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夏新民：忆当年，明月前洲古渡头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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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夏新民：忆当年，明月前洲古渡头

From: 夏新民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夏新民，武汉人，退休科技工作者。现客居上海。曾以“琴台散仙”，夏新民等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古体诗文若干篇。文章有《我的疯子舅舅》《当时只道是寻常——-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Key west晚霞》《若水堂记》等。

原题

忆当年，明月前洲古渡头

——我的八十年代掠影

作者：夏新民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1982年开始的。那年夏天，我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冶金研究所，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

77、78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那时，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上十分抢手。学校分配，为了照顾农村来的学生，让他们尽可能分到大城市，鼓励我们这些企业来的，带薪的大学生，回原系统。我上大学前，是汉阳钢厂的烧窑工，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回冶金系统，市冶金局人事处长接待，她与我素不相识，我只记得她姓王，一位老红军的女儿，温婉娴静，她把我分配到武汉冶金研究所，从事环保监测中的电化学分析工作。

武汉冶金研究所是一个地方研究所。当初的几位创办者，分别来自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北京钢铁总院、国防科工委下属单位等，挟其流风，使该所在铝镍钴、磁粉芯、精密合金，不锈钢焊条等几个领域，在国内同行业中，偶执牛耳。

工作不到两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有关离子选择性电极的，投稿全国离子选择性电极学术会议，被选中。会议在扬州最好的酒店，扬州宾馆举行。国内高校院所，搞电化学分析的教授专家，在国内的，全都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住这样的饭店，兴奋无比。我与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副主任的蒲国刚教授同居一室。他作为访问学者，刚从英国回来。我们相谈甚欢。晚上，蒲教授约上几位代表，一起到古运河岸边散步。凉风习习，杨柳依依。同行的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一位科研人员，蒲教授原来的同学，也姓夏，触景生情，雅兴大发，张口吟诵，“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我即刻接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那几天，会上切磋，会下雅谈，好不尽兴

这与七十年代我上大学以前，汉阳钢厂八年高温、粉尘、噪音、三班倒、强劳力的工作，恍如隔世。

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八十年代，城市人的住房普遍逼仄。但像我这样，早过而立之年，却无而立之地的，仍寥寥无几。

记得新世纪刚到不久，我曾对我的同学讲过，我结婚以后，总共搬过18次家，其中不下10次，发生在八十年代。那是搬家，不是乔迁。前者多无奈，后者需时日。对我而言，还得10余年等待。

大学毕业不久，我在汉阳七里庙附近的一农户家，租了一间约15M2的单间居室。七里庙，那时属江堤公社，当时处城乡结合部，离汉阳钢厂近。那是这家农户刚盖好不久的三层楼毛坯房。楼上楼下，共有5间房，楼梯居中间，左3间，右2间，加平台，一分不为二。这栋房屋，房东住2间。其余3间对外出租。我家租房在一楼，没有厨房，靠近路边。我们在屋檐下，用蜂窝煤炉，做饭烧菜。这丝毫不影响，有客来时，我太太做一桌好的饭菜，款待客人。

我们这家房东是三代人。夫妇二人是江堤公社农民，淳朴勤劳。主人吉楚有眼疾，一只眼睛看世界。他媳妇是外乡人。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听吉楚讲，他的母亲孤寡多年，把他这个独子辛苦养大。他脾气大，他母亲脾气更大。但吉楚，对他母亲很温顺。

那时，我太太隔三差五，都要煨汤，比房东家里伙食要好太多。我们家蜂窝煤炉上的排骨藕汤，香飘四溢，惹得孩子们都要围上来。第一碗是我女儿的。第二、第三碗，分别给房东家里两个孩子。第四碗才是我的。再后，属于我太太。但我发现，我的这一碗，内容很丰富。肉，埋在汤里，藏在里面吃。

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两年以后。那时，我们离开了房东家，搬到了汉阳钢厂制砖车间里去住。那是车间领导的关心，给我们几家无房户，在车间的废料场上，盖了一排平房。每家一间，约20M2，另加厨房。房子外面，是一片还没有被废料掩盖的荷花湖，那是几十年前月湖的一部分。我们与高山流水，琴台月湖，比邻而居。我们在这里，用自家丰盛的美食，还有湖面上的月光，飘来的荷香，款待过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和亲友。

八十年代，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困难的不仅是住房，还有子女的教育。

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还在大学读书，我的女儿三、四岁，有一天，我带她到学校去玩。到吃饭时，我去买菜饭，让她一人在饭桌等候。中文系的两位女同学，看我女儿大大的眼睛，一个人坐在饭桌边，十分可爱，也在这张桌子旁坐下。这两位同学问我女儿叫什么名字？女儿答道，“如雪。”两位女生说，“如雪，好美丽的名字。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女儿答道，“我是雪花变的啊。”女儿出生在江城大雪纷飞的一天。它是“雪花变的”，没有错。

