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巷子：永远的东关小学

Original 四巷子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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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东关小学

文/四巷子

几天前回老家，路过竟陵二小，见到该校四周已经围上了隔离网，校舍被夷成了平地，不禁感叹：万林小学取代竟陵二小已为时不远了。听人说，万林小学不仅扩大了校园面积，增大了教学用房，还将建一个大型地下停车场，方便家长接送孩子。另外，开天门先河，在校园建游泳池，使学校教学设施更加齐备。果真如此的话，我觉得投资该项目的知名校友可谓大手笔。

推倒重建中的原东关小学（现改名万林小学）校址（东关小学校友陆羽金鱼提供）

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该校渡过了小学时光，不过，那时不叫竟陵二小，而是叫东关小学。虽然这所学校经历过东风小学、东风中学、城东中学等校名变迁，但我总觉得东关小学这个名字最好听。说不出原因，或许是“东关”这个词与“古城”这个词汇之间的某种关连吧，有种历史厚重感。

在我的记忆中，东关小学是一个边长八十米左右的围城，其状与麻将桌上摆的牌相似。也就是说，校园四周是房子，中间是操场。学校坐北朝南，南边的一排房子做在县河堤上，门前是当时城关的主街道，青石板路。主街沿河堤而建，从东延绵到西共七里三分长，不同段有不同街名，学校所在的这段叫庆云街。南边一排房子中间是拱形的大门，拱形门上方，好像用水泥塑有一个红色大五角星。大门东边是一个教室，再往东是老师宿舍，西边是一个伙房，然后又是老师宿舍。伙房中有个粗壳灶，燃料用的是稻谷的外壳，天门人把它叫粗壳。由于灶尾有个较高的烟囱，灶一烧起来，灶膛内外就形成了压强差，堆在灶口的粗壳就顺着斜向下的灶口被吸进灶膛燃烧。炊事员是个中年汉子，姓什么不记得了，会日语，会围棋，人很随和。进了学校大门经过这排房子后，就是一个阶梯，大概有十多级，台阶好像也是用石板做的。之所以有这个阶梯，是因为操场和其它建筑建在河堤下面。

学校东边的建筑，由南向北数过去，最南是老师宿舍，记忆中好像有个窄窄的阶梯上去。挨着这个阶梯的，是一栋一层的向北开门的教室。而这个教室对面，隔着一个水泥乒乓球台，是一栋两层朝南的小楼房。这栋小楼，人们把它叫狐仙楼，传说曾有狐仙出现过。狐仙楼后面，也就是校园的东北角，是用城砖做的公共厕所。男女厕所紧挨着排布成一个直角，坐东向西的是男厕，座北朝南的是女厕。厕所是露天的，粪池也没加盖。男厕有教工与学生的区分，教工蹲位两个，学生蹲位有十多个。

竟陵二小（原东关小学）校门

学校西边的建筑，是一排坐西向东的教室，应该是四个。这排教室的地基，比南边房子低，但比操场高。四间教室前面，有个米把高的土台，是司令台。司令台旁，有几棵又高又粗又直的白杨树，其中两棵树半腰用一根木头连着，木头上间隔二三尺钻有洞，两根(或三根)手腕粗的直直的楠竹穿在洞里插在地上，供学生们爬高锻炼之用。

学校北面最低。女厕旁边一段围墙后，开有一个后门。后门西边就是一排数室，共四间。后门外，就是一条土公路，公路另一边是碧波荡漾的东湖。

如果讲标志性，操场北面靠近学校后门处的一栋二层楼房，就是东关小学最雄伟的标志性建筑了。这栋楼房是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它的底层有两个教室，两个教室之间是个大的活动室。西边教室后面是个教学器材保管室，东边教室后面有楼梯间，沿木楼梯上去可到二楼。二楼是木地板，与一楼活动室上下对应，应该是老师集体办公室兼会议室，这个室中间由若干张办公桌面对面摆成一长条，整个看上去像长方形的会议桌，老师们平常在这里集中办公，有会议也在这里进行。这个办公室两边，也就是一楼教室的上面，有几个单独办公室，是校长、主任、总务、财务的办公室。

上世纪60年代的东关小学办公楼（东关小学校友白土地提供）

在我印象中，我先后在校长楼一楼的西边教室、狐仙楼一楼、校园北边的那排教室呆过。对应的分别是低中高年级。具体怎样，年代久远，现在也不能完全精确了。

我的小学校长是蔡光耀。长脸型，脸上有酒窝，形状不是圆的，而是椭圆形的那种。相面慈眉善目，背微驮。对蔡校长，同学们有一怕，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劣头，独怕蔡校长找去谈话。教导主任叫倪羽龙，倪主任外表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红鼻子，人很严肃，从教室边走过时，再喧闹的教室立刻会变得鸦雀无声，学生们对倪主任的威仪有点诚惶诚恐。

