香，比狗屎还臭！”小兰就又哭了。她哭起来用两个手背擦眼，很好看，也很有趣。树上总有五颜六色的虫子，我也挺怕的，但会壯着胆子用手捏住，在小兰脸前晃，吓得她惊叫着满院子里跑。下雨阴湿天，月亮门的高墙上，好多好多蜗牛在爬行，我俩会蹲在墙下看半天，腿都麻了。

夏天，在浓浓的树荫下铺上一领席，母亲和马婶坐在席上做针线，席上摆个小炕桌，一年级小学生的我趴在桌上写功课。小兰两手托着腮，眼巴巴的看着我写字。写累了，就势躺在席上，眯起眼，透过密密的枝叶，看蓝蓝的天。有一群白鸽子打着呼哨从蓝天飞过，像飞过一片云。我们就会认真讨论，为什么鸟会飞人不会飞？这时候，小芳就会很轻蔑地瞟我们一眼。我不喜欢小芳，很少搭理她。

夜晚，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繁星满天，夜色如水。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月亮上真的有仙女和白兔子吗？是我和小兰经常争执的话题。月光下，小兰的眼睛很亮，很好看。夜深了，大人喊我们回屋，小兰总是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伏在我耳边小声说：“别吱声，装听不见。”说完把头紧紧靠在我身上。我的耳边就有一股热气，心里砰砰地跳。

秋天来了，枣子由青变红。叶子黄了，落了。满枝的红珍珠，红玛瑙，映在蓝天下。我和小兰每人一个小板凳，坐在树下，仰着头巴巴的看，盼着，等着一阵秋风，熟透的枣儿落下来。脖子都酸了。有时一阵风起，火红的枣儿会噼里啪啦的落下不少，我们会欢呼雀跃，每人捡起几大捧。

这时，小兰会把自己捡到的都给我，说：“小哥哥，都给你吃。树是我们家的，我有的是。”马婶经常说：“俩孩子有缘分啊。”小兰就问：“娘，什么叫有缘分？”马婶说：“就是给你小哥哥做媳妇儿。”我说：“我不要媳妇儿。”小兰说：“那我把枣树给你，你让我做你媳妇儿，行不？”大人们哈哈大笑。

1955年初，我家搬了家。搬家前，小兰哭得哑了嗓子。我也很难过，眼也湿了，躲在门后，擦干净，装作没事。

自此，我再也没见过小兰。保定不大，新家在西大街114号，离双井胡同也不远，可我好像是从没想到过要去看看她，很没心。以后又搬家到联盟路11号省直机关宿舍，就更没能去见她。

1958年，河北省省会从保定迁至天津，要坐火车到新的大城市，只顾兴奋，也没想到去双井胡同和小兰说说话告个别。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老了，才知道，在苍老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童年的小兰，枣花般淳朴，枣花般清香；一直有小兰的友情，枣花般纯扑，枣花般清香。想来，小兰今年也70岁了，是做祖母了还是做外祖母了？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思念。

2007年夏，在保定安葬父母，曾到双井胡同，什么都找不到了。但是，明朗的蓝天下，那棵高高的红枣树分明就在眼前，满枝缀着红珍珠红玛瑙般的枣儿，还听到小兰“小哥哥”的叫声。

泪水，悄然地流了出来，顺着面颊，流淌，我哭了。一滴滴泪，一颗颗红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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