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税收政策研究综述

作者：

田志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金   圣（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苏檬檬（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出台了减税降费退税等一系列税收政策以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等。对此，2022年税收学术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以及服务稳经济工作的税收政策，按照政策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以及完善路径，分别梳理了相关文献，并作简要评述，以期为未来税收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借鉴，为未来税收政策的研究工作提供思路。

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研究

自2018年首次被明确提出以来，减税降费一直是我国税收政策的主基调，2022年更实施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的背景、内涵、意义、特点、效果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按照税费支持政策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以及完善路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政策，本文将单独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的内在逻辑研究

2018年以来的大规模、实质性减税降费，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市场决定作用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减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实施的。吕冰洋（2022）认为，短期内我国经济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局面，宏观调控需要协调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并以供给侧政策为主，而大规模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2022年实施更大规模和更有力度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减税降费累积效应，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提振市场发展信心，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推动经济协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支撑（庞凤喜 等）。

从减税降费的意义看，有学者研究认为，减税降费是着眼于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稳定经济的关键举措；减税是破解我国供给约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胡怡建，2022a；谢雁翔 等；余红艳 等）。另有学者指出，减税降费是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何辉 等）。

从减税降费的特点看，我国的减税降费总体上呈现出年年加力、步步扩围、层层递进的特点。不少学者指出，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作用效果之明显远超预期，不同于结构性减税，它表现出规模性、普惠性、精准性、及时性等特征（胡怡建 等；马海涛 等，2022a）。杨默如 等认为，我国的减税方式正日趋多样化、精准化、规范化、系统化。

（二）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

学术界对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动经济增长、调节收入分配、提升企业效益以及影响财政收入等方面。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马海涛 等（2022a）认为，减税降费对于做大经济总量、扩张社会总产出水平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增值税减税有助于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田志伟 等，2022a），并主要通过消费、投资等驱动因素推动经济增长（何辉 等）。朱军进一步指出，个人所得税减税也能有效刺激经济，但这种作用主要发生在短期内，长期看，企业所得税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积极。

税收还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减税政策的实施会促进共享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中，个人所得税减税效应明显，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储德银 等），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田志伟 等，2022b），优化了收入分配。并且，增值税减税同样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改善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李红霞 等）。

在企业经营效益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减轻企业成本，缓解企业的内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专利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企业盈利空间，并激发企业投资欲望，增强企业投资能力。

此外，有学者认为：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实施中面临的最直接和主要的问题是财政资金的压力；减税降费规模庞大，税收收入进入到中低速增长阶段；财政收入增长率有所下降，而为稳定经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支出增长有所上升，需求侧和供给侧政策的同时发力必然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的完善路径研究

对于如何巩固减税降费已经取得的成效，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将短期政策性减税成果巩固并提升为长期性税法制度保障，构建有利于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的长效机制（韩宝山 等）。第二，要强化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资源向制造业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节能减排企业倾斜（薛菁）。第三，要确保政策的便利性。用好智慧税务，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做好企业纳税辅导，简化申请流程，使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储德银 等）。

学术界也在创新减税降费措施方面作了有益探索。胡怡建（2022b）建议在目标上由效率性减税降费向公平性减税降费转变。有学者认为应当实行差异化的减税降费，考虑因素包括地区间差异（马海涛 等，2022a）、税种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所有制差异（杨默如 等）。李红霞 等建议进一步简并增值税税率，强化增值税税收中性特征，减少效率损失。

相关研究对我国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内涵、重要意义、政策特点以及实施目标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与阐释，能够充分把握我国不同时期减税降费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调节收入分配、提升企业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伴随其中的财政风险。针对现行政策的不足，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完善建议。这些成果既是对过去减税降费工作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相关工作的重要指引。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2022年我国税收政策的重点内容，在不少研究中都有涉及。部分学者更是专门围绕增值税留抵退税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本文按照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和完善路径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

（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内在逻辑研究

我国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由于担心财政压力，过去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只结转不退税，是留抵税额形成的制度原因。具体而言，企业形成留抵税额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包括增值税多档税率、价格倒挂，以及生产周期跨度长、季节性经营、初创期投入大等因素导致的进销错配（黄贤环 等；蔡伟贤 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留抵退税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契机。

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宏观调控决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推进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性举措（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课题组）。留抵退税既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又分步推进了增值税改革，是全面提升增值税合理性、规范性、科学性的重要举措（朱江涛）。

