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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兵团岁月：人生的第一次穿越

栾英杰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栾英杰，北京月坛中学学生，1969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团十连，1970年调师部警通连，1974年师部民兵营文书，1978年回京。曾任《北京工人报》总编室主任，北京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

原题

我的兵团岁月

作者：栾英杰

人生的第一次穿越

天已经擦黑了，离连队还有三十多里的路。为了能尽快一点儿赶回去，老乡们决定带我们抄近道。近道，就可以近出一半的路程了，可是，抄近道，就必须得穿过一片沼泽地。

作者（后排中）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对于这片沼泽地，我是不陌生的。记得刚到这里一个星期左右，我就跟着一帮哈尔滨的知青到这片沼泽地里打猎去了。沼泽地在我们宿舍的后面二里地开外，我们二十多人，拿着一支“七九”步枪，一发子弹，舞舞咋咋地向着沼泽地进发了。我们是去打大雁的，但是，还没走到沼泽地边儿上，就有放哨的大雁报警了，“钢钢”几声叫唤，只听得“呼啦啦”一声，飞起一群大雁来。

紧接着，一群、又是一群，数不清的大雁、野鸭和说不出名的飞禽从沼泽地里腾空而起，在沼泽地的上空盘桓，密密麻麻的，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我们原来是打算在趴在地面上瞄准射击的，此时没了目标，都慌神儿了，冲着那个拿枪的人一通乱喊：“快打、快打！”那家伙把枪冲天上一举，慌慌张张地放了一枪。“砰！”随着一声枪响，空中有一个黑影翻着跟头栽了下来。没想到，还真打中了一只，因为飞禽实在太密集了。

“扑通！”沼泽地里溅起一团水花。“嗷—”我们一声嚎叫，向着沼泽地里跑去。

沼泽地里的水不深，看上去连腰都没不了，但水有点儿混浊，水的颜色是墨绿色的，水底有些藻类。沼泽地的面积不知有多大，伸展到远处，与凸起的丘陵连接在一起。哈尔滨的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显然已经熟悉沼泽地了，他们成一路纵队，向着大雁掉下来的地方奔去。一个长着小黑胡子的哈尔滨知青回头照应着我，对我说：“跟着我，踩塔头墩子，要不就得掉下去！”我跟在他的后面，一边跑、一边小心翼翼地朝脚底下看，只见塔头墩子就是从沼泽地里长出来的土墩，土墩上面又密密麻麻地长着许多又高又长的草。我们踩着塔头墩子，飞快地把大雁捡了回来，回到宿舍，立刻把大雁侉炖，二十几个人，狼吞虎咽地把一只大雁给吃光了。

从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了沼泽地的神奇魅力。不错，沼泽地是可以吞噬生命，你如果不认识它，就寸步难行；但是，你若是认识了它，在上面照样可以如履平地。因此，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沼泽地有多么可怕。

当那天晚上我跟着老乡们再次走到沼泽地边上的时候，以前建立起来的信心不禁动摇了。这片沼泽地，与我们宿舍后面的沼泽地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七拐八拐地绕到了这里。记得后来我还查过地图，这片沼泽地更确切地说是东西纵贯黑龙江全省的。第一次去打大雁，我们只往里面跑了二三百米就回来了，深处的情况并没有看到，这回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要从沼泽地横穿过去。而且这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就是老乡们没有料到这几天秋水暴涨，沼泽地的水面变宽了。再退回去走原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耽误不起，老乡们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大家往前走。

那天的穿越太艰难了！我们在塔头墩子上跳跃前行。割了一天的黄豆，本来就累得腰酸腿疼的，现在简直是尽最后一点气力了。老乡们有点儿不好意思，都默默地不吱声。我们也不好埋怨他们，因为老乡又没有诸葛孔明的本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再说，老乡们本来是好心嘛。

穿越到一半的时候，前面传来一阵阵的惊叫声。行进的速度也放慢了。天色在慢慢地暗下来。走在后面的人忍不住大声催促前边的人：“干哈哪？快点儿！”前边的人一个个地往回传话，“前边两个塔头墩子离得太远，跳不过去，有几个人掉到水里去啦！”紧张的情绪立刻在队伍中蔓延开来。

