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丨 蔡晓鹏：被冯玉祥谋杀的北洋陆军上将徐树峥

  作者档案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原题

被冯玉祥谋杀的

北洋陆军上将徐树峥

作者：蔡晓鹏

民国有三大“小诸葛”：辅佐段祺瑞纵横政坛十五年的徐树铮；辅佐张作霖崛起为“东北王”杨宇霆；为蒋介石献“削藩集权策”、“攘外必先安内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的杨永泰。

三位“小诸葛”都才华横溢，一度在政坛上指点江山，风光无限。但都落了个英年死于非命的悲惨下场。

杨宇霆“威高震主”，1929年1月10日晚，被少帅张学良诛杀于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卒年仅44岁。

政学系出身广东茂名杨永泰1932年给蒋介石上的“削藩整军策”，开罪了各路诸侯；“整个分吏治”，得罪了各级官吏；“领袖独裁集权策”，触犯了CC系等诸多政治集团的利益。杨先生从“大内总管”的权力中枢被排挤，转任湖北省主席；又在任内于1936年10月25日，被狙杀于江汉关轮渡码头。卒年56岁。这场谋杀本是陈立夫、陈果夫为CC一手策划的，但拿了胡日民派的刘犀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替罪羊（判了十年徒刑）。已成为民国史不解之谜。

徐树铮这位已下野北洋系重臣、国务院秘书长、威远上将军，则死于冯玉祥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在离京南下途中，于当夜12点半途经廊坊，即被张长江率领的冯玉祥的手枪营包围，随即在车站附近枪杀，卒年仅49岁。

冯玉祥事先即与属将张之江、鹿仲麟密谋，设法导演了一出陆承武为其父陆建章（曾为山西都督）报仇的大戏。陆建章是冯玉祥妻舅，大恩人；1918年被徐树铮、倪嗣冲（皖系军阀）、杨宇霆（奉系驻军司令）公然诱杀于驻津奉军司令部。但不久，冯玉祥谋杀徐树铮一案，真相大白。

徐树铮之死，使其正在主导策划的“孙、皖、奉联盟”反直、推动以孙中山为元首成立新联合政府的政治大戏，成为泡影。也彻底断送了段祺瑞图谋借“三角联盟”“东山再起”的图谋。

作为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史家对徐树铮一生评价，毁誉交加。但徐树铮在主力参与的五大历史事件中，确曾立下名垂青史的四桩大功。

（一） 

结盟段祺瑞

徐树铮生于1880年11月11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十九日），距徐州城南50里的肖县（民国附属江苏徐州，今属安徽宿州市）醴泉村。父亲徐世道是当地名儒，名重数十年的教师；在地方上威望 很高，当年徐州那一带的举人，十有八九是他的学生。后来在北洋政府任高官的宋子扬、臧阳松、张伯英等，都是他的门下，被称为“徐州大师”。

徐树铮天生聪慧，七岁能诗，14岁中了“秀才”，17岁参加岁试，摘取了岁试一等第一名。18岁（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徐树铮赴南京参加清朝两年一次的“抢才大典”——江南乡试：考举人。同场参考的还有陈独秀。这两位后来名动江湖的秀才，此考均名落孙山。

1900年，徐树铮单身赴济南，拟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新军首领袁世凯。徐树铮给袁世凯上了封“万言书”，尽是些经国大计，自称“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徐树铮先生文集合刊.（简称合刊）第28页）。袁有恙不便，遂命山东道台朱钟琪代为接待。朱也是名士，自视甚高，看不上这毛头小子。徐树铮愤然告退，困居在济南一家旅店中，进退两难，借写楹联以解缓从军无门的苦闷。恰段祺瑞来店访客，见小徐气质不凡，文笔出众，顿生延揽之意。

左：徐树铮；右：段祺瑞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袁世凯系大将之一，时以武卫右军统带、陆营武备学堂学办职，驻防济南。

徐、段纵论天下大事。徐树铮慧眼独到：“创建新军，转换山东，大有可为者，莫若次城袁公（世凯）也”。段祺瑞大喜，聘徐树铮入幕，任记室（文字秘书）。

段祺瑞长徐树铮十五岁。自此段视徐为兄弟、股肱，百般呵护，言听计从，宽容大度。徐则视段为恩师兄长，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忠贞不二。徐、段结下的生死之交，在此后三十年腥风血雨的考验中，真不愧十二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进共退”。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段祺瑞任参谋处总办，徐树铮随段祺瑞到保定，在袁、段幕下历练至1905年。五年间，徐树铮以军人自励，与士兵同操课，习跑步，闲暇苦读兵书。1902年徐树铮再注日本传刻版、明代赵虚注释的“孙子”，印刷数百部“付之坊间，印行信世，以广厥传”（徐树铮先生文集合刊-第9页）。五年期间，徐树铮别妻离子，没有回家一次。段祺瑞大赞他“艰苦卓越，志趣异人”。

