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查全性先生
查全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8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武汉殡仪馆举行。查全性先生的亲属、生前友好及武汉大学师生代表等数百人，出席了告别仪式。部分新三届学友也从外地赶赴武汉，送别查全性先生最后一程。
视频报道：查全性院士去世
查全性先生是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他在1977年面陈邓小平，首倡立即恢复高考并被采纳，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
新三届学友，湖南师范大学78级黄卫和夫人欧阳伊，专程从长沙赶赴武汉，到查全性先生家中设立的灵堂悼念。
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查全性先生的遗体静卧于花丛中。花圈和挽联布满了大厅四周，鲜花围绕的正面墙中央悬挂着查全性先生的照片，两侧是“建言高考先声改革盼唯才是举 奠基电化教泽长存喜薪火相传”的挽联。上午8时30分，查全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正式举行。大家在默哀之后，一一向先生鞠躬送别。
新三届学友黄卫和夫人欧阳伊，送别查全性先生最后一程。
前些年，查全性教授无数次婉拒记者采访，他反复说：“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当年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真正决定恢复高考的人是小平同志！”正是他的十五分钟真话，让数十万的有志青年改变了人生命运。
新三届投资家熊晓鸽捐资1977万元，在武汉大学设立查全性1977奖教金
1977年参加高考的熊晓鸽深情回忆：“40年了，没有查先生当年的历史性建议，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查先生的建议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后面又有了78级、79级……从这一点来说，这一建议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2017年冬，熊晓鸽捐资1977万元，在武汉大学设立“查全性1977奖教金”，他专程登门拜谢查全性，并为查老准备了一副题字：“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
1977年，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报名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偶然参加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活动，其实我也是受益者。”
现场图片由黄卫、欧阳伊等提供
1950年代，查全性在苏联留学时留影
1950年代，查全性在莫斯科大学参加伐木劳动
后排为查全性和夫人张畹蕙，，，前右为其父亲查谦（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
1962年，查全性在实验室给学生们讲解自制的旋转圆盘电极
1960年代，查全性和学生讨论实验
1970年代中期，查全性在进行间接氢-空气燃料电池研究
查全性在给学生上课
查全性院士和“小伙伴”以青年节的名义在武大十八栋聚首
查全性先生与武汉大学化学系77级学生聚会
查全性先生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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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语惊四座
（节选）
（1977年）8月4日开始全国科教座谈会，到8月6日才真正掀起高潮，攻攻坚克难的焦点话题一个一个展现。
何东昌8月6日上午忧虑发言，
为查全性下午慷慨激昂作了铺垫
8月7日，本次会议的简报组罕见地为8月6日座谈会内容发了三个简报。说明这天会议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对于这天会议之繁多，查全性的回忆也有呼应。他说，在8月6日上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会上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接上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查全性：恢复高考第一人》，见2017年6月7日《团结报》文史e家）
何东昌继续说道：
对十七年和十一年的估计还没解决好，教师普遍持观望态度，不能甩开膀子大干。希望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能明确地回答：1.十七年到底黑在什么地方？哪些是黑的，哪些还是正确的？2.十一年哪些是新生事物，必须坚持？3.“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究竟在些什么地方？
从高中直接上大学的，要多安排一点劳动，外语的基础还要加强，负担又不能太重，考虑到这些，大学一般还是5年为好。
清华这几年把教师都分到班上，几个教师包一个班，三年一包到底，各门课都要你教。“教师越教越宽，学生越学越窄！”文化大革命前，清华2500名教师，教1万名学生，还有30%的教师搞科研。现在学生程度悬殊，教材年年要编，3600名教师，教9000名学生，科研很少，还累得不行。有的教师说：“四人帮”把我们骂臭了、累垮了。
办重点大学，在措施上要真正重视起来。在学生生源上，要有一个优先挑选的办法。经费、物资上要有重点照顾。领导体制，建议党的工作归地方党委，行政业务归教育部。
何东昌是清华大学实力派人物，也是个老清华。浙江诸暨市安华镇矿亭村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后转航空系。1947年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老师，次年转入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党总支负责人，1951年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并创建工程物理系兼任系主任。在文革中，以“右倾回潮”的名义受到迫害。1977年5月中旬复出，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对清华大学情况非常熟悉，又敢于讲话。1982年起出任教育部部长等职，此是后话。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与何东昌几乎同一观点，他说：
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以后的十一年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下面议论是很多的。十七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各条战线尽管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轻重之分，但却同样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什么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是以红线为主，惟独教育成了黑线统治呢？（以上何东昌、吴健中的发言见《高考文献》下23-25页）
沈克琦、查全性等对于何东昌和吴健中的发言感同身受，特别是邓小平赞同性的插话更使查全性为之震动。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已勾勒出发言要点，与会者的肺腑之言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更让他感到面对混乱的教育现状必须大声讲出自己的观点来。
查全性语惊四座，
引发邓小平转折性表态
上午会议气氛热烈，下午会议掀起波澜。查全性副教授全拿出笔记本所列大纲面对邓小平和与会者，慷慨陈言。查先生认为，当前的大学招生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改进，以使新生的质量得到切实保证。
查先生开门见山，一语中的。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万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这里所谓的20万，是因为国家计划每年招收20万大学生。
查先生继续说道：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2）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3）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还就改进招生制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招生的总原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并应体现以下精神：（1）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多的撑死，少的饿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漏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各级领导、各单位，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要支持他们报考大学，不得阻挠。查全性认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查全性情绪激昂，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见《高考文献》下25-26页）
查全性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收录于中科院与教育部所编的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9）》
查全性的发言直指要害——废弃高考。推荐上大学是中央文件所提出，毛泽东主席倡导且同意的。座谈会期间，“两个凡是”风行其时，俨然是那个时候的政治风向标。在这样的场合，他如此大胆的讲话显然有很大的风险。查事后回忆，对于这些话他早有思考，之所以大胆讲出来，也是受会议气氛感染，邓小平虚怀若谷，诚心诚意听取意见所致。
查全性回家后把会议的情况跟家人说了。他的大儿子担忧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查全性何许人也？查原籍安徽泾县，出生在江苏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过。参加会议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化学系革委会副主任。他敢于讲话，善于讲话，这也是教育部请他与会的主要原因。查全性为书香之家，其祖父查秉钧为清朝翰林，父亲查谦为赴美留学的物理学家。如果再上溯其远祖明末的查继佐，则是一位学问渊博，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
再回到原来话题，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6字方针。查先生有可能不知道，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即8月4日，招生工作的文件已报送到国务院审批。也就是说，1977年大学招生，按照文革时期的办法几成定局。
