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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张耀祥：我的一九七七，翻越高考那座山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耀祥，1956年11月出生于厦门。1974年高中毕业，翌年插队厦门市郊海沧古楼农场务农。1977年12月参加全国高考，翌年春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2年春毕业，先后任江西上饶师院中文系教师，厦门日报编辑，厦门商报副总编辑等，先后有数十篇新闻作品获全国及省市各级奖项。2016年12月解甲归田赋闲在家。
原题
我的一九七七
翻越高考那座山
作者：张耀祥
人老了，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怀旧，怀念逝去韶华里那些抹之不去招之即来的过往。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每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大事，都像烙印般镌刻于心。其中，对不少人来说，1977年冬参加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都恍若翻越一座陡峭的大山那样终生难忘。
“77级”，一个令当年有幸最终爬到峰巅者感到自豪和感慨的称号，如今正如同夏日傍晚西斜的夕阳那样，红彤彤而金灿灿，成了我们的美好追忆和现实生活的写照。
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追忆中，普通而平凡的我相信，明天清晨跃出地平线的太阳一定会更美好。
年甫弱冠不更事
脸朝黄土背朝天
人贵自知，呱呱坠地一甲子了，也算是见过了些许世面的人了。本人智商中等偏上，我曾特意去中学母校对面的市教育研究所测过，智商指数是139，与许多人不相上下。但若论情商，那也许就要进入＂弱智＂行列了。
1977年大约五六月份，一个月才从下乡落户的海沧古楼农场回岛内一趟的我，偶从中山路或思明南北路路过，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中小学时代的同学。那时，厦门的老市区也就基本在这几条街道，过了厦禾路上的火车站就算是郊区管辖的地界了。一下子邂逅了那么多的中小学同窗，我也没多想，彼此相视而笑就擦肩而过了。后来才知道，人家是请假回家复习准备高考哩，嗅觉灵的还跑到高中时期的母校参加补习班补习了。
我依旧懵懵懂懂，傻乎乎地随着农场的钟声，上山下地，蹚泥涉水，全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转眼到了夏收季节，一日，六点钟就被叫醒了，说是割稻子，天气热，要早去早收工。时值盛夏，七点未到，太阳就火辣辣地在头顶上烤着。领队的是农场派来的老农，这老农其实一点都不老，才三十出头，但他满脸黝黑，胡子拉碴，额头眼角沟壑纵横，长得实在＂着急＂，我们农场的知青都管他叫老农。
尽管大家都使尽了吃奶的力气，镰刀舞得飞快，连话都无暇说，广袤的田野，除了间或几声鸟鸣，再就是我们几十号人手舞镰刀割稻子奏出的＂沙沙沙＂交响曲，但老农还嫌我们不够快，他虽率先领在头里，但脑壳后好似也长着俩眼晴似的，若是有谁直起腰来揩揩汗，他就半开玩笑地催促，擦啥呢，等晚上有约会再好好洗个澡。边说着，边示威似地又＂沙沙沙＂蹿出好几米远。
那时，我们这些知青才二十上下，正值血气方刚，见老农一下子把我们拉下五六米远，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快了挥舞镰刀与迈开脚步的节奏。随着时间的推移，头顶上的太阳越来越像大火炉似的炙热，烤得大伙汗流浃背，豆粒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滚落，诚可谓＂汗滴禾下土＂了。
日上三竿时，我们又转战到另一块稻田里。老农说，大家再加加油，这块地割完我们就收摊吧，休息一下，下午再来。有老农这话，已是疲惫不堪的大伙霎时像打了鸡血，纷纷拉开架式，你追我赶地朝对面的田埂奔去。
闽南话说，输人不输阵，输阵傻愣愣。在那氛围下，你想慢个半拍都难，我也加快脚步，一手搂稻杆，一手舞镰刀，尽管两眼都被额头淌下的汗水腌得刺痛也顾不上擦，迈开大步朝前赶。
忽然，左手小指头一阵剧痛，似乎被通红的烙铁烙了一般，大叫一声，丢下镰刀，抬起左手一看，小指头被镰刀削翻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肉片，殷红的鲜血涌泉般汩汩直冒。
周围的农友纷纷围拢过来，慌乱中，不知谁扯了一根稻草勒住我左手的小指头，还有人用那早已被汗水湿透了的毛巾，帮我擦拭已被鲜血染红的手掌。
此时，老农排开众人挤到我跟前，拉起我的左手看了看，从他那早已分辨不出啥颜色的裤兜里摸出包香烟，抖抖索索地掏出一支，掐成两截，掰出烟丝，摁在我的伤口上。说来也怪，一会儿血止住了。老农这才说，小纪，陪他到场部包扎一下。其他人，赶紧干活了。
忍着左手剜心般的痛，两人一路小跑往场部跑。场部其实也没个医生，平日就设个小药箱，里面备着些绷带、纱布和碘酒、红药水之类的皮外伤急救药。
一进门就遇上了＂婴儿肥＂般可爱的团女支书。这女支书是紧挨农场村落生产队的返乡知青，大概是为方便活动，他们生产队的团员与我们古楼农场的团员合并为一个团支部，平日大家各忙各的，只有团支部开展活动时才有机会看到她的身影。她扎着两个羊角辫，满脸红扑扑的，见人未曾开口就先笑，蛮有人缘。只是，我一向不善与女孩打交道，迄今连她名啥姓什都还不知道。
一进门就见到这位平日难得一见的团女支书，不由有些意外。女支书见我满手血淋淋的样子，马上咋咋呼呼起来，唉哟哟，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差点把小指头割掉了。边咋呼着，边手脚麻利地翻出药箱，找出双氧水冲洗我的伤口，而后，再翻出包药盐，小心翼翼地撒在伤口上，再缠上绷带。那时，伤口虽然疼得剜心，但一看到这姐姐般温柔关切的笑靥，心里顿觉熨贴了许多。
虽说不常见面，但这团女支书却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很讶异，问她怎么就知道我。她说，有什么奇怪，上一期你不是在我们场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吗?写得不错。我问唐文章，这才知道耀祥是你。我向来不与女生搭讪，被女支书这么一说，顿觉脸颊热烘烘的。
闻佳音彻夜难眠
疗眼疾得返城中
唐文章是我们古楼农场场报的副主编，因其个头小，不知被谁取了个绰号叫＂钮子丹"。"钮子丹"其实是厦门当地药厂生产的小儿惊风散，因其药瓶小巧像颗钮扣而得名。虽被人取名"钮子丹"，但唐文章为人憨厚且有才，每期场报都是他与主编李以哲两人，利用晚上人家打扑克的时间连写带编加刻印赶出来的。
团女支书虽说有点福态，但人长得蛮水灵的，一看就会让人觉得是有点文化的人。她边在脸盆里洗手边说，耀祥，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你得抓紧复习了，像你这样的秀才，不参加可惜了。
我内心好一阵激动，问她这消息是哪听说的。她说，好多人都知道了，海沧中学那边听说都开办往届生补习班了。我说，那我可以去报名参加吗?她仰起脸，扑闪扑闪着大眼睛想了想说，好像不行，人家招收的是本校往届生，你是市区来的，可能不会收你。再说，现在农活这么忙，白天你怎么去得了，晚上人家又没有开班。
她的这番话，如同兜头的一盆冷水，霎时浇灭了我刚燃烧起来的兴奋与激情，垂头丧气地捂着手出了场部办公室的门。才走了两三步，女支书追出来说，别灰心，我帮你问问。实在不行，你回趟厦门，找些书来，利用晚上时间复习嘛！
当晚我失眠了，不知是因为伤口疼，还是因为想着复习参加高考的事，揉面团似地辗转反侧，吵得下铺的小白也睡不着，照过手电简来一闪一闪地以示＂抗议＂。临近天亮时，小白大概是＂忍无可忍＂地出了声，上铺的哥们，你不会上是看上了咱们楼上哪位姑娘了吧，没关系，吱一声，我为你去说个媒啊！
此时，对面床位的两位哥们也醒了，其中一位同是上铺的哥们对小白道，要看上也是你先看上，人家耀祥可是老实人，你不知道他白天割到了手指头了吗?要不，你也割一道口子试试看。小白干笑着呵呵了两声，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反正都睡不着。
我怕他们真会吵起来，赶紧打圆场说：是我吵了小白，也吵了你们，真是不好意思。他们仨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换了谁都会疼得睡不着。我本想跟他们聊聊高考，但眼见天还没亮，也就缄了口。
因为这伤口，＂老农＂第二天让我和几位女知青一起搂稻穗，给脚踩脱谷机的男知青打下手。活计虽说轻松了，但我的心老是沉甸甸地惦记着高考复习的事，晚上依然还是失眠了。
一周左右的夏收过后，本应是给休整几天，可是场里依然没让我们闲着。我原想请两天假回一趟本岛，到中学时期的母校大同中学打探个行情，稍带看看能拿点复习资料什么的，但一到书记办公室门口却又踌躇了。那书记五十来岁，人虽不错，但整天绷着个脸，我几乎是从不进他的办公室，更谈不上去哪里借个虎胆与他套套近乎了。
稻谷才进仓，我们这伙知青又在老农带领下顶着烈日，扛着锄头到田里挖土筑田埂，准备灌水过几天插秧。大概是想着高考复习的事，老觉得心不在焉的。干活中，猛地一锄下去，一颗黄豆大小的土坷垃直蹦进右眼，我大叫一声捂住了眼。
农友们围拢过来问是什么回事?离我最近的水哥说，他眼睛进沙子了。水哥一头说着，一头拍去自己手中的泥巴，又将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才拿开我捂住右眼的手说，别怕，我来帮你吹掉。他轻轻地用拇指与食指夹往我的睫毛，扯开眼皮，鼓起腮帮往里吹气。有的农友说，这样没用，快回场部用凉开水冲一冲。此时，我的右眼疼得泪汪汪的，豆大的泪珠涌泉般地滚落脸颊。
尽管，当天已用凉白开水冲洗了，但第二天右眼又红又肿，亚赛个水蜜桃。但是，这回老农没放我的假，我依然和大伙一起修田埂。第三天，左眼也莫名其妙地红肿起来。第五天，两眼都肿得只剩一条缝了。早晨食堂打饭时遇到场部雷书记，他看见我狼狈的样子非常讶异，关切地说，耀祥，眼睛怎么啦?我把进沙子的事告诉他。他眉头一皱，生气地说，怎么没人告诉我。你马上回厦门，要不眼睛就毁了。书记一头说着，一头叫人去叫拖拉机手，用手扶拖拉机送我去海沧镇码头乘船。此时，我还想回宿舍拿几件衣服，书记沉下脸说，别拖拉了，立马走，回家还怕没你穿的。待我抖抖索索地上了手扶拖拉机的后斗，他这才露出一丝笑，慈爱地说，放心回去，赶紧治，什么时候治好，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剥茧抽丝疗眼疾
邂逅恩师见曙光
中午时分，我眯缝着双眼摸摸索索回到了家。
甫一进门，正吃午饭的全家人都诧异地瞪大眼晴，放下碗筷停住了咀嚼。我妈电着似地从凳子上蹦起来，大声嚷嚷，祥，你怎么啦，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回来?
