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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秋零:机会不来不去做梦,来了就要抓住

官雪晖、陈曦 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左右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学者简介

        李秋零,195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在康德故乡德国留学。师从苗力田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并集十年之精力,首次将西方大哲人康德全集译出,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举。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译有《康德著作全集》《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等1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


李秋零在校园。


     

        对中国大多数学哲学的人来说,“李秋零”这个名字称得上熟悉。


        他曾花10年时间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几乎是每个进入哲学系学习的学生“人手一本”的书目。学术生涯中,他早早崭露头角,随后一心继承导师苗力田先生遗志,投身浩繁的翻译工作,多年如一日。


        鲜有人知道,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人们所说的“天之骄子”之前,他曾经是河南南阳一个地道的农村小伙,过着田间劳作,一心挣工分的日子,没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更自认不懂“哲学”为何物。


        这一年的高考,也被他视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事。



人大哲学系78级全家福,后排右4李秋零。


希望


        “我上了4年小学就辍学了,给刚出生的妹妹当专职保姆,那时候我还不到10岁。”1957年,李秋零出生在河南南阳石桥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受过大学和初中教育,都在中小学任教。


        他出生的那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波及甚至打击,命运急转而下。李秋零的父亲也成为右派分子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在镇上读小学的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注意到学校没有了正常教学活动,“乱得一团糟”。


        因为父亲的关系,李秋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黑五类”子女。“家庭出身不好”对他的影响随后整整持续了十几年。


        “后来看文章说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受影响,实际上在我们农村,上初中都受影响。”从小学辍学后,他自觉读书无望,并在这段时间开始自学,补齐了剩下的小学知识。


        因为年纪尚小身体单薄,不能很好地完成下田劳作,父母还是想办法把他送进了老家生产大队办的初中。碰巧赶上学制改革,入学和毕业时间由夏季改成了冬季,读了一年半初中后,他勉强拿到了毕业证。


        “当时的初中教育,拿数学做例子,我进去的时候,教的是分数,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课程。从初中离开的时候,刚刚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教育水平,李秋零形容“普遍较低”。


        虽然自觉“数学挺有天分”,但再次离开学校的他正式成为了农村的一名劳动力。很快,他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田间挣工分”的日子。


        “家庭出身不好”是身上抹不去的印记。李秋零虽然体格强健,18岁就成了生产队最棒的劳力,但是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任何机会都与自己无关,“一切出路都被封死了”。


        如果不是1977年的那则通知,他觉得,自己可能接下来一辈子都要在心里深埋着对继续上学的渴望,重复着连年耕种的生活。


        “一通知恢复高考我就去报名了。仓促上阵,基本上没有真正地去准备,也没时间。”那年高考,李秋零报了文科,一共考4门,政治、史地、数学和语文。报考文科是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一年半的初中,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理化知识。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人同时走进考场。


        考试要到离家10公里外的县城参加,但县城的旅馆最差也要3到5块钱,那已经相当于李秋零在农村劳动一个月的工分值。犹豫后,他还是选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时走去县城,午饭吃自己带的凉窝头,渴了就到附近的居民家讨口水喝。


        没有老师可以请教,考前纯靠自学啃教材,没什么准备和基础,但他仍幸运地进入了初选,村里当年有100多人参加考试,只有3个人进入初选,他是其中之一。


        意外的是,他最终没有被录取。按照程序,初选之后会进行政审和体检,可李秋零一直没有等来进一步的消息。他曾怀疑过是不是政审出了问题,仍抱着希望等到1978年3月份,终于才彻底放弃。


德语班的同学们。后排左1李秋零。 


重考


        来不及失望,李秋零接着投入了1978年高考的准备中。此时,1978年高考的招生简章已经出台。


        “1977年高考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是增强了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成功的。”有了第一年的考试经验,第二年复习的时候就顺手了很多。那时候已经有人针对考试大纲编写了复习材料,他花了一个月收入买了一套照着准备。


        晚上不出工的时候,他就在七八点钟开始复习,并保证每天至少有三四个小时时间用来读书。他针对不同科目的特点,给自己制定了完整的复习计划。“数学不是短时间能够突击的,必须持之以恒。政治背得早没有用,主要靠临考前突击。”


        与1977年高考不同,1978年的高考科目变成了6门。历史、地理拆分,同时增加了外语考试,外语分数用以参考。


        大跃进时期,国家曾提出普及初中甚至高中教育的目标,随后出现了“村村办小学,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的情况。


        高考前,李秋零就到了当地公社高中办的补习班,利用自己凑出的假期脱产学习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那段时间脱产,也是因为平时我的出勤率比较高。规定每月出勤26天,我前面出勤率能到28甚至30天。”


