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吴乃华：地方越穷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

Original 吴乃华新三届 2024-04-25

作者简介

吴乃华，1951年出生于南京，1964-1968年北京清华附中学生。1968-1972年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插队知青。1972-1978年陕西省勉县海红轴承厂工人。1978-198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本科生。1982-1985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5-1988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社科部教师。1988-1994年青岛大学历史系、社会学系教师。1994-2011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师。2011年退休。

原题

奶油味的猪肉，

出民工时的吃饭诀窍

——知青生活之四

从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我在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插队落户，当了四年农民。

作者在延安留影

奶油味的猪肉

猪肉像面片：插队一个月，就赶上了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离家几千里，难免会有思乡思亲之情。好在乡亲们对我们不错，尽管前一年遭了灾，仍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过年，每家请一个知青。回来后，我们彼此交换各家吃的信息，得知这里过年时常吃的食品有：猪肉、羊肉萝卜饺子、油糕。每到中秋也有月饼可吃。

陕北的月饼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雪花”，用木头的模子做出来，里面也有甜的枣馅，用铁锅烤制，别有一番风味。在远离父母亲人的中秋佳节，吃着乡亲们送来的“雪花”，思乡之情也渐渐淡了一点。

先说饺子，我在村里吃的第一顿饺子是在房东师学礼家吃的，他们管饺子叫“扁食”。饺子起源于东汉时期，为医圣张仲景首创。三国时期，已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类似。

到南北朝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把饺子叫作“馄饨”。这种吃法现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

到了唐代，饺子已变得和今天的饺子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个吃。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朝明朝“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自蒙古语。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称谓。

由上可知，扁食是一种很古老的称呼。或许因为陕北是古代兵家争战之地，各个民族你来我往，北方游牧民族对饺子的叫法也保留下来。陕北的饺子不但叫法和吃法不同，做法也与中原地区大异其趣，不是用石制或木制的擀面杖在面板上擀皮，而是用手指捏皮，捏出来的皮较厚，问其原因，说皮厚的饺子好吃，厚皮不会让馅的味跑出来。

再说猪肉，下乡后第一次过年时请我吃猪肉的是第二家房东拓世章。我到他家时，肉已炖好盛在碗里。这里炖肉的调料只有两种，一是盐，二是调活（就是花椒，不知为什么叫调活，我没查出这个名称的来历）。他们对人很实诚，每人面前盛了满满的一碗猪肉片炖粉条，我一看，肉片宽宽厚厚，多是肥肉，就问：“为什么不煮瘦的？”答曰：“肥的香，肥的好吃。”这和城里人的习惯很不同，城里人炒菜时多用瘦肉，炖红烧肉习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而以肥肉为主的炖肉还是第一次吃。也许是多日不食荤腥，这种炖肉吃起来的确很香，也舍不得剩，把一碗肉（估计有一斤半肉）全吃了，但生平第一次一顿吃这么多肉，还是有点撑。

后来的生活中我也发现，即使是瘦肉，也是肥猪的瘦肉好吃。当时，陕北人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所以一旦有肉就特别能吃，即使一个半大孩子，一次也能干掉一海碗猪肉，而普通成年人吃个两碗三碗的那是常事，遇到大汉型的壮男，吃个五碗六碗的也不在话下。我后来出民工时，也赶上吃炖肉，每人一碗。

我旁边的一个老乡，没有一分钟就像吃面片似的呼噜呼噜把他那碗肉片吸溜到肚子里，然后还问我：“肉是什么味啊？肉是什么味啊？”以前看水浒时看到那些绿林好汉在饭馆里十斤牛肉五斤牛肉地点菜，还当是秤小或者吹牛，至此才知道所言不虚。

喂猪喂出了感情：我下乡后喜欢养猪，养过大肥猪，也养过老母猪和小猪。养猪当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吃。据说孔子痴迷于读好书的时候，吃了几个月的肉还不知是什么味道。但那是圣人，而我只是凡夫俗子。

