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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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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刚开始不久，北太平庄菜市场有个售货员叔叔，服务态度很好，大家都愿意排他队买菜。突然有一天，他的胸前缝了块白布，上面工工整整的写着：“小业主”。那会不知道什么叫“小业主”。打探一下才知道是做小买卖卖菜的。说他是资本家还不够格，就是出身不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
造反派开始发明创造。一个是“坐飞机”，在总后，举行了由总政，总后共同参加的批斗总政“阎王殿”的大会。总政的肖华等“阎王”，每个人都被两个战士做喷气式状地押着到台上批斗了一上午。最残忍的是，让肖华的两个女儿观看肖华的批斗，当时就在我们的队列里。
我舅舅是1950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分到长沙市正源动力厂，是造火车头的厂子，担任工程师。搞了个发明创造，是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文革”开始，叫他们知识分子是比妓女“老八”还低一等的“臭老九“。这还不算，1967年春节，被造反派在街上抓走，关进牛棚。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技术权威”。运动结束后，长沙市政协给他个委员。我问他：还搞发明创造吗？他说不了。因为运动耽误了他的终身大事，86岁去世时，孑然一身。
批斗不算，“坐飞机”不算，还游街。大概是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吧，用一辆解放牌卡车，两红卫兵押着还还挂个写着“反党分子彭德怀”的牌子，在北京北三环游街。正好我在北太平庄大院门口玩，看见了。
红卫兵越来越操蛋，就不是批斗了，直接把人打死，号称冲出校园闹革命。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上午去铁道部党校副校长家，直接把她打死。她是老红军，八级干部。下午去抄他家。其中一人还是我院的。是我在幼儿园的发小的哥哥。当时我们几个吃完晚饭还去看抄家现场，他哥哥正在烧抄家的东西。我们还和他打招呼。那时他眼睛是红的，根本就听不见。后来，也许是报应，1970年他得羊角风，抽风抽死了。
被打死的铁道部党校一把手樊西曼
大概是1967年夏天的晚饭后，在我们大院门口的马路上看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小孩，追打一个小脚老太婆。其中一个小孩说，她是地主婆，打死白打死。但是过路的人，没有一个响应的。
最好笑的是剃阴阳头。我看见过一个女同胞，走在路上表情有点不自然。她的左边脑袋上的头发被人剃光。右边脑袋上有头发，但是也像狗啃过似地叫人剃了几推子，乱七八糟。
我父亲也是挨斗者。单位的造反派让走资派站在台上，自报出身，出身好的站着，出身不好的跪着。开始，也是那么做的，可是到我父亲那自报出身：贫农。一个造反派从后面猛踢一脚说，贫农出身也得跪着。然后一个造反派头目拿着一盆墨汁和毛笔，挨着个地往走资派的脸上涂抹。全部涂抹一遍，发现了一个问题，走资派的眼仁还是白的。又不辞辛苦把走资派的眼仁也给抹黑。
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去了北京顺义县由北京教育局办的“五七干校”。这也不错。母亲临走前，教会了我生火做饭，哥仨不至于饿着。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我骑着车到五七干校去看我妈。据说五七干校的威力强大，能改造人。我去干校一是看望母亲，一是看看对人是怎么个改造法。
还一件事，那会虽然14岁，由于文革所迫，学会了做饭，但还是贪玩。一次下午，我把饭座在火上，就出去玩。玩了较长时间，才想起回家。推门一看，几间房子里全是浓烟。我的三弟还屋里，忍受着浓烟的攻击。我想，那么大浓烟也不知道把锅端下来，忍不住打了他几下。那时他才七岁。
记得几首歌，一首是“造反歌”，歌词的大意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还有一首歌，据说是师大二附中把老师关牛棚时，红卫兵让音乐老师编的一首“谢饭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低头认罪”几个字要高音，四分之四拍。
还有一首歌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老头手里边，老头接过钱，给我仨冰棍，我高高兴兴说了声，老头找钱！ 1968年9月开学，直接从小学六年级蹦到初中二年级。还挺得意，不用考试。班主任何老师要求我们，课可以不上，“早请示”不能不参加。根据老师的要求，向毛主席保证，在校期间，我一次“早请示”也没拉下。表现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一节英语课老师要求参加 。按老师的要求上了第一堂英语课。第一节课，很简单，教我们把心中想说的毛主席万岁的中国话用英语说出来。整整一堂课“狼赖夫前门冒”不绝于耳。因为我没经过多少年的教育，毛主席万岁的英语不会写。记得同学们当时为了好记，把狼赖夫读作狼来了。 记得最深刻的是“早请示”的颂词。首先由老师领颂，每次都是老师 手里拿着红宝书，念叨着：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然后所有的同学也举起右手，毕恭毕敬，虔诚地挥动着红宝书，大声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老师又领颂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林副统帅。