我嗫嚅着，一时半会竟不知说什么好。全家人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关切地询问着。那天中午，谁都没吃好，桌子上的饭菜大部分都搁在那里。一点才过，老妈委托住在家附近的工友帮忙请半天假，风风火火扯上我，赶往离家一多里地的市第一医院眼科排队候诊。其间，老妈不停地用棉毛球蘸盐水擦掉我双眼不断分泌的黄色粘液，边擦边唠叨，憨儿子，怎么拖成这个样子才回家，快成瞎子了！
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等到护士叫我名字了。老妈扶我进了诊室。刚坐下，医生就板着脸训斥我老妈，你们这父母亲怎么当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想起要带孩子到医院。老妈解释说，孩子下乡在海沧，我们也不知道。医生依然板着脸，边戴上橡胶手套边抓起案头的手电筒，掰开我那几乎都粘在一起的眼皮，瞅了半晌，连连叹气，说：怎么到现在才来啊，角膜都溃烂了，若再拖几天你就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医生边唠叨着，边用仪器再次检查我的眼睛，还不断数落着我的老妈，对儿子的眼睛不上心。未了，他神情严肃地说，先清洗，再注射抗生素吧，每天来两次，起码得一个月才能好。
就这样，从八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整整两个月，我每天两次往返于医院与家里之间，警报总算解除了。可是，我原本1.5的视力却下降到0.2，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一个五分钱的硬币，在我眼里只有黄豆般大小。医生说，还得继续治，其间，不得看书看报，否则眼睛就会报销了。我急了，跟医生说，距高考才一个多月，我得复习了。医生说，报纸上的消息我看了，恢复高考，明年你还有机会。小伙子，眼角膜是不会再生的，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旁的老妈也训斥我，犟什么犟，听医生的！
待回到家，老妈一股脑将我从箱底翻出的一堆高中课本悉数没收了，锁进她的五斗橱里，任我怎么央求都不管用。
眼见没辙，我只好每天由老妈押着，从家里到医院，又从医院回到家中。那些天，我内心极其的纠结，盼望了多年的高考，眼睁睁地看着它将要与我擦肩而过了。
一天，在从第一医院回家途中，忽听得有人叫我，耀祥，你是耀祥吧?声音好熟悉啊！当时，我视力不佳，正埋头跟在老妈后头走着，听得有人叫我，不由得循声望去，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映入眼帘，赶紧趋前几步定睛一看，啊，是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房波老师，此刻他正笑眯眯站在我跟前，慈祥地打量着我。
房老师说，耀祥啊，你让我找得好苦，学校七月份就开办了往届毕业生高考补习生，我到处找不到你，就先替你报了名，帮你领了补习资料。可就是联系不上你。怎么，你没听到消息吗?怎么不到母校看看?你是班上的好学生，这次高考不參加太可惜了！
我把我的窘境告诉了房老师，倾诉了我的无奈。这时，老妈也在一旁悄悄地听着。我向她介绍了我的恩师，她也笑着点头向老师致意。房老师恳切地对我老妈说，耀祥妈妈，耀祥在班上是个好学生，这次高考没参加实在太可惜。他基础扎实，语文是用不着花时间复习了，你就让他考文科，比较省时间，可以边治疗边复习，你就给他机会吧！妈妈频频点头说，老师，就听您的吧。
分别之际，房老师从随手带着的拎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说，这样吧，耀祥，看来你补习班是没办法参加了，治疗眼睛更要紧。把你家的具体地址告诉我，我把复习资料寄给你，待病情稳定了加紧复习，你底子好，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如果还缺什么，可以晚上到家里来找我。说着，他又在笔记本写上自家地址，撕下纸片，递到我手上。
麻雀虽小五脏全
可叹头遭飞不高
在人生重要转折关口，多亏邂逅了恩师房老师。那天晚上，老妈把先前没收的高中课本一股脑堆到我床头，又特意上厦门第一百货公司买了一盏上海产的台灯。她一再交代，看书不许超过10点，否则，书还得没收。我欣喜若狂，顾不得害羞，搂住老妈的脖子，亲了她腮帮子一口。就是那一天，我屈指一算，距正式高考仅三十七天了。
就这样，我白天到医院，晚上才复习，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老妈也盯得紧，9点50分不到，她就拔下插头，收走了我的台灯，任我一再央求她都无动于衷。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11月中旬。忽一日傍晚，一位知青农友来家说，农场团女支书特意托他回岛内告诉我，高考报名已经开始了，明天一定要抽个时间回农场填写报考志愿表。当时农场和家里都没电话，有重要事情，场里都要专门派人上门通知，就连我当月的口粮也是特意派人送到家的。听到农友来家这么一说，我兴奋得一夜无眠，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悄悄地起了床，瞒着家人出了门，直奔有班船通往海沧的客运码头。
恢复高考第一年有不少事如今看来都有点奇葩，什么事都是匆匆匆忙忙的，有的甚至叫作＂不规范＂。就拿报名来说吧，报名表与志愿表，以及高考成绩单包括政审四合一，正反面印制成一张。正面是个人情况包括简历与高考志愿，高考志愿只有四个选项，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志愿，最后一个选项是＂是否愿意服从组织调配＂。反面则分别是家庭成员简介、所在单位政审意见、所在区或县高招委员会意见，然后才是各科成绩栏。小小一张R四纸片竟涵盖了这么多内容，可谓少花钱多办事了。
那一年，我不知道其他省份是怎么做的。但本省未考先让填志愿不说，最奇葩的是高考后不通知考生分数，不让考生查分数与卷子，仅此一条就让＂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为什么如此，迄今我仍想不明白。往好里想是第一届缺乏经验或者缺乏人手，但不透明毕竟有暗箱操作的漏子。
所幸，自1978年之后就日趋规范了，再后来录入电脑，招生老师说了不算，电脑说了才算，若是你的分数未达所在学校最低录取线，哪怕那招生老师是你亲舅都没用，电脑不给抛档。1977年的高考虽是在中断10年后＂开了先河＂，但种种不规范仍是让一些手中有权力或者有＂门路＂的人钻空子占尽了便宜。以至，不少成绩优秀的老三届和往届生被挤下＂独木桥＂。
时隔半年后，他们中许多人都考进了清华北大等诸多名校，这就是对1977年某些省份高考成绩不公开、录取标准不透明的一个莫大讽刺，也为后来的公开透明规范提供了一面明镜。尽管公平规范透明了，但仍有不少人对此诟病，时常发些不同的声音。可是，除此一途，谁还有更好的招?难不成还走回所谓＂不看分数看门路＂拼爹的老路?
选文理进退两难
填志愿踌躇再三
一路小跑着来到厦门市第一码头，正好赶上七点多到海沧的头班船，花五毛钱买了票，兴高采烈地蹦进船舱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船终于靠岸了。从码头抄小路，到下乡的古楼农场，平日健步如飞也得四十多分钟，那天我居然半个小时左右就赶到了。
刚到场部，远远就望见脸部有些＂婴儿肥＂的团女支书正焦急地在办公室门外眺望着。她一看到我，就兴奋地大声嚷嚷，耀祥，你终于来了，报名今天截止，我生怕你赶不上，一大早就来场部守着。咱们农场报名的就三四个，大部分都说没时间复习，生怕考不上。你是咱们农场的秀才，一定能考得上的，为咱们农场增光，你得加油啊！雷书记再三交代，无论如何得通知到你，所以，我们特意派小纪去你们厦门一趟。那时岛外各区县都把来岛内叫作去厦门，就连岛内不少人都将到老市区一趟称作＂去厦门＂。
我满怀感激地跟着团女支书进了办公室，她郑重其事地递来一张名为《大中专学校招生报名登记表》的表格，女支书满脸关心，殷切地说，还有时间，你慢慢填，特别是选择志愿要慎重，听说录取率不高，10年没高考了，适龄的上千万人呢，一百个里顶多只能考上两三个。人家都复习大半年了，你才开始复习，我建议你选择文科，你文科底子好，加紧补习补习数学和史地就好了，数学最难，而史地复习起来最耗时间。团支书的建议与房老师的不谋而合。
但其实，从高一起我就喜欢物理，觉得这门科学更有意思。踌躇再三，再看看对面团女支书那殷殷期待的眼神，最终还是采纳了团女支书的建议。我选择了文科，我觉得她说得在理，毕竟在复习的时间点上，我已输在了＂起跑线上＂，既然选择了参与就必须志在必得，而非凑凑热闹。据有关专家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如今回头去看，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大体方向选定了，我却又在填报志愿时犯踌躇了，蹙着眉头，咬着笔杆，老半天下不了手。此时，一直坐在我对面关注着我的团女支书又开了口：选省内大学的中文系吧，我知道你恋家。当时省内招生的大学没几家，设中文系招生的似乎就厦门大学和福师大了。于是，我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志愿是福师大中文系，第三志愿是福师大政教系。在＂是否愿意服从组织调剂＂一栏，不加思索地填写了＂愿意＂。
待填完表，浑身上下汗汵汵的，感觉秋衣裤都湿透了。团女支书接过表格，瞪大眼晴，正反两面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在确定我都填得对头后长舒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表格锁进抽屉里，这才说：好了，离考试才二十多天了，你等下去见下雷书记再请个假，他肯定会批准的，待准考证发下来，我找个你们厦门知青去你家交给你。