我们下乡后痴迷于重体力活的时候，累得直打晃，却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也见不着油星，用水浒里的话说“嘴里淡出了鸟”，馋得耕地时盯着牛屁股都想扑上去啃一口。因此，我最喜欢养能够尽快直接进嘴的大肥猪。通常是去集市上买只半大的“克朗”，意思是身条起来了，但还没有肉，只要加紧催肥，几个月就能出圈。

作者正在给猪挠痒痒

用什么喂猪？麸皮、谷糠、红薯叶子、泔水是常用的，但催肥效果不明显，要想让猪长得快，必须喂粮食。有时我们给猪槽里倒上一脸盆玉米豆，有时倒上一脸盆红薯，有时干脆做饭时多做点，吃剩下了稀粥面条什么的就一脸盆一脸盆地端给猪吃。因此，我们喂的猪长得特别快，据说肉也比老乡喂泔水长大的好吃，就连县城国家收猪站的人看见是知青卖猪都提高一两个等级，风扬的爸爸就为此特意请我帮他去县城卖过猪。

喂猪久了，对猪也产生了感情，猪喜欢人给挠痒痒，只要我“尔娄娄”一唤，我养的大肥猪就摇晃着肥肥的腰肢过来，我在它的背上拍一下，它就乖乖地横躺下，让我给它在胳肢窝挠痒痒，挠到舒服处，高兴得直哼哼。我还养过土洋混血的老母猪（陕北人把能生小猪的母猪都称作“老”母猪，而不论其岁数大小），它生了一窝小猪，13只，只只支楞着耳朵，带有明显的洋猪特征，能跑善跳。养到两三个月大时，皮肤跟黑缎子似的，油光水滑，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饭点时，只要我一唤“尔娄娄”，在村里四处散步的小猪就箭也似的往回跑，速度比博尔特快多了。后来，我甚至不用喊，只要用勺在盆上“邦邦邦”一敲，小猪就明白是我在呼唤它们而飞奔回来吃饭。

奶油味的猪肉：关庄公社上川的张家河住着我的初中同班同学解明明、乔和平、程来镇、吴小荣、杨圣敏等人，这几位都非同小可：解明明、乔和平、程来镇后来移居美国，当了洋鬼子，又出口转内销回来投资办公司；吴小荣是大名鼎鼎的吴运铎的儿子，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是我们小学时学过的课文；杨圣敏则是现在经常上电视给领导给大众讲讲新疆讲讲民族的大专家。但在当时，他们还都是凡人，并且跟凡人一样爱吃肉。

我的一窝小猪养大了的那年，他们来我们村玩，诉说他们养的猪让狼吃了，求我们给他们一只小猪养。尽管小猪是我们的存钱罐，指着它开销我们的油盐酱醋，但同学情分又抹不过去，最后还是让他们挑了一只。

过了大半年，时值初夏，他们捎信来，说猪养肥了，邀我们去吃肉，我和段和、刘元东便高高兴兴地上路，经过70里跋涉，来到张家河，其时天色已晚，猪已放倒。待我们一到，大家便热热闹闹地商量怎么吃。有人说白煮，有人说红烧，有人说包饺子，最后决定先吃猪头肉和饺子。

我们分工合作，一部分人煮猪头，一部分人包饺子。我是猪头组，架起大铁锅，把猪头洗洗，放进锅里，烧火拉风箱，忙得不亦乐乎。待腾腾的热气冒起来后，我们的馋虫也钩到了舌尖，程来镇急不可耐地掀开锅盖，用菜刀割了片耳朵，蘸上盐塞进嘴里，边嚼边嚷：“熟了，熟了！”于是，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动手，用菜刀、小刀、水果刀，你割一片耳朵，他割一片脸，我割一绺口条，吃了个热火朝天。好久不吃肉了，刚吃时的确很香，但吃了几块后，又感到只有盐做调料的肉，味道有点怪。

一会儿，饺子组也大功告成，大家又扑向饺子，我一口咬下去，一股怪怪的我从未在吃肉时尝过的味道直扑味蕾，我停住咀嚼，从记忆中搜寻思索这到底是什么味，猛然悟到这种肉带着股奶油味。对，就是奶油味的猪肉！