最后一齐吼叫：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还有一次，伟大领袖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发表了，同学们自发来到学校，由老师组织我们向天安门进发。一路上大家非常兴奋，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体会到了歌中唱的，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奥，还忘了，那会是晚上没有红太阳。那会把人象征着太阳，说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都不行，都是反革命。 侯宝林挨斗，是听说的。造反派揪斗侯宝林，给他戴高帽，他从自家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伸缩的纸帽，用力一甩，变得老高，比造反派的帽子要高一些。造反派让他跪下低头认罪。他往地下一趴说，我趴下说明态度更好。 停课
印象比较深的是，北京展览馆举办了一次“破四旧”成果展。抄的古董金条等数不过来。还听说一个女红卫兵，人虽然才十五六岁，但是阶级觉悟特别高。用一根铁丝将一个资本家老头面对面勒死。 我们大院的居委会“破四旧”工作更细。因为院里没有古董，那些小脚老太太也有豪言壮语，她们说没有古董，也要革命；没有“四旧”也有花鸟鱼虫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天居委会召集老太太开会，布置“破四旧”任务，我外婆也去了。那会居委会的人基本上都是清朝时生人，能读几个字就当主任。按现在的文化程度就是小学二三年级水平。我外婆会读小说，在小脚老太太中也算是知识分子吧。
外婆开了一上午会回来，向我们哥仨传达了会议内容，基本精神是，革命要从自己开始，不给“四旧”留死角，要彻底地“破四旧”。家里养的花鸟鱼虫，要统统砸光。外婆，我和二弟，一人砸几盆花，不一会，我父亲放在晾台上的几盆花就给全部砸烂。当时有一种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感觉。
老爸回到家，看到空空如也的晾台，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这花惹谁了？我们在一旁暗笑，无产阶级在我家胜利了。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对花草都那么恨，好像没有花草，无产阶级就彻底胜利了。如果地球上没有花草树木，人类还怎么生存？反人类就是这么来的吧。 文革还一个好处，升学不用考试，直接往上蹦。1966年正在复习，准备升中学考试。突然运动来了，摧毁着荡涤着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封资修”的东西，后来慢慢活明白了，只要是看不惯的人和事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在我们紧张的复习阶段，接到上级指示说是停课闹革命，不考试了。我们当时欢呼雀跃，伟大领袖真好，想到我们的心里去了。多少年来，学校流传着一句话：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这下好了，不用考试了，老师的法宝没了。 记得停课闹革命后，我们学校就准备放假。放假的头一天我们六年级的男女生发生了武斗。还是在晚上，男生站一边，女生站一边，互相扔石头。一块石头砸在我一同学的眼睛上，痛得他直哭。第二天放假前，把家长叫到学校开家长会。这可能是全国第一场武斗。 不考试了干什么？也有安排 。学校买来写大字报的白纸和墨汁。让学生给学校贴大字报。我们感到又好奇又兴奋。好奇的是多少年来学生净挨老师的呲。现在什么师道尊严，都要滚犊子。
当时挺佩服我班的杨洪涛同学。他说，学校这20多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要揭盖子。还说北京市委的事情：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开始是北京市委的，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分子。后来又不断地出现坏人，越来官越大，又出来“彭罗陆杨”和“61人叛徒集团”。直至揪出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毛主席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分子，那会觉得毛主席太危险了，坏人都在身边。后来才知道那是形容语句，真是捏了把汗。
万寿寺
万佛楼是万寿寺最主要的景观，有两层楼。那时的两层楼可不是现在的概念，有20米左右高。有个石台，上面的正中央是如来佛，旁边的是什么佛，叫不上名。为什么叫万佛楼？在大佛的后面有一尺高的小格子密密麻麻，里面的每个格子都有一尊如来佛，也是胶泥彩塑的。佛的前脸，学校用苇箔抹上石灰当围墙。作为学校的两个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 1960年，我上小学一年级，学校放电影我没去。弄了个小如来佛。那时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只把它看做胶泥。弄点水，耍起了胶泥。认为，捏小人人多好玩。佛教委员会的人还来过一次。