口头办了请假手续，雷书记又口头鼓励了我一番，其意还是要我好好努力，为古楼农场争气，为知青增光。我满怀感恩地频频点头，离别前还迂腐地朝书记鞠了个躬。
与几个月前那趟回厦门岛内治眼疾一样，书记照旧又叫了辆手扶拖拉机送我到码头，让我一路满满的暖流在全身涌动。
当晚，我按班主任房波老师一周多前留下的地址找上门去。还好路不算远，只不过先前都没去过，一路打听费了些周折。房老师当时租住在厦门一中附近的百家村民居里。寻到地后，我轻轻地叩了几下门环，一位与我同龄的女孩应声开了门，问明我找的是其父亲，热情地把我迎进门。
此时，房老师全家六口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上吃晚饭。房老师一看到我，马上搁下碗筷，起身请我入座。我赶忙说，我已吃过了。房老师这才不再勉强我，自己起身到后面的小厨房沏了杯茶，让我先喝着。一见有客人来，他们一家匆匆忙忙结束了简单的晚餐，各自散去里屋。师母边收拾着饭桌，边热情地问我眼疾好点了没，高考报名了没有？我恭恭敬敬地一一回答了师母的问题。
待师母收拾干净饭桌，房老师净了脸，拉了把凳子在我对面坐下。他详细问了我三个志愿的填报情况，沉默半晌才缓缓地说，耀祥，你干嘛不将三个志愿都填厦大，现在省内就厦大最好，依我对你的了解，只要你把剩余的二十多天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考上应该没什么问题。既然填报了，也没办法再改了，别多想，专心复习，力争金榜题名。
说完，房老师起身进了内屋，一会儿拿出一叠油印资料出来，＂七月份我就替你在补习班报了名，可惜你一直在乡下联系不上。后来，你眼睛又不好，也没时间来母校。这是我替你找来的各科复习资料和习题集，还没能抽出时间给你寄到家。依我的经验和对你的了解，语文和政治你基本可以不用复习，在数学与史地上多花点时间吧，尤其是历史，要背要记的实在太多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晚上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边说着，房老师边翻动着他手中的那一堆油印复习资料，一一给我做着说明。一个晚上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告别老师与师母时已是万家灯火澜珊了。
见曙光再见曙光
累慈母再累慈母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挑灯夜战了。最难的倒不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年轻时记性好，看两三遍就啥都能记下来。初二那年学＂农基＂背下的二十四节气歌我迄今仍然可以张口就来：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高二化学课背的化学反应价：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氧钙钡镁锌，三铝四铁五价磷；谈变价，也不难，二三铁，二四碳，二四六硫皆齐全……或许您会质疑我这是临时抱佛脚，写作时找＂度娘＂借抄的，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告诉您，随时恭候您见面抽查呵。
前面说到，我患了四个月的眼疾，待到基本康复可以复习时，我仍然得接受眼疾后遗症的挑战。看书复习做笔记，不到半小时眼晴就开始酸涩继而刺痛，接着充血。每逢此时我就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复习资料，用热毛巾敷一会儿，再闭上眼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复习。如此折腾，一天能用于看书的时间也就四五个小时。
一周后，双眼又红肿起来，老妈心急火缭地又把我拽到医院。还是那邱姓的医生，接诊时训斥道，小伙子，眼晴不要啦?明后年再考不行吗?你若不听劝，下次再来恕我就不接诊了。训归训，他还是把我拉到仪器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又是洗眼又是注射，忙活了好一阵子。临了，开了几瓶眼药水，外加消炎药片，再三叮嘱，不许再看书了。
回到家，老妈一股脑将我的书、复习讲义，包括她亲自去买的台灯一股脑收缴了，锁进她那谁也不许去碰的五斗柜里。看来，我的大学梦就要泡汤了，苦恼得连续几宿都没睡好。
后来，有邻居跟我妈说，开元眼科有位姓陈的医生医术高，怎么不带你儿子去看看?老妈听了，如获至宝，高兴得对邻居千恩万谢。第二天一大早就拽上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厦门第八市场附近的开元眼科医院。挂了号，到陈姓医生的诊室一看，傻了眼，前面早有一长溜起码有六七十号人等候着，估摸着要轮到我，起码得过中午十二点。眼见这么多患者候着，老妈不忧反喜，乐呵呵地说，看来这回是找对医生了，赶紧治好你眼晴，你考大学就有希望了。
我内心深知，自那次邂逅房老师后，我妈心里也是希望我能去一拼的，万一考上了并不指望我能怎么出人头地，最起码可以与锄头、簸箕说声再见了。不然，在那个山脚下的农场当农工，何日才是个头?
让身体羸弱的我去当农民，始终是我妈心里头的一个痛。当年，制定的政策是一家只能一个留城，其余的，不论兄弟姐妹有多少，通通都得下乡去。我有兄弟姐妹五个，大姐与二姐下乡早，几年就在外地就业了。在家的只有我上头的一个哥哥和下面的一个正读初二的妹妹，适龄的只有我们兄弟俩。这兄弟俩谁走谁留，父母内心纠结挣扎了好些天。
我哥人高马大，身体健壮，比较适合当农民，但他脾气倔，好强争胜，往往与人一言不合，就会与人争斗起来，父母生怕放他单飞脱离管朿会在外面惹出什么事来。此外，传统观念中长幼有序，按常理是该留大的在家。而我呢，在父母眼中是个乖乖仔，除了读书，做饭挑水扫地洗碗的家务事也大多是我做的，父母说向东，我从不向西。终日宅家里，若需要什么东西也求着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帮着上街买。当着街坊邻居，父母没少夸我。
记得初一时，语文老师在国庆节过后给大家布置了一篇写国庆见闻的作文。老妈得知后替我发起愁来，说那天全家上中山路玩，你死活不肯去，非得猫在家看什么《三国演义》，这回看你怎么办?我默不作声，随她数落，埋头杜撰我的＂国庆见闻＂。待我写完去洗澡，她拿过作文本叫我那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妹妹读给她听，边听边笑，说这憨仔，没上街还能掰出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亲眼见过的一样。没想到，这小事竟成了老妈与邻居聊天时炫耀儿子的谈资，搞得我好长时间脸红，躲着邻居走。
最终，父母的决定是留城名额给我哥，让我到父亲所在单位挂钩的海沧古楼农场去。做出艰难与痛苦的扶择后，老妈把我叫到跟前，眼里闪着婆娑的泪花说，祥啊，兄弟里面你最乖，听妈的话，这留城的名额就给你哥吧，你哥比你大，将来肯定要比你先娶老婆的，没个固定工作怎么行?你多吃点苦，累个几年，或许也能像你姐那样被招工。我不想让老妈伤心为难，无言地点点头。
逐梦途中遇故知
逐鹿热身现尴尬
团女支书果真信人也！1977年12月14日，她特地委托厦门知青回了厦门岛内一趟，把高考准考证送到我家里，并通知说第二天下午得到设于海沧中学的考场熟悉场地。
收到准考证喜不自胜，父母则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知道，他们心里纠结着，一方面希望我去一搏，一方面则担心我的眼睛。父亲说，祥，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人家都复习了大半年，你才复习月把，还断断续续的，看一会书就得热敷一会儿，就你这眼睛，即使考上了，以后还不知能否在大学里读下去。我妈则不作声，晚上临睡前，悄悄塞给我五块钱，轻声附我耳朵说，尽力就行。明早我送你，别让你爸知道。
第二天清晨，全家人还在酣睡，我悄悄地起身，擦把脸，水也没喝一口，轻轻带上门，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家。老妈原本说要送我到码头，但我不想她送，不想再看她眼里有泪水。两年多前，离家下乡那天，父母拎着行李送我到集中地点。当时是由父亲单位派出几辆平时送货的大卡车，一路敲锣打鼓送我们四十多名单位职工的子女下乡的。沿途经集美海堤，绕道杏林与新垵、霞阳一带，然后才到海沧，再经约摸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才能抵达山脚下的古楼农场。
临别之际，老妈紧紧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些在家早已叮咛过N遍的话：晚上睡觉别踢被子，饭要尽量吃饱，干活别逞能……一如以往，难过的我无言地频频点头。上车时，要攀车后档板，我双手用劲，两腿蹬了几下没能上成，上下两难时，忽觉背后一双温暖的手将我使劲往上托，借着这股力，我终于上了车厢，回头一看，那托我的正是老妈，她两眼噙着泪水，仰着脸极其不舍地望着我。汽车缓缓启动了，老妈一路追着汽车跑，一边高声喊，祥，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了……
虽然时过境迁，但当年老妈一路飙泪，一路追着汽车跑着喊着的场景不时浮现在眼前。我不忍心看着母亲再次流泪。再则，我想，此次赴考，前景未卜，还是别声张为好，若是老妈送我，左邻右舍总会讶异，问我这是要上哪去?＂出师未捷＂就＂惊大惊小＂，万一没考上还得授人笑柄。
一路胡思乱想着来到码头，来得太早，太阳刚从地平线上探出个火红的脑袋，售票窗还紧闭着。就近找个石墩坐下，从随身的＂马桶包＂里掏出历史复习资料温习起来。忽然有人冷不丁地站在我身前，说：也是去海沧熟悉考场的吧?