东北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何况太阳已经落山。北风呼号着从空旷的远方直扑过来，裹挟着沼泽地里的凉气，“呜—呜！”地吹得人浑身打颤。就在这时，在呼号的北风中，又飘来一阵又一阵女人的哭声，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而且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在这空旷的沼泽地里，哪来的女人哭声呢？再一细听，那哭声又时近时远、时有时无。我们一百多号人，是成纵队行进的，我前后几个人都是知青，谁都不明白这哭声是怎么回事？大家不时地往沼泽地里张望，然后面面相觑，一个个毛骨悚然。

终于，我走到了那个“拥堵”的地方。我心里不由暗暗吃了一惊。同时后悔刚才不应该催促前面的人，尤其不应该催促前边的女知青，因为眼前的两个塔头墩子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而脚下的水也看不出来有多深。假如在平地，还可以助跑，但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原地起跳。如果想绕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身后是无数塔头墩子星星点点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对岸的情况也是同样，但是，一条弯弯曲曲而来的小溪把两大片塔头墩子给分割开了。小溪一眼望不到头，目力所及之处，只有这里才是最窄的地方。“难怪速度慢了下来”。我心里暗想。

“那是谁呀？快点儿！”后面的人开始催促我了。

记得下乡前，我曾看过一本书，书中描写的是小兴安岭一带沼泽地里的情景。书中写道，狼群追逐几只鹿，鹿无路可逃之后，便奔向沼泽地，狼群不知其中奥妙，稀里糊涂地跟在后面追赶。忽然，狼群中传来几声哀号，原来，狼群中了鹿的圈套，陷进沼泽地里去了。据那本书中讲，鹿认识一种红色的荆条，便踏着那种荆条飞奔，而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上了鹿的当。此时，我真的怀疑这位作者是否到过沼泽地？因为在东北的沼泽地里，并没有什么红色的荆条。所谓的红色荆条，不过是柳树棵子，属于灌木丛一类，生长在林带两侧或者沼泽地的边缘，是编筐编篓的材料。假如那位作者到过沼泽地，是绝不会让他笔下的鹿踏着荆条飞奔的。况且狼是绝顶聪明的动物，也绝不至于上鹿的当，陷进沼泽地里去。

后面的人一再催促我，不得不跳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从心底闪现出一种念头，是一种求生的欲望！随即它又变成了一种本能的冲动！与求生欲望同时闪现出来的还有一种念头，那种念头就是自信。我从小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小时候，我家住在商业部的门口，每天，我和小伙伴们都要几进几出商业部，打篮球、乒乓球或者捡烟盒。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有时候不让不让进，我们就爬树，从房顶上过去。那棵树的树干与传达室的外墙约一米之距，我们爬的时候，背靠在墙上，用两腿支撑着树干，连蹬带蹭地上到房顶。运动加淘气，久而久之，我的弹跳和爆发力都相当好。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在这个节骨眼儿派上了用场。

水面最起码也得有两米多宽，脚下的塔头墩子因为不断受力，已经不稳了，晃来晃去的！那也得跳啊！我右手拿着镰刀，把腰一弓，然后“嗖”地起跳了。“唿—”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在飞行！我的左脚尖还真地踩在了对面的塔头墩子上！紧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个一米八几的男同学，身高腿长的，我以为他跳过来是轻而易举的。不料，只听背后“扑通’一声，我回头一看，他居然没跳过来，掉水里了。水大约到他的胸部，后面的一名知青赶紧伸手把他拽了上来。水太凉了，上来后，他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

过了这道险关，前面的路就好走多了，塔头墩子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连接在一起，可以放心大胆地甩开大步前行了。半夜时分，我们终于远远地望见了自己连队微弱的灯光。那天，我们是去五十团十四连搞支援的。疲惫的队伍终于放缓了脚步。而此时，我们也才有闲心去解路上那道哑谜了，我问一位老乡：“刚才路上有一个女人在哭，好像是在哭死人，但又看不见人影儿，我们都吓得要死！”老乡告诉我们：“我听见了，那是狐狸在叫唤。”

那次穿越沼泽地的经历，我至今难忘，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人生历险，我当时只有16岁。那天，我有两个意外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用实践的知识更正了书本上的知识，明白了那个鹿与红色荆条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善意的想象。第二个收获则来得更加宝贵：在穿越沼泽地的同时，也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穿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路上沟沟坎坎的哪能没有艰难险阻呢？但是，在艰难险阻面前，有时候只要鼓足勇气一跃，就会步入新的坦途，从而把艰难险阻甩在身后。