从政策演变历程看，我国留抵退税整体上呈现出逐步推进的态势，2022年的留抵退税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谢雁翔 等）。胡怡建（2022a）认为，2022年的留抵退税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力度加大，退税规模高达1.5万亿元；二是聚焦重点，优先安排制造业、小微企业等；三是计划详实，制定了具体细致的退税时间表。同时还认为，2022年留抵退税的目标是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与不确定影响的冲击和挑战。黄贤环 等认为，留抵退税的初衷就在于消除多档税率和价格倒挂等因素对企业现金流的占用，更好地实现增值税中性。蔡伟贤 等认为，我国不同时期的留抵退税政策目标有所不同，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旨在降低疫情持续冲击下的企业经营成本，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留抵退税的实施效果主要集中在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维护市场公平环境等方面。在缓解资金压力方面，2022年以来，留抵退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主体增加了现金流，对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朱江涛认为，在资金缺、贷款难、融资贵的困境下，留抵退税政策能为企业提供急需的真金白银，直接起到纾困解难的效果。范子英 等也认为，留抵退税制度的试点降低了超额进项税额对企业资金的占用，缓解了企业的生存压力。

留抵退税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来促进企业转型。李晓曼 等认为，留抵退税政策对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黄贤环 等认为，留抵退税通过“现金流效应”和“主业投资效应”削弱了金融投资的预防储蓄动机和逐利动机，进而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崔惠玉 等认为，增值税留抵税款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从而表明留抵退税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在助力企业创新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此外，蔡伟贤 等认为，留抵退税有利于更好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留抵退税的实施顺应国际形势，有利于从根本上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实现增值税税收中性（黄贤环 等），缓解部分企业因形成留抵税额而承受超额负担的问题，更好地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环境。

（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完善路径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中的观点，可以发现专家学者们对留抵退税政策的完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扩大留抵退税的适用范围。一是扩大行业范围。继续扩大留抵退税覆盖面，以实现所有行业留抵退税应享尽享。二是降低退税门槛。适当放宽适用条件、范围，扩大政策受惠面。

第二，妥善应对财政资金收支压力。留抵退税无疑对财政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妥善应对财政资金收支压力，是当前以及未来留抵退税政策落地落实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平衡好留抵退税的政策效益与财政风险。未来政策推进与改革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留抵退税带来的政策效应与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要健全退税责任分担机制。一是做好央地之间的分担，确保地方有充足的财力保障；二是对于财力不同的地区采取差异化的分担机制，尽可能补偿财力紧张和经济落后地区的退税额。

第三，狠抓严打留抵退税违法行为。留抵退税推行的同时也伴随着骗税风险。制度设计时，必须把防范和打击骗取退税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针对留抵骗税行为特点和管查关键环节，强化防、打、惩“三位一体”的高效管理机制。通过落实纳税信用捆绑、及时开展留抵退税风险评估、将骗取留抵退税款行为“入刑”、进一步挖掘税收大数据潜力等方式，确保财政资金落实到“刀刃”上。

第四，不断提高留抵退税服务水平。通过加快升级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进一步简化企业申报退税流程、设置人工审核的税额门槛、有效纳入多元社会资源强化退税流程监管、完善退税信息反馈等方式，提高税务机关审核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降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

第五，推动构建留抵退税基本制度。胡怡建 等建议将留抵退税由优惠政策转为基本制度，构建更加现代、科学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课题组建议逐步取消即征即退等优惠政策，加强与留抵退税政策的衔接。

2022年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使留抵退税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之一。学术界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以及未来继续深入推进留抵退税改革的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肯定了我国留抵退税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了现行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政策评估方面的尝试，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政策建议。但囿于政策落地时间仍然较短、数据资料获取难度大等各方面限制，相关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有局限，定性分析较多，而实证分析较少，未来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大有可为。本文按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与完善路径三个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

（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的内在逻辑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转型升级中的困难挑战增多，亟需财税政策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提供有效支持。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税收政策可以通过激发创新活力、促进转型升级、引导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诸多路径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增加（薛菁）。在促进转型升级方面，通过合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能够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胡怡建，2022b）。在引导绿色发展方面，税收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企业项目成本来引导企业的行为（唐晓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改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效率（蔡伟贤 等）。

（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总结了税收政策在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激励企业研发创新、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国际投资贸易等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首先，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包括宏观经济转型升级与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在宏观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还能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融合（苏扬 等），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和经济循环效率提升（董琦 等）。在企业主体转型升级方面，相关研究认为，税收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曾皓），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李华 等）。

其次，大量文献关注了税收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增加，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条件。例如，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促进了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收益（靳卫东 等；李宜航 等）。