我吓了一跳，抬眼望，是一位身穿蓝色卡叽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正笑容可掬地看着我。＂嗬，挺会从海绵里挤时间的，还不赶快排队去，待会儿船票没了，代志就大条了＂（闽南语，事情就大了的意思）。
听得他这么说，扭头往售票窗口望去，不知何时，想赶头班船去海沧的人已陆陆续续在售票窗前排起了长龙。赶紧蹦起，卷起复习资料，一把塞进＂马桶包＂里，大步流星奔向售票窗，站在了长龙的未端。那突然邂逅的年轻人也尾随而至，站在我身后。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卫海，也在海沧插队落户。我也作了自我介绍。
接着，他问我，第一志愿报哪？我说厦大中文系！他笑了，听说厦大不好进，我填邻省的一所师大，我喜欢老师这职业。闲聊中，他告诉我，他已回厦门复习半年了，生产队管得不紧，反正工分你不挣，没人说你，回家前和队长打个招呼就成。我说，我在农场，没那么自由，不过因为疗疾，书记恩准的假，也已回厦门四个月余了。
大概是有人陪着聊天，一个余小时船程转眼就过去了。船到码头之际，卫海说，他想在镇上转转，下午省得从生产队再往海沧中学赶。而我则想再多看会儿书，就说得先回农场办点事，吃过午饭后再下来。分手时，我与卫海互留了家庭地址就匆匆各自东西了。
到了农场，我先去见书记，书记笑容满面，说是已为我腾了个单间，让我这几天可以独自清静清静。我满心喜悦地谢了又谢。
书记亲自带我去开了门，十六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有张铁床，还有一张办公桌与靠背椅。书记拍拍我肩膀，说：再好好复习一下，吃过午饭我让拖拉机送你去海沧中学集中，熟悉考场环境后再带你回来。两点半是吧？我满心感恩地点点头。书记没再说啥，帮我带上门就走了。
一点半，拖拉机手来敲我门，用40分钟送我到了海沧中学门前，远远地就望见这儿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考生。下车后，我跟拖拉机手说，不用等我，我待会儿自个儿走回去。拖拉机手说不行，那样回去他会挨书记骂哩！书记说，得多让你腾出时间看书。拗不过他，只能由他了。
下了车，一下子被人海给淹没了。人家大都结伴而来，似乎惟有我落单。我的视线在人海中寻觅，希冀找到上午才相识的卫海，人太多，没看到卫海的身影，穿蓝色上衣的太多了。茫然之余，顿觉有点手足无措，呆立在树下静观身左身右那些手舞足蹈的考生在那儿满脸兴奋地谈论复习，谈论即将拉开大幕的高考。大声说笑的，轻声谈论的……一股股声浪如同大锅水煮沸，热气腾腾地迎面扑而来。
不一会儿，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从学校里面出来，大声喊话，让大家安静，准备排队进入学校熟悉考场。这下，真的如同＂釜底抽薪＂，不一会就全场鸦雀无声了。考生们听着指挥，六人一排排成长队，渐次进入校门，来到学校操场，有老师上台宣布考场纪律与注意事项，再三强调，明天要尽量提前二十分钟到场，依考号进入相对应的教室。宣布毕，由学校老师领队进入教学楼，再让大家解散，分别按准考证号码，去寻找门上标有几号至几号，与自己相对应的教室与座位，并在座位上坐好。
教室里，每张课桌右上方都贴着蓝底黑字写着考生准考证号码的纸条，一人一桌一凳。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运气不错，我的座位是第二排，离讲台很近，而且是在右手边上，靠着敞亮的大窗户。心想，离讲台近，万一有什么不明白的事项可以及时举手问监考老师。待考生到齐坐定，早在教室里等候的老师满脸笑容，好像明天参加考试也有他似的喜气洋洋。这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老师清清喉咙亮嗓说，同学们好！考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齐声喊：老师好！老师说，请坐下！
那会儿，我一时竟有些恍惚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与喜悦感在脑海里涌动。以至，当大家都落座后我还呆立着。老师说，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吗？教室里二十多名考生的眼神霎时齐刷刷地扫了过来。我涨红了脸，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回答，老师，我没什么问题。
鏖战前夜胡乱思
动荡岁月青葱涩
熟悉了考场场地，当晚满脑子浆糊，再也无心看书了。
八时许，农场断电，在各宿舍一阵喧哗后便陷入了沉寂。
时值初冬，地处大山脚下的农场一曰寒甚一曰。黑魆魆的窗外，黑魊魆的屋内，静谧得仿佛绣花针落地声亦清晰可闻。桌子上备有焟烛与火柴，但我没心思去动它们。心想，与其临阵磨刀，倒不如养精蓄锐，早些睡觉以应对连续两日的考试。
御去外套，脱去鞋袜，摸索着找到桌上的热水瓶，倒进地上搁着的脸盆里，草草烫了下脚，水也没泼，一把扯过还带着些许皂香的被子，倒头就睡。
可是，人往往都这样，你越是专心致志地想睡，瞌睡虫就偏偏越不理睬你。我先是数数，后来又"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越数越来精神，只觉大脑皮层麻酥酥热辣辣的，似有万千只蚂蚁在爬噬。不知不觉又胡思乱想起来了，对翌日的高考既期待又敬畏，还有些许的恐惧。
不过，尽管只断断续续复习了个把月，我心里多少还有些底气。和不少往届生比，我们是比较幸福的一届高中毕业生。我们这一届在初二到高一，想读书的人都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
更有幸的是，我所在的大同中学来了几位厦门大学的老师，他们的学识的确不同一般。我初二的班主任兼数学课科任老师许汝霖就是厦大数学系的讲师，从他那里，我们学会了"勾三股四弦五""二元一次""二元二次"与"三元一次"方程等定理。甚至，还学会竖起一个大拇指，按照宓的参数快速测算出点对点之间的距离。那时，倘若有幸参军，当个好炮兵绝没问题。许老师不愧是善于化繁为简的高手，常常是我们觉得很难的求证题，他三两下就在黑板上带领我们走出迷宫。由此，我也喜欢上了数学。
1972年秋，我们升入了高一。那一年，风传要恢复高考，学校也格外重视，各科老师都神色严峻地严格要求，学习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先松后紧使得不少同学顿觉手足无措起来。那时，老师们三天一小考，一周一个阶段考，连期中考也接踵而来。至于先前的期未考察也一下子变身中规中矩的期未考试了。
频繁的各种考试逼出了各种作弊的奇招，有的将各类数学公式或历史年代要点抄在手心里与胳膊内侧，有的则抄在二指宽大小的纸条上藏抽屜里。更奇葩的是，仿佛一夜之间飞来了一群啄木鸟似的，许多课桌都出现了一至两个破洞。也不知是谁发明的，这个洞还颇有"技术含量"，桌面的囗小，桌底的囗大，就像一个倒扣的量米斗。
我曾亲眼看着我的同桌，花两个上午的课间休息时间，用刻刀一刀一刀地在课桌左下边挖出了一个上小下大的洞穴。迄今我仍想不明白，为何当初老师们没发现那些"洞囗",抑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作弊的几率大约只有百分一吧，期中考与期未考，每个教室都安排两个老师监考，想下手作弊，那真是茅坑里的蛆虫一一找屎(死)。我曾私底下问我同桌，你那地洞派上过用场没?他涨红着脸摇摇头说，哪里敢啊，讲台上一个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身边有一位老师来回走动巡视着，万一被发现就零分了，还得被全年段通报批评处分，那更划不耒。
不知是因为学习压力，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高一下学期，我的这位同桌没来学校注册，而且四十四年过去，在弹丸之地的厦门本岛，我再也无缘与他遇见。
到了高二，又有四分之一的同学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以至年段不得不重新编班，原先十六个班级的年段缩减为十二个班。而且，先前几位广受欢迎的厦大名师也回原单位去和工农兵学员"打成一片"了，其中包括我的初二班主任、数学课科任老师许汝霖与高一时教政治的科任老师李圭璋。当时，我内心真的有些懞，有些酸楚、依依不舍和无所适从。
我高一所在班级被拆解得七零八碎，我只身被插入七班，他们大都是小学时高我一届。大概，他们稍年长，能顶住高一时学习上的鸭梨山大，所以，他们班减员不多而保住了编制。而我亦无奈地"孤鸟插入人群"了。所幸，新同学都很友善。更让我欣慰的是，教我们高二课程的大多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科任老师，凭良心说，应该是全校最强阵容了。
只是，这一年又得时常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还得参与深入"批林批孔",期中考消失了，期未考试又摇身一变成考察了。我们不仅成了校办厂的无偿劳力，学习的内容也大多不伦不类的。比如，数学课让我们学机械制图，什么平面图、剖面图、俯瞰图等，折腾了大半个学期。语文课学语法分析，一个学期下来，一篇作文都没有，还不如我们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每天都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多少增长了些许"胡编乱造"的能力呵。政治课就是专门搞"批林批孔"了，不像高一时正儿八经讲"政治"，那会儿，厦大哲学系的李圭璋老师引经据典，为我们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对立统一，还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等等。后来高考，我的政治考了94.6的高分，这完全得归功于我人生旅途中邂逅的这位贵人。
至于班主任房波老师，他奉行的是无为而治宗旨，有什么事，都交代班长与团支书领着大家干。其实，我们大家当时都循规蹈矩的，没有谁敢于和老师唱反调，对于班长的调度，大家也都服服贴贴的。虽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当时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妖魔化，但只有过来人才知道，自1968年复课后，我们这些当学生的依旧对老师服服贴贴，老师指东就往东，指西就往西，调皮捣蛋的只是个案，绝不能以个别代表一般。
记得有一次，正値盛夏，班主任交下任务，班上男生都得从学校推车送粪到江头农村支农，尽管大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一一粪车臭气熏天，且得从学校步行到目的地十多公里，谁乐意啊?但男生们没人敢说个"不"字，唉声叹气地上了路。三人一辆，一人在前面拉，两人在后面推，头上烈曰烤，地面上热浪夹着臭气熏，没走出多远就个个汗流浃背了。
更惨的是，过了火车站地界就是泥土路，一路的碎石子咯得大家哇哇叫。那时的厦门，男生夏天都打赤脚，有个把穿塑料凉鞋的，都会遭到同学讥笑。我的同桌，父母都在医院工作，其父还是名医，家景可谓不错，但他也入乡随俗，和我们一样当"赤脚大仙"，衣着也和我们差不多。
好不容易才熬到目地的，让农民卸了车，水都没敢喝一囗一一满鼻子粪臭，手脚也都臭哄哄的，饥肠辘辘垂头丧气而回。不过，还是有人骂骂咧咧地诅咒学校，在不合适的时间地点，派给了我们班男生这样一个不合适的任务，但一见到笑眯眯的班主任，谁也没再说啥，一窝蜂似地涌到自来水龙头处，乱成一锅粥似的洗手刷脚漱口。
1974年7月，我们终于高中毕业了。毕业前夕，班主任提议大家拍个毕业照留念。我不知其他人怎样，反正从小学到初中，我们班都未曾有过毕业照，不知是班主任怕麻烦，还是出于经济原因考虑，毕竟当时大家都穷，每当开学注册时，三块钱的学费总有一些同学向老师拖欠着。
一听说要拍集体照，男生们都很兴奋，班主任把各科任老师也请到了。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有大半的女生集体缺席，这让男生们很讶异也很不满：为什么呀，尽管平时不聚堆，也没怎么说话，但彼此之间还客客气气，但凡脏活累活都我们男生扛了。那时没电话，没办法一一联系，眼见摄影师也等了大半天了，班主任很无奈地说，不再等了!