1905年，经段祺瑞保荐，徐树铮公费留学日本上军校—1903年日本政府为清国留学生专设的顶级学校—振武学校（蒋介石是1907由保定军校入学振武的）；1909年毕业考入士官学校，主攻步兵科。留学期间，徐树铮严格自律。同一时期，留学生中激进思潮活跃。留日学生有追随康梁的“维新党”， 更有信奉孙中山的“革命党”。陈天华、邹容、秋瑾、陈独秀、张继、杨度、李根源以及后期的张群、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都成了反清的活跃人物。

徐树铮循规蹈矩，政治表现谨慎、保守，但时刻关注着国内政局和袁世凯、段祺瑞的进退。段、袁也在经济上资助过徐。1910年春夏之际，徐树铮学成归国，回归段祺瑞幕下。

（二）

辛亥“逼宫通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1月2日，袁世凯出山，任内阁总理大臣，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段升徐树铮为总参谋，“运筹帷幄”。（合刊：第119页）。

1912年，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授意段祺瑞出面，以“逼宫”形式，敦促清帝退位。

徐树铮执笔起草了这份有历史意义的“逼宫电”。1月26日，电文由段祺瑞领衔，42名将领联署，徐树铮以总参谋身份名列其中。电文提出：“为痛陈厉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义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殂。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在电文发出同时，段祺瑞率兵车开往保定。

1月30日，清廷决定退位，2月12日颁布了由宪政派首领张謇拟草的退位诏书。二千余年帝制，未经大动乱，大战争，大流血，就在这样内外压力下崩溃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由此启动 。徐树铮自此开始跻身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时年33岁。

此谓：参与“一造共和”之功。

（三）

遏袁称帝

1913年秋，袁世凯在第一次南北战争中，挫败了南方柏文蔚（安徽）、陈炯明（广东）、孙道仁（福建）、谭延闿（湖南）、熊克武（重庆）的讨袁联军。

1914年初，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为其独裁统治扫除政治障碍。

这时，白朗起义军转中原，占豫东、下皖西，直逼皖中舒城和鄂东英山，势不可当。袁世凯委派段初祺瑞以陆军总长代理河南都督，进驻开封，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正规军2万多人，以“聚歼”白朗军。

徐树铮升任陆军部次长，在段指挥围剿白朗军期间，主管陆军部日常事务，实际掌控了陆军部大权。

为直接掌控兵权，1919年5月初，袁世凯颁布了总统高度集权制的“民国约法”，取代1912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以限制总统权为目的“旧约法”。新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使陆、海、空三部总长，失去指挥权。三部沦为总统辖下参谋办事机构。

1914年12月29日，袁世凯又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新规定三条：总统任期10年，连任没有限制；参议院可以议决连任，不必改选；总统继任人由现在总统推荐。总统、参议员无限任期和推荐继位，使国家最高权利为个人封建垄断和继承，披上合法外表。

段祺瑞、徐树铮对袁世凯独裁、称帝的政治意图，持消极抵制立场。在徐的策动下，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和财政部长梁士诒、前内阁总理熊希龄，三巨头联手抵制袁世凯称帝。29日当日，袁任命王士珍署陆军总长，免了段祺瑞的官位。5月31日，段告假养病。

为反制政敌，1915年春，袁世凯下令特设“肃政厅”，专事查处各部门贪贿卖官。结果查得：财政部属各省税关督察、盐运使有受贿行为；交通部属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大铁路有贪贿弊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贪腐购外国军火回扣款40万元（实用于兴办正志中学）。6月26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财政部次长张弧、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之职。矛头直指叶恭绰后台熊希龄，张弧后台梁士诒、徐树铮后台段祺瑞。史称“三次长参案。”

压住段、梁、熊联盟后，袁指使杨度等于1915年8月1日发起成立“筹安会”；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电令，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次日，在居仁堂登基。段祺瑞、徐树铮称病，未出席捧场。徐树铮对曾毓隽说：“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

12月15日，蔡锷在云南率先通电反袁称帝，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全国纷起“讨袁”。

1916年1月21日，徐树铮上书袁世凯，要袁立即取消帝制，并“下罪已之明昭，收已去之人心”（《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1989年版，第126－147页）。信中不称袁“陛下”、“总统”，而称“大元帅”。袁勃然大怒，原封退徐树铮。

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撤消帝制；段祺瑞重新出山，4月22日出任国务卿，以代替拥袁称帝的徐世昌。5月初恢复国务院，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徐树铮为袁世凯打压，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实权可左右国务院。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亡。段祺瑞以总理兼陆军总长，总揽军事大权；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当了傀儡总统。开启了史称“段祺瑞时代”。

此谓：参与“二造共和”之功。

（四）

灭了张勋复辟梦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两大巨头的府院之争，成为北洋政府政治斗争的主线。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段、黎冲突白热化。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以获取日本对皖系的支持。黎元洪则为防止段在日本支持下努力进一步军力扩张，则坚决反战。黎的背后是英美系。段祺瑞的左右都是主战派；唯徐树铮坚决反对，劝段保持中立。段祺瑞只好把徐支开，派往欧洲考察战事。徐在欧洲先后给段写了近十封信，劝谏“中立”，还暗中指使皖系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电请中央维持中立。

段逐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在军人干政压力下，内阁于5月1日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6日，段祺瑞逼迫黎元洪盖印；但在参议院讨论时，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傅良传，搞了个“公民团”胁迫国会通过，致使国会停开，段内阁成员相继辞职。