那一丛火红的大烟花

从那家火锅店出来，我肚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先是胃部，继而是整个腹部，异常的舒服，麻苏苏地像是处于知觉与半知觉的状态。

中午在那里吃的火锅，下午四五点钟了，这种异样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太奇怪了，吃过多少回火锅，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琢磨来琢磨去，我决定给那家火锅店打电话问问究竟。还挺凑巧，正好是接待我们的那个服务员接电话。我向她询问中午的火锅里都有什么底料？她问我：“问这个干嘛？”我告诉她感觉不对，她说：“不清楚。”就匆忙地把电话挂了。次日再去那家火锅店，打听那位服务员，经理从后面出来了，告诉我那位服务员昨晚辞职走人了。

我心里讲话，这事还真寸，我不过打了个电话，这位服务员就辞职走人了，看来其中还真有点儿奥妙。我问经理：“你们的火锅都有什么底料啊？”经理故作镇静，说：“老哥，重庆火锅，底料就是麻椒、花椒、泡姜、泡椒那套，还能有啥子嘛？”看来，我昨天打电话的事他已经知道了，甭想再跟他打听什么，他已经有所防范了。

然而，秘密还是被我发现了。几天后，我们又去这个店吃火锅，我是有备而来的，还真的从锅底捞出两块大烟葫芦来。虽然是两块碎片吧，而且经过了水煮，但我仍然认得它，因为大烟葫芦对于我来说，简直太熟悉不过了。

日历还得翻回我在兵团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在球队打右前的位置，因为投篮具百步穿杨之功，故而场场比赛都得从头打到尾，或者说，若是没有我，球队的胜算至少得锐减百分之五十。一天，乳粉厂的球队来了，找我们报一箭之仇，因为上次在他们主场，他们大比分输给我们，觉得特没面子。

记得那是一天的傍晚，我刚收工回来，连口气都没顾得上喘就换服装，准备去篮球场一显身手。熟知就在此时，我的肚子一阵剧痛，痛的是那么突然、那么猛烈，如同刀搅一般！豆大的汗珠雨水一样顺着我的额头流淌下来，我的上下牙床子开始打架，嘴唇也开始不住地哆嗦，我站立不住，双手抱着肚子，“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我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围着我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老乡近前看了看我，说：“等等，我有办法！”说完，出门向自己家跑去。没三两分钟的功夫，他回来了，左手拿着一个大烟葫芦，右手拿着一盒火柴。他抓起一张报纸卷成筒状，把大烟葫芦用手碾碎了倒进纸筒里，然后点燃火柴，把报纸和大烟葫芦一起燃烧。

看看烧得差不多了，他抓起我的搪瓷缸子，舀了半缸子凉水，“哗”地一声，把报纸灰和大烟葫芦灰倒了进去，招呼我说：“来，把他喝喽！”我浑身上下一点丁儿点气力都没有，我的几个同学扶着我坐在地上，掰着我的嘴往里灌。我的一个同学对老乡的办法有点儿怀疑，说那老乡：“本来就肚子疼，你还让他喝凉水？而且连灰都喝了也埋汰呀！”老乡说：“喝的就是这个灰嘛！”不由分说，把半缸子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全都灌到了我肚子里。

奇迹立刻发生了，水刚一进肚里，我“腾”地一下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了，刚才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打球！我双手分开众人，“蹬蹬蹬”地向球场冲去。只听大家在后面喊：“这小子，又他妈活啦！” 我跑到场边，一边冲着裁判打手势，一边大叫：“换人、换人！”场上的人看见我来了，都惊得目瞪口呆的，说这小子刚才还跟要死似的，现在怎么活蹦乱跳的啦！

大烟葫芦的神奇作用征服了我。后来，我特地向那位老乡要了几枚大烟葫芦，把它们掰开了揉碎了仔细查看，发现大烟葫芦的里面有几百粒细小的种子，每粒种子的比芝麻还要小，还要轻，颜色则是铅灰色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大烟葫芦是罂粟的果实。因为形状是圆的，很像葫芦，所以老乡们称它大烟葫芦，而大烟葫芦顶上所开的花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大烟花了。