就这样，随着摄影师手中的橡胶囊使劲一握，咔嚓一声，毕业照"礼成"，师生各自散去，自此各自东西，再难见上一面。
不知不觉中，天巳蒙蒙亮，赶紧翻身下床洗潄，刚整理好床铺，房门呯呯响起，叩门叩得好重好急。三步并做两步开了门，原来是昨日送我去熟悉考场的那位拖拉机手，他气喘吁吁地说，拖拉机一直发动不起来，看样子你得骑自行车走了。我一愣，说：我不会呀！"那咋办呀？"那拖拉机手急得直跺脚，等下我得挨书记骂了，更要命的是你若赶不上考试可就惨了！
上考场越战越勇
想当年些许遗憾
本就说好的，拖拉机早晨六点半来送我，孰料，拖拉机手竟无法将机器发动起来。听得我说不会骑自行车，拖拉机手说，那我再试试看。说罢，扯着我来到食堂前的晒谷场上，手扶拖拉机就停在那儿，要靠手摇发动。
凛冽的寒风中，年轻力壮的拖拉机手使劲地摇着摇柄，拖拉机"突突突"地嘶吼了几声，又停顿了下耒。再摇，还是如此。大冷的天，不一会儿，拖拉机手就汗如雨下了。又折腾了十来次，还是发动不起来，我也跟着汗涔涔的——心里着急的！
此时，农友们也陆陆续续地起床洗漱毕，来到食堂打饭吃。看着拖拉机手在那边折腾，纷纷围拢来看热闹。一听说是要送我去参加高考，几位男生越众而出，拍着胸脯说要用自行车送我去考场。可到邻近的村庄借车来回又得二十来分钟。大家替我着急之际，有人大声说，车借来了，是雷书记的＂立凤＂。＂立凤＂是当时最好的自行车，雷书记挺爱惜的，不轻易借人，平时用过之后，他都要拿块旧毛巾将车擦得铮光闪亮的。
推车过来的是同批下乡的小陈，他一把递过来俩馒头，说边吃边走吧。就这样，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也在匆忙中上了自行车的后架。小陈道了一声，抱着我的腰，我们得快点，不然你会迟到的。说罢，把车蹬得飞快，风冷嗖嗖地迎面扑来，路边的树木和田野刷刷刷地从眼帘里一溜而过。10多分钟光景，我拽着小陈腰部的手觉得又热又湿——他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满心的感激，叫小陈稍慢点，小陈说，踩得快才爽！
40多分钟后，我们到了海沧中学校门口。赶考的考生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骑车来的，有坐手扶拖拉机来的，更多是走路来的。大家一脸兴奋和紧张，谁也顾不上说话和打招呼，掏出准考证让守在大门两侧的监考工作人员仔细验过，就匆匆进门直奔自己所在的教室而去。
那天，校门外没有悬挂大红横幅标语，也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更没有父母亲友团前来护考，如果不是需要验证进门，谁也不知道这里即将举行中断了10年的高考。
校门半开半闭着，一次仅容许两人同时或先后进去。查验准考证的工作人员一脸严肃，接过准考证，一厢端详着上面的一寸标准免冠照，一厢两眼骨碌碌地打量着考生的脸。查验毕了，才挥手放行。排着队，还差四五个考生就轮到我，心脏止不住怀揣小鹿似的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我素来胆小，不善与人打交道，再想起即将面临的考试，内心既兴奋又紧张。还好，那照片是临报名前在市区内老牌照相馆拍的，真实而清晰，把关的老师瞄一眼就放行了。我想，他若是多打量几眼，当时我可能会两腿发抖如筛糠了。
临进教室，掏出两支英雄牌钢笔，随身的军用式挎包依规寄存在门口的课桌上。走到昨日就熟悉了一回的座位上坐了，竖起耳朵，静待开考的钟声敲响。
那时，家里只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父亲专用的，因他不赞成我匆匆赴考，所以，我也不想借用他的手表。时间消逝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判断。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熬的，教室里鸦雀无声，考生的目光一齐聚焦在教室的讲台上，那里堆垛着一摞的语文考卷，就像战士眼里的一座山头，等待着总攻的浴血开抢。
哐噹、哐噹……当校园悠悠的钟声敲响，教室里亦响起了一阵移桌挪椅的骚动声。两位监考老师分别将已数好的卷子放在第一排，让大家分别往后传给下一位。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
展开卷子铺好，先在左上角填上自己的姓名，那里考完后是要反折起来的，据说是预防舞弊。一丝不苟地填好姓名，而后赶紧浏览卷子。第一道题是填充题，总分是十分，系考察文学常识的，花约五分钟顺利拿下。第二道题是文言文译作白话文，总分二十分，亦进展顺利，估摸着能得个十七八分。最后一道题是写读后感，总分七十分。花了十来分钟阅读原文，记叙的是家喻户晓的铁人王进喜的事迹，题目看似简单，如何切入，找个好角度，表现出好主题就有些难了。
时间紧迫，思索五分钟，决定联系参加高考的动机，从学习铁人王进喜一心为国争光，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品质入手展开叙述。洋洋洒洒，大约写了一千两百多字就收官了，自我感觉还行。
研判一篇文章写得如何，阅卷者肯定见仁见智。不过，我想，从底线看，七十分里拿个五十五分应没问题。写完，还有些时间，回头检查了一遍，钟声尚未响起，举个手，拿起笔，把考卷留在课桌上就出了教室。出来后，身后又陆陆续续走出了几个考生。因素昧平生，大家都没交谈，出了教室就各奔东西。校门外冷冷清清的，没有父母在等待儿女，亦没有小商小贩趁机摆摊招揽生意，一切都很正常平静，除了进入的这些年轻人年龄似有差异外，寻常人恐没觉得这日与平日里中学生们上学放学的情形有何不同。那时，《厦门日报》尚未复刋，也没建设电视台，所以中断十年的高考的恢复自始至终都静悄悄地进行。
出了校门，腹鸣如鼓，这才想起清早光顾赶路连小陈给的馒头也顾不上吃。一路问人海沧街往哪走，寻到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国营的小饮食店，里面卖的是扁食、馒头、清汤面，再无其他可选样的了。店堂挂着一座乌黑破旧的小挂钟，一看才知道已是临近中午11点了。
于是，买了一碗清汤面，得自己到柜面取。热气腾腾的面汤上，飘着几片菜叶葱花和白切三层肉，用八角形的鸡公碗盛着。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找个空座坐了，从桌上搁着的那油渍渍的筷匣里掏出一双筷子，狼吞虎咽地就着馒头吃了起来。不到五分钟光景，一大碗清汤面和两个馒头落了肚，这才神清气爽起来。
看看店里食客稀稀拉拉的，一时也想不起有哪里可去，就从随身斜挎的军用式挎包里掏出复习资料，下午还将再考试，想再临阵磨磨刀。可是，那收拾碗筷的中年妇女不让，她说，吃完就得走，否则占着个座别人要吃饭咋办?人家的地盘当然人家说了算，只得收起资料，怏怏出门而走。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又回到海沧中学门口。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附近有棵遮天蔽日的大榕树，落叶一地，阒无一人，遂来到树下，挑了块比较干净的石块坐了，掏出复习资料，心猿意马地浏览起来，直到人流又陆陆续续往海沧中学涌。
下午的考试并未想象中难，反正挨题做过去并没有觉得有过不去的坎。至于对错，那只有阅卷者晓得了。
考过后就急忙往农场赶，沿羊肠小道一路小跑，夕阳西下前终于赶到了。先是去见了农场书记，他很是热情地泡了壶滚烫的酽茶请我，问我考得如何？我说感觉还顺利。书记听得我这么说，好似比他自己中了状元还高兴，轻易不得见的笑靥绽放在他那黑黝黝的脸庞上。临别前，他告诉我，拖拉机还没修好，明天清早还是用他的“立凤”，让小陈送我，他给小陈半天假，当出公差用。我千恩万谢地告辞了书记，到食堂随便喝了两碗稀粥，就回到了我那临时的单间，看了会书，约摸八许时就上床睡觉。
可是，大脑皮层依然如高考前一夜那么兴奋，数数、数羊依然不管用，胡思乱想直到天明。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当时怎么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两天两夜没合过眼，居然还神采奕奕的，这是生理学上无法解释的。我只能从精神层面去理解，老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这么一个“爽”字，让我精神抖擞，越战越勇。只是，当时一切如现在这般规范公平就好了。可惜一切皆在匆匆之中，是一切从零开始的先河，包括录取也是凭各校招生老师的喜好，有神通的，只要沾了体检的边，不论何批次，名校照样进。我初中一位同学，尽管是第三批体检，却仍被外省一名校录取了，这就是不公开不透明缺乏监督的弊端。虽然，我最终也挤上了“独木桥”，但对这不公仍心存芥蒂，直到今天仍然不“爽”，怎么就不向考生公布分数，也不允许考生查询，更甭说允许查卷子了。今天回眸，这或许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了，不然再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两天的考试圆满收官，我喜滋滋地回到农场。第二天上午才发觉，两眼又涩又痛，像兔眼一般地充满了血丝。农场书记叫来了拖拉机手，让他送我到海沧码头回市区继续治疗眼疾。临别前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治好了，什么时候再回农场。说完，他忽然一笑，好像又想到了什么，说，哈，我差点忘了，你这秀才有可能不用再回来了。一旦来，也是来做客的，可别忘了农场忘了我们哦！
当苦力蚂蚁啃骨头
做咸鱼被架火上烤
（上）
回到家，已然是中午十二时许了，全家正吃午饭。母亲满脸欢喜一把抢过我肩上的挎包，大声地喊我小妹起身去盛饭，一边递过一杯白糖水让我趁热喝。父亲面无表情，埋头吃他的饭，大约还在生我的气，此次赴考他是不赞成的，担心我眼睛因此像他那样高度近视带来诸多不便。
老妈对我红肿的双眼故作视而不见，待老爸放下饭碗到卧室午休时才关切地说，明天早上我还得请假带你去看“陈眼科”了。“陈眼科”就是前面提及的开元眼科医院的那位姓陈的名医了。我默默地点点头。老妈又问，祥，考得怎样？都会做吧？我自信地回说，妈，没啥大问题！老妈满意地笑了，“你们房老师就说你能行的。祥，妈为你高兴！”
下午，美美地睡了一觉，已连续三个晚上没合眼，实在太困了。晚饭时分，老妈摇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睡眼，老妈却忽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地惊叫起来，哎哟，你眼睛消肿了啊?!听得老妈这么说，我这才感觉两眼舒服多了——毕竟酣睡了四五个小时，这些日子从所未有过的酣睡，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早已抛到了爪哇国。
