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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 | 贾建初：在江西二轻部五七干校的日子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贾建初，1953年出生于武汉。1969年初离开北京去江西分宜五七干校当知青。1977级考入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机械工程系。1985获得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制浆造纸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多家公司担任注册工程师和职业项目经理。现居住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原题
你知道你是谁吗？
——记在江西分宜二轻部五七干校的日子
作者：贾建初
记得那是在1969年2月，第二轻工业部（二轻部）的文化革命处在又一个高潮。爸爸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关押在部里的牛棚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在一个阴霾的冬日里，妈妈突然把我们兄妹三个召集在一起，说二轻部要在江西建干校，要从部里子女中招一批小青年和先遣队一起下去，她希望我们三人都去先遣队的青年突击连。
当时我和弟弟都在112中 “复课闹革命”。我上初三，弟弟上初二。哥哥小毛刚从四中毕业，在家待分配。他正在闹着要和哥们李光、陈小颖等人去白洋淀插队，被老妈严辞拒绝。因为老爸正住“牛棚”，老妈本人在机关又因是某某的死党，整日挨批。偏偏小毛哥又是个狂主，成天在外惹是生非。
家中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无人管教，每天为对付三个孩子的一日三餐都是件令妈妈无暇顾及的头疼事。部里的运动及烦乱的家务事搞得老妈焦头烂额。恰逢部里要招年轻人去建设干校，把我们这三个半大的孩子一起送到干校不失为一个缓解当时困境的可行办法。可能妈妈也了解到今后城里的干部学生终归都要离开城里去农村，三个孩子去了干校，今后好歹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
突然听老妈说起这个事，也许是同去的男孩中有不少他们的伙伴，我兄弟小弟小毛没啥大意见。我心里可老大的不乐意，原因是我的好朋友——小学中学同学中没一个去的。妈妈为了做通我的工作，特意将我介绍认识了她在政治部同事孟连昆叔叔的女儿孟英。孟英虽然和我同在112中上学，但我们过去既不在一个院住，又没上过一个小学，互相并不认识。
1969年3月8日，我们兄妹三人同第一批青年共93人，随机关直属单位设计院、皮革所及皮革公司的干部一起，从北京出发去江西分宜。在火车站上，我的新朋友孟英介绍我认识了她在112中的同班同学曹克勤及两位军代表的女儿，李滨华和张桂燕。
到分宜后，干校的干部子弟被安排在分宜县的介桥农垦场，在场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青年队的集中劳动学习，这九十多位十三岁至二十岁的轻工部干部子弟——干校的“知识”青年就被分散到九个专业队劳动。当时有十二名姑娘被分到位于新丰的种猪队。
这十二个姑娘有六个来自北京，两个来自涿县，两个来自宣化，两个来自上海。涿县姑娘是大王小王姐妹俩，上海姑娘是郁福红和陈国茵（昵称咪咪）。宣化来的两个姑娘则是部里军代表李学实的女儿李滨华和张副代表张志昌的女儿张桂燕。
种猪队的五姐妹，前排左起李滨华、曹克勤；后排左起孟英、我、张桂燕
李学实代表当时是二轻部第一把手，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国中校，后来晋升为上校。李滨华就是诞生在朝鲜志愿军的野战医院里的。张志昌副代表是中校军衔，是二轻部第二把手。李代表和张代表在来轻工部之前都是宣化炮兵学院的教员。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
到了种猪队以后，由于脾气相投，我和李滨华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形影不离，吃住劳动终日都在一起。那年，我还不满16岁，李滨华比我大一岁。
我和李滨华
说起同吃，种猪队的姑娘们集体开伙，队里派一个三十多岁的俵嫂为我们做饭，我们每顿都能吃上大米饭，而大米在北方是有定量的。一天三顿我们都吃炒菜，炒南瓜，炒空心菜，那菜绝对是新鲜无害的。（在北美生活多少年后，我还十分怀念俵嫂炒的空心菜。因为在这儿空心菜是高级菜，我们平时都不敢敞开来吃）。
偶尔猪场杀猪，吃一顿肉，算是打牙祭。记得俵嫂做的青菜只有三分钱一份，李滨华和我为了省钱，常常是两人合买一个菜（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每月12元，一顿饭的菜金是１分半）。别看我们省，还有比我们更省的，大王和小王姐妹常常是用酱油下饭，连三分钱一份的菜都不舍得买。
说起同住，我们种猪队姑娘住的房子是在原农垦场榨油车间隔出几间小房。在江南的阴雨天，常常漏雨，一下大雨，我们就要用脸盆接雨，李滨华的床铺刚好在漏雨处，所以每当下雨，李滨华摆好脸盆接雨，然后就钻到我的被子里睡觉。
说起同劳动，我们种猪场青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到野地里打猪草。每天清晨每人挑个担子出门，自由结合，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漫山遍野地去找猪草。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打草的数量指标。多时一天打个五六十斤，少时也就打回来二三十斤。
