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正本清源：不归杨即归墨

摘要：关于中国的苦难深重，墨子早在2500年前就预料到了。墨子强调的是兼爱，基本上等同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和墨子才是轴心时代中华民族原生的主体文明。与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被极权皇帝掩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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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华

中华民族各种大大小小的烦恼和苦难，似乎总是比别人多一些。

各种邻里纠纷，贫富冲突，官民矛盾，连绵不绝。小到到处的腐败和欺骗，插队和乱扔垃圾，令人堵心。大到一两百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令人扼腕。

其实，中国必然苦难深重，墨子早在2500年前就预料到了。墨子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当代的陈演恪总结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为这所有的烦恼和苦难找到一个共同的根源，虽不一定成功，也不容易，但也值得一试。

根子上的东西，一定在文化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因变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只是因变量。文化价值系统是前定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只能构建在文化价值系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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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

中国和西方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典型的说法是，中国是儒教，西方是基督教。更加精确一些的说法是，中国是儒表法里，西方则主要是基督新教。

如何对待他人，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的答案是与各自的世界观相适应的。在世界观上，儒家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以人为中心，而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是以神为中心的。

因此在价值观上，儒家凡事是从自己出发的而外推出去的，推己及人，爱有等差。基督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属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爱人如己。

如何对待别人，在任何宗教教义中都是核心内容。而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人们要善待别人。新约加拉太书耶稣就说: 第 5 章14全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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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殊途

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儒家讲的是爱由亲始，基督教讲的是爱人如己，这是儒家和基督教最大的不同，也是中西文化价值系统最根本的不同。这个价值差异，也是中西文明至今无法相融相交，甚至无法和平共处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总是在自然的本性上需要抬高那么一点。爱由亲始，是人与生俱来的普遍本性，本来就不需要强调。爱人如己，是一种自己和他人对等的关系，就比爱由亲始的要求更高了一点。

但是，后来有人抬高到了大公无私的高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抬得太高了，就脱离了人的本性。

耶稣提倡爱人如己，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 “爱邻居如同自己了”。还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儒家把亲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君臣关系，爱由亲始就变成了爱有等差，由近及远。儒家不仅把人的自然本性当作道德要求，而且以此来反对更高的道德要求。

在《孟子·滕文公篇》中，孟子谩骂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见，如果孟子知道耶稣，也一定会骂耶稣为禽兽。

在辩论中，墨子和耶稣讲得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孟子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逻辑，反而开始谩骂。可见，孟子不仅脑子笨，而且非常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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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

五月花号上的一小群人，到了蛮荒之地签订了一个公约，开创了一个自我管理的自治社会，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强权来决定管理。

“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在中国，即使排队购物，总有人插队，不愿意插队的人就永远轮不到，结果就打起来，直到你死我活，政府就不得不派一个秩序官来专门维持秩序，大家都无条件地服从他。

而且，在这样一个人群中，人人都处于囚徒的困境，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博弈的均衡结果就只能是北岛的诗句所说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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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

政治哲学构建政治秩序的起点，通常是一个关于自然状态的假设。比如洛克和霍布斯，都是从一种自然状态的假设出发，推导出了相应的政治秩序。

这个自然状态，就是由文化价值系统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从根本上塑造了每个人的心智和观念，指导着每个人的思考和行为，协调着人与人之间关系。

霍布斯假设，人们自私狡诈且虚荣自负，自然状态是极其恐怖的野兽丛林，只有死于暴力的恐惧才能让他们警醒，因此就需要一个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以避免混乱和内战。

洛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能认识到要享有权利就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自然状态和谐美好，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需要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共同尊长。

按照霍布斯的推论，儒家不能爱人如己，自然也就不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必然就陷入混乱和内战，就像战国末期所发生的那样，就必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君主来统治。

法家所持的是性恶论，必然推理出极权君主极端践踏臣民的权利。不能爱人如己，其实也就是一种性恶。可见，儒家必然导致法家，儒家和法家其实只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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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本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世界各种文明思想产生的轴心时代。当时，法家和儒家都不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主流。孟子就记述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法家获得全国统治地位是在秦始皇时期，而儒家获得独尊地位是汉武帝时期。若以西方看待历史的方法来看，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基本上相当于中华民族黑暗的中世纪。

可见，法家和儒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国流行的，其崛起和兴旺只是轴心时代之后的事情。而且，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出于统治和愚民的需要而强加给中国人的。

也就是说，儒家和法家并不是中华文明本来的源头和面目，而是皇帝强加的意识形态工具。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和墨家才是轴心时代中华民族原生的主体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人是自由的，思想市场是自由的。百家争鸣，人们的选择是自由的。非杨即墨才是在自由状态下的自主选择，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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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同归

如果把杨朱和墨子的观念和主张视为中国文明的本源和主体的话，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价值上就并无大的不同，都具有非常接近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尊重私权，爱人如己。

杨朱学说的核心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而且指出了只要尊重个人权利，天下的利益与秩序自然就可以实现了，天下并不需要一个皇帝。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此，墨子强调的是兼爱，基本上等同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

稍微牵强附会一下，墨子的兼相爱，就相当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人与人之间对等的同情。墨子的交相利，就相当于斯密的国富论，交往和交换可以实现人己两利。

自我安慰一下，西方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为基础，经过了文艺复兴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思想，到启蒙运动中的洛克和斯密等人的贡献，才完成了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拼图，但杨朱和墨子早在2500年前就一步到位了。

因此，真正中国本土原生的价值理念是，爱自己，爱家人，爱人如己。与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被极权皇帝掩埋操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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