转过年来，到了开花的季节，我又几次到那位老乡家去欣赏大烟花。大烟花通常是一株一花，也是毫无例外地按照植物的“三段式”规律生长，嫩绿嫩绿的枝叶，火红火红的花朵，在阳光下十分的艳丽和惹人喜爱。在火红火红的色彩中，还点缀着几片艳粉色，火红色与艳粉色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独具一格的主色调。

有一次，那位老乡拽住一个烟葫芦，用指甲在表皮上划了一个口子，立刻从口子里流淌出几滴乳白色的像奶汁一样的液体，老乡对我说：“这个汁就可以提炼鸦片，也就是大烟了。”老乡介绍说，盛花期过后，大烟花逐渐萎缩、凋谢，下面的大烟葫芦和绿叶也开始由绿变黄，最后枯干，此时，他们就把大烟葫芦割下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当地俗称:大烟花学名:罂粟

以后，我经常琢磨，老乡们为什么非要在自家庭院里种植大烟花呢？种别的花卉不行吗？后来，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是药用，大烟花的药用价值其它任何花卉皆无法替代；二是审美，这一点或许仅仅存在于老乡们的潜意识当中，或许稍有意识而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试想，黑龙江一年当中有五六个月的时间都是白雪皑皑的冬季，老乡们除了白色的雪原、黑色的土坯墙，其它的色彩几乎看不到，对黑、白两种颜色已经看得腻腻的，换一句文点儿的词就是审美疲劳了。

到了春耕季节，可以打开冰封整个一个冬天的窗户了，此时，窗前种上一丛大烟花，让它火红火红的怒放！该有多么的喜人、多么的赏心悦目。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嫩绿嫩绿的枝叶，火红火红的花朵，正好与东北人的审美取向相吻合。那个年代，东北的小伙子们，穿着是清一色的黑，人称：“精不精，一身青”，而大姑娘小媳妇们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除了大红大绿、大粉大绿几乎没有别的，号称“红配绿，贼神气”呢。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居然再次看到了大烟葫芦，而且是在北京街头的饭馆里。感慨之余，我想起一则故事来：惠与跖是兄弟，惠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君子，跖则是有名的江洋大盗，一天，邻居送给他们一包软糖，“惠见饴而曰：‘可以养老。’”就是拿回家孝敬父母。“跖见饴而曰：‘可以粘牡。’”就是可以用它去粘别人家的门栓。此“见同物而用之异也”。我下乡的那个年代，老乡们收获几颗大烟葫芦，目的无非是自救甚或救人。当今则大不相同了，简简单单的同样的一个大烟葫芦，居然变成无良商家图财害命、敛取不义之财的法宝了。

我琢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惠那样的君子少了，跖那类的强盗多了呢。

我的动物朋友——奶牛“大8号”

奶牛大8号是我的好朋友。其实称它奶牛是不确切的，它并不产奶。

大8号的老家在荷兰，六十年代初期，它与59 名同伴一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场良种二队安家落户。我和大8号就是在那里相识的。1969年9月，我下乡到九三农场，只是此时的九三农场已经更名，称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良种二队编为五十团二连。认识大8号就是那一年的冬天。

刚到农村，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事也都想动手试一试、摸一摸。马号里圈着一群马，每天一清早儿，由一个叫秦老大的老职工赶出去放牧，这个活儿，我看着最眼馋。冬闲季节，我们知青也没有什么活儿好干，我就私下里和秦老大商量，每天由我替他放马，头吃中午饭以前把马赶回马号，我们俩再交接。黑龙江的冬天多冷啊，谁不乐意躺在热炕头上睡懒觉呢，秦老大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放马肯定不会徒步，要骑马。没想到，秦老大挺痛快，但他的坐骑不痛快，欺生：只要我一骑到它背上，它就尥蹦儿，变着法儿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如果看摔不下我来，它就施展它最绝的一招——转身往马号里面跑，用门框把我撞下来。这匹坐“坐骑”我无论如何也驯服不了，脑袋还被它的这一损招撞出过大包。没辙了，我就去骑其它的马。又没想到，这群马就好像互相商量好了似的，那个都不愿意让我骑，而且各自还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假装“马失前蹄”；有的先假装乖巧，驮着我跑一段，等跑到树林子边上的时候，再猛地向林子里冲去，在林子里用树干刮我的双腿，这时，我不跳下来根本不行。