我们住七里庙时，她上汉钢幼儿园。一次老师讲起动物世界，她联想，对老师说，“我是梅花鹿。”老师问，“你是梅花鹿，你妈妈是什么呢？”“妈妈是长颈鹿。”“你爸爸呢？”“爸爸大狗熊。”

那时我胖，我太太高，倒也形象。

她说的这些话，我们从来都没有教过。

到了她上学的年龄，我想给梅花鹿找到良好的成长环境，想让雪花飘落在美丽的校园，我来到了滑坡路小学。

滑坡路小学，离我岳父岳母家不足100米，它是江汉区名校。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课程，都有特色。课外活动中，体育、航模，也开展得如火如荼。附近家长，无不趋之若鹜。

学校控制规模，规定只有父母或爷爷奶奶户口在对应辖区的适龄儿童，方能在本校入学。

岳父心切，马上将我女儿的户口，转到他们的户口本上。他是外公，外孙女不符合入学标准。他又在户口本上自行涂改，将他与我女儿的关系，改写成爷爷和孙女的关系。

岳父姓杨，女儿姓夏，如此行为，痴拙率性，可亲可爱，但仍然碰壁。

我来到滑坡路小学，找到两位校长，吴校长和彭校长。吴年轻，掌管全盘。彭与我年龄相当，主管教学。我跟她们讲招生，祖父外公，孙子外孙，血缘比例，基因概率，完全相等，应一视同仁，不能内外有别。我讲起我的八年烧窑经历，讲到大学发奋读书，毕业后勉力工作，讲到我头无片瓦，身无立足之地，租房居住的生活，现在女儿读书，毫无着落，我走投无路，讲着，讲着，我感觉我的声音几近哽咽。吴校长，起先还一直板着面孔，彭校长已经动容。经彭一劝，吴校长终于首肯，梅花鹿进了我们心仪的校园。

30年后，如果说我的女儿，在职场同龄人中，还算是脱颖而出，滑坡路小学功不可没。这是后话。

八十年代，对我而言，也许最珍贵的，就是意外获得的赞许。两次当面的，两次背面的。都是口头表扬。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儿童时代缺什么，长大以后，就渴求什么。

我从小调皮捣蛋，属于落后学生。29岁当父亲上大学以前，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农村，到工厂，江湖以外，几乎就没有得到过任何表扬。

由于我母亲的睿智，我的心理虽然没有产生创伤，但我一生渴求的仍然是外界的赞许。

我得到的第一个赞许，来自柳伯父。

柳伯父，柳玉堂，是我高中兼大学好友柳同学的父亲。他是武汉化工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国内有机硅领域的权威，曾被时人笑称为“四老”：老武大，老右派，老权威，老总工。当年，武汉化工研究所成立伊始，市科委主任邓南生，一位老革命，将其点将到该所。他因为眼光超前，呼吁武汉大力发展有机硅事业，持才傲物，引起嫉妒，被入另册。

这个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专家，带帽脱帽期间，在国内率先研制出的有机硅苯醚撑密封胶，若干年后，却是水晶棺材中不可取代的密封材料。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又苦涩，又酸甜的玩笑。

我就是在化工研究所，柳同学的实验室，获得柳伯父给我赞许的。我早已不记得当时的背景和内容。但那一时刻，对我精神的激励，记忆犹新。

那两年，我因课题，经常去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科技情报所查资料。

省图书馆就在武汉化工研究所对面，湖北省科技情报在洪山，是化工所必经之地。工作完毕，我经常去柳同学实验室坐坐，聊聊。在那里，我常常会碰到柳伯伯，顺便向老人家请教。

除了给我几次表扬，言谈无意间，他还给我讲过，当年他做实验的故事。他说，当年他带帽实验，其实验记录、心得笔记中的化学试剂名称，都是用的自编暗码。任何人，无论是教授、工程师，还是技工，如同面对天书，无法看懂。这一手“江湖绝技”，我听进去了。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无意受益。

几十年后，我在大学群里，偶尔谈及柳伯父赞许一事。柳同学说，岂止是他父亲，“我们家三代人，都表扬你。”

柳同学的女儿，我看着她，从小长大。以后，她负笈大洋彼岸，获美国名校生物哲学博士。近年来回国发展。在这期间，她一家人，曾到我女儿上海家见访，宾主三代，其乐融融。能得到柳家爷孙三代人的表扬，我很高兴。