在第一个王八亭子后的庙宇里，有几个胶泥做的人物彩绘，青面獠牙的。我只记得一个神手里拿着一对钢鞭，都叫不上名来，可能是守护后面的万佛楼。 因万佛楼的台上放了很多经书之类的书籍，有几个同学淘气，把苇箔掏个洞钻了进去，把经书拿出来不少，最后扔得到处都是。我还捡了本地契，是精装的，像火柴盒一样抽拉的。那会不知是文物，丢了，要放到现在也值两钱。佛教委员会的人把那些佛经收走了。 文革一来，要了泥菩萨的命。还不是我校的学生，是外校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估计他们来破四旧带的是木棒，石碑砸不动，乾隆的御碑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所有的彩绘泥菩萨都被砸个稀碎。两三百年的文物荡然无存。当时还想：砸的好！要不怪吓人的。 “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万寿寺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当年的红卫兵“破四旧”，泥菩萨全部没有。那些泥菩萨无法恢复，只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刚进大门时好像有哼哈二将，现在也没了。往里走，第一个王八亭子（其实乌龟是龙子）后的寺院的泥菩萨没了，后从大钟寺请来一口钟填补空屋。
万佛楼本来是寺院的最主要地方，因为泥菩萨全部被砸，所以几十年来从不对外开放。可能也是不能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保护单位的主要原因。在后楼，有一处塔林，有十几个主持死了以后就埋在那，并且每个主持一个塔。那里还有十几颗200年左右高大的柏树。树上还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羽毛是黑色的，尾巴呈剪刀型，比燕子大。有人说是知更鸟。“破四旧”一来，塔林，柏树，知更鸟全部没了。
万寿寺的东侧，现在用墙给封堵上。那会，有个四合院，挺大。因有海棠树，因此我们叫海棠院。有两个班的男女生宿舍，我们年级的老师宿舍和盥洗室。还有几排小和尚住的禅房。文革时住进来很多住户，成为永久居民。
前几年，万寿寺想收回，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放弃。他们一直说这屋是祖传的。万寿寺还有一张牌，六个皇帝的御匾，本来想在寺院的东侧空房间里弄个餐厅，有两个大四合院。用御匾招揽客人，请一块御匾100万，后来因这几年反对铺张浪费便作罢。 张园长还告诉我们一件事。1966年底，我校的一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为了壮胆，用毛笔在假山东侧的一间房屋的一块石板上刷写“造反有理”。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时间过去了，依然清晰不掉。园里组织职工清洗了几次，不起作用。现在依然“造反有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和尚写的呢。
红卫兵
“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我校一共两个年级，200多师生员工。老师成立个组织叫“东方红”；学生的组织叫“红卫兵兵团”。一天，老师的组织“东方红”开会，我在窗外大喊了一声：打倒“东方红”！开完会，体育老师质问我刚才喊什么呢？我一想，可不是，打倒“东方红”是反动口号啊。在那个年代说话要小心再小心。弄不好，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挨批斗，判刑，一辈子都别想翻身。那次我受的惊吓不小，再也不敢喊打倒“东方红”了。这回明白了，起革命名字还有这个好处。
一次，北京123中晚饭后开辩论会，高音喇叭开得嗡嗡作响。我家和123中只隔着一个楼房，喇叭声吵得人睡不着觉。那会的红卫兵只顾得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根本就不管老百姓能否休息。一直和外校来的红卫兵辩论，都说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保皇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天亮，也辩论不出结果。
后来外校的一个女红卫兵振臂喊口号，喊错了，可能想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结果喊错了，喊成：保卫刘少奇！打倒毛主席！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口号。马上，辩论会改为批斗会。听见那个女红卫兵痛哭流涕做检讨。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通过一晚上的辩论见了分晓。
我们学校斗走资派只进行过一次。后来人们看这种事情太荒唐，就没再斗了。还是1966年夏天，由五年级几个12岁的小屁孩组织了批斗教导主任的批斗会。学校校长是军人上校，因不参加“文革”，因此没被批斗。只是苦了教导主任。批斗会开了一上午，她就在台上恭恭敬敬地站了一上午。那时的说法是：低头认罪。那些小屁孩也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楞让主任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交代如何把学校变成修正主义的温床。
开完会一个小屁孩到主任跟前，擦了擦流出来过多的鼻涕说：主任借我两毛钱，我坐车回家。这件事是我当主任女婿的同学说的。主任看毕竟是孩子，让老师把这些同学送回家。以后就没再开过批斗会。
其它
话扯得远点。1960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在我的眼里没有看见饿死人的，但是我肚子里装过许多“叶蛋白”。记得体育马老师爬到我校的白果树上打树叶，我们班由班主任齐淑娟老师带领，捡树叶，装麻袋，送到伙房，由伙房叔叔做成黑色的窝头，送到我们的饭桌上。起了个优雅好听的名字叶蛋白。开始，又苦又涩，难于下咽，很少有人吃。后来伙房叔叔想了个办法 ，在里面放点糖精，才有人吃，而且不吃饿呀。那会也没什么怨言，以为上学都吃叶蛋白呢。