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捅出爆炸性内幕：段内阁向日本贷款一亿日元，条件是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中国兵工厂。一时舆论大哗，民怨鼎沸。

5月23日，大总统黎元洪取得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借机宣布免去段祺瑞总理兼陆军总长职。

段祺瑞退回天津，重整旗鼓、招集各部。成立了“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并筹建临时政府，组织几路     进军，进京倒黎。

黎元洪则孤立无援、处境险恶。意外得到驻守徐州的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号称十三省大盟主的“辫帅”张勋的支持，表示可奉召率部入京，维持治安。张勋是顽固保皇党，想乘机复清朝王室。从1916年至1917年5月，张勋先后在徐州召开过四次会议，明确提出“复辟清室”的主张。第四次会议，安徽、江苏等十三省都有代表参加，故张勋自称“十三省大盟主”。

徐树铮作为段祺瑞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张勋说：“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目的（驱黎），一切手段在所不计”。私下对王致隆说：“先让他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苏锡麒：（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文史资料逻辑》第41辑，第28页）。

这是段、徐为黎、张预设的一个后发制人的政治圈套。黎元洪被蒙在鼓里。1917年6朋1日，黎元洪以总统令急调张勋进京，调停黎、段冲突，以“匡济时艰，挽回大局”。6月7日，张勋率6千辫子军，从徐州北上进京。6月8日，张勋率军进入天津，要挟黎元洪先解散国会，才肯带兵调停。黎元洪无奈于13日下令解散国会。段坐镇天津，看笑话。

6月14日，张勋率军进京。7月1日，北京遍树大清国龙旗，13岁的溥仪在张勋等一班前朝遗老遗少拥立下，重登皇位。黎元洪躲进日本使馆。面对局势失控，一筹莫展。

段、徐这边则早有准备。早在6月初，徐树铮受段祺瑞委托，南下蚌埠、南京，以名利相许，联盟倪嗣冲、冯国璋，达成协议，一旦段起兵驱张，则由倪、冯断其后路。

7月2日，黎元洪万般无奈之下接受张国凎建议，特令段祺瑞复任国务院总理，反清室复辟；同时签发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的电报。

当夜，段祺瑞赶到天津附近马厂镇，驻军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是段祺瑞的换帖兄弟。段又用电话与驻保定的曹锟联络，达成一致“反复辟驱张”共识。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总司令段祺瑞；参赞：梁启超、马长泰、汤化龙、徐树铮等；东路总司令段芝贵、西路总司令曹锟、中路由段祺瑞总领（李长泰第八师）。

7月4日，段祺瑞发出讨逆通电，兵分三路进军北京。次日拂晓，发起三路会攻，张勋“辫子军”不堪一击，纷纷缴械投降。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其它复辟要员作乌兽散。当日，傅仪被迫宣告退位。

这场借黎元洪调张勋进京之机，预设圈套，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政治博奕，可谓一箭三雕：倒黎、反复辟、重掌政权，段祺瑞是大赢家。徐树铮运筹帷幄，合纵联横，下了局妙棋。

此谓：徐树铮有参加“三造共和”之功。

（五）

图武统中国，竞联盟日本

自1917年反张勋复辟后上位至1920年7月直皖战争失败，段祺瑞引咎辞职、徐树铮等十位皖系干将被大总统徐世昌通缉、皖系自此退出中国军阀争霸政治舞台止，在这三年中，徐树铮主要参与干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是帮着段祺瑞扩张势力、争权夺利。凡组阁、选总统、国会、重要人事安排，这类事，徐树铮始终不闲着，永远是段祺瑞最得力贴心的“小扇子”。

第二件事在南北关系上，坚定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与冯（国璋）、曹（锟）、徐（世昌）等“混统派”、“主和派”，斗得天昏地暗。在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之间，呼风唤雨，今儿合纵明儿连横。民国时期的军阀名将，从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陆荣廷到倪嗣冲、阎锡山、李烈钧、卢永祥、张敬其，李根源、熊克武、张宗昌、孙连芳、阎惜山、杨宇霆、李钝等，或曾在徐树铮指挥下南征北战，或是徐树铮“南伐”的对手。

第三件：对日大借款。段祺瑞政府要武统中国，最缺的是钱和武器。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对日借款。第一笔1917年1月20日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9月28日交通银行第二笔借款；1918年上半年日本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吉会铁道借款1000万，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9月24日，又签下满蒙四铁路2000万日元的垫款合同和高（密）、徐（州）、济（南）、顺（德）两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28日，段内阁以国库劵作为抵押，与日本签订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协定。总计借款10045万元。上述借款由于全系日本寺内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在暗中秘密搭桥，史称“西原借款”。

此事被新闻界以“二万万元卖国大借款”为题披露后，引起全国民众抗议风潮。美英法诸国，认为日本垄断了对华借款权，也发出抗议。

第四件大事：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年5月16日，中方代表靳元鹏和日方代表斋腾秀治郎签订《中国陆军共同防论军事协定》；19日，该协定的海军部分，又由北京政府海军中将沈寿堃和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部在北京签字。段祺瑞以与日本共同出兵俄国，干涉苏维埃革命为条件，拟从日本那里获取巨额军械和借款，以建立一支新武装“参战军”，以利实现他“武统”中国的政治意图。