当时，我们的调料中既没有葱姜蒜，也没有花椒大料，既没有酱油黄酱豆瓣酱，也没有黄酒料酒，而只有盐，做饺子的肉馅也只有肉和盐，没有任何蔬菜，因此，做出了这种奶油猪肉味的饺子！尽管好久没有吃过肉了而十分馋，但这种饺子吃着实在让人恶心，勉强吃了一个就再也不想吃了。后来我才知道，刚杀的猪必须放几个时辰让猪肉后熟变香了才能吃，否则是会有股怪味，何况除了盐没有任何调料。

其他人也觉得腻，想弄点瓜果梨桃什么的解解油腻。弄什么呢？解明明一拍脑袋，西瓜！队里种的西瓜！说干就干，时已深夜，我们拿了个布口袋，在当地同学的带领下，直奔西瓜地。

西瓜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下，四周是玉米地，山坡顶上看西瓜的人用手电来回扫着，我们匍匐在玉米地里往前爬，趁着手电光转过去，紧爬两下到了西瓜地里，拽下西瓜就往布口袋里塞，装满了口袋就赶紧往回溜（回忆至此，必须再道一声：对不起了，农民兄弟！）。

回到家一看，几乎个个是生瓜蛋。当时我还没有种过西瓜，不懂得如何只靠摸而不靠拍或敲来分辨生熟，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也顾不上分辨。其他人的技术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主要的，是西瓜根本还没到成熟的时候。然而即使如此也聊胜于无，有块生西瓜吃，好歹也能安慰一下素食几百天后乍食油腻而不适的肚子。

出民工时的吃饭诀窍

岳林教我扎针：去农村后，很多知青学针灸，我也是其中之一。一起去插队的有个叫岳林的女生，她在去之前就学会了扎针，而我是在到了村里后才想起来要学的，于是便拜她为师，向她借了本针灸的书，有空就背穴位，练扎针。

实践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村里人牙疼的、肚子疼的、头疼的，都来找我们，有时把带来的药给他们两片，但更多的时候是扎针。说来也神奇，很多人扎针后居然病就好了，让我们大受鼓舞（当然也有不起作用的，像我前文中提到过的拓祥的孩子）。

有一次去公社开会，和同住一个窑洞的人聊起此事，他家在离我们几十里的大山沟里，听说我会扎针，力邀我去他们村看看，我拗不过情面，只好在会议结束后去了他们村。

结果，从下午到深夜，来找我扎针的人络绎不绝，什么病都有，甚至有年轻媳妇月经不调腰酸的病。我哪里懂那么多！幸好带来一本针灸书，便临时抱佛脚，边问病边看书边扎针。有个邻村的甄铁匠，打铁拉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又酸又疼，几个月没法干活，找到我，我给他取“阿是穴”，隔天扎一次，扎了七八次后，竟然好了，胳膊不酸不疼，又能打铁了，他高兴得打了把镢头送给我。

作者插队的村子

会扎针也曾救过我自己的命，1969年底回京途中在临汾火车站，我的肚子剧烈疼痛时，便是自己扎针治好的。我结婚后，老婆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也时不时地给她们在相应的穴位上捏捏，用根火柴棍在耳穴处压压。

前些年，我妈妈患了癌症，为了止住疼痛，用上了最好的止痛药和止痛贴，但有时候疼痛来得太快，吃药贴膏药的效果没那么及时，这时我的扎针技术又派上了用场。我买了台电针仪，疼时就选取腿上胳膊上的穴位给妈妈扎，看到效果还好，经常能够使疼痛得到较快缓解，就干脆每天扎两到三次，每次30分钟到1个小时，想在疼痛发作之前就抑制住。

当然，多数时间不是用银针，而是用导电橡胶片。虽然天不遂人愿，妈妈最后还是走了，但能够帮助妈妈度过临终前很多难挨的时光，减轻癌症病人最难忍受的疼痛，也是对妈妈尽最后的一份孝心吧。