再次，在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方面，根据现有文献的观点，税收政策至少从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有助于构建宜商环境（庞凤喜 等）；二是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通过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汲取与直接配置，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扭曲程度，使额外负担与效率损失最小化（储德银 等）；三是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储备（马海涛 等，2022b）；四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履行发挥了激励作用，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市场氛围，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朱乃平 等）。

最后，税收政策同样有助于推动国际投资贸易的发展。出口方面，出口退税为企业提供了公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增加了本土企业对外出口的数量（汤二子）；鼓励出口的减税政策可以达到增加出口、扩大外需的目的。外资方面，2018年以来我国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鼓励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资等措施来吸引外资（石绍宾 等）。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改革则推动了企业“走出去”（张亦然 等）。

（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的完善路径研究

较多学者针对企业绿色转型提出了建议。杨杨 等认为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单一，可以适当地增加优惠方式，如延期纳税、先征后退等。冯俏彬 等则建议适时开征碳税，在现行环境保护税中增加“温室气体”税目。部分学者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提议扩大技术转让认定范围、适当放松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的认定条件（曾皓），以及完善针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徐建斌 等）。此外，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朱军提议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坚持并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有助于产业升级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如何通过税收政策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方面，学者的观点大体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继续加大优惠力度，提高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并允许提前至每季度享受；增加对技术创新关联活动的加计扣除；降低税收优惠的企业技术门槛，以促进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共同提升。另一部分学者更加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议细化减税政策，加强企业对创新质量的关注，对大型高新技术企业要严苛税收优惠享受条件；推出“专利盒”制度，重视发明专利在税收优惠政策享受中的地位；及时优化调整《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使技术引进税收优惠更聚焦企业核心技术。

关于市场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政策如何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部分学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清理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建立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机制、建立税收环境评估指标（马海涛 等，2022c）等方式矫正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有利于人力资本升级的制度环境。现有文献认为可以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研究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人才补贴，提高我国税制竞争力（代志新 等）。

推动国际投资贸易发展方面，现有文献建议通过优化进出口税收政策、降低关税水平等政策措施，助力畅通“外循环”（石绍宾 等）；通过进一步深化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改革，考虑将超限抵免额作为应纳税利润的扣减，或者允许不足抵免额同时向前、向后结转，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张亦然 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格外艰巨。学术界一般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来阐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关文献对于税收如何助力完成这一任务有十分丰富的探索，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税收政策促进创新、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开放以及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未来的经济和税收工作提供了指导。

四、服务稳经济工作的税收政策研究

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挑战。税收如何确保经济平稳度过艰难时期，在当前是尤为重要与迫切的问题。本文按照税收政策服务稳经济工作的内在逻辑、实施效果和完善路径，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

（一）服务稳经济工作的内在逻辑研究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全球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严重阻碍，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庞凤喜 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逆全球化、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都加剧了全球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形下，我国市场主体遭受多重风险冲击，面临着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甚至是破产倒闭的困境，亟须政府纾困帮扶以渡过难关。石绍宾 等认为，税收可以通过引导企业和个体行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从而稳定经济。储德银 等认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通过政府精准、稳健、有效让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而在“三重压力”下为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支撑，其本质是政府调整资源配置格局。

（二）服务稳经济工作的实施效果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方面有显著成效。部分研究关注了特定的税收政策，如发现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均有利于帮助企业应对困难、走出困境。储德银等关注了不同类型企业，认为税收政策一方面精准滴灌小微企业，另一方面促进了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

税收政策在稳就业方面同样成效显著。储德银 等认为，落实落细保就业促创业税费支持政策，一方面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稳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激发市场创业活力，拓展劳动力需求，进而实现稳就业、保民生。朱军指出，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下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上升，促进了就业。还有部分研究强调，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间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赵颖）。

税收政策还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税收优惠政策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可以给企业提供该行业发展的长期向好政策预期（吴非 等）。我国通过减免增值税、递延缴纳企业所得税、减轻物业租金等措施扶持小微企业，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主体（申蔓飞 等）。支持创新创业的税收政策帮助企业分担市场风险，同样有力地促进了市场主体培育（何代欣 等）。

此外，税收政策还可以促进消费。石绍宾 等指出，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消费品价格等途径，充分挖掘市场消费潜力，释放消费能力，增强供需匹配度实现产销循环。何辉 等则认为增值税减税同样促进了消费增加。

（三）服务稳经济工作的完善路径研究

现有文献从多个方面为税收政策服务稳经济工作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方面。针对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现有文献建议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考虑允许企业向前结转扣除未弥补完的亏损金额；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税收优惠力度，重点激励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等融资服务主体加大对中小微制造业企业信贷服务，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外，可以考虑出台阶段性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减免政策，降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进而减轻企业生产负担。

