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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渐文献】
窗外掠过的枫叶，尽消了艳红颜色
小熬浆糊
1965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县河南岸的老汽车站，一辆斑驳破旧的公共汽车载着我们一家，摇摇晃晃，驶往陌生的岳口镇。我是“随军家属”，已习惯了跟着吃公粮的父母转徙四方。母亲调入岳口解放小学任教，我自然随之去该校就读。车外寒风呼号，天地肃杀，此时距WG爆发还有一年。我对新学校、新老师、新同学充满想往。解放小学设在八德堂（原会道门场所）与陈家祠堂里。我小学一年级在天门城关的东关庙小学，二至四年级在南关庙小学，我所读过的小学，无一例外，都设在庙堂。范文正公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尽管彼庙堂非此庙堂，但也是扶乩摇爻，或奉祖祭祀的紧要场所。所以，虽然人说占庙堂办学是因为那时政府没银子，又有说庙堂里办学有损学校清誉，我却笃信这是冥冥中最好的安排。那轩昂的殿宇、错落的房屋，还有砖缝草丛下蟋蟀的鸣叫，总能带给少年无尽的想象和乐趣。进而言之，还有哪里比庙堂、学校浑然一体，更能体现读书之妙呢？譬如西藏，千百年来，惟有寺庙里可识文断字，政教合一，神仙凡人都归喇嘛管了。学校若没设于庙堂，最好也时不时把学生拉进庙堂，来一番现场施教才好，比如日本。学校安排我们在陈家祠堂的右耳房安置。房内地多积尘，门窗四处裂隙，冷风呜呜往房内直灌，与小人书里林冲夜宿山神庙的凄惶也差不多。因为由五年制变成六年制，我从四年级直接进入五年级学习。阳先竹老师是班主任。阳老师复姓欧阳，是独生女，自小家境较为优渥，面容姣好，仪态雍容。尤其是会拉小提琴，我喜欢乐器是受了她的一些影响。不过几年下来浮而不入，最高水平是下农村后能在那里的文艺宣传队里充充内行。学校成立乒乓球队，阳老师特别在班上讲了我入选的理由，说我是左撇子。其实同班也有个左撇子的杜同学，后来去了天门少年乒乓球队集训。相形见绌，我很快从乒乓球队里知难而退。我的兴趣已逐渐转向了课堂以外，作派也不像在南关庙小学带三条杠时那么主流。因为我发现，和我原来那些多在机关院子长大的同学相比，我的岳口同学更接地气，更富有生命张力，直白说，更具野性更会玩。他们打弹珠，打撇撇，劈甘蔗，喂狗育蚕，捕蝉捉鸟，下潭捞鱼虾，割草喂马牛（学校旁边就是牛马交易市场）。玩游戏多带彩头，养禽鸟讲究效益。这是一种与机关里的小孩迥然有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县城文化与码头文化的差异。两相比较，岳口的各类游戏更符合天性且贴近自然，在玩耍中极好地提升了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存生活能力。比如打狗，一是吃肉，一是谋皮。动物凶猛，一个小孩哪里搞得定，通常是几个小孩组团协作拿下，再按照各人在团队里的地位与作用分配猎物（动物保护协会的要谴责了，罪过罪过！），这类融游戏与经济于一体的狩猎活动已然具备了现代合伙人制的雏形。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原来小孩子的人生也可以过得如此生动实惠，我的视野倏然开阔，从此积极参与到那些游戏与经济活动中。家里从此不缺鱼虾，以致WG开始后，纵容儿子从事资本主义活动成了母亲的一条罪状。号称小汉口的岳口镇，地处“内河经济圈”要津，主街曾傍堤而建，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的热闹码头。千百年来，陆路交通闭塞，汉江水运繁盛，大量物资的集散与疏通，吞吐活跃。处处关隘，时时变幻，需要相应的人文品质与社会精神与之匹配。长此以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逐步形成以自立自强、讲究效益、长于交际、乐意合作、富有机巧，善于变通等为特征的码头文化。这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也带有丛林社会的印迹。岳口的孩子生于斯，长于斯，既有耳濡目染，更是血脉承继，这种文化基因早就熔铸于秉性中，贯穿到思维里，体现在行为上。反观县城，1949年后的好多年，县城汇聚了大中城市以外最大数量的移民群体，即南下北上的军人、干部，还有投奔革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依然畅行的战时供给体制，彼此间对对方的既往一无所知，一代以上毫无瓜葛，工作以外无多少深度往来，居住生活都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他们的孩子和父辈一样，囿于“院子”和生活方式的局限，画地为牢，失去了更多的空间和发展可能性。感谢岳口两年的小学生涯，让我恶补了一点社会生存技能学的基础课程。（补记：上述纯属有局限的个体视角。实际上，从《澳洲雪梨子》到《鸿渐风》，在众多世居城关的文友笔下，天门县城风物、民生百态，无不鲜活生动，别有深味。）
二