八十年代中期，我想从电化学分析工作中跳出来，从事产品研制工作。我憧憬的科研人员应该是一只母鸡，能够生蛋，最好能将鸡蛋孵成小鸡，无论这只小鸡，丑陋还是美丽。

1985年，我向领导请求，进了第四研究室。

第四研究室是粉末冶金研究室。其磁粉芯研制，在国内具领先地位。当时室里有两个课题正在攻关。一个是磁粉芯，一个是铁基粉末，座无虚席。我入室以后，自觉多余。

不久，我听室里的陈主任讲，武汉复印材料厂曾找过我所，希望我们帮忙研制静电复印机用第三代载体，我所当时没有接受。

我听进去了。

我起步晚。别人割谷，我插秧。我赶紧跑省图，跑省科技情报所，猛查资料。查CA（美国化学文摘），USP（美国专利），日本专利，IEEE，等等。连续几个月，做了很多笔记。感觉重要的，摘抄记录，满满的一大本。对静电复印机用第三代载体，铁氧体球形载体，国外的发展及现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几个月后，市计委（那时还有这个单位）组织武大，航天部某厂，我所等单位，在武汉复印材料厂，召开载体研制攻关会议。我们所，由负责科研的徐所长带队，陈主任和我参加。会前，我私下对徐所长讲，我查了国外近几年的相关资料，我们所可以承接这个课题。

会上，我主动发言，谈及由我所承担此课题的种种优势，得到市计委领导的认可。

会后，市里将此项课题列为重点，由我所承接。陈主任挂名，任课题组长，我任课题组副组长，由我实际负责课题的研制工作。

也许有人会问，静电复印机中载体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静电复印机中，有一关键器件硒鼓，它是光敏半导体。当光学系统将待复印的原件照射，其反射的光线，投射到硒鼓上时，由于原件图像的黑白分布，反射到硒鼓上的光线强弱不同，形成“静电潜像”。与此同时，载体和色粉摩擦，形成偶电层。前者将后者输送到硒鼓表面，受到“静电潜像”中更大异性电荷的吸引，在硒鼓上，转化成“色粉潜像”，然后在复印纸上，热压、定影、成形，成为与原件相同的复印件。

武汉是当时全国三大复印件基地之一，从日本引进了复印件整机生产线和显影剂生产线，唯独其中附加值最高的，显影剂中的载体，日本人没有转让。

搞产品研制的人都知道，仅仅是查阅国外专利，要研制出相同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专利是公开多少保护多少。而其中的KnowHow技术，所谓“技术诀窍”，人家是从来不会公开的。得靠自己去琢磨，去研制。

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外资料的消化和思考，我给课题组制定了试验方案。

我们课题组，用实验室最简陋的设备，球磨机，筛分机，实验电炉等，手工制粒，用了好几个月时间，拿出了样品，送到武汉复印材料厂，上机试验。

试验结果，我们的黑度、白度、灰度、层次、瑕点、分辨率、对比度，边缘效应，等等指标，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武汉复印材料厂的毛厂长胡厂长看到，相当兴奋。毛厂长对我说，当年他们引进生产线，夜以继日，显影剂第一次生产出来，迫不及待地上机试验，看到复印纸上，刚出现浅灰的黑影，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消息很快传到市里，当初负责整个项目引进的姜兆基副市长非常高兴。姜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要听我们课题组的汇报。那天所里相关领导，桂所长，负责科研的徐所长，几位总工，4室的陈主任都不在家。所里马上派车，由我和情报室的贾主任，带上领课题组成员，老北京钢院的大学生徐工，华中科技大学固电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小盛，实验室工人干部子女小李，一位洪常青，四位娘子军，共五位，去了姜市长办公室。

姜市长在了解到我们试验的过程及阶段性的工作以后，给了我们很大的赞许和鼓励。这也是八十年代，柳伯伯后，我得到的第二次表扬。公开的，口头的。

我高兴。我珍惜。

实验室试验成功后，我们决定进行工业中试试验。

第三代复印机用载体，全称为铁氧体球形载体。武汉冶金研究所虽然是国内磁性材料产品研制的重镇，但以前，还从来没有从事过铁氧体材料的研制。

我查国外资料，中试，需要两个最关键的设备，喷雾干燥制粒机和回转窑。这两个设备可以保证载体的球形度和颗粒性。

回转窑是传统设备，主要用于水泥行业，对于磁性材料，尤其是市场容量不大的载体行业，不适应，但可以用其他炉窑代替。逆流式喷雾干燥制粒机，当时刚刚从国外引进不久，还没见到国内磁性材料行业使用的报道。

我找到了国内生产喷雾干燥制粒设备的一个重要厂家。这是一个乡镇企业，地处无锡市无锡县前洲镇。

前洲处江南水乡，濒临太湖，运河环绕，号称中国第一乡镇。

第一次去中试，是我和小盛两人去的。带着40kg料浆，来到前洲镇。我们到达那天，天色已晚。其中一段路，我们乘坐乡间的三轮摩托小车，沿着运河沿岸的公路行走，月光洒在河上，波光粼粼。