此事徐树铮参与密谋。但也充满忧虑。5月20日，北京大学生举行大集会，抗议段政府亲日卖国，要求公布“协定”内容。随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济南、奉天都掀起大规模的学生为主的抗议示威浪潮，比当年抗议袁世凯签订21条卖国条约的声势、范围更大、更广。

西南军阀和北洋政府的主和派梁士诒、冯国璋乘势互动。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藻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莫荣新等南方军阀，联合致电冯国璋，斥段的中日军事密约：“因坏法而用兵，因用兵而代款购械，因代款购械而有亡国条约，务逞于国内，宁屈伏于外人”。（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368页）。主张组织和平会议，南北停战息争，解决南北之法律、政治诸问题。使段、徐的“武统”战略，再次严重受挫；遂有段、徐扶持吴佩孚崛起、继而改变北洋格局的后事。

徐、段联手整的这四件大事，搅得当年的神州大地战乱纷纷，“你刚唱罢，我又登场”，进一步陷于军阀大混战的分裂状态。

（六）

促外蒙“撤治回归”

清代把蒙古分为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蒙古三大主要部分和若干小部分。在沙俄嗾使下，1912年2月5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所谓“大蒙古国”，宣布自治。1913年1月2日，北洋政府在《中俄声明文件》中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权，并承诺在外蒙古不驻兵、不安置文武官员。1915年5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订了《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 所有条款。沙俄在支持“自治”名义下进一步控制了外蒙。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活动在外蒙古和黑龙江的沙俄白匪谢苗诺夫以及蒙匪富升河相勾结，妄图建立一个日本大控制下的“大蒙古国”。在外有日本、白俄的威胁，内有活佛喇嘛与王公贵族争权夺利的形势下，自外蒙“自治”后，被排挤出执政阶层的外蒙王公贵族们，则想借“撤治回归”，恢复王公贵族们掌权的旧制。遂于1918年秋，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治”的请求。

段祺瑞认为：“外蒙横自俄疆五六千里，倘入俄手中，国事将不堪言”。1918年10月20日，徐树铮奉命设立“西北边防筹备处”；1919年6月13日，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7月18日，北洋政府通过并公布了徐树铮提案《西北筹边使官制》。徐树铮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顺承王府设置“西北筹边使公署”、下设参议室、参谋处、参事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电务处；直接指挥西北边防军进驻库伦、察化、洛阳、廊坊等地。

为完成促外蒙“撤治回归”的使命，徐树铮在出使前后，做了精心布局和准备。

一是武备：1918年10月20日，“西北边防筹备处”一成立，就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兵。成立了4个混成补充族、一个补充混成族，分驻洛阳、廊坊、宣化等地。

二是文备：制定《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在这一揽子计划中，强调指出：为解决外蒙问题，政府必须选择能人，“委以专责，假以便宜”，须明令特派西北筹边使并制定权限；急修 铁路；先通汽车；布置垦牧；采掘矿产；发展商业贸易；布置兵备；施行教化；移风易俗；发行公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

三是政治摸底：徐树铮了解到“外蒙撤治”，是由外蒙王公们为从外蒙掌权的活佛派手中夺回内部政权发动的。外蒙统治者分为王公派、喇嘛派两大派。清朝旧制以王公管政治、喇嘛管宗教，政、教分离、界限分明。“自治”以来，活佛为首领，政教合一、喇嘛参政、独揽政权。王公们遭受排挤，他们所图撤消自治，其目的不是归附中央，而是恢复旧制，重掌政权。为此徐制定了“联贵撤治”的方略。

四是调兵遣将，精心筹划：徐树铮受命后，先多次召开各级军官、参议议事会，充分研讨外蒙撤治的政治、军事、开发、人事等问题。徐树铮还亲赴宣化、洛阳、廊坊等地巡视军队、检查军械、训话。1919年7月初，先后派兵进驻库伦，主力是驻张家口的褚其祥第六旅第7团。向美商美丰洋行订购50辆汽车，并为蒙古活佛，喇嘛、王公们精选了大批馈赠贵重礼品。

徐树铮先后赴外蒙三次。第一次是1919年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29日抵库伦，11月24日回到北京，在库伦24天。此行实现了敦促外蒙“撤治回归”之目的。第二次是1919年12月22日离京，27日库伦，1920年1月底或2月份回京。此行目的是于1920年元旦，代表中央政府为活佛隆重举办册封典礼、转授“七狮金印”。第三次是1920年5月10日离京，6月15日从库伦折返，17日回京，此行目的是于6月1日在库伦“离宫”，为女活佛举办册封大典、转授银印。

自徐树铮设《西北边防筹备处》以来，为经略蒙事，在金融、文教、通讯、采矿、卫生、交通、武备建设领域，积极谋划和推进。

兴银行。1920年初，开办了边业银行。 银行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特权、总部设在北京，在张家口、库伦、天津设立分行。库伦边业银行发行了以骆驼队为图案的外蒙货币，有一元、五元、十元的，很受外蒙人喜爱。