有点跑题了哈。本来是想多写写老师的，hold不住思绪。升入六年级甲班后，班主任为胡端彪老师，兼教我们语文。胡老师天门黄潭人，红脸膛，眉目清癯，从天门师范毕业后不久，学校不多的年轻教师之一。胡老师很有水平，谨言慎行，凹胸弓背（那年头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文革开始后，本来已担任镇文教组负责人的胡老师，作为所谓“保皇派”被整得很惨。后来我下放到新堰公社，经招生返城，一年后与知青战友重回新堰公社探访，在公社找到当初我们知青大队的洪书记，小公社合成大公社，洪书记成了公社的文教卫办主任，和他在一起的居然是已任公社党办主任的胡老师。经介绍，明白了相互关系，他俩就互相打趣，洪说你的得意门生来了，胡老师不紧不慢笑道，是你的得力干将来啦。党办地位高于文教卫办，我的老师有底气。听说他后来做到了黄潭公社党委书记。（补记：2019年春，有热心的同学竟联系上了胡老师，我于清明节期间，开车去天门竟陵把老师接到岳口，十几位小学同学得以和自己的小学毕业班班主任重逢。老师年届80仍精神矍铄，席间讲话，高妙精当。自此方知，老师原来在师范读书一直热爱数学并颇有心得，却服从安排教了语文。而老师的最后岗位，是新设立的县审计局首任局长，年轻时的数学爱好终有用武之地。年中去京，拜谒也是黄潭人的群林先生，先生告我，胡老师在黄潭书记任上，曾就家乡发展问计于回乡省亲的群林先生。先生曰无他，一修路、二通水、三改厕，通水指通自来水。特记之，以为谈资）
印象深的还有沈方清老师，他是六年级乙班的语文老师，汉语功底深厚，性情和蔼，脸上有几颗麻子。一次我家来了客人，刚好沈老师因事欲回老家，母亲便安排我在老师家借住一宿。入夜，翻看老师书架上满架的书籍，爱不释手，挑了一本前苏联的长篇小说《人血不是水》摄走。没敢告诉老师，后来老师也没问。此书一直伴我下乡、返城并参加工作。心里时有念叨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的话，也难免心里发虚，借此文特向老师道歉，沈老师泉下有知，可能原谅否？文革开始之际，学校已无安静课桌。有学生在沈老师课堂提问时，故意拖长声调大声反问：你说什——么？“什么”者，“沈麻”也。引来满堂哄笑声，老师亦无可奈何。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斯文扫地，忆来灼心。
三
现在要说到我敬爱的数学老师赵上达老师了。老师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仪容师表。老师的经典形象是偏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衬衫不像我们满是油垢，其领袖总是干净的，扎在灰西裤里，裤褶分明，皮鞋铮亮。我怀疑他只有这一双皮鞋，穿旧如新，那是在每天擦拭了。老师总是腋下夹本书，从容行走，上课不怎么看教材，认真耐心，富有章法，且声音特别洪亮。我母亲曾讲，大约在1956年，她和赵老师一起出席过县里的青年教师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可以想见老师是多么优秀。（补记：经一天一曲等文友提示，方知赵老师曾在渔薪等地当过小学校长，也教过中学，人中龙凤也。）课堂以外，我真正与赵老师有交集的是两件事情。一是花园，赵老师当时兼任了两项工作：教工食堂的伙食会计与花工。伙食会计应该是指定的，花工则是志愿工，学校惟一的花工。我们家有段时间就住在八德堂楼上靠北的一间小房里，窗外楼下就是八德堂后花园。感觉赵老师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呆在花园里，在那松土、浇水、剪枝、捉虫，忙活不停。若不是老师，这花园早就破败不堪或移作他用了。花园呈不到半亩大小的长条形，中间有一小亭，亭旁一株石榴树，虬枝盘曲接叶（后有同学回忆，说亭边还有一颗无皮树）。一条小径绕亭蜿蜒通往深处。两边是各色花树草木，有盆栽，有土植，参差杂陈，五色缤纷。我于花卉草木自幼感觉迟钝，一生不甚了了。印象中园内花草密度大，品种多，常见的如桃花、杜鹃、月季、栀子花、鸡冠、米兰、蔷薇、百合、菊花、桂花、腊梅、水仙等或许都有吧。有道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四季花开，满目艳丽。其实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因花园而与赵老师在课外有交集。大家都喜欢这花园，如果教室是我们的三味书屋，这花园便是我们的百草园。集体涌入自由践踏固是不允，我们都是伺机溜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进去是漫无目的瞎晃，间或碰上同学，有的鬼鬼祟祟像鬼子进村，不是捉蟋蟀，就是偷盆花。偷花在晚间，墙外有接应。常规套路是同学偷花，社会青年接应拿走，同学原来不过是农夫山泉——大自然的搬运工。
个人真正与赵老师直接接触是1966年暑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出一本数学书递给我说，这本书给你，好好复习！翻开书看，到处有红笔圈点加注，这是他的教学用书。这课本我有，不知道他为何还要给我。没过几天，一天午后，突然就看到老师们惊慌疾走，窃窃私语，我听到了他们说的话，赵老师自缢身亡了！顿时茫然不知所措。赵老师的寝室紧挨着学校厨房，母亲坚阻我去现场。后来的事情都是母亲转述的。母亲说，几个男老师冲进去把人抱下来，已然没了生命体征。寝室桌上，摊着学校伙食账目本和钱与饭菜票，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老师是有条有理履行完自己最后的职责，从容离去的。母亲告诉我，闻讯赶来的师母被校领导拦住谈话，要求她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师母硬是咬住牙关，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我终于明白了老师送我教学书的用心，他是在和我永诀啊！
左：赵上达老师(约摄于1965年）；右：赵老师的儿女（近照）