在稳定就业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从市场主体着手，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实施税费支持政策。付敏杰建议推行就业券抵税等特别促进措施，加大对大众就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业的支持力度。王贝贝 等建议继续推广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到全行业门类，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就业稳定。朱乃平 等建议进一步提高职工福利、教育经费支出的税前扣除限额比例，逐步放宽职工培训费可据实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条件，促使企业履行更多员工方面的社会责任。朱军认为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应考虑分步制定、逐步实施，有助于平缓就业水平的波动。

现有文献认为税收政策在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应当尽量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搞“急转弯”，从而稳定市场主体的政策预期（詹新宇 等）。在此基础上，应当继续给予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更多的政策优惠，鼓励创业，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李华 等）。

税收政策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同样大有可为，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实现供需匹配的税收政策。就增值税而言，应当进一步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石绍宾 等）。对于消费税，要协调好调节收入分配与刺激消费的关系，根据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征收范围（岳树民 等）。对于所得税，应当提高慈善捐赠税前扣除的范围等，从而激活消费活力（甄德云 等）。

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发挥了助企纾困解难、保障就业民生、提振市场信心、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积极作用，服务了稳经济工作。相关研究对税收政策出台的背景、作用机理、实施效果以及不足之处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对未来税收政策更好服务稳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需注意，稳经济工作的内涵丰富，几乎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有文献仅对部分方面进行了探讨，未来应继续扩展税收政策效应的外延，研究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助力稳经济工作。

五、评述与展望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为此，我们既要做好稳经济工作，克服短期内的重大困难；也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解决长期中的突出问题。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未来仍将大有可为。2022年税收学术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以及服务稳经济工作的税收政策有了相当全面且深入的评价与探索，肯定了过去税收政策取得的成效，总结了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指明了未来税收政策改进的方向。

当然，现有研究也仍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空间。在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研究方面，未来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从实证角度评估2022年出台的新的税费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临时性减税降费政策到期之后是否应该延续，哪些政策应该延续，哪些政策应该终止。三是应注意研究未来减税降费与我国宏观税负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减税降费的不断推进，我国宏观税负不断下降，地方财政承压，未来我国是否有新一轮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空间取决于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否已经处于合理区间。

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研究方面，由于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时间还较短，部分政策效应还未完全显现，因此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是未来的研究重点。而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之间应该如何协调也值得关注。另外，国内增值税的生产地纳税特点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兴趣，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会如何影响各地区的增值税税收收入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值得深入研究。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方面，应更加重视税收在促进研发质量方面的相关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促进研发税收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不断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专利质量还相对有限，缺乏尖端科技与尖端专利的突破。未来应着重研究有利于提高专利质量的税收政策，如从专利的产出端给予优惠的“专利盒”制度等。

在服务稳经济工作的税收政策研究方面，现有研究证实，税收政策在稳就业、稳预期、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有关服务稳经济工作税收政策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适应新就业形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为税收政策更好地服务稳经济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囿于研究时间与数据资料等各方面限制，研究税收政策效果的文献多以规范分析或者案例分析为主；也有部分文献以过去若干年的税收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实证分析。这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补充，这可能需要税务部门与科研机构达成更加深入的合作，探索安全利用税收大数据为政策分析服务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吕冰洋.积极财政政策要在需求侧与供给侧协调发力[J].工信财经科技，2022（1）：5-6.

[2] 庞凤喜，郑铿城.减税降费：阶段特征、驱动动因与优化路径[J].税务研究，2022（7）：24-31.

[3] 胡怡建.减税降费持续发力 聚焦重点精准施策[J].中国税务，2022a（4）：31-33.

[4] 谢雁翔，覃家琦，金振，等.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短贷长投[J].财政研究，2022（9）：58-74.

[5] 余红艳，孙丽，刘亚利.减税政策：动因追溯、制度约束与路向选择[J].税务研究，2022（7）：32-37.

[6] 何辉，魏卓凡.基于减税视角的增值税制度优化探析[J].税务研究，2022（7）：52-56.

[7] 胡怡建，周静虹.我国大规模、实质性减税降费的历史动因、现实逻辑和未来路径[J].税务研究，2022（7）：16-23.

[8] 马海涛，文雨辰，田影.以减税助推共享发展：机制分析与实际效果检验[J].税务研究，2022a（2）：5-13.

[9] 杨默如，杨令仪.高技术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J].税务研究，2022（2）：24-32.

[10] 田志伟，王钰.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税务研究，2022a（1）：42-48.

[11] 朱军.所得税改革的要素分配与长期增长效应[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4）：41-53.