倡文教。徐树铮治蒙，尤重教化。他认为：“有清以来，蒙初内属，迄今约三百年，率以愚蒙为第，实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后  蒙边日见亲洽，即非力整教化，劝渝为学，不易为功。”（《会刊》，第229页）。

1920年6月1日，首张蒙文《朔方日报》在库伦出版。徐树铮在西北边防总司令部设编辑处，敦请林纾、王树相、马其昶等名儒，为官兵教育选编教材，指定《孟子》，《左传》、《孙子》、《资治通鉴》为官兵必修科目。他还多次组织戏剧演出、让官民“寓文明教育于娱乐之中”。徐树铮还喜欢给僚属讲学、解惑。

矿产勘探。徐树铮聘请德藉专家马尔台、梅约翰随同入蒙。赴库伦纤山，鸟里雅苏台，赛尔乌苏等地勘察植物、矿产资源，提出开发方案。

拟新辟无线电通讯网络。徐聘请交通部电政司无线电工程师杨友古（剑声）、英国板师道克雷，在库伦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梁海等地勘测；拟在库伦东营 子地方首先开工，建立现代无线通讯体系。

重交通。他还从美商美丰洋行购进道济牌压路车，整修库伦城内的土路；提出修张家口至满洲里、归绥到恰克图、赛尔乌苏至绥定、乌旦雅苏台至唐努梁海等四条铁路，共长约3000公里。他再三呈报北京，提出先修张家口至恰克图铁路，并着手筹款，搜集国外铁路参考资料。1920年2月14日，北京政府特派他兼任张洽铁路督办，他又发起筹专项款的“全国经济局”。直皖战后，徐树铮被通缉，张恰铁路（筹）停办，该局被裁撤。

1919年11月17日，在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恩威并重”的不懈努力下，外蒙向北京政府提出“撤治回归”的申请；11月20日，北京政府批准生效，外蒙回归中国。孙中山于1919年11月26日致电徐树铮，赞扬外蒙撤治，是徐“为国家建奇功，堪与中国古代创大功于边疆的陈汤、班超、傅介子并举”（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第169－170页）。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示意图

（六）

“倒许”引爆直皖对决

1919年下半年，皖系掌控的西北边防军发展到3个师4个混成旅，徐树铮有崛起的“西北王”之势。受到西北边防军潜在威胁的“东北王”张作霖和“中原王”曹锟联手，发起“七省（直隶、江苏、湖北、江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反皖同盟”，后河南智军赵倜加盟，形成8 省联盟。以“清君侧”名，逼段祺瑞撤徐树铮、削弱西北边防军。

1919年7月1日，曹锟、吴佩孚等在保定发表《直军全体将士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至边防军西北军书》怒斥：“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官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栽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直皖战争》第86页）。”段祺瑞则声言：“徐树铮有功蒙古，为取消蒙古独立之经手者，不应遽夺其职。”（申报，1920年7月1日文：《内阁问题解决之通报》）

7月3日，张作霖、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联合声讨徐树铮。但在皖系大佬段祺瑞支持下，徐树铮强硬对抗，安福系诸要人亦不动声色。

1920年7月4日，在奉系张作霖、直系曹锟、吴佩孚、李纯发动的“倒皖驱徐”政斗中，徐世昌总统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裁撤西北边防军，由陆军部接管徐树铮一手打造的西北边防军，徐树铮经略、巩固外蒙回归的雄图破灭。1921年2月9日，外蒙再度独立。中国失去了巩固外蒙“撤治回归”的最佳历史机遇。

7月4日，徐世昌颁发三道命令，免除徐本兼各职，挂名远威将军。段祺瑞对徐世昌借助曹吴张等“地方藩镇”势力“助直排皖”的“杀手锏”极为愤慨，遂与徐树铮商量，决定“兴师反抗”。

7月9日，段祺瑞在京南团河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7月11日，皖系部队、西北边防军57000人左右，已布置在琉璃河、榆岱、廊坊、蔡村一线；另外，皖系在各省军队共计的17.8万，也在备战中。

同日，曹锟于天津组成“讨逆军”，举行誓师典礼，统兵约57000人，与皖系相当。自任总司令，任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军总指挥。吴佩孚声言“将亲率三军，直捣京城，驱老段，诛小徐”。

此时，直军前锋已分抵涿县、固安，杨村一线。直系在外省军队总计约12.3万人；加上与直系一边的奉系张作霖3个师，约3，4万人。察哈尔都统王廷帧的第16师，绥远都统蔡成勋师，约20000多人。总兵力5万余人。

7月13日，段祺瑞发布声讨曹锟、吴佩孚的檄文。同日，吴佩孚回应“出师讨贼通电”，斥段为汉奸；誓不与“共戴一天”。张作霖乘机派奉军总参谋长兼27师师长张作相先行入关，自己亲督七万奉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中于天津北仓一带，虎视京城。张作霖亦于7月13日通电全国，霸气宣布“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至者，甚愿以为同胞；具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直皖战争》第110－111页）

吴佩孚算定张作霖必助直倒皖，开战前就断言：“我军（直军）拒守京汉铁路，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作霖）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申报》、《补记吴佩孚决战之言》，1920年7月23日），7月14日－7月18日，直皖大战爆发。18日，皖军战败，西北边防军，几近覆没。19日，段祺瑞通电引咎辞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直皖战争结束。皖系自此退出政治权力中心。