我和李滨华一同结伴打草的时候居多，找草时我们俩边走边观看令人赏心悦目的江南风景，碧蓝碧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象棋格子般的水田中老农赶着水牛在耙地。当时正值四月天，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的红彤彤的，我俩漫步在长满有茶树的小山坡上，远望郁郁葱葱的馒头山，俯览碧波荡漾的庄塘水库，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思路也开阔了。
我们一边打草，一边起谈未来，谈童年，谈爱好，谈将来，说不完的话题。记得我对李滨华说过我今后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周游世界。李滨华说她抗美援朝时出生外国——朝鲜的战地医院，从小也梦想周游世界。我们常常为我们共同的梦想而激动，对外面未知世界的憧憬而异想天开。交谈不误打猪草，每天我们都尽量满载猪草，喝着小调在夕阳落山时归来。那时种猪队的老俵们对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女娃很照顾，干活不太重。
我们每天都能吃上在北京无法敞开吃的白米饭，加之大批机关干部还没来，整个干校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阶级斗争的弦在我们种猪场绷得不是那么紧，我们不用天天读，身边又无斗争会。自由自在，种猪队的姑娘们在这种相对宽松的“劳动改造“的环境中过得挺愉快。平时劳动，星期天还可以逛逛县城，去饭馆吃碗面条，在美丽的江南田野拍点照片。
1969年4月于江西分宜二轻部五七干校
四个月后，老爸老妈也随部里大队人马来到分宜，和政治部的其他干部一起住在一个叫茅屋下的地方。这样我在分宜就有了个家。虽然当时我们的家只是一间八九米大的平房，房间里摆了两张木床，就很难转身了。我们回家根本无法在家留宿。但是这毕竟是老爸老妈和我们的家。
周末，我和哥哥弟弟能有个地方聚一聚，聊一聊，吃点自家做的饭。因为李滨华的家不在分宜，有时周末我就带她去我家玩，妈妈对待李滨华像对待我所有的好朋友一样，来到家里都会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再回种猪队。一来二去，李滨华就和我的父母亲以及哥哥弟弟熟悉起来。
九月份，分散在各劳动点的青年集中在一起，加上七月份新来的青年，共约二百人一起搞集训。男女青年队还各配了一名机关干部作队长。我们的女队长叫BHZ，是我爸爸所在局里一个干部。我依稀地知道她是安徽人，家里成分挺高。她整天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不苟言笑，对小青年们要求很严，自己劳动也很卖力。
在集训期间，B队长整天昂首挺胸，说话总是一本正经，好像对我这个下属从来也没正眼看过一眼。集训中的某一天，她突然找我谈话。当时她神情非常严肃，她问我“你知道你是谁吗？”因为我知道她和我父亲是在一个局，她又是个造反派，我的直觉告诉我她的言外之意是指我的成份问题，我低下头，喃喃地说：‘当然，我知道……“
她听到我的低声回答后，立刻大声呵斥我 “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父亲贾安澜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革命群众和组织上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当然啦，你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但你一定要注意影响，不要老和军代表的孩子纠缠在一起，那样对你对她影响都不好。你只能好好劳动，改造思想，争取好的出路。“ 我听了此话头一下懵了，我无论如何不明白，我和李滨华交朋友碍别人什么事。
在我眼里，李滨华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至于她父亲是部里当时权利最大的军代表，跟我毫不相干，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喜欢李滨华，愿和她在一起聊天、劳动，啥坏事也没干，咋就让领导这么不待见。心里委屈，眼泪就涌上眼眶，她后面再说什么我也没听清，也不想再听了。终于挨到她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那间房子，马上就去找李滨华。听了我呜咽地陈述之后，李滨华说BHZ也找她谈了。她平静但又有些遗憾地对我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俩永远都是好朋友。只是以后不方便再去我们家去蹭饭了。
没多久，集训队的青年都分配“正式“工作了，我在种猪队的室友李滨华、桂燕、孟英和克勤都分到了塑料厂（当时能被分到塑料厂，到上海去培训，对青年突击连这帮十几岁的孩子是最光明最吸引人的出路，那高兴劲恐怕比后来1977年考上大学还要有过之），我则被留在养猪场继续养猪。
尽管没有任何部里及青年队的领导宣布过青年队分配工作的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黑箱操作），但当时干校青年中流行的一句话：“一等公民塑料厂，二等公民手拖厂，三等公民留农场“ 确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我一直猜想我被留在农场养猪，可能是决策者对我“不知道我是谁“的错误的一个惩罚。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被视为三等公民留在农场是一件令我非常伤心郁闷的事，可它恰恰给我了一个继续留在五七干校近距离接触干校的干部（干校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广为拜师，扩大眼界的绝好机会。
