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李秋零：神学和哲学是仇人还是情人？
李秋零在校园
李秋零，195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在康德故乡德国留学。师从苗力田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并集十年之精力，首次将西方大哲人康德全集译出，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举。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译有《康德著作全集》《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等1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
李秋零在给毕业生致辞
Q&儒儒：
像康德、尼采、叔本华这些德国的哲学家，他们是否跟基督教或宗教有相关性呢？
A&李秋零：
准确的说,他们就是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成长壮大的。他们的体系本来就跟基督教的思想有着解不开的密切关系。
即便是像尼采，我们说二十世纪批判基督教，批判宗教最尖锐的思想家，实际上他的很多思想武器本来就是在基督教文化熔炉里锻造的。可以说他反传统、反基督教，他本身照样离不开基督教传统，自从基督教传入西方之后，由于基督教在自己理论形成过程中吸纳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很多东西，甚至在大约千年之久的历史时期中，哲学与神学根本就分不开。
到了近代之后，虽然两者逐渐分开了，但是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究竟哲学中包涵多少神学的成分，神学中又包涵多少哲学的成份，这是说不清楚的话题。
Q&儒儒：
那么您觉得，如果没有基督教理论基础，去学哲学能学透吗？
A&李秋零：
如果不理解基督教，我想至少近代哲学，刚才说的跟神学分了家之后的近代哲学，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理解不清楚的。
Q&儒儒：
对于康德翻译的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学界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对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认识，有没有一个推进？
A&李秋零：
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个世俗的文化,所以对宗教总是存在一定的抵触性。 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讨论西方哲学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讨论已经和神学分家的西方近代哲学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的不去太关注它本身的宗教背景。
我们刚才谈康德，康德曾经为人们设计一个“理想的宗教”，但是这个理想的宗教呢，本身就是以基督教为蓝本设计的，看起来他是在批判宗教，实际上他是利用了宗教的成分。再比如说像黑格尔，对我们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如果你不理解基督教所谓的道成肉身这样的教义，你对解黑格尔的理解很难深入到精神本质去。
Q&儒儒：
那您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本质”是体现在哪里？
A&李秋零：
我们常常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什么体系呢？一个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外化为这个世界，外化为世界之后，世界逐渐发展，一直发展出人的思想、
人的精神，最后在人的精神中又回到那个绝对精神。
这个就与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教义非常有关系，而且使用的词都一样，基督教道成肉身的道是logos，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学logické ，所以逻辑学这个词，如果准确地翻译它就是logos(罗格斯)学，logos我们是宗教把它翻译成“道”。
【背景知识】
基督教总共四次传入中国，前后跨越1300多年。第一次是唐代“景教”，第二次是元代“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末清初，以天主教各修会为主，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自称“泰西儒士”，采取适应本土化的传教策略，寻找天主教与儒学的契合点，因此产生第一批儒家天主教徒。然而，这一适应政策却受到罗马教廷的强势反对，最终，以中国禁教而告终。
第四次是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天主教的传入可谓坐着船尖利炮而来，伴随着军事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教案迭起，摩擦不断，甚至爆发义和团运动。 至今，基督教仍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A&李秋零：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在今天中国实际还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中国化。但是中国化这个问题，我们往往更多地在一些表面现象上来谈。比如说它的组织、你不要再依赖西方传教士了，要由中国人自办教会，另外比如说教堂，你这个教堂干嘛盖成西方罗马式、哥特式，你盖成中国式建筑不行吗？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中国化是体现一种思想上的中国化，宗教本身它是一种生存体验，那么，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如何能够去解释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努力的主要方向。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够真正的中国化。
Q&儒儒：
李老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区别这些问题呢？
A&李秋零：
从我们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来说，我想，如果我们再把春秋战国这个时期视为中国文化大发展大融合，在这之后呢，由于统治者需要，搞出了一个独尊儒术这样的局面，看起来似乎把儒家文化与封建专制结合一体了，实际上，儒家文化本身是包容性很大的。由于儒家文化的特征更多的是关心现世，比如修齐治平这样的理想，更多的关注一个人如何做好自身的修养，如何建设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最后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理想。
用今天的话说，缺乏一种终极关怀，它不问生死，死了怎样它不关心的，就给宗教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儒家它不谈死，不谈怪力乱神，并不等于说它禁止别人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就可以给儒家形成补充。儒家不谈的东西，可以交给别人谈，这也从一方面既是儒家有包容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继续使儒家有更进一步包容的性动因。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看，对于基督教这样的宗教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因为基督教我说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传教的信念是非常强烈的。
用耶稣的遗嘱性质的话说，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基督教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他坚决不甘心于像道教或者佛教那样，做儒家的附庸补充。
虽然在基督教传教的过程中，他也提出了“补儒”这样的口号，但是他不甘心做这样的补充的。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决不允许其他另一个思想体系，与儒家能够平起平坐，所以历史上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马克思主义又是国家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宗教作为有神论的信仰，与作为无神论的指导思想是相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立。
当然从这差不多有十多年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定位和强调在不断加强，以至于现在出现了“国学热”。
这个国学热像一些人狭义的理解，他们宁可把国学限定在儒学的范围内，而更多人可能更愿意从广义的意义上去理解国学，这样传统的道家、佛学也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范畴里去，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新儒家的兴盛，但是强调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对立物，它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传统，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用它来抗拒现代，不能用它来抗拒世界。我们应该继承儒家的开放性，包容性，而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像宗教中那种原教旨主义，变成封闭体系。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觉得我们传统才有希望，而且我觉我们传统里面还有不少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的。
说到这里，我把话题再次引向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化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但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把它中国化？哪些东西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糟粕啊，所以当我们谈中国化的时候，一定要同样对我们中国文化要有一个精华和糟粕的认识，而不能拿我们的糟粕去化人家优秀的东西，这样不光是一个必然失败的东西，而且是应该杜绝的现象。
Q&儒儒：
我刚才进到您的办公室，看到您正在翻译一个德文版的神学的著作，这是您近期的什么样的工作呢？
A&李秋零：
那本书的作者叫做潘能贝格，他是20世纪基督新教最有影响的一个德国神学家。他写的这本著作，就是我正在翻译的这本著作叫做《系统神学》，这又涉及到系统这个词，就是用一个完整的体系，把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用学术化的方式阐述出来。你想，这是一个神学家，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用一种体系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能够让我们去同样系统地了解，一个德国神学家是如何理解和阐述自己的信仰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感性层面上，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或者说从系统神学上去了解西方人的信仰究竟是怎么回事。
2016年11月，人大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右2）、张志伟教授（左2）成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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