7月29日，作为直皖战争的“罪魁祸首”，大总统徐世昌明令严缉徐树铮、曾毓曾、段芝贵等十名皖系干将。

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徐树铮一手操纵的“安福俱乐部”。斥其为“构乱机关”，“一党之私”、“荼毒生灵，贻祸国家”。

兵败后，徐树铮等9人躲进日本使馆避难。段、徐属亲日派，为日本政府庇护。虽北京政府多次外交照会要求“引渡”，日公使小幡8月27日再次复照中国外交部，强硬拒绝引渡徐树铮等，以期为将来推行对华政策，预留地步。徐树铮在日本使馆内住了120天左右，于11月14日藏身于柳条箱，由一名日本军官从前门火车站带进火车头等包房赴天津；又由日本便衣武装护送到塘沽乘船东渡。到11月15日，后其余7人亦分批逃脱，只剩丁士源一人无消息了。

徐树铮逃离日本使馆当天，步兵统领衙门发出密令，悬赏十万元现洋缉命徐树铮。段祺瑞辞职几个月后，也灰溜溜从北京迁到天津当寓公了。

1921年，苏联扶持下的“蒙古人民党”，与蒙古上层王公勾结，宣布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长驻外蒙古。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主要内容：

一、 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 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

三、 苏联放弃庚子贴款的俄国部分；

四、 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

五、 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 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然而，这只是一纸空文。1924年5月20日，誓布尊丹巴突然死了。6月苏共代理人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允许苏联驻兵。当时曹锟，吴佩孚主政的北洋政府朝野一致声明，抗议。但无实际反制措施；在“内乱”中丧失了一次次收回外蒙主权的机会。

1927年，蒋介石国民政府拒绝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照会，并责令乔巴山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外蒙发生大规模反独立要回归的统一进步运动，被苏军血腥镇压。

1945年8月14日，为换取苏军出兵东北，蒋介石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代表新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再次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73万平方公里的外蒙，从此与中国分立。

（七）

结盟孙中山

谋建反直“三角”联盟

徐树铮则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先是1921年2月从日本潜回上海，住在英租界麦格路、原皖系师长陈东山名下的房子里。在此期间，他积极策划浙闽独立（闽督李厚基，浙督卢永祥都属皖系），企图以合浙闽之力，另树一帜，以期进图中原。他多次赴福建游说李厚基“联浙”，又致信卢永祥“联闽”。但李、卢态度消极。

1921年12月14日，孙中山抵桂林，以非常大总统名义，组织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主政的直系徐世昌，曹锟、吴佩孚；欲联奉、皖以孤立直系。应孙中山之约，徐树铮于12月22日赶到广州，先和孙中山代表廖仲凯、汪精卫、蒋介石洽谈；22年元月3日，徐树铮由蒋介石陪同，由广州前往桂林。孙中山派大本营的宪兵司令吴忠信远迎至梧州。元月4日，徐树铮抵桂林，次日，孙中山在独秀峰下王城行辕内，亲切接待了徐树铮。

孙、徐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在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成立反直“三角联盟”的大略上，达成一致。徐树铮从此开始站在孙中山、段祺瑞共同利益立场上，为促成三角联盟，奔走于粤、桂、京、津、苏、闽之间。

1922年，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在北方，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退回关外。在南方，当孙中山北伐军进入江西之际，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被迫于8月13日返回上海。

8月21日，孙中山与徐树铮在上海再次会谈。孙中山同意调部队，协同徐树铮策动福建延平（今南平）王永泉部，驱逐闽督李厚基，以福建为“倒直北伐”的根据地的计划。同时，孙中山派胡汉民前往延平与王永泉商定合作的具体办法。随后，徐树铮带一批军官和80万经费，前往延平，与王永泉商定作战计划。

王永泉原是徐手下一个旅长，时任闽北镇守使，有1600余人枪、隶李厚基部。徐树铮策动他与孙中山的粤军徐崇智部联手，驱遂已由皖系倒向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

9月18日－11月2日，徐树铮组织皖（王永泉部）、孙（徐崇智部）联军，下长汀，夺古田，占福州，驱走了李厚基，一度控制了福建。10月17日在福州成立了“总领建国军政制置事宜”，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督”，孙中山派汪精卫、蒋介石、居正三位干将入闽辅襄。

但北京政府不承认，福建籍士绅们又发起“民运”，要求“闽人治闽”；加上内部纷争，特别是徐树铮的“先北伐直系”的军事目标与孙中山“先回粤讨陈”，夺回广东、再北伐的军事目标不一致，这个临时政府性质的“制置”，11月2日便互解了。闽藉国民党元老林森出任省主席。建国军取消；徐崇智、李福林、黄大伟部，根据孙中山令改称“东路讨贼军”，徐崇智为总司令，转向“回粤讨陈”。