出民工时的吃饭诀窍：1970年11月31日，队里开会商量由谁出民工。当时陕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向各队抽调民工，管饭，但没工钱，属于一平二调。队里没人愿意去，个个都在抽闷烟，也没人说话，就这么僵持了两个小时，其他事也商量不成了，窑里满是烟雾。

我受不了这种沉闷，自告奋勇，当即获准。第二天一早，就背着铺盖卷出发了。目标是永坪附近的一条大山沟。中午时分到达，安排好住的地方，下午就上工了，修水库大坝。干活没说的，在农村干了两年，掏土、铲土、推车，这些活驾轻就熟，尽管每天早晨先要挖开厚厚一层冻土，震的手生疼，但只要牢牢握紧镢把，已经长出老茧的手掌倒也没什么。晚上住在老乡的窑洞，一盘炕上睡10个民工，一个挨一个，我怕染虱子，当然是脱光了睡。墙上有个小书架，其他人睡着后，我就找出中小学的语文课本来翻翻，回味一下曾经的美好时光，但那已经是恍若隔世，不知今生是否有幸旧梦重温。

出民工时想吃饱饭是要有诀窍的。那时我们通常是吃土豆小米饭，就是把土豆和小米放在一起煮。我看过大师傅怎么做饭：把几十斤土豆放在一个大笸箩里，一手握一把菜刀，双手上下翻飞，一阵乱劈乱砍，砍着的就变成小块，砍不着的就还是囫囵的，皮当然是不削的。菜很简单：辣椒面拌盐。

我吃了第一碗再去盛时，发现装饭的大桶见了底，当然是没吃饱，而此时别人却多还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怎么吃得那么快，就不怕烫吗？一个民工朋友悄悄地告诉了我其中的诀窍：第一碗先不要盛满，而是盛个平碗，溜着碗边吃，这样既不怕烫又吃得快，你吃完第一碗时多数人还没吃完，你就可以从容地满满地盛第二碗而吃饱。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吃饱饭也需要田忌赛马的策略啊。

世界不是我们的：1950年代，毛泽东去苏联时，曾对留学生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段话我是默写下来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的语录歌，随着曲调就印在了脑子里。当时唱着这首歌，确实豪情满怀，感到我们这一代青年是革命接班人，担负着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的重任。毛泽东在年轻时还曾经说过：“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说得很有气魄，我也曾为此而心潮澎湃：国家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们要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在插队后，在真正接触社会后，我逐渐体会到，国家并不天然是我们的，世界也并不天然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缺乏选择自由，依然保持着奴隶制特权，人为地划分出如同印度种性制那样权利相差极为悬殊的不同社会等级身份，又人为地加以固定，从制度上维持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缺乏上下流动和晋升机会的社会里，所有的好事对处于等级身份制低端的人来说都没有份，入团、入党、招工、招干、参军、上大学……所有的好事几乎都没有份！

有时，处于身份等级制低端的人甚至被视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更有甚者，从精神上扼杀你的自由人格，让你自认为狗，自认为奴，同流合污。对处于身份等级制低端的人来说，经过个人的努力争取，或许能够得到一点点好事，但是一定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阿Q精神是对自我意识的麻醉，但在普遍压抑的环境里，没有一点点阿Q精神又怎么活得下去？因而心态一定要端正，要认识到，得不到好事是常态，得到了好事是意外。这样，就不会为总是得不到而懊恼，为一再碰壁而伤心，而会拼死抓住每一根希望的稻草，尽管下一秒钟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捞河柴

捞河柴：什么是河柴？顾名思义，就是河里漂来的柴。但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漂，而是只在特定的时间，夏天下大雨发洪水时才会有。大雨把山间的树枝树杈甚至粗大的树干都冲到河里，随着暴涨的河水漂向下游。

柴火在陕北是种稀缺资源，瞧瞧那光秃秃的馒头山就可以知道。因而对河神送来的福音，村民们没有理由不欢欣鼓舞。大雨还没完全过去，村民们便摩拳擦掌，收拾家什，呼朋唤友，奔向河边，一展身手。