现在有句话：苦谁也不能苦孩子。我当时七岁，应该算是孩子吧？可是没听说过不能苦孩子的话。实际的作法是，同甘共苦。吃叶蛋白的苦日子到年底结束。庆幸的是我们活过来了，没饿死！我们那会确实感谢毛主席，让我们活过来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毛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首先要感谢的是他老人家，其次才是父母。
那会，很多人脑子进水。父母生我养我是最亲的人，但是有些人不那么认为，他们认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一个战友，他的父母被造反派当着他的面活活打死。他却和我们说，谁要是说文革发动者不好，我就不答应。
“血统论”为“文革”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男四中的，号称北京四大美男子之一，他参加了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他说“西纠”的权力比西城公安分局还大。
“血统论”不仅在阶级之间，而却在“无产阶级”内部也血统分明。革干子弟（现在叫红二代）和工人子弟也是势不两立的阵营。北京人还记得住在新街口那边有一个工人子弟，外号叫小混蛋。按革干子弟的说法是个小流氓，还是个罪该万死的小流氓。他们打过几次架，有伤没有亡。但是，还是革干子弟把小混蛋杀死了。因为那会乱，也没听说有谁被判刑的。大概是不了了之。还听说有个“四三派”是干部子弟派；还有个“四四派”，是工人子弟派。也是死掐。都要证明自己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织；对方是保皇党。
积极参加“文革”，灭资兴无，是那个年代的强音。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进行大串联，让红旗满天飘。这倒是个好办法，大串联既响应了号召，又能玩个痛快。不花钱能坐上火车，在异地还有当地机构接待。
我的同学胡向成搞了四张串联火车票，给了我两张。他让邻居陈镇阳去，我给我弟一张。去之前每个人做了个红卫兵袖章。还刻了个红卫兵造反兵团的章。听说串联必须带上红卫兵章，否则当地政府不接待。
我们是1966年12月底走的，喇叭里反复广播着周恩来停止串联的指示。到广州的路上走了五天六夜。因为要停止串联，人们玩着命地往车上挤。行李架上，椅子底下，过道上都是人。后来到了株洲，厕所也挤满了人。 到了广州，先做了三项革命行动。一是到中山大学看大字报。具体看的是什么内容，一点都没印象。二是去三元里，参观当时农民反帝的遗址。三是参观了黄花岗烈士墓。然后就是玩，玩了将近一个月。住宿不要钱，车马费不要钱。一天的伙食费三毛钱。我带了20元“巨款”，一个月的时间根本花不完。老是啃甘蔗，紫皮甘蔗5分一斤，青皮甘蔗3分钱一斤。无意中发现小卖铺有卖陈皮梅的。以后，就叫陈镇阳为陈皮梅。买陈皮梅时就说买陈镇阳。
在1970年代初，我团三营到北京八一射击场施工 ，王洪文副主席经常去八一射击场打靶。一次接见了三营带队的段副营长，并与他握了手。段副营长认为是沾了仙气，一个礼拜不洗手，见到谁就和谁握手，说是让大家共享。那时不认为是愚昧。认为是荣幸。王洪文被捕后，不知那层握手的皮刮掉没有。
“文革”十年大学不招生，只招工农兵大学生。我团去保定的大学上学的是于龙同志，他那会是小学四年级文化。代数，三角函数等可能听说过，但是没学过。只好入学后补习，大概是用了半年的补习时间，会不会也就那么回事吧。主要是有个好父亲。他父亲原是我团的团长，后到师里当副参谋长。于龙入学考试也得点分数，比“白卷先生”张铁生强点。于龙毕业后回团里，不久就向团党委写了一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信，中心意思是给他涨工资，由行政23级调到22级甚至更高。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一位领导同志表现很积极。抓住一件他认为反革命的诗句在本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大加批判。说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说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复辟吗。又问，这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白居易。他说，把他找来。秘书一看觉得他越说越不像话，马上打手势让他别说了。因没有很明确的手势，做了个打篮球的暂停动作。我们这位领导同志理解错了说：打篮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来。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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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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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往 事 拾 零
作者：聂平
乱象
我们学校叫万寿寺实验小学，军委子弟小学，康克清阿姨选的址。这里明清两代是寺院，民国时期当过监狱。有清朝几个皇帝的御匾，有清乾隆皇帝题写的御碑。一进门在庙宇前由两个王八驮着。我们叫王八驮石碑。这样的王八驮石碑还有两个。不过每个王八都有个亭子居住，我们叫王八亭子。这两个王八亭子分别建在两座庙宇前。前面的王八亭子一直锁着，我在幼儿园时就锁着，一直到上完六年级一直都锁着，也不知道里面写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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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