11月2日，徐树铮离开福州返沪，又北上天津向段祺瑞汇报闽事，商讨今后方略。回沪后，一度闭门谢客，“退影林下”，读书、写字、唱昆曲，刻印，韬光养晦。

1923年初，福建出现“群雄争霸”的大混乱。4月12日，北京政府派孙传芳率兵开进福州，暂时稳定了福建局势。

1923年8月，曹锟贿选总统、激起民怨，全国反直声势高涨。

为拉拢段祺瑞，分化正在形成的孙、段、张联盟，北京政府撤消了对徐树铮及安福系要人的通缉令；曹锟、吴佩孚派代表拜段祺瑞，为段祝寿。为坚定段祺瑞“联孙反直”立场，徐树铮于23年6月24日，7月2日两次致函段祺瑞“力陈联孙及直之必要”。信中就“联孙拒曹”，侃侃而谈：

“中山博士固未尽娴治国之道，然质地甚佳，比北将之贪饕（盖指直系）殊属净洁，较西湖（盖指卢永祥）之巽懦实大果敢。心志不知向我，我为国计，尚不应弃之门外；既知向我，而我犹不克纳之轨物（道？），恐非济世牖民之大也。甚愿有以许之”。（6月24日函摘自合刊）

“若中山孙公之应否团结，实于国事前途消息至大，愿钧座更进一步而有以勘其微焉。中山之真态如何？钧座所闻者来源不一，各有所挟，与之敌者扬其短，或不免过甚，与之反者誉其美，或不免河好。树铮今之所见，专就国事着想，钧座本身之厉害姑无庸计及，但能利国，钧座更复何求？今日之中国宁有利于国而有舍于钧座之事，故不足言也。短孙者，第一日之为破坏人物，次则不谙国情，再次则理想荒唐，再次则左右芜杂，再次则不能下人。数说者，度已熟闻于钧聪，惟其不能尽信，故前岁桂林之行极蒙嘉许，惟其不能无疑，故始终不即不离。虽微实绩，今试逐条剖察之，孙公之破坏未向外人损掷国权断送民利也，未以民间脂膏入已储之外国银行，俾外商资为母金，坐吮中国大利也，此与保定曹氏（锟）所为如何？籍便曹氏今日向钧座低首下心，甘与公结纳之乎？抑拒之乎？纳之，曹犹可任，而孙转不可乎？籍曰拒之，曹氏之拥兵拥才自若也，不待天之死之，既无策除此国毒，以钧座与国休戚之驱，而所以为国效命者不过曰听天，将来史籍之责备，何以为公宽？当今群儿寒噤，各谋己私。忍艰辛困苦以与贪饕抗者，仅此粤东一隅，而公不思结为己助，俾渐返破坏之辙，同趋安轨，徒听其长此破坏不加喜戚。如此，则在公纵非破坏，而公之所以为国保全者安在？愿钧座熟虑之也”。（7月2日函-摘自合刊）

1924年10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大将冯玉祥与天津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暗中结盟，于10月23日，阵前倒戈，挥兵回京，迫使曹锟下台。但东南齐燮元、孙传芳等联合声讨冯玉祥，张作霖拥兵十万进驻津浦路线，高喊“北京政府之收拾，当请老段当王。”冯玉祥迫于形势、赶紧到天津，与段、张会商，决定拥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1月25日，段就任。

徐树铮自开始就反对段、冯合作，于段就任“临时执政”当天，愤而从香港赴法，12月25日抵巴黎。1925年1月4日，段执政府特委派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组织了20余人的考察团，大本营设在巴黎中国使馆附近。考察团考察了法、英、瑞、意、德、苏、波、捷、比、荷、美、日12国。涉及政治体制，军事、教育、科技、文化、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徐树铮在考察期间，会晤了法国总统杜其格，总理班乐卫，英国首相鲍尔温，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托洛斯基，红军总司令伏龙芝，比利时国王，荷兰女皇威尔明娜，美国总理斯里兰，日本天皇等。进行了一系列会议。考察至12月结束，历时8个月。

在法国考察期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徐树铮深为哀悼，电发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生，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凡人称帝，几人称王。”

徐树铮与孙中山，曾在民国南北之争中互为政治敌人，斗了十余年。最后却成为挚友，联手对敌。也不失为政治佳话。

（八）

廊坊被冯玉祥谋杀

12月10日，徐树铮率考察团回到上海。12月11日，徐树铮到杭州，拉孙传芳“拥段反冯”。孙传芳自任苏、湘、皖、赣、闽联军司令，拥兵10万，谋划组织独立政府。后徐又赴上海、南通活动各界，力倡“拥段反冯”；引起冯玉祥高度警觉，不安、即下决心“速杀之”。

1925年12月19日，徐树铮力排众阻，从上海乘轮船北上，经天津赴北京晋见段祺瑞。23日段祺瑞听取徐树铮出国考察汇报，赞徐：“时下国中，继起者将无其匹”,颁徐树铮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27日，举行专使觐见国家元首仪式。仪式后，徐树铮出席国务会议，参加各种宴会。29日下午五点，徐树铮出席龚心湛为他践行的晚宴，冯玉祥方面的代表鹿钟麟也出席晚宴。晚宴后，徐携随员向段辞行，约6点30分许率随员到北京车站，与送行的龚心湛等众人一一挥别。徐坚决不要武装人员护送，自信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冯玉祥