我们也被这喧闹声所吸引，跟着来看热闹。看到许多人身后都有一堆或大或小的烂柴火，很感诧异。“要这玩意干什么？”我问拓应德老汉。“烧火呗。”口气中仿佛嘲笑着我的无知。“这么湿漉漉的能烧吗？”“晒干了不就行了，可好烧了！”呵，我恍然大悟，想到砍柴的艰难，看到村民们一会功夫就捞了那么大一堆，我也不禁怦然心动。心动不如行动，我赶紧招呼段和、刘元东：“来来来！咱们也捞！”于是我们找来工具，加入了捞河柴的人群。

如何捞？大多数人是拿把六镢或锄头，钩冲到岸边的细小浮柴，少数胆子大的，在六镢上拴根绳，甩出去钩河中心的大柴。那可是需要些胆识、经验和力气的，既要顺应水势打理钩中的河柴，把它拉到岸边，又不能被洪水拽到河里，因而人们多数只敢钩河中心稍大些的树枝，而又羡又怕地放走那些粗大的树干，担心被它拉进野马般奔腾的洪水中。

拓应德老汉虽已年近六十，胡子花白，但他抖擞的精神绝不输于小伙子，他还是个出名的大胆，听说有一次，他飞出的六镢砍中了河中心一段粗大的树干，湍急的洪水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前拉他，他仍然死死地拽着绳子，被拉到河里也不松手，直到洪水冲脱了他的六镢，才拖着半截绳子悻悻而归。

拄棍拄长的，靠人靠强的：插队两年后，我们去参加对面太相寺村的批判会。批判谁？破坏知青犯。当时社会上有两种女人动不得，一是军人家属，一是女知青。与这两种女人有染，或者会造成军心不稳，或者会干扰破坏党中央安排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大局，因而一旦发现，势必严惩。

某日晚上，对面村里放电影，放电影是农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人们常常跑几十里山路去看，甚至倾巢而出。但这天晚上，某女知青在看电影中途忽感不适，便回窑休息，没料到推开房门，撞见了村里某已婚男生产队长与一女知青正在如胶似漆，热火朝天，如火如荼。事情由此败露，政府介入，对该队长，先召开批判大会，然后逮捕法办，判了三年刑。

但此事并非强奸，而是你情我愿。生产队长如何想的不得而知，但该女知青的想法，我在批判会上是听到了。她说，下乡前，她妈妈告诉她：“靠人靠强的，拄棍拄长的。”到农村后，谁是强人呢？首先是生产队长，安排你干什么活，好活、赖活、脏活、干净活、苦活、累活、轻省活，就在队长一句话。

往长远点说，想离开农村，招工、上大学，首先要由贫下中农推荐，而这，也在队长一句话。所以她认定，队长就是离她最近的可以拄的长棍子，可以倚靠的强靠山，因而在队长的进攻面前，半推半就，投怀送抱。

人常说，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往往可以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这话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插队几个月后，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知青们便开始各显神通。那些所谓“革干”、“革军”的家庭，特别是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一定影响力的父母，纷纷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孩子寻找和安排更好的出路，或者去当兵，或者转回城市甚至转回北京的工厂或机关单位。

而那些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或者苦熬苦干，赢得贫下中农的赞赏；或者苦读毛选，口不离语录，成为活学活用的典型，得到党的青睐；或者给生产队送毛驴送拖拉机，得到村民的感戴。

这些都还算是正道。但送东西要家里有钱，能成为典型的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还是要想其他的辙。而入团、入党、参军、招工、招干、招生，毕竟僧多粥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谁能过，名义上是贫下中农推荐，实际上要由掌权者说了算。

行贿受贿由此应运而生。但当时还不那么明目张胆，还是在初级阶段，多数还是送烟送酒，但有的烟盒里烟卷已经被人民币所替换，有的火柴盒里火柴也变成了手表。而对在上述几方面皆所不能的某些女知青来说，女人天然的最原始的武器也开始派上了用场。