这些，我倒也没怎么害怕，我就不信，我驯不出一匹马来。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打消了骑马的念头：有一天，一匹马让我骑了大半天，我心里还挺高兴，路过有人的地方，我趾高气扬的，一边骑还一边盘算着回宿舍如何向其他知青述说今天的一切。回到马号，那马一头向水井冲去。我以为它急着去喝水呢，驮了我大半天，当然又累又渴。谁知那匹马竟憋着一个坏屁，它飞奔到井边，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前腿猛地一收、身子猛地一横，“唰——”用惯性把我扔了出去。它竟然想把我扔到井里！幸而井口边儿有一根拴马桩，我双手往拴马桩上一勺，整个身子在空中来了个“双臂大回环”，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马是骑不成了。可怎么放牧呢？此时，秦老大出面了，他给我介绍了一头牛，这就是我的动物朋友奶牛大8号。秦老大对我说：“你可以骑这头牛放马。 ”我说：“拉倒吧你！马跑得多快，牛怎么能追上马呀？”见我不信，秦老大到圈里把大8号牵了出来，对我说：“俺骑着跑一圈儿，你瞅瞅。”说罢双手一按牛背，蹿到了牛脊梁上，扯着嗓门儿吆喝一声：“驾！”听到指令，大8号翻蹄亮掌，向远方奔去，速度果然与马不相上下。不一会儿，秦老大回来了，老远就喊：“咋样儿？”我还能说什么呢，虽然有点跌份吧，但总算有个坐骑，不然这两条腿的整天跟着四条腿的跑，还不得累死。

秦老大向我介绍了大8号的底细。原来，大8号加入我国国籍后，由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病，好了以后，就再也不产奶了。这样，它就不再享受奶牛的待遇，离开它的59名同胞，和黄牛及马群圈在了一起。连队有马车、牛车，但驾辕、拉套的牲口都是固定的，大8号来了属于编外人员，没有活儿干，因此，秦老大放马的时候经常把它一起撵出去。秦老大逐渐发现，大8号挺通人性的，经常主动和他接近，以后他看马跑累了的时候，就把大8号叫过来骑一会儿。黑龙江是高寒地区，牲口不能出汗太多，否则容易受病。

大8号在奶牛里面的编号是8号，它的后鞧上烫着一个大大的“8”字。我第一次骑大8号是秦老大给托上去的，大8号又高又壮的，脊高在1.65米左右，比我少说也得高出5厘米，这也是我之所以称它为大8号的原因。

以后，我每天骑着大8号放马了。确切一点说，其实并不是“骑”，而是“坐”在大8号的身上。农村人一般都知道，骑马骑脊梁，骑牛骑屁股，因为牛脊不同于马脊，牛脊比较高，骑起来硌屁股，而牛的屁股则板儿平板儿平的，坐在上面又舒服又稳当，只是两腿不能耷拉下来，因为牛屁股太宽了，脸朝前坐着的时候，腿只能向前边半伸着。大8号搂开四蹄飞奔的时候，我就向前府身，用手抓住它脊背上的鬃毛。为抵御严寒，大8 号的鬃毛长得有一揸多长。

大8号的样子很漂亮；衣服雪白雪白的，上面不规则地印着几片黑色的图案，它的这个外貌特征，就是著名的荷兰高产奶牛“黑白花”名称的来历。它的头上戴着两个犄角，灰白两色相间，雪亮雪亮的；大眼睛，双眼皮儿，黑黑的双眸上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骑着它跑了几天，我倒觉得挺自豪的了，放马这活儿，也就越干越起劲儿。

大8号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嘟、驾、喔、吁”一吆喝，它全都明白，而且有时候不用喊，想往哪个方向走，用手在它背上拍两下，它就清楚了。它知道怎么配合我干活儿，马群跑散了，它玩命追，用犄角顶，用肩胛撞，把马往一块圈。有时候，我把马群赶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自己找个地方歇着，大8 号就会自动把我的职责承担过去，站在地势较高的土坡上看护马群，发现那匹马离群了，它就“哞哞”地叫着，跑过去把马圈回来。有时候我觉得它简直不是牛，而是一只得力的牧羊犬。