第二天一早，满眼看不尽的是，一片江南绿色中的，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两层楼房。那是当地农民的新居。再往远看，是相当现代化的工厂厂房，宏伟气派。

我们为那里乡镇企业的欣欣向荣，为苏南农民的富裕，所震惊。

第二次下前洲，所里的罗总工也去了。

罗总是在载体确定为市里重点课题后，主动要求来到四室的。他原是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的几大才子之一。他在去前洲镇的路上对我说，“小夏，载体是你搞出来的。我只是在后面掌掌舵。”

那次，课题组的小丁也去了。也带了40kg料浆。老中青三人，风尘仆仆，从武汉乘船去南京。明月高悬，江水滔滔。再从南京乘火车去无锡，从无锡乘长途汽车去前洲。车轮滚滚，人声鼎沸。

当年，罗总48岁，我36岁，小丁，24岁，呈等差数列。

那时，从南京到无锡，坐硬座。我记得，没有坐票。我们三人进站时，我要小丁，陪罗总慢慢上车。我先跑，去抢座位。

我背上40kg的料袋，疾步如飞，冲上火车，1人抢到了3个座位。小丁目送我飞去的背影，上车后，对我说，“夏工，你们到底是上山下乡的，好厉害！”

那年，我怎么会觉得，罗总好老呢？等我到58岁，比当年的罗总年龄还大10岁时，我还带领一拨年轻人，帮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建设生产线，也没有觉得自己垂垂老矣。

小丁，后来是市某局局长。

那几个月，我们连续四次来到前洲，做工业试验。我们将喷雾制粒好的颗粒料，拿回来，完成余下的烧结，筛分等工艺。我们测试样品的磁性能，电性能，以及粒度分布。以后，又将测试合格的样品，送到武汉复印材料厂上机试验。得到满意的结果。

在这前后，我又先后得到两任所长的赞许。都是背后的。

一次是我们所二车间陈主任告诉我的。陈是原来武汉市14中高中67届学生，恢复高考后，成为东北工学院78级学生，毕业后分到我所，不久担任二车间主任。他那次与桂所长到宜昌出差，回来后，兴冲冲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桂所长在出差路上，对我大加表扬云云。我与桂所长，除了一次姜市长来所，要我参加载体工作汇报外，平常在所里，几无交流，他背后对我的赞许，我很意外。

另外一次，是继任所长俞所长给予，也是别人告诉我的。这其中原因，我猜得到。当年，载体课题完成，在行业内产生一定影响，所里一位副总及室主任，为各自在课题中的作用，发生争执。我将我当年查阅的，上百篇国外专利的摘抄及工作笔记本，曾拿给俞所长看，他看后，不用解释，全明白了。

这本笔记本，我一直保存着，只给过俞所长一人看过。我这一招，是从柳伯伯那里学来的。

当年，我们这项成果在行业内鉴定，结论是，“国内独创。国内领先。”，接着，又获得市科技成果奖，黄鹤发明奖等。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个研制单位，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磁性材料二厂的联合攻关课题小组，几乎与我们同时完成，但因武汉市是国内三大复印件基地之一，占地理优势，行业安排我们先鉴定，先声夺人。

我们的成果级别不高，主要是“蛋糕”太小，整体效益总量不够。

1986年，我在中山参加全国金属粉末学术会。我在会上交流过有关载体的论文。会下，一位广东的民营老板找到我，说，愿意出5万元买这项技术。我当时一听，目瞪口呆。我那时的月工资，不足100元。社会上，刚刚出现万元户，寥若晨星。5万元，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我答，这是“职位发明”，我怎么能卖给你？！

上海的课题组呢？据我了解，上海冶金所的顾工和上海磁性材料二厂的蒋工，研制出来相应产品以后，无偿的转让到上海磁性材料二厂。我曾邀请蒋工到我们实验室及中试线参观。蒋工也曾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我在他家住过2天，受到热情款待。从家庭陈设，饮食茶水来看，这是一个既温馨又简朴的家庭。他们家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研制出载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上海磁性材料二厂的一位大学生，厂长的侄子，90年代携载体下海，据一位行业内的人对我说，94年那一年，就赚了400万。武汉复印材料厂的一位销售科长，也在90年代下海，他做显影剂，也做得风生水起。

回首当年，那时的生活困境，载体攻关，给我带来的挫折、兴奋、得失、纠结，早已归于平静。惟有当年意外得到的赞许，在我年轻，窘迫无房的日子，滋润我心，言犹在耳，弥足珍贵。

还有，我人生道路上，途径的月湖、太湖，江轮、古渡，厂房、农舍，沙洲、前洲，当年天空中的明月，洒在大地上的月光，皎洁、明亮、柔和、清辉，那画面，印在内心深处，久久不忘。

夏新民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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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