教过我的老师几乎都是女老师。一年级是李奇华老师，这是一位婆婆级的老师，一位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先驱。李老师教过一年级后，我几乎就再没见过她老人家了，不知是调走了还是退了休。当时年纪太小，对李老师的音容笑貌也没留下印象，只感到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二年级是胡国英老师，胡老师白白净净，方脸，说话办事利落，威严起来有点吓人，和蔼起来有点宠人，是一位同学们喜欢的老师。三年级的老师叫卢业华，急性子，大嗓门，她有个女儿，这女儿有时也被卢老师带到班里玩，卢老师后来调离了教育战线。胡清逸老师带我们四年级。胡老师清瘦，讲的话也不是天门土话，学生面前不露笑脸，但对每个学生关爱有加。带我五六年级的程功芳老师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每天见到我们都带着微笑，讲话也是慢条斯理，对犯错的学生从不厉声呵斥，而是耐心地讲道理。胡清逸老师和程功芳老师爱生如子，即使很多年不见的学生，一见面，她们都能够叫出学生的名字。

1995年师生合影，第二排右二：胡国英老师；右三：程功芳老师；右四：胡清逸老师；右五：卢业华老师

体育老师姜立雄也是一位狠老师，这里的狠，是指呱呱叫的意思。姜老师用灰瓢划线，动作潇洒不说，划出那个石灰线粗细均匀，直得像用墨线弹的。画圆圈时，拿着灰瓢站在原地身子一转，石灰印的终点正好与起点重合，那圈简直圆溜溜的。姜老师打篮球属县代表队的主力队员，带球过人技术特好，双手远投也是一绝。我不是打球的料子，没得到姜老师授技，但参加学校象棋比赛，姜老师辅导过我。恢复高考后，县里要集中精兵强将办好重点中学，姜老师便调到了天门中学，算是才能与位置匹配了。倪济民老师也代过我们班的课，倪老师清瘦，戴高度数近视眼镜，背微驮，印象中与康生形象有点相似。倪老师代我们课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学生也不好好上课，有些劣头就专门搞捣乱。一天，轮到倪老师来上课，几个劣头就事先将撮箕装上灰放在半掩的门的上边，倪老师推门进教室时，撮箕落下来，弄得倪老师满头满身灰，而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每每想起这事，总觉得我们这个班对不起倪老师。

学校开展的活动，印象最深的是“象征性长跑”，这是少先队组织的一项活动，似乎每到冬季就搞一次。为了使长跑更有趣味，学校号召同学们都给自己的长跑定个目标，在一个长跑季准备跑多少路，然后，根据这个路程，确定一个路程相当的地方作为这季长跑的象征性目的地。当时，绝大多数同学象征性长跑的目的地都选北京，首都嘛，红太阳所在地，选它多自豪。也有同学选了延安、韶山冲、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但绝没有人选苏美，除了当时的氛围外，主要是怕挨批挨斗，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这种“象征性长跑”不是集体运动，搞的是各自为阵。同学们都很自觉，每天都很早起来跑，有单打独斗的，有结伴而跑的，有的在校外跑，有的在校内操场上跑，跑到了目的地，再报告给班级，然后在一张进度表上贴个小红旗。那时同学们都单纯，基本上没虚报浮夸的。

再一个活动就是合唱。那时候唱的歌，无一例外都是红歌。我参加过合唱队，教我们合唱的是程功芳老师，好像还有一位女老师，但记不起是谁了。当时，《长征组歌》正红，我们合唱的是里面几首著名的曲子，我记忆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搞的还是轮唱。当时年幼的我们，一唱起这歌来，精神亢奋，情绪激昂，尖细的嗓音也唱出了一种磅礴的气势，尤其在轮唱部分，两个声部谁也不愿输给谁，个个脖子上的青筋暴得犹如一条条小蚯蚓趴在上面似的，声浪一浪压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每个人都自我震撼了。后来，我们也到县人大礼堂参加了全镇的小学合唱表演，合唱的歌却换成了《在松花江上》。

叫访贫问苦也好，也忆苦思甜也好，叫开门办学也好，我们每年都去郊区搞次活动，这些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深刻。有次去忆苦思甜，要感受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师带我们到农村后，先听诉苦课。一个老婆婆讲来讲去就讲到了59、60年的生活，老师听了不对劲，苦没诉完就没让我们听了，然后要队里的人引我们去挖野菜。到了地头，在贫下中农指点下，我们一个个跑到田野挖起了一种叫刺盖的野菜。挖得不少，中午用大家每人带去的大米一煮，人人都吃了一碗热腾腾的菜粥，不少同学连说好吃。这顿忆苦饭我也觉得好吃，觉得不比我们平时吃的差，至今也没忘记。

除了忆苦思甜，学校还组织支农活动，有为郊区送肥的，大家平时拾些粪、扫些树叶枯草送到学校，然后堆成一堆，用淤泥蒙住沤成肥，过一段时间肥沤好了，再给郊区送去。摘棉花也是一种学农活动。去农村帮着摘棉花都是自带午饭，大家都喜欢去摘棉花，一是又可以野一下，二是大家都觉得带去的咸菜炒饭好吃。摘棉花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午吃饭休息时，女生黄进不知讲了什么，我一句“吹牛皮”的粗话把她弄哭了。班主任胡清逸老师连忙过安慰了她，又批评了我一顿。

岁月如河，往事如烟，关于东关小学的记忆日渐飘零，找不回来了。力军先生和志伟先生记性好，还有其他东关小学的校友们，或许他们可以讲出更有趣的故事。

如今，东关小学的校舍已在挖掘机的轰鸣中彻底消失，然而，对于众多东关小学的校友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匆匆，世事怎样变幻，东关小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启航站，永存在心，不会消失。

怀念你——永远的东关小学！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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