四世同堂：我们隔壁住着刘德一家。刘德的爷爷是村里刘姓家族辈分最高的人。我们住的村子叫刘家湾，有二百多人，其中姓刘的就有一百多。还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姓拓，再有几户姓白、姓霍、姓姜。刘姓家族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村子的人口是怎样发展的。

我们下乡的一百多年前，正是太平天国时期，下乡后，老人们说，当时长毛也到过陕北。我后来从书上得知，同治年间，关中回民军30多万人曾进入陕北征战4年，西捻军也曾转战陕北，他们留着长发，与满清强制推行的发式不同。陕北人口中的长毛或许指的就是回民军或捻军。

长毛来到后，要吃要穿要发展，自然要粮食要布要人。当地老百姓为了自保，纷纷成立民团，护粮卫家。双方免不了发生战争，其中血腥的场面在所不免。听永坪川某村知青说，他们村的人曾在悬崖上的山洞里发现了百十具干尸及锈迹斑斑的武器，也许就是当初双方征战的遗迹。

回捻军所过之处，往往户绝烟火，十室九空，回民军常常屠戮整个村庄的男丁，捻军也往往把所有青壮年男人都抓走当兵，很多村落的人口，特别是男丁，当时都曾遭到灭顶之灾，刘家湾就几乎成为无人村。

刘德的曾祖，也就是刘德爷爷的爸爸，就曾被长毛抓走，若干年后，他辗转逃了回来，经过上川的鸭巷村时，想去找他舅舅，他舅舅就是那个村的人。舅舅还没寻到，他却因头蓄长发而被民团作为长毛余孽抓了起来，他力辩自己是当地人，也不被相信，因他出外多年，口音已变。他被押到一处院落，院中吊着几个人，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的，开膛破肚，像杀死的猪一样吊着，地下架着大锅，锅里沸水滚滚。这种情形令他胆战心惊，以为自己也命将不保，成为他人的口腹中物。

正在闭目等死，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不是谁谁谁吗？”原来，来人正是他舅舅，也是民团中人，偶然路过这里，救了他一命。他回到村里后，男人都已死绝，他是村中唯一幸存的男丁。他生了4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就是刘德的爷爷，4个儿子又生了8个孙子，8个孙子又生了24个曾孙子，刘德就是其中之一，当时15岁。加上女人，到我们下乡的1969年，刘姓家族的人口已达100余人。

碾豆子

下乡安置费和插队食谱

下乡安置费：最近找到一个四十多年前的笔记本，记载着我们下乡时的安置费，如果不是当时记下来，恐怕早都忘了。

插队第一年，政府向知青提供的人均经费包括：安置费220元，建房费120元，农具费14.5元，灶具费17元，伙食费每月9元，零用费1元（3-7月），医药补助费5元。

其中，安置费和建房费没有发到知青手上，而是给了公社或大队。安置费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建房费后来给我们箍了窑洞。农具费、灶具费给知青用了，我们下乡后买了镢头、镰刀、锄等农具，也买了锅碗瓢盆水缸水桶等灶具。

伙食费只是第一年有，队里派人带我们到关庄公社和永坪的粮站买粮背回来。零用费和医药补助费我不记得是否用过。

插队食谱：在这个笔记本中，还记录着刚插队时的食谱，这不是事后的记载，而是事前的计划。是否完全按照食谱去做，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的集体户有13个人，四男九女。

从食谱上可以看出几个特点：第一，当时的粮食不是很充足，因为在早、中、晚三餐中，中晚两顿吃稀，只有早餐吃干。第二，蔬菜品种很少，以萝卜为主，偶有豆芽。蔬菜数量也很少，或者吃萝卜汤，或者放在面条中，没有熬菜，更没有炒菜。第三，没有肉吃，蔬菜又少，主要是吃粮食。

我算了一下，平均每人每天1.46斤粮食（其中还包括麸皮），在缺菜少油无肉的情况下，要干重体力活，又正在能吃的年龄（当时偶尔蒸了一次白面馒头，每个约有半斤，我吃了6个，连女生都吃3个），这点粮食是根本不够的，基本上知青当时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但吃了粮食，而且吃了粮食的皮，即麸子谷糠谷叶子之类。