喝了一大碗稀粥，放下碗筷，我就和老妈说要去拜访房老师，老妈笑眯眯地说去吧去吧！
甫一见到房老师，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考得怎样啊？我恭恭敬敬地回了恩师的话，“感觉还行吧，上三百分应该设问题。”
房老师高兴地说，那就好！接着他又说，这次考试要说难也不难，要说容易也不容易。这些年，运动不断，还要下厂下乡，你们在校时真正用于读书的时间并不多。而且，认真读书的同学也不多，没有高考就没有让大家看到希望与前行的动力。所以，这次高考要取得好成绩并不容易，毕竟有不少知识是你们在学校时并未接触过的，要取得好成绩并非易事。说容易，是因为我们学校在初二和高一，尤其是高一时狠抓了一把，比如地理、历史和政治，方向与此次高考比较一致。你们进入毕业班时，学校又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只要肯用功，数理化肯定也没太大问题，比起那些初中与高中阶段基本没书可读的，你们又是比较幸运的。所以，我才说此次高考既难又易啊！
听了恩师一番话，我频频点头，心中五味杂陈。不过还是欣喜与庆幸更多一点。盼了多年，终于参加了高考，以前熬夜苦读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了。
接下来的日子，枯燥焦虑而极其难熬。忽一日，父亲回家与母亲说，他要申请提前退休让我补员。母亲坚决地反对，她担心我羸弱的身体扛不住父亲单位里体力劳动的重压。父亲的单位原先是国营的市搬运公司，负责码头与市内货物装御与运输业务。1977年下半年，市搬运公司被一分为二，码头业务剥离出去成立个港务局，岛内运输业务归新成立的市运输起重公司管，干的基本是重体力活。而不幸的是，父亲所在部门被从港务部门划到市运输起重公司。父亲只是基层单位的小文书，我补员后进公司办公机构的可能性是零，只能到一线去当搬运工了。
母亲一边落泪，一边数落父亲，说他没为儿子身体着想，只想自己提前退休享福。父亲急忙辩白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他说现在有政策，可以提前退休让子女补员返城。要是以后政策再变，你想让儿子一辈子当农民啊？再说，让他在基层锻炼几年才有可能坐办公室啊。我知道我们公司正缺会写文章的人。
当苦力蚂蚁啃骨头
做咸鱼被架火上烤
（下）
母亲说，祥不是参加了高考，要去读大学吗?父亲说，这不靠谱，人家早都在复习了，他却在跑医院，才复习了几天?再说，咱们家没背景，普通工人家庭，怎么去和当官的子女和有后门的人争啊？两人大吵一通，父亲把门一摔，离家而去，两人起码三天不说话。
过了几天，家门外忽然锣鼓喧天，鞭炮声大作，一群干部模样的人把胸插大红花的父亲簇拥着送到了家里，还留下了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彩花铝壳热水瓶等纪念品。原来，父亲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打了报告申请提前两年退休让我补员了。
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劝母亲不要和父亲吵架了。我说，相信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干几天搬运工没啥大不了。
话虽这么说，回古楼农场与雷书记告别时，伤心的泪水止不住像断线珍珠般地从眼眶里滚落一地。雷书记拉着我的手说，耀祥，别伤心，我坚信这困难是暂时的，这大学你一定能考上的。你放心，我替你盯着，一有什么消息，我准派人给你送到。
接下来的日子，我如同被人架在火上烤，那日子很难熬。一方面，焦灼地翘首等待高考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体力的艰巨付出与肉体饱受的煎熬。
用不着体检，也没填任何表格。去位于和平码头附近的所谓市运输起重公司报到当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领着我来到与和平码头比邻的市粮食局粮库，那儿有十几位膀粗腰圆的中年人和小伙子正一人一袋，从粮库里把一袋袋大米往外扛，再走上斜搭在车后帮的一条尺把宽的跳板上，沿着跳板晃晃悠悠地把大米扛到车厢里堆垛起来。一看这场面，我心里就发怵。这时，这干部模样的人叫了一声，小赵，公司给你增加个人，你给带一带。
哎，老纪，怎么给这样一棵豆芽，这一包大米可是一百八十斤不是十八斤，活还得我们大家帮他干。不要，不要，你给换一个吧！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壮小伙与公司的干部搭腔，他正肩扛米包在车厢里，说完一跃跳下了车，甩起他那用于扛包防尘的白色工巾拍拍了肩膀的浮尘，两道夜间里闪亮的手电筒般犀利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在我全身扫来扫去。喂，哪里不好去来这儿当苦力，这不是你该来的地。你若来，活可是没人替你干，我们可是一人一袋挨个扛的。
我这时才知道带我来的这人姓纪。老纪说，这可是张老的孝子，补员来的，你给我照顾好。说完，又对我说，你就在这个队了，公司最棒的队。你们队长说话不好听，但人不错，你先跟着他们干一阵子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纪一走，赵队长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我建议你最好不要来我这儿，公司还有妇孺队，你最好去那儿。瞧他那门缝看人的劲，我也没好气回他，来就来了，我又没让你们替我干活。说罢，遂从后裤兜里扯出老纪刚发给我的工巾，进了粮库，对两位专帮工友“起肩”的小伙子说，来吧，也给我来一包。
那两小伙对视一下，说：马步站稳了，我们来了！说罢，两人同时弯下腰，两手各攥紧装着大米的麻袋包的一角，哼的一声拎起，晃到一米多的半空，我还未来得及看清他们的动作，忽觉得肩膀猛然一沉，一座山一样的重物让我的腰似乎要折了。
这突如其来的小山，压得我身子前倾，眼冒金星，双腿一软，打了几个趔趄，差点趴下了。但一想起队长小赵刚才那轻蔑的眼神，我告诉自己不能趴下，咬紧牙根，踉踉跄跄地颠了七八个碎步，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跟，全身弓成个虾米似的。我使尽吃奶的气力，扛着那一百八十斤重的大米袋抖抖索索地来到一百米开外的粮车旁。
这时，在车上负责堆垛粮袋的两位三十出头的大哥对我说，你就别上跳板了，把米袋搁这车帮上，我们俩帮你拎过去。这时，小赵队长在一旁吆喝，不行，你们这样是害他，你们能每个人都这样帮吗?但他俩不理小赵队长的茬，说，小赵，你能不能厚道点，你不会忘了当初我们俩也是这样帮你的吧?人家才第一天上班，脚步还没走稳你就让人家上跳板，有你这样当队长的吗?
小赵这才没吭声，回头进粮仓扛他的包。我一边呲牙咧嘴地扭着刚才差点闪着的腰，一边向那两位工友大哥忙不迭地道谢。其中，一位略壮的工友大哥说，你这么瘦怎么也来干这，你爸也是老糊涂了，着急让你补什么员哪，我也下过乡，干农活根本没这么累。我们当时下乡在上杭离家远，要不我也不想回来干这苦力。你在海沧，回家才几步路嘛？再说以后还可以走招工的路嘛！
被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眼圈一热，差点掉下泪来。他见我如此，转而安慰我，算了算了，毛主席都说了，既来之，则安之！以后有我和老吴帮着你。他指着一旁的另一位中年人说，我和他都是经你爸的手从上杭招工进来的。看在你爸份上，我们再怎么也得帮你。再说，你爸也是公司的元老，说不定哪天头家会把你调去坐办公室，那时，你可别忘了关照我们俩了哦。说完，他俩自顾自地乐呵起来。
我也尴尬地跟着傻笑，尔后，拎起工巾，返身走向粮库。才进粮库，就听得小赵队长在骂那两个帮人起肩的小伙子，没见他是第一天上班吗，起肩晃那么大劲，存心害他是吧?他若闪了腰，活就要你们替他干了。那俩小伙子红着脸，急忙辩白刚才不是故意的。一见我进来，三人都缄了口。
这回小赵队长把那个胖一点的小伙子赶一旁去，说你扛包，我来起肩。我靠过去，学他们的样扎起马步，这时他俩照样攥住粮袋四个角，嗨地一声腾空拎起，把粮袋搁我肩上，这一回感觉没像刚才那么猛那么沉。只是，腰杆仍没办法挺直起来，依旧虾米般弓着，踉踉跄跄地扛包往外走。这天中午回家，饭顾不上吃，直挺挺躺床上，全身散了架似的难受。母亲把饭菜端到床前，好说歹说才吃了几口。
下午一点半，还得上班去。不过还算好，下午的活是给粮店运送面粉。汽车到了地，他们每人一摞就是三袋或四袋，小赵队长交代老吴让我一次只扛两袋，算作是照顾我。这面粉一袋五十斤，压在肩上松松软软的，比大米袋舒服多了。
一周之后改作夜班，从和平码头外的火车厢里往外卸大米，还是一百八十斤一袋，大家排队挨个过，一人一袋往粮库扛。跌跌撞撞地进了粮库，差点撞到一位女孩身上。那女孩哎哟一声，大叫：小心点，会砸死人的。听那声音有点耳熟，抛下粮袋定睛一看，是小学同班女生赵同学，已有七八年未见了。她一见我，也挺讶异，心直口快地说，你怎么也进这样的单位，那还不把你累死？这工作不适合你做啊。我叹口气说，没办法，下乡补员的，回城感觉比乡下好点。这女同学也唉声叹气的，末了安慰我说，以后想办法换个工种吧，你们单位不是有吊车吗?想点办法和公司头家搞好关系吧，这或许有希望。我无奈地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公司活虽累，后勤保障做得还好，凡遇夜班，到十二点就有一餐免费的点心吃。临近十二点，小赵队长招呼大家暂时停工，到附近公司食堂吃点心去，听说当晚是安排肉包排骨汤。当时，又乏又累，加之心情不好，我跟小赵队长说不去了。小赵队长瞄了我一眼，没再说话，领着十几个工友咋咋呼呼地走了。
待他们一走，我将白色工巾铺在火车厢内的地板上，一团稀泥似地瘫倒了。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忽觉得有人扯我身底下的工巾，睁开惺忪睡眼一看，是小赵队长。他说，起来吃点心吧，我们帮你带来了。当时，我乏得只想睡，就是满汉全席也没得心情吃，摇摇头又躺下了。见状，小赵队长没再勉强我，他说，米也快御完了，你先回去吧。我没吭声，顺着他给的台阶就回家了。
第二天，又瘫在床上睡了一个上午，全身又酸又痛，更要命的是胸口如同压着一块巨石，堵得有一种行将窒息的感觉。迷迷瞪瞪中，听得父亲对母亲说，这小子，昨晚夜餐也不吃，看样子是真受不了。母亲没好气地说，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自己看看他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他打小就身子弱，你没见我经常请假带他去打针吗?现在可好，体重才一百斤，你们却硬要让他去扛一百八十斤的大米。这工作我不想让他再干了，会要了他的命的。