        谈及1978年改变一生的那场考试,李秋零连说“印象太深了”。


        “一间教室40至50个人,坐得密密麻麻的。别说空调,连头顶吊扇都没有。四五个监考老师不停在教室过道里走来走去,监考极严。考试过程中流了不少汗,幸亏农村劳动有在肩头搭毛巾的习惯,多亏了这个毛巾。”对近40年前的事情,他几乎记得清楚每个细节。


        印象最清楚的其中一门是数学考试。“毕竟是靠自学学过来的,虽然知识点都理解了,但是运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最后被一道几何证明题卡住了。这种证明题就是找一个突破口,比如怎么画辅助线。我实在想不出来,后来觉得不该在这浪费时间,所以就提前交卷了。就在走出考场一刹,脑子灵光一现!但是已经晚了。”那道大题足足20分,满分100分的卷子,他拿了不到70分,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


        另一门是英语考试,分数只做参考,不算必考科目。没有实际学过一天英语,他抱着“报名费都交了,去看一看英语考试是怎么回事”的心态走进了考场。“进去了发现有选择题,虽然题干看不懂,但是可以随便选答案,2分钟就选完了。”凭着对选择题的“瞎选”,李秋零最后高考英语得了8分。


        剩下好几门都考了90多分,尤其历史,都是他有着多年知识积累的擅长科目。满分500分,他最后得了397.5分。在当年“200分就能上中专、300分就能上大学”的情形下,这个分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


        实际上,走出考场的一刻,李秋零已经预感自己的成绩相当不错。虽然没想过能上重点大学,但对于他而言,能上大学就已经意味着成功了。“身份发生变化,不再是农民了。大学包分配,不管是什么学校,一旦录取,毕业就有个工作了。 ”


        可前一年落榜的情形还让他有着隐隐的担忧。尽管分数出来后,曾经有人对他说足够去北京上学了,他依然担心会在“家庭出身”上被限制。


        到了填志愿的那天,尽管已知的圈子里根本没有人分数超过他,但李秋零在报名表上从高到低,连最低一级的中专,即县办的师范班都填了进去,还在下面郑重写上“服从分配”,生怕再次落榜。“实际上我就是摆明态度,让我上学就行。”

李秋零(中)传习康德哲学。


赴京


        大学录取书如期而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那时候通知书先发到公社的高招办,再由公社发出一封信给收件人,由其本人到公社去领取。


        “一般我们那是邮递员把所有的信、报纸都送到会计的家里,由会计通知各家。但因为我这个信是叫我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觉得是件大事,直接打听我家在哪。到我家才知道我正在田里干活,他又问清楚我在哪块地干活,直接找过来亲自拿给我。”


        收到了这封信,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被哪所大学录取,李秋零心中的石头仍总算落了地。当生产队其他人投来好奇与诧异的目光时,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兴奋继续干农活,因为“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被人大哲学系录取,多多少少也是个巧合。在此之前,李秋零几乎没有哲学基础,只在高考前复习政治科目时背过几句。他的前两个志愿是新闻系和历史系。


        “当时来河南招生的人大老师是哲学系的。据他后来跟我们说,他把两个年龄最小、分数比较高的,划到了哲学系。”就这样,他和后来担任人大哲学院院长、同为河南老乡的姚新中,被一同录取。


        去北京上学前,李秋零没有过远游,南阳已经是他眼中的大城市了。“别说是第一次坐火车,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火车。”

《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

 

        1978年秋天,没有家长亲戚送,李秋零自己把衣服被褥打了个背包,再加个挎包,就出发了。他先从家里走到县城,然后在县城坐上汽车到驻马店,并在驻马店搭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用一天半时间把他带到北京,一张车票20块钱。


        到了人大,对这个21岁,连普通话都基本不会说的河南农村小伙而言,生活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断地接受新东西。满眼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都想怎么去适应。一个没出过门的人一下子来到大都市,从过去的农村生产队的生活到了人大这样的生活,基本上全是都得学习怎么做。”


        父母从小教诲他,到陌生的地方做事要慢半拍,“看别人怎么做”,但他难免有些时候还是闹出了笑话。


        北京的老乡知道他到北京了,给他来信,让他回电话约时间见面。“当时学校有公用电话。但是我不知道电话怎么打,只好拉着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带着我去。毕竟第一次不会,总不能站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别人怎么打吧。”


        还有一次,班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李秋零以前只看过老家的露天电影。“同学们照顾我,把最好的2号位置让给我。我进去之后找到了1号,就让1号边上给我让位置。人家看了我手中的票说我在另一边。我才知道是单双号分开排列的,1、3在这边,2、4在另一边。”


        虽然都不算大事,适应起来还是需要过程。但李秋零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土包子”而受到自尊伤害。他觉得,这得益于同学间年龄差距比较大,年纪大的同学有不少人都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年纪小的同学们比较照顾。

李秋零(左3)在学术活动中。


治学


        “我们家庭一直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只有我考了大学,3个哥哥觉得过了年纪也成家立业了,就没有参加高考。”到了人大,李秋零发现比自己大10多岁的同学也有不少。他后来感慨,如果当年几个哥哥也硬着头皮考试的话,命运就会像他一样改变了。