李滨华人很聪明，有思想，心地善良，感情细腻，特别会照顾人。虽然被青年突击连的那帮坏小子们背地里称为一号公主，但她绝不是势利之小人。尽管也受到来自部里造反派的压力，从青年突击连分手后她一直对我和我们一家很好。
在随塑料厂去上海实习期间，她一直很照顾我弟弟小弟，怕小弟定量不够吃不饱，常常省下粮票给他。她还常常从上海给我往分宜寄些吃的和衣服来。她的友谊让我在那些阴霾的日子里心中感到异常温暖。几十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少女时期结下的纯真友谊。
孟英，我和李滨华1990年我出国前夕
时光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从北京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讲师，听说B队长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工作。当时美术公司自己的大楼还没盖好，暂时和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合用一号楼。有一次在我一号楼讲课，下课后夹着厚厚的教案匆匆赶回办公室，脑子里还在琢磨着刚才讲课的内容，在下楼的楼梯上突然迎面碰到当年的B队长，在我们两人的目光接触到的那一瞬间，十几年前她找我在干校谈话的那一幕，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一下子竟不知如何开口和距离我咫尺的这位B队长打招呼。
B队长可能也很感到意外，我们两人僵直地站在楼梯口处面面相视足有十几秒钟，但最终谁也没开口招呼对方，彼此像陌生人那样擦肩而过。虽然从干校到研究生院，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倔强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学青年教师，外表肯定变化很大，但我非常肯定B队长认出了我，不知在那一刻她心中作何感想。
我回家把见到B队长的事告诉了老妈，老妈这才告诉我当年不曾和我提及的一些细节。当年在干校由于李滨华来我家玩并吃了几次饭，我老妈和老爸为此在八连受到同事们极为激烈的批评，什么阶级异己分子企图拉拢腐蚀军代表女儿，向军代表讨好啦等等。她和老爸为此作过多次检查，心理压力极大。
可能是出于对我的稚嫩心灵的保护，老妈从未告诉过我这段故事，并且从未对我说过任何不要和李滨华来往的话。我那时对发生在大人中的事（阶级斗争）浑然不知。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没有想到竟给老爸老妈带来如此多的麻烦。
从老妈的话我又想到，B队长跟我的谈话肯定是受人委托，不正常的时代出匪夷所思的事，B队长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例行公事而已。但是B队长对一个16岁的天真少女用恐吓语气说出的内容非常刺伤人心的话时，不知道她是否想到过这会对这无辜少女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
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几年后，我们兄妹都考上了大学。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缘份，小毛哥在大学又和李滨华的哥哥李洪炉，成了同窗和好友。李滨华则成为我们一家人终身的好朋友。
当年的种猪队五姑娘和我母亲许庄2006年4月于北京
我每次从美国回北京都要和李滨华见面时，我们常常谈起我们青年时代的幼稚梦想和在干校的那段经历，感慨万千，我们当年的有些梦想已经成真。李滨华离开塑料厂后到海军当兵去了，多年后从部队转业干起了旅游。她现在是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足迹遍及全中国各地及世界上很多国家，而我哪，也追逐着我的梦跑了三大洲的几十个国家。
李滨华，我和孟英2019年5月于北京
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中的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尾：真正的光明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淹没罢了。
2009年10月初稿；2019年夏完稿
附：人物资料
李学实（1921年7月- ） 夏津县刘江庄村人。曾任夏东、恩县的县委书记。1955年赴苏联留学，1960年任解放军炮兵学院系主任，1967年任第二轻工业部军代表，1972年任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现居北京北苑炮兵干休所。
孟连昆（1925～2011.10），河北蠡县人。曾任蠡县区儿童团团长，辽西省黑山县委书记，中组部工业干部处办公室主任，二轻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机关党委监委书记，轻工业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干部调配局局长、副部长，1999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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