父亲没再做声，母亲不依不饶继续数落。我虽被吵醒了，但只能闭着眼情继续装睡。我生怕一出声，又成了双亲拌嘴的导火索。
下午五时许，我硬是扛着要散架了的身子起了床，晚上六点的夜班，估摸着还是得在和平码头从火车厢里往粮仓里扛大米。母亲拦住我说，别去了，就一碗饭，我养得起你。我对母亲说，我都二十一岁了，不能老让家里养着。眼见拦不住我，母亲叹了口气，神色黯然地送我到家门口说，别逞强，能干多少算多少，实在扛不住就回家。
和平码头离家不远，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才进休息间，小赵队长就说，你晚上起就不用来了。我说，凭什么?我学徒工十八块，钱少活少理所当然。你没资格开除我。
这时，老吴进来了。他说，祥你误会了，下午老纪来通知，调你到妇孺队了，这里真不适合你干。
小赵队长平时孤傲的脸此时也有了几丝平日难得一见的暖色。他说，不是我不要你，真是老纪要调你走的。
调离了这个老纪口中“公司最棒的队”，我心里其实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想想和他们相处的这些天里，他们还是挺照顾我的，一下子要离开这些外表看似粗鲁，内心却是充满善良的人，心里还有些许的不舍。
我原以为，是父亲腆着老脸去公司求人。后来才听说，我谢绝吃夜餐的第二天上午，本该在家休息的小赵队长却跑来公司和劳工部门的老纪拍了桌子，连经理都惊动了。经理也站在小赵队长这一边，说劳工部门的老纪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错把棵豆芽菜当顶门柱用。最后，向老纪发话，把我调去称为“妇孺队”的后勤队了。
这“妇孺队”名副其实，有十几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还有一位三十左右的小个子男士，在我没来之前他是这个队里的“洪常青”。
披荆斩棘涉险关
脚力尽时山更好
（上）
调到后勤队，十几位四五十岁的阿姨外加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党代表”，大家亲切而友善地欢迎了我，忽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虽说还是随车的搬运工，活计一下子轻松了，天天往酒厂或药厂送玻璃空瓶子，一大筐充其量不过七八十斤重，仅有大米袋的一个零头。每天上午七点半上班，随着那一帮阿姨大妈上了货车，先到码头码货，再攀爬上高高的货堆，背倚车头坐稳，一路听那些阿姨大妈们聊些张家长李家短。到了厂家，翻下车后挡板，把一筐筐空瓶扛进仓库，一摞摞码好。尔后，再随车回头，周而复始，直到货送完后随车回和平码头，用工巾拍拍身上的粉尘，就各自下班回家了。
我与先前的那位“党代表”常在货堆上挨坐一起，偶尔也两个人私聊。聊天中，我得知他姓吴，后来就称他叫吴大哥。吴大哥是老三届，到过龙岩武平插队，大前年才被招工进了码头。看上去，他就是个文化人，斯斯文文的，从不讲粗口。有时大妈们讲个荤话，他就别过脸去，不好意思听更不好意思回嘴。他越这样，大妈们就越想撩他，有时干脆就直接揪他的小耳朵。
我躲在一旁看他们闹，穷苦力闲时就得有个乐子。
阿姨大妈们不欺生，再说她们都敬畏我老爸，公司最老的元老。人都说天公疼“憨仔”，人厚道点不吃亏，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直至后来下乡，我从不惹人，也从未有人欺负过我。人就这样，尊重别人，人亦敬你。或许我就运气好吧，所以阿姨大妈们也从未拿我开涮，初来乍到那会儿还给了许多指点和关照。一次忽降大雨，一位胖阿姨还硬是把她的雨衣披我身上，她自己与另一位瘦阿姨共挤一件雨衣，让我一路满满的暖心。
就这样，白天劳累，晚上回家倒头就睡，居然渐渐忘了参加高考那档事儿。我以为，我这一生就这样过了，像周边的阿姨大妈，出身汗，得空讲讲笑话，听听家长里短，回家有碗饭吃，也就够了。
披荆斩棘涉险关
脚力尽时山更好
（中）
1978年元旦才过，忽一日傍晚，才下班不久的我正迷迷糊糊地床上昏睡。忽然，小妹进卧室摇我，快起来了，好事儿。我侧过另一旁去，一边嘟囔，小妹别闹，累死了！
小妹伸手来扯我耳朵，真的好事，你们海沧来人了，快出来。
我一听海沧来人，立马像打了鸡血，一骨碌从床上鲤鱼打挺跃起，三步并两步来到客厅兼饭厅，见是同批下乡的小陈，正坐在饭桌旁喝水，一边与我妈说着话。小陈一见我出来，绽放满脸笑容起身迎我，“阿祥，恭喜你，郊委招生办通知你参加体检了，明天上午八点准时到集美医院集中。雷书记一接到电话就高兴得咧嘴大笑，大中午就叫我回市区通知你！还说没通知到就要找我算账呢！”
闻讯，我光顾咧嘴傻笑，一时不知说啥才好。小陈又说，看来你成绩不错，是放在第一批体检的呢，雷书记说，我们农场及周边村子就你一个。恭喜恭喜，我们大家都羡慕你。我被小陈夸得脸红，母亲也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那晚，我又兴奋得失眠了，心里既高兴又紧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洗漱毕，母亲就将花生豆奶和油条端上饭桌，看得出来，她也是一夜无眠，眼皮都浮肿了。母亲说，她要陪我到集美。我说，妈，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去。母亲说，我已托工友请了半天假，这么大的事，我哪能不陪你。
拗不过母亲的执着，我与她相偕着来到离家仅十五分钟路程的思北公交站，这个站点的班车是专门发往杏林、同安、集美等郊县的站点。当时，厦门市区的边界很清晰，东至火车站，南至厦大白城，西至鼓浪屿，北至如今的禾祥西路一带，同安独立设县，杏林独立设个区，其余地盘皆归郊委管辖了。岛内市区虽设了开元与思明两区，但地盘大约只有全岛的五分之二。可见，当时厦门的郊区地盘之大。
我和母亲乘着头班车，未到七点半就来到集美医院，问过挂号窗的工作人员，直奔体验地点而去，母亲被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外。那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平方米的大厅，空荡荡的了无一物，倒是先期已来了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古楼农场周边大队插队的瘦高个厦门知青，因偶而同船而认识。
他一见我很高兴，说：没想到咱们都是第一批，听说只有总分在280分以上才能参加第一批体检哩。咱们整个郊区，上280以上的才几十个人。我消息闭塞，不知他哪里得来的这些信息，将信将疑地和他寒暄着。参加体检的考生陆陆续续来了，互相认识的围成几个小圈圈叽叽喳喳地聊着。临近八点，进来几个穿白褂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摞表格，他说，等下我点名，点到名的来领表格，然后六人一排挨个站好。
再细看，这个大厅里的全是男生，约摸四十多个，估计女生在另一处。不一会儿，点名领表毕，那发放表格的白大褂跟大家说，帮忙把窗帘拉上。大伙七手八脚帮着拉上了黑布窗帘，大厅里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几盏白炽灯散发着昏黄的光。
接着，那白大褂又大声喝令，把衣服全脱了。全脱了啊?不仅我，还有不少男生都犹豫着，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对，全脱了，包括内衣裤，快点，这儿又没女的！这下子，大厅里一下子骚乱起来，到处窸窸窸窣窣的声响。还有人问，衣服放哪啊?那白大褂说，就堆旁边的地上。就堆地上啊?对，就堆地上，总比你们放粪堆上干净吧！那白大褂有些不耐烦，大声喝令着，快点，快点，后面还有很多项目要检查，别搞得像女人似的。
待大家全裸，身上都冻起了鸡皮疙瘩，那白大褂又大声吆喝着大家成做广播体操的队形在大厅里排开。尔后，再喝令大家弯下腰去，十指点地，臀部蹶起。他们几个一排排挨个摸人前胸后背，然后蹲下掰人臀部细看前后隐私，再拍你大腿喝令你站直双腿并拢，上上下下细细打量，买牲口似地看你。那感觉直让人脊梁骨发凉，做人的尊严霎时荡然无存。那心里既窘又很无奈。尽管比喻不当，但直到现在，我仍对那吆三喝四的白大褂心怀芥蒂——为什么对我们不能稍稍尊重点，哪怕是声音温柔点。不过，谁也不敢反抗，人生的命运就掌握在人家手里，万一给挑出点啥，那你的高考就有可能梦断体检前功尽弃了。
这事放现在，说了可能有很多人不信，不就个读大学嘛，又不是当兵体检至于那么严格吗?您还真别不信，大概是中断十年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医院特别重视，医生们也特别认真，检查得特别仔细。
那让人特别觉得“没尊严”的全裸体表检查过后，然后分别是验血，量身高体重，测血压，作B超，心电图，拍胸部x光，眼睛验光，检查鼻孔、耳朵、咽喉……真个是由外而内，从头到底检查个遍。
其它都还顺利，量血压时我却被医生给卡住了。他连续量了三遍，摇摇头说年轻人血压怎么这样高？你太紧张了吧？没事没事，你先门外坐会儿，过五分钟再进来。这医生倒是蛮和蔼的，一再嘱咐我别紧张。其实，当时我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只是不明白怎么连续量了三次医生都不让过关。按医生嘱咐，过了五分钟进门再测，那医生放下听筒，还是摇了摇头，说血压还是太高。
我问医生，怎么会这样？医生说，你太紧张了，小伙子，放松点。按你的体重和年龄，是不该有这样高的血压的。不然这样吧，你去其他科室，把还没做完的检查做完，最后再来我这，血压这一栏我先给你空着。我抬腕瞄一眼从父亲那儿借来的手表，已经中午十一点十分了，还有B超没做。因怕被拦在门外的母亲着急，先到医院门口和她说一声。母亲最担心我的视力，一听说两眼都是1.0，很开心地笑了，慈爱地抚摸一下我的脑袋，说：血压高点没什么，你赶紧把B超去给做了。人家十一点半就下班了。
披荆斩棘涉险关
脚力尽时山更好
（下）
告别母亲，一手攥着体检表格，赶紧往B超室跑，前面还有两人等着，待轮到我做完已差五分钟就中午12点了。大步流星往内科赶，那中年男医生还真在那里候着呢，果真信人！
他说，都检查完走了，就等你了。我再次脱去外套与毛衣，捋起右手秋衣的袖子，那医生把那连着打气胶囊的套子往我胳膊缠，一边把听诊器戴上，一手把着划着刻度的血压计，一手一紧一松地捏着橡胶胶囊打气，我右胳膊越来越被束紧了。医生两眼直盯着血压计，叹了口气，把胶囊袋里的气放走了。他皱着眉头说，小伙子，你不会真是高血压吧？平时会感觉头痛头晕不？我毅然摇头否认，说没有啊，除了感冒，我从未头疼头昏啊。医生又说，是啊，看你这么瘦，还这么年轻，是不该有高血压的。我说啊，你可不要紧张，考了这么好的分数，全郊区上两百八的才你们上午的这些人，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放松点了，你再坐坐，我给你端杯温开水。