屈指算来，赵老师出席青年教师先进分子大会仅过了一年，即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7年10月9日，最高在ZG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查阅资料，有一份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提出处理原则为:要把中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约70%）调离学校另行安置;将其中有教学能力而又愿意悔改的，调到教师人数较多和党的领导较强的学校去任教，以观后效。这是被打入另册，判处政治死刑，并且监督改造的意思。从1957年算起，其后近十年持续向左疾行，人与人关系日见剑拔弩张，人性之恶弥天泛滥。除了上课，赵老师是无处话凄凉了。南宋的杨万里有一首咏栀子花的诗，中有“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句，道尽“孤姿”的高洁与弱小。是不是只有与花草相伴，与自然亲近，老师才有些许精神寄托，才有活下去的理由呢？然而现在，这种与世无争，苟且偷生的生活也将不可再得。宜将剩勇追穷寇，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要面临的，是腥风，是血雨，老师分明感受到了。W.G高峰时，最高有个一三一指示，是在中办《中央关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上的批示，就两字：照办。全国掀起杀人风（史称“一打三反运动”），55万多右派，其中被处死者都是一个罪名--反革命罪。北京大学716名右派师生，有5名右派学生被处死，其中最著名的是林X。这位北大中文系的才女，“红楼里的林姑娘”，与遇罗克、张志新齐名的现代思想先驱，在上海监狱里浑身伤残还带着两副重镣的坚强女性，被秘密处死后其母还被上门索要5分钱子弹费的殉难者，只是全国无数右派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据资料，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人数约55万多人，学校是重灾区。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高等院校的那些大右派身上。这些大右派在运动高峰期因其国内外巨大的影响，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人们所忽视的基层中小学教师，其实是右派中最大的群体。据河南、江苏等地文革后的调查材料，很多县乡镇的中小学教师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占当地右派总数的40—50%左右，学校里划的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小学教师。这些人被划右派，不过是在最高引蛇出洞的阳谋下，或是在会上发言提了几条请D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是其笔记、日记记有对现状发牢骚的言论被同事（多是亲密同事）揭发，因言获罪。这批人身在最底层，无权无势无人脉，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成为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黄河尚有澄清日，此难绵绵无穷期。
约90年前，王国维投昆明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老师已敏锐预见到了未来的结局，尽管那个一三一指示还有四年才出笼。这尘世他曾倾力而爱，但尘世并不爱他，他义无反顾地永远离开了这鬼魅横行，污垢满地的世界，时年30余岁。就如他所栽培，所寄情的花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自赵老师离去，那花园无人打理，很快残破潦倒了。也许，天堂的花卉是长年盛开的，而那边的人应该也如花卉，只有惠心，没有机心；只有兰质，没有秽质；只彰美丽，不播恶种。秀外慧中，率真烂漫。若是这样，敬爱的赵老师就有了知音，他可继续养花种草播撒美好了，他可以与人自由交流，畅怀一笑了。清明时节，回乡和小学同学聚首，有幸邀到赵老师的一双女儿。大家缅怀老师音容笑貌，举杯遥祭先灵。说起与老师们交往的故事，无不深深感受到老师的无私关爱。阵阵惆怅袭绕胸臆，难以自已。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正值盛年，在恶劣环境下负重前行，就如鲁迅先生说的，肩了因袭的重担，让年轻人到光亮地方去。如今，我们比老师们当年的年纪都大了许多，想起老师，恍惚间又回到孩提时代，老师们依次从面前飘然走过，个个青春洋溢，风华正茂……追缅往事，遥怀师恩，想起了冰心旧文《我的老师》。当她在波士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得知老师辞世的消息，悲从中来，“车窗外飞掠过去一大片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是老师赐予我们缤纷的世界，老师远去，我们的世界落英成尘。东关庙，南关庙，八德堂，昔我来思，心旌摇荡，几回回魂魄萦别梦；稚子情，学子情，师生谊，今吾往矣，客泪迷离，一缕缕乡愁绕笔端。
注：本文首刊于《澳洲雪梨子》微信公号，并发表于2018年第10期大型文学刊物《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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