记得有一天，大8号曾经深深地感动了我。那天特别暖和，天上一丝风也没有，阳光照在身上热烘烘的，我跑得累了，就从大8号背上下来，靠在一个草垛上睡着了。要知道，在高寒地区不论体感温度如何，只要在野外睡觉就意味着危险，肯定要生病甚至冻死。我的一个同学就有这样的经历，一天下午，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儿，那天也是光照特别好，天上也是没有一丝的风，休息的时候，他靠在粮垛上睡着了。老乡们看见了，说“赶紧叫醒他，时间长了就出事了！”其实他也就睡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收工回去没多会儿，他就发高烧了。

我那天睡觉，幸亏有大8号在身边，否则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睡了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身上“呲拉呲拉”地响个不停。我睁开眼睛一看，大8号正在用舌头舔我的衣服。它分明是在叫我嘛！而且它是卧在地上，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守护着我呢。

我和大8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无论出去干什么，都要骑着它。我们连队离师部、也就是从前的九三镇不到二里地，电影院、供销社、小饭馆、邮电局都在那里，我去看电影、买东西都骑着大8号，可以说已经成了当地的一景。

那时，看电影是头号娱乐项目，每逢放电影的日子，师部就要云集知青四五百人，都是从四面八方几十里之内赶来的。记得我头一次骑着大8号去看电影时，曾被众知青大大地哄笑了一番，说哪来的这么个独行大侠，跟堂吉诃德似的？但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没人再笑话了，而且知青们也都知道了，师部附近有一头牛挺神的，因为我每次看电影时，大8 号都在外边等我，我也用不着拴它，它站在电影院门口一动都不带动的，等散场后我出来再驮我回去。去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发信，都是这样，它安安静静地在门口静候我出来。

这样乖巧的牛，谁不想结识它呢。很多知青都喜欢上大8号了。每天一早，就会有十来个知青来找大8号，给它喂水、上草料，抚摸它、骑它，大8号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不停地用头蹭蹭这个、蹭蹭那个，或者用舌头舔。大8 号挺能揣摩人的心理，它舔人，从来不舔手和脸，而只舔衣服的袖子和前襟，它明白，舌头上有涎水，可能会招人讨厌。我们经常三个人一起骑到大8号的背上，大8号是不把这三百多斤当回事的，我们一骑上去，它就驮着我们痛痛快快地跑一圈儿。

星期天是不出工的，知青们没事干，就骑大8号“远征”，去沼泽地。黑龙江有一条纵贯东西的大沼泽地，经过我们那里，沼泽地里有狼出没，但是，和大8号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怕。大8号和我们知青也越来越亲近了，并且主动接近我们，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大8号好象能掐会算，知道时间，每到星期天，它都来找我们玩儿，早晨起来，推开宿舍门，准会看见大8号正站在外边等着我们呢。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我正在宿舍里和其他知青打扑克。忽然，一个叫小毛的北京知青慌慌张张地从外边跑进来，边跑边喊：“栾！不好了，冰棍儿要杀大8号啦！”“冰棍儿”是我们连副指导员的外号，因为他的脸整天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笑模样。我们一听，立刻炸了窝了，“什么？敢他妈的杀大8号？”“妈的，屁眼拔罐子——嘬死（屎）！”七嘴八舌地骂起来。然后把手工里的扑克牌一摔，一窝蜂似的向马号奔去。平时杀牛宰马都在马号。

此时的马号，成了屠宰场，已经杀了好几头奶牛了，几个老职工正拿着刀子，蹲在地上剥牛皮，他们的脚下和四周满布着牛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还有好多头奶牛正排着队等候屠宰，第一个就是大8号。

杀牛的场面是非常惨烈的。牛给人下跪，哀叫着向人乞怜，一头牛被杀，其它的牛围在附近一起向着人哀号，乞求人对它的同伴手下留情。一头牛被杀后，连续几天内，牛群都要在它被杀的地方围成一圈儿，舔着地上的血迹嚎叫。有一次我们连队杀牛，牛皮老乡要留用，因怕皮收缩，剥完皮后把皮钉在了墙上。接连好几天，牛群不顾吃不顾喝，聚集在那堵墙下，轮流舔着那张血迹斑斑的皮“哞哞”地嚎哭，那情景真的是令人动容。