查全性先生生前工作的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后，邓小平点头赞同，然后环视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沈克琦、温元凯等纷纷表态赞同，其他与会人士几乎都沿着查的发言主线在补充着同样的问题，形成了齐声呼应的局面。沈克琦再次强调，现在的招生制度给高等教育影响很大，有些学生甚至不够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无论教师如何努力，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与大学相去甚远。还在前一天，邹承鲁就说，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是走后门的合法依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这时，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小平同志其实有点担心：今年招生会已开过，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便转头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查全性又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许多与会者纷纷表示同样的意见，要求今年改。
邓小平早已看到了文革那套招生方法的弊端，早已认定招生非改革不可。但考虑到兹事体大，在开会议之前他设想是作好一年的准备。他曾经对方毅、刘西尧说过：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然而，当他看到听到专家学者如此迫切决绝，如此慷慨激昂，且声声肺腑之言，句句在理在心，完全忧国忧民，便马上调整既定思路，在会上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邓小平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据说这是座谈会第一次长时间的鼓掌。
1977年，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第三排左八为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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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刘道玉：
20分钟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核心提示：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因此被改变。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事实上，仅仅在四个月前，邓小平主持科教座谈会，会上拍板决定当年恢复统一高考。在高考恢复30年之际，当年的与会者刘道玉披露了这一重大决策出台的幕后。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旁白：1977年8月2日，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按照他的要求，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了15名代表前来参加。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
这次科教座谈会，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小平同志一开场就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过，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用不着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小平同志的这番开场白，给与会代表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小平同志坐在与会代表中间。大家围成一圈，争先恐后地踊跃发言。与会代表，大多是中国科教界的泰斗，如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在“文革”中都曾遭到迫害。但是，他们不计过去个人恩怨，对科教线上的拨乱反正，各抒己见。在座谈会上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教育的讲话，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上海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提问：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主席的话，到底怎么理解？简单地说，“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插话：“17年”是红线，是共产党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还有一个“两个基本估计”，那是“四人帮”篡改的，要推翻，不然，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怎么能解开呢？这里有个背景。1971年在北京前门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纪要，核心的问题就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那也就是说，17年教育是一条黑线，是黑线专了无产阶级政。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与会代表呼吁对“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要尽快落实政策、予以平反。还有的就学制、修订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人谈及，那就是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在这次科教座谈会召开的3个多月前，我曾前往北京郊县、天津江苏等各地高校调研，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四人帮”对全国教育战线、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破坏状况，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制定长远发展规划。那次调研，对我触动最大是在北京顺义县。那里一个姓姜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明确对我说，恢复高考！现在推行的招生“十六字”方针，说起来是十六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所以，它必须要改。这位副主任还说，你可能以为恢复统一高考，又重走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老路。其实不然，我们工农兵不怕考。这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意识到：教育界要拨乱反正，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我脑子里也没有形成一个想法。在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上，听了代表们的发言，我又一次受到震动。我想：为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着小平同志的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就可是通天了嘛。科教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再过一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在会下，我遇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查先生和我比较熟悉，他爱思考，平时不爱讲话。他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点深意。但是，在前三天的会议中，查全性一直都没有发言。4号晚上，我在和查先生的闲聊时，谈到了我调研的情况，谈到了工农兵要求恢复高考。查先生也认为，恢复统一高考是件大事，是拨乱反正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决定次日在会上就提这件事。1977年8月，邓小平等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正对面坐着的就是查全性）8月5号上午的会上，查全性先生发言。他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动情、很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环节。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广大群众包括大学生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非常气愤：“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论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查全性先生的发言，令举座哗然。大家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要害，纷纷补充查先生的意见。听完查全性的发言，小平同志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他的表情很严肃。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可以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这次座谈会就在高潮当中结束。这次座谈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很多人并不知道：在那次科教座谈会上，围绕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故事。实践证明，恢复统一高考是正确的。77、78级的学生中有不少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总是开玩笑对他们说，你们搭的是知青的末班车，却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是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你们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别强！1977年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然而，30年后，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统一高考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已逐渐显现出来，而且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都是些添枝加叶式的，没有触动到问题的本源。问题的本源是什么呢？本源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考试制度：统一招生计划，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时间，统一阅卷，统一分数线，统一录取标准。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考试制度不利于教育，也不利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权的实施。并且，这种完全以知识考试为主、以分数高低来录取的政策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我建议实现“三权分立”：教育部负责制定高考政策，以保证高考的公平性，保证质量；建立独立的考试院，它既不受教育部的干预，也不受学校的干预，它只负责将考完的成绩发到各学校；高等学校享有独立自主录取权，以此来保证学校招收到合格的学生，保证学生受教育的公平权利。我相信，只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我们一定可以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高考体制。查全性指着照片说：“这是我们当年和小平同志的合影”
查全性：当年面陈邓小平，首倡立即恢复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