这时，考生们全都走了，医生们也下班了，老妈挨个科室找寻，总算在内科量血压的房间找到了我。她一看我还没过关，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走进走出团团转。
大约过了10分钟，那医生让我再测，血压还是高。母亲陪着笑脸说好话，但医生说这可不能瞎写，他签字他就得负这个责。他很有耐心地对母亲说，你儿子可能平时胆小，遇事容易紧张，一紧张血压就会升高的，你容他平静下来，我们一起再等等。
等待期间，家住杏林工业区的大姐和大姐夫赶到医院来了。不一会儿，在高崎港务作业区工作的舅舅也接踵而至。也不知什么时候，老妈到哪个科室借了人家电话，告诉了大姐和舅舅。看到他们我既讶异又高兴。一家五口人就在医生的办公室聊家常。也多亏这中年男医生性子好有耐心，他默默地在一旁看我们一家子聊天。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小伙子，你家人大都来了，放松点，我们再来量一次。说罢，他再一次戴上听诊器，往我胳膊缠上气囊，咯吱咯吱地按着橡皮囊打气。
一会儿，他开心地笑了，说：行了，正常了！我就叫你别紧张嘛。这下子，母亲，舅舅，大姐与大姐夫方才紧绷的脸霎时间都舒展开来，绽放出笑容来。我们一家子对这医生谢了又谢，全都跟他握手带鞠躬的。再看表，已经是下午1点零5分了，害得人家的午饭都耽搁了。今天回想起来真内疚，当时的人就那么朴实而简单，连请医生吃个中饭的话母亲舅舅和大姐他们都不会说，只懂得个握手和道谢。
虽然体检最终都过了关，但我回家的路上始终都闷闷不乐的，一直思忖着，到底是因为最终不紧张了，还是因为那医生同情我考上高分不容易而最终放了水？就量个血压，来来回回七八次，耗费了快两个小时，怎么就等到家人到了一大半血压才正常啊？直到四十年过去，这个谜对我而言还是无解。也不知当年量血压的那位白衣天使健在否，倘若健在，或许也无法找寻了。当时只顾紧张，根本就无暇去探听他姓甚名谁。不过，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我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贵人之一，我当对他心存感恩。
体检过后，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参加第二批体检，第三批体检直至第六批体检，大体是以二十分为一梯次吧。迄今为止，我也不知这个信息靠谱否。
体检过后，生活如常，每日的力气活耗尽我的体力，回家倒头就睡，不知不觉忘了高考这档事。倒是高一的班主任房波老师替我惦记着这个事，他想方设法替我去打听高考分数这事儿。可人家说不让查，再托人去问，只含糊说上了三百分，具体到多少，人家再不肯说，说上头有规定，不让查分查卷子。能问到这个份上，房老师也很高兴，他又打听到，北大在福建的最低录取分是290分，厦大在笫二阵营，他觉得我被录取应没什么问题。
春节前后，陆陆续续听到有人被录取了。我也变得日益焦灼起来，好像被人架在火上烤似的难受。忽一日，参加笫二批体检的卫海来家报喜，他被邻省的师范大学录取了。卫海问我怎么样，我无奈地苦笑。卫海说不会吧，你是参加第一批体检的，会不会是因为血压没过关啊？我说，不会的，那位医生都说正常了。卫海说，他会不会不忍心告诉你？我说怎么可能。但卫海还是坚称问题出在体检上。他说，你的分数已然上了300分，北大最低录取分才290，厦大排在第二阵营你怎么不够格?我隔壁队的一女孩，也是第一批体检的，人家早已被复旦录取了，厦大哪有复旦出名?不对！不对！卫海脑袋瓜摇得拨浪鼓似的。再聊一会儿，卫海见我愁眉苦脸的，安慰我好一会儿，说待会儿有亲戚来家贺喜，就告辞走了。
忽一日，公司派人通知我参加为期一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仅五六个年轻人，我们队长似乎闻到什么味道，开玩笑说，祥，你有可能要被调去坐办公室了，到时别忘了请客哦。那些阿姨大妈也起哄，是哦，是哦，到时可别不认得我们这些老阿姨了哦！
我说，哪能啊，可能就是新职工培训，下周就又回来和你们在一起了。这时“党代表”吴大哥也插话了，不是新员工培训，二队的那个小李已来三年了，这次他也参加了。
没想太多，我已逐浙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再说已用不着去扛那180斤重的大米我已很满足了。连当个开运输车司机的愿望都没有，更不敢奢望进公司管理层坐办公室了。
在培训班待到第三天上午，公司会议室那柔软的沙发让我的腰越来越不舒服，连大腿都觉得酸麻。这时，我倒觉得与其这样终日闷坐受罪倒不如跟车扛包舒服。好不容易熬到11点半下班回家，才进门，小妹喜滋滋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喜讯来了。我说什么喜讯啊，她让我猜，我说厦大的？她笑了，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一直等着就是它了。
“真聪明”，小妹把一直藏在背后的手伸出来，亮出个信封来，我迫不及待地一把抢过，看那信封右下角，鲁迅体的“厦门大学”四个字赫然映入眼帘。
虽然是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但已然让我们全家人的情绪都沸腾了。那个中午，饭桌上的菜居然都基本没人动筷子。最终还是母亲挨个分到我们每人碗中，硬是让我们包产到户了。
吃过中饭，方才始终一言未发的父亲问我，下午公司的培训去还不去。母亲抢在头里说了，大学都录取了，还去干嘛。不去了，不去了。父亲瞪一眼母亲说，你知道个啥，暖暖的被窝不睡，偏偏要到海蛎壳堆上翻跟斗。四年后你就知道了，咱们家没后台，大学一毕业，天涯海角你都得去，到时有你哭的。母亲坚定地说，到时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再远，也比当搬运工强。
下午，我果真听母亲的话，让父亲代为请假，宅家里看《红与黑》。黄昏时，小学的发小，后来成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集美大学校长的苏同学一脸喜气串门来了。甫一进门就嚷嚷，我被厦大录取了！我被厦大录取了！我也为他高兴，问他：什么专业？他颇神气地回答：生物系！尔后，他问我，你考取什么学校，小妹抢答：与你又成校友了。这下，他捶我肩膀一下，说我不够哥们，也不早告诉他。我回敬了他一拳，说自己也是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他这才释怀，与我相视而笑。
大学同窗合影照片。相关同学友情提供
四年后，父亲的话果然被验证了。但在大学四年里所收获的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尽管，以一流的毕业成绩被分配到一些人认为是三流的地方去，但我却收获了人生中最珍贵的“第一桶金”——与上饶师专的两百多名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迄今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保持着联系，也被拉入了他们的微信群，时不时在里面冒个泡。
假如，当年不去翻越高考那座山，假如厦大抛弃了我，假如没有高中班主任房波老师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诸位恩师将他们毕生所学与关爱倾囊相授，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样子。我迄今仍认为，虽然下过乡，当过几个月码头搬运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起码是平凡人生中烙印深刻的一段记忆。大一第二学期写作课课程结朿考试，我以搬运工的经历作素材成文，成绩优等。在九十五位同学中，仅十多位同学获得两位写作课老师一致首肯的“优”字，这让我着实暗自美滋滋了好一阵子。
动手写高考回忆录前后，不断有当年的考生相关回忆文章见诸各种媒体。我这才去留意当年的录取率等。据有关媒体介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恢复高考的冬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年全国共需招40.1万名大学生，录取比例是29：1。其中。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相对保证，清华大学在广西录取14人，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辛劳工作过几个月的那个国企——市运输起重公司一夜之间轰然垮塌，再后来很多人就成了下岗待就业的“4050”。当时，我既为曾经的工友们下岗而神色黯然，又私底下觉得庆幸，能西装革履地在厦门日报社现代化的办公楼里进出。而且，每当夜深人静，伏案工作之余，还可凭栏在高处看云舒云卷，览万家灯火渐次熄灭，谛听远山水流潺潺……
高考改变了人生，这是我最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对此，诸亲，你们以为然否?
临近毕业，厦大中文系77级九十五位同学与恩师们以厦大地标性建筑——建南大礼堂为背景，在美丽的上弦场，面朝大海，留下依依惜别场景
最后，奉上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格律诗词三首，算是为拙文划个句号吧！
七律.恢复高考四秩感怀
重整河山百姓安，
欣闻高考复如前。
神州学子弹冠庆，
赤县园丁拭泪欢。
凿壁囊萤光聚室，
悬梁刺股血凝丹。
中华涌动读书热，
万众齐心国运翻。
七律.忆大学生涯
跋涉书山举步艰，
泛舟学海岂能闲。
囊萤勤业吟词赋，
集美丰庭礼圣贤。
映雪楼前灯送暖，
芙蓉湖畔露携寒。
今生得展凌云志，
无悔亢龙舞在天。
（注：囊萤、勤业、集美、丰庭、映雪及芙蓉湖分别为厦门大学建筑楼群名或地名）
渔家傲.备考
穹谷星寥涂淡漆，
苍林风烈追骐骥。
穟灭长烟飘带起，
余光里，
邻家犬吠门窗闭。
立雪程门胸满志，
任凭霜打冰锥刺。
漏夜苦读颅叩壁，
灯油滴，
题名金榜心花逸。
（注：穟，灯芯。“立雪程门”系成语“程门立雪”倒装句。相传，北宋大家杨时，在40多岁时与好友游酢一起去向程颐求教，凑巧赶上程颐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儿下起了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得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拦住。程颐一觉醒来，这才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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