“冰棍”正要对大8号动手。他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宰牛刀，一手去拽大8号的缰绳。大8号“扑通”一声跪下了，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双颊滚落到地面上。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这帮知青赶到了。“冰棍，不许杀大8号！”我一声断喝。其他知青也冲着冰棍喊起来：“你他妈的敢杀大8号，我们抽你！”“冰棍儿，你他妈的活腻味啦！”面对横眉立目的知青们， “冰棍”胆怯了，他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为啥呀？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滋（知）青呲右（吃肉）。”我们说：“不行！我们不吃饭也不能吃大8号的肉！”冰棍赶紧乘机下台阶，说：“那好，你们不呲，我还不杀了嗫（呢）。”大8号就这么被我们救了下来，躲过了一劫。

那么，大8号与它的荷兰同胞们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劫难呢？原来，前不久我们营新调来一位教导员，部队现役干部。听说我们连队有荷兰奶牛，我们知青每天早晨都喝牛奶，他大为震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开展这么多年了，这里怎么还有阵地没占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说得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又一语道破天机，指点道：“这还不明白。荷兰是老牌帝国主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在养荷兰的牛，喝荷兰奶牛的奶，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又是什么！”

当时，连一级的干部都是以前农场的人，他们向教导员解释，说：“这批荷兰奶牛是前些年农业部从荷兰引进的，每头牛的日产奶量在90公斤左右，因为咱们这里条件比较好，所以引进之后，分出60头放在了咱们连。”教导员哪里听得进去呢，说：“你们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明白了，那是‘文革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犯的错误，是崇洋媚外！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头也不能留！”于是，大8号的那59 位荷兰同胞就都被“割了尾巴”——杀了吃肉了。大8号因为有我们这些知青的保护，才幸存了下来。

要说一报还一报呢。就在那年的冬天，大8号也救了我一命。有一天，我到师部供销社买了几个冻梨，回来时一路走一路吃，竟然把几个冻梨吃光了。回宿舍不一会儿，我开始肚子疼，并且上汆下泄，继而胃部痉挛，痛得我倒在地上缩成一团，一直折腾到半夜，也丝毫不见好转。这时，已临近春节，知青们大都回城探亲去了，我这个宿舍只剩下我、小毛和一个叫张加福的北京知青。

他俩看我快顶不住了，就赶紧去马号套车。套回车来，俩人往外抬我，一边抬一边对我说：“套的是大8号。”其实套牛还是套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拉车就行了。然而，听说套的是大８号，我真的从心底里感到宽慰。大8号好像知道我情况不妙，拉着我们飞快地向医院跑去。到医院后，两个知青一直忙着守护我，而大８号则在冰雪地里一直站到天亮。

1974年年末，我应征入伍。出发的那天上午，我们几十名新兵在师部集合，然后分乘几辆卡车去双山火车站。上卡车后，我情不自禁地回头向生活了5年的连队方向张望，想不到的是，我居然看到了大8号，它正驾着车往师部这边来。

我当兵的前一年，已经借调到师部民兵营，但是关系还在连队，我应征之后，回连队住了两天，办理关系和收拾自己的东西往家里托运等。那两天，我还向同学打听过大8号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大8号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每天拉着一驾车去师部，往那个小菜店送菜，由本地的那个聋子赶着。

在就要离开东北的最后一刻看见大8号，我觉得很亲切，也很难舍。我是1969年9月到黑龙江的，到1974年底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这期间，知青们相互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刚下乡时那么抱团儿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体味了“人情冷暖”。

比如与我同宿舍的一个知青，曾因染上肝炎住院半年多，我经常去医院看他，有时候他打吊瓶不方便上厕所，我就拿尿壶帮他接尿。但是，我离开东北时，他连送我都没送，甚至连炕头都没下，我临出门时和他打招呼，说：“某某，我走了，再见！”他正在下棋，只侧了一下头，说：“哦，不送了。”所以，此时此刻见到我的动物朋友大8号，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那一瞬间，我的心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喊聋子，让他停一下车，因为从连队到师部就一条路，牛车必须从我们的卡车旁边经过，我想下车抱一下大8号，但聋子又听不见。我也有顾虑，当着这么多一块入伍的新兵，我下车去跟一头牛打招呼，岂不让人笑话？于是，到了嗓子眼的话又被我咽了回去。此时，大8号离我越来越近了，看着它熟悉的身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它庆幸：虽说没有了知青的保护，但是，因为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从前的那种厄运就很难再临到大8号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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