其实，在告别晚宴前，段祺瑞就派人给徐树铮一张被暗中放在段书案上的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徐看过竟一笑置之。

晚宴时，又有人劝诫：“目前段执政的地位风雨飘摇，北京，天津所有实力均掌握在冯玉祥之手，冯系有政治野心之人，现在张作霖已经退出关外，而段祺瑞赤手空拳又为冯所掌握。你今来京，冯已洞悉，此行绝非简单，而冯玉祥把持政权，就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出事故，也绝不会放过你去，且廊坊一带系冯部张之江驻扎。你乘车过廊坊不太妥当，我们以为应谨慎从事，或改乘飞机或乘专车到天津。”（徐树铮传，第280页）。

徐树铮仍不以为然，说：“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面目耳。我若躲躲藏藏，岂非近中其计！”又说：“我的专车已经备好，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并且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他岂能擅动呢？冯就是想和我为难做对，也绝不会动我，因此我决心乘火车离京去天津，我相信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请大家放心吧！”（《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6辑，第201页）。

徐树铮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度自负轻敌，使他走向不归路。

事实上，冯玉祥早在一个月前，已确定谋杀徐树铮的计划。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新仇旧恨，积压已久。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时，冯玉祥曾因不服调动，被徐树铮撤了他第16混成旅旅长职；南北战争时，冯玉祥反对“武统”、不听徐调派，在浦口按兵不动；改派他救湘，他又和陆建章密谋“倒段驱倪（嗣冲）”，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徐撤职查办，由曹锟翰旋才改为“革职留任，戴罪立功”。1918年6月14日，徐树铮与倪嗣冲及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密商后，将直系冯国璋亲信重臣、总统府军师陆建章诱杀于驻津奉军司令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陆建章是冯玉祥的恩师兼“姨夫”。早在1902年，冯在袁世凯部武卫右军当兵时，就与陆相识。在陆的提携下，步步高升。1907年，陆将内侄女刘氏续嫁于冯，自此冯改称陆为“姨夫”。冯玉祥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徐到处煽风点火，坚持公开主张驱冯，建立奉直皖同盟，拥段为总统；在考察期间，还以专使身份同法、意等国订有军火协议。

最令冯玉祥痛恨的是，在1925年10月冯玉祥与孙传芳联手，正欲合力灭奉时，徐树铮在美国发致电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搅局；并致电杨宇霆陈述利害，劝奉军“不可私逞妄气，妄动干戈”。后奉军驻京1万余名部队迅速撤至关外，破了冯玉祥“联孙灭奉”的大计。冯大骂：“狡猾的胡子（张作霖），可恶的小徐。”

11月26日，徐树铮从美国赴日本的当天，冯玉祥就令鹿钟麟逮捕了徐树铮在执政府的“朋党”：姚惠、叶恭绰、梁鸿志、李思浩、吴光新、沈瑞麟、朱深等。同时，冯玉祥派朴化人在上海搜集情报，派副长官张允荣负责刺杀计划布置，派其督办公署外交处长唐瑞良驻京负责避免引起外交方面的问题，令鹿钟麟在北京坐镇主持执行计划。又从手枪队挑选20人组成“暗杀队”，由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带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动。当鹿钟麟向张家口的冯玉祥报告徐树铮拟乘车南下时，冯断然下令：“现在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只有就地逮捕枪决。”

此时，徐树铮专车已从北京开出。鹿再向冯请示，冯即命鹿转达廊坊的冯部第五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之江，埋地雷炸专车。张之江与参谋长黄忠权计议，决定“先礼后兵，截车抓人”。12点一刻，徐树铮专车抵廊坊，黄忠汉请徐下车“参加欢迎会”，旋兵围专车。徐见势，谓张之江众兵：“我徐某做事，向来了澈生死，不劳诸位簇拥！”说罢大步迈入张营，随后被押到车站不远的地方枪杀了。

闻徐树铮被杀，段祺瑞痛哭失声：“断我肱股！断我肱股！”“事愿俱违，心力交瘁”。于1926年5月7日通电下野，自此到天津念佛吃斋去了。

康有为亲挽徐树铮，其挽词：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与四洲；其喑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无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南通名士张謇是徐树铮老友，自书挽联，悬挂在曾与徐座谈过的“东粤山庄”茶室。挽联曰：“话计无端，听长江东去歌残，忽焉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浦海西头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诛徐后，冯玉祥也四面楚歌，不久被逼解职下野。从张家口到苏联考察去了。张作霖带兵进京，一度当了北洋政府的老大。旋即南方“国民革命”兴起，国共联手北伐，历史进入了新时代。

1945年，徐树铮之子徐道邻提出控告冯玉祥、张之江、鹿仲麟。冯玉祥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之江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鹿钟麟为集团军总司令。徐家则已失势多年，根本告不动。

1945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徐道邻的诉状批示：“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申诉时效是十五年。所以此状失去了时效。”

徐道邻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由，提出抗告。但军委会、法院均不回复。此案不了了之。

蔡晓鹏之页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图片选自网络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民国风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     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       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子女教育  健身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本号只接受微信公众号首发投稿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联系人微信号：james_gz7联系人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