        他的学术生涯也从人大哲学系开始。从河南到北京上学,从北京到德国读研,他笑称自己完成了“三级跳”。


        进入哲学系学习初始,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班里同学中有不少已经对马列原著已经有相当的学习积累。靠着一直比较强的自学能力,李秋零在大二的时候迎头赶了上来。


        1978年,“文革”期间停办8年之久的人大正式复校。


        比起很多高校,那时候的人大教学条件仍十分恶劣,校园里可供学习的空间非常有限。但好不容易继续回到课堂的学生们,不肯放过任何用来读书的机会和时间。


        “周末只有一天假,教室都锁上不让大家进,学校鼓励同学少读书、多活动,结果大家翻窗户进去上自习。”李秋零回忆道。他自己则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到外面去读外语。他记得,还有走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到校,车把上都挂着外语单词卡片。


        复校后的人大哲学系大家云集。其中,著名教育家、翻译家、西方哲学史家苗力田先生唯一一次给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让不少学生至今记忆犹新。


        李秋零同样对苗力田先生的授课印象深刻。“某种意义上对我后来选择西方哲学专业,有比较大的影响。”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


        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特殊兴趣,基本到大四已经定型。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天赋,但自认勤奋的李秋零快毕业时已经名列前茅,并考上了研究生。同班53个人,最后有10多个人考上研究生。


        报考研究生时,其中有赴德国读书的选项,李秋零在报名表上“打了个勾”,没想到又被录取了。


        1982年,在上海培训了3个月德语后,李秋零飞赴德国法兰克福。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下子从北京又到了德国法兰克福这样的大都市。”李秋零回忆,除了生活上要再次适应以外,语言也是问题。


        “我在人大学的基本上是哑巴德语,自己觉得学得比较好,后来再经过上海和德国的口语培训,所以比较自信,觉得自己没问题。结果一进德国大学课堂马上傻了,大学课堂跟日常语言完全不一样。”第一堂课上,老师讲的内容涉及什么主题,李秋零听懂了,但是具体怎么讲的,老师的观点是什么,他却完全没听懂。


        此后,他自己买了袖珍录音机,上课的时候就录音,下课后回去一遍遍地听。由于德国纯授课模式较少,课上大多都是讨论,李秋零直到第二个学期才渐渐克服语言障碍融入课堂,并在德国同学面前独自完成了课堂展示。“内容就是我后来喜欢上的康德,由于自己准备充分,那次展示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在德国两年读书期间,李秋零后来回忆,他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有关康德的课程,并用德文通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


        对他而言,德国生活经验影响至今的就是批判性思维。“如果说后来在学界崭露头角有一些优势的话,除了德语、拉丁语的语言优势,学会从多种角度去切入问题也是重要的一点。”


2016年11月,人大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右2)、张志伟教授(左2)成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


新一代


        回国后,李秋零继续跟随导师苗力田先生学习。上世纪80年代,苗力田组织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李秋零有拉丁文基础,也参与了一部分。


        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完成,苗力田希望李秋零继续翻译《康德著作全集》。3年后,苗力田先生逝世,他独自扛下了《康德著作全集》的组织翻译工作。


        从此后,为完成苗力田先生遗志,他花费10年潜心翻译。2010年,共九卷340万字的《康德著作全集》终于面世。


        “翻译工作并不讨喜,不算学术成果,但老师坚持多年坐冷板凳,一直在做。他觉得自己的喜好和使命就在这里。”学生于竞游评价李秋零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坚守什么”的人。


        “今天已经取得了学术成就的老师工作依旧特别刻苦。年轻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但现在还能坚持每天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从不间断。”于竞游曾听李秋零谈起过自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历史,更多时候,李对学生谈起这些,没有太多抱怨。


        女儿出生后,李秋零这些年渐渐感觉到了时代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差异。

李秋零(右)出席座谈会。


        “我们这代人是先天不足,没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李秋零说,女儿这代人从开始就接触正规的系统的完整的教育,所以基础打得好,可是少有人能经受诱惑,长期忍受艰苦甚至享受寂寞枯燥的治学生活。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哲学对女儿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高考的时候,似乎很自然地,女儿也报了哲学系。


        回忆起自己的高考,李秋零的女儿说,中学时代一直学得非常轻松,从来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虽然自认并不算刻苦,还是“自然而然地”考进了重点大学。


        有时候酒喝得多了,李秋零还是会跟女儿讲起自己1978年以前一直看不到指望的生活。


        他跟女儿说,“当年做农民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离开农村。直到高考来了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会不来,我就不会去做梦,机会来了,我就要抓住。”


澎湃新闻记者 官雪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陈曦


(原载《澎湃新闻》2017-06-05,本号获李秋零教授许可推送)

李秋零在给毕业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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