早餐：

星期一：发糕（当地叫作“蒸黄”，8斤玉米面，1斤麸子），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二：发糕（6斤玉米面，2斤高粱面，1斤麸子），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三：片子（不是发面，蒸好后切成片，6斤玉米面，1斤高粱面，1.5斤麸子），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四：窝头（8.5斤玉米面，0.5斤麸子），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五：发糕（9斤玉米面），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六：片子（7斤玉米面，1斤高粱面，0.5斤麸子），萝卜汤（3斤萝卜）。

星期日：发糕（玉米面9斤），萝卜汤（3斤萝卜）。

中餐：

星期一：面条（2.5斤白面，0.5斤细玉米面），0.5斤豆芽。

星期二：稀饭（1斤小米，1斤黑豆，1斤高粱米），1斤萝卜。

星期三：面条（2.5斤白面，0.5斤细玉米面），0.5斤豆芽。

星期四：稀饭（1斤小米，1斤玉米糁，1斤高粱米），1斤萝卜。

星期五：面条（2.5斤白面，0.5斤细玉米面），0.5斤豆芽。

星期六：稀饭（1斤小米，1斤高粱米，1斤黑豆），1斤萝卜。

星期日：稀饭（1斤小米，1斤高粱米,1斤黑豆），1斤萝卜。

晚餐：

星期一：稀饭（2斤小米，3斤高粱米，2斤玉米糁），2.5斤萝卜。

星期二：包子（7斤白面，1斤细玉米面），萝卜馅，小米汤（1斤小米）。

星期三：稀饭（2斤小米，2斤高粱米，2斤玉米糁，1斤黑豆），2.5斤萝卜。

星期四：面条（2.5斤白面，4斤豆面，0.5斤细玉米面），2.5斤萝卜。

星期五：稀饭（3斤小米，3斤高粱米，1斤玉米糁），2.5斤萝卜。

星期六：面条（白面2斤，4斤豆面），2斤豆芽。

星期日：包子（7斤白面，1斤细玉米面），萝卜馅，小米汤（1斤小米）。

县革委会张主任的春耕动员报告：也是在这个笔记本中，记录了1969年春天延川县革委会张主任在“抓革命，促生产，打好春耕第一仗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国内形势。第二部分，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第三部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第四部分，把农业生产摆在第一位。第五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报告的有些内容很有意思，如第一部分中，对延川县大好革命形势的描述：“我县形势大好，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深入。全县基本实现忠字化，户户升起红太阳。永坪公社永坪大队一个叫程德英的哑巴也跳起了忠字舞，张家河公社某大队坚持早请示，晚汇报。”

延川县是延安北部的一个山区县，我们去的前一年，即1968年，那里粮食歉收，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插队所去的刘家湾村，就陆续有人外出“寻吃（要饭）”。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活动，哪怕是在最偏僻的山村，仍在坚持。正如报告中所说：“学习班越办越多，质量越办越高。一年来办了5,761期学习班，参加者达129,750人次。”

“通过大办学习班，推动了斗批改，促进了革命化。全县人民大抓阶级斗争，揪出了许多坏人，计有阶级敌人1,841人，其中叛徒484人，特务18人，走资派10人，没有改造好的305人，现行反革命48人，其他坏人940人。还挖出了反共御用军等6个反动组织。”

延川县的人口当时约为10万人，该县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从1935年起，就成为共产党主政的红区，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到了1969年，在共产党执掌当地政权34年之后，除了原有的地富分子外，一年来又抓出了约占人口2%的阶级敌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大大提高，原先认为没有阶级敌人的，现在也认识到了。

冯家坪、永坪、董家坪开会时，老人小孩都发动起来，妻子揭丈夫，儿子揭老子，媳妇斗公公，说明家庭里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在对敌斗争的基础上，人民更团结了，贫下中农登上了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全县各大队都建立起了贫下中农宣传队，他们开进了老大难单位，起到了阶级斗争主力军的作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下，互害模式就这样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流，把人变成了丛林中的野兽，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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