[12] 储德银，魏雪梅，邵娇.稳经济目标下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现实选择、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J].税务研究，2022（9）：19-27.

[13] 田志伟，金圣，汪豫.个人所得税年终奖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分配和国际人才竞争的视角[J].财政研究，2022b（2）：77-90.

[14] 李红霞，张亚璟，殷诗絮.增值税减税的劳动分配效应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8）：14-24.

[15] 韩宝山，李夏.税收减免提高企业创新活力了吗：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检验[J].经济学动态，2022（3）：88-107.

[16] 薛菁.新一轮减税降费、创新促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财经论丛，2022（6）：15-28.

[17] 胡怡建.十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发展十大趋势[J].税务研究，2022b（9）：5-13.

[18] 黄贤环，杨钰洁.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3）：31-44.

[19] 蔡伟贤，沈小源，李炳财，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J].财政研究，2022（5）：31-48.

[20]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课题组.留抵退税“五措并举”：内涵、机理与拓展应用：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分析[J].税务研究，2022（11）：11-16.

[21] 朱江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探析与建议[J].税务研究，2022（8）：114-120.

[22] 范子英，朱星姝.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财税改革思路[J].税务研究，2022（1）：21-26.

[23] 李晓曼，黄志纯，张蔚.增值税“退、减、缓”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煤电企业的调研分析[J].税务研究，2022（7）：76-81.

[24] 崔惠玉，田明睿，王倩.增值税留抵税款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吗[J].财贸经济，2022（8）：59-73.

[25] 唐晓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析[J].税务研究，2022（4）：48-55.

[26] 苏扬，王金霞，陈艺毛.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税收路径选择[J].税务研究，2022（5）：19-26.

[27] 董琦，袁娇，王敏.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政策选择与机制保障[J].税务研究，2022（4）：27-33.

[28] 曾皓.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2022（10）：38-55.

[29] 李华，李艳华，蔡倩.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减税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22（2）：14-23.

[30] 靳卫东，任西振，何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108-121.

[31] 李宜航，许英杰，郭晓，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22（4）：121-129.

[32] 马海涛，彭章.近十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及政策亮点[J].财政科学，2022b（9）：5-13，31.

[33] 朱乃平，戴晨曦，张豆豆.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J].税务研究，2022（3）：133-138.

[34] 汤二子.中国企业研发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税式补贴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3）：15-26.

[35] 石绍宾，张玲欣.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22（1）：16-20.

[36] 张亦然，王常静.境外税收抵免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效应研究[J].税务研究，2022（5）：98-105.

[37] 杨杨，杨雨诗，杜剑.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7）：14-24，47.

[38] 冯俏彬，白雪苑，李贺.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财税理论创新与政策体系构建[J].改革，2022（7）：106-116.

[39] 徐建斌，彭瑞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J].税务研究，2022（7）：70-75.

[40] 马海涛，孟晓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税收优化路径研究[J].税务研究，2022c（8）：5-12.

[41] 代志新，高宏宇.浅析稳经济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完善[J].税务研究，2022（9）：34-37.

[42] 赵颖.减税激励与小微企业发展：基于所得税减半征收的证据[J].经济学动态，2022（5）：110-126.

[43] 吴非，黎伟.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22（4）：100-118.

[44] 申蔓飞，王燕飞.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审视[J].税务研究，2022（1）：124-127.

[45] 何代欣，朱钰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财税政策建议[J].税务研究，2022（8）：105-109.

[46] 付敏杰.财税政策稳增长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视角[J].税务研究，2022（9）：28-33.

[47] 王贝贝，陈勇兵，李震.减税的稳就业效应：基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视角[J].世界经济，2022（7）：98-125.

[48] 詹新宇，王一欢.税计应变：政策不确定性与小微企业避税[J].财经论丛，2022（8）：15-28.

[49] 岳树民，薄彦婷.税收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 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思考[J].税务研究，2022（5）：14-18.

[50] 甄德云，王明世.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约因素与进阶路径[J].税务研究，2022（8）：13-17.

[51] 王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22（6）：143-145.

[52] 唐大鹏，于倩.地方财政政策支持能提升企业创新吗?[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2）：64-77.

[53] 马红，侯贵生.税收优惠与制造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影响与地方政府行为再检验[J].财经论丛，2022（7）：25-35.

[54] 张瑞琛，杨思崟，宋敏丽，等.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J].税务研究，2022（6）：102-110.

[55] 张双龙，金荣学，刘奥.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能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J].财经研究，2022（8）：124-138.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3年第3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田志伟，金圣，苏檬檬.2022年税收政策研究综述[J].税务研究，2023（3）：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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