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历任该报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评论部常务副主任和主任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任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武汉“滞留者”，
同样值得尊敬
他们就是滞留武汉的外地人。网络社区在谈论他们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字：“悬”。比如说，”悬“在武汉的“滞留者”。”悬“字的意思，比较形象，不上不下、状态不定。1月23日，武汉封城，许多人被迫滞留武汉。他们识大体，顾大局，已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48天。他们的境遇，主流媒体是很少报道的（澎湃和海河有涉及），只有在网络平台上，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真实写照和强烈呼声。网络上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健康，我们想工作，我们要回家”。武汉封城之后，有位叫邵进的导演，曾经引起关注。他执导的一部电影，《青春创业手册》在武汉开拍，原计划2019年11月启动、2020年2 月杀青。结果，他们碰到了疫情的爆发，被迫滞留。这位扬州籍的上海导演，原本有机会离开，但是，他选择了留下。他说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也要把100多位摄制组的兄弟姐妹平安地带回来。这位导演后来如何了？我到网上找了半天，总算看到了他的踪迹。他还在武汉，依然同他的摄制组在一块，在隔离的状态下，面对极大困难，乐观地坚持着。他把他的摄制组叫做“过命组”，就是过命的兄弟姐妹。他现在每天坚持发一条抖音，不仅仅是为了记录生活，而是在数他们度过了多少天。这位导演感慨地说：第一，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第二，以后要多和家人在一起，因为在上海工作，一年和他们见面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疫情过去，一定要多陪陪他们。第三是想写一个关于疫情的剧本，纪录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他们平凡又伟大，看似微不足道，却撑起了国家的脊梁。武汉封城之后，还有七位天津人，他们是焊接设备安装人员，是到武汉干活的。领头的，叫王波（据说是化名）。原计划，他们的工程，23日正式开工，一星期左右即可完工。结果，在武汉的一家小旅馆里，王波他们住到了今天。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快捷宾馆，滞留期间只住着老板一家人和王波等7人。每间每天100元。“除了第一天，在馆子里吃过肉，这些天就没吃过肉，最多炒个菜。”王波说，一直到2月7日，他们才在社区群里买了35块钱的鸡肉。大年三十，他们从一个超市买了几袋速冻饺子，煮熟后每个人尝了几个。“萝卜、白菜、土豆，天天不换样”。王波的理念就是准备好打持久战。他的愿望也同邵进导演一样，就是“把弟兄们平安带回去”。武汉封城之后，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农村母女。12月23日，宋琦在女儿张欣的陪伴下到武汉看病。她们经历手术，也经历了病毒，尝到了绝望与希望的交替。“来武汉做手术，花了十几万借款，以为半个月就可以回去了，没想到一待就是两个多月，还感染了病毒。”宋琦在手术后第五天感染，又经历了新冠病毒的折磨。现在，他们母女早已康复，已在武汉呆了78天。武汉封城之后，还是一批回老家探亲的湖北人、武汉人，他们其实早已溶入了各自的所在城市，有单位，也有家（严格说他们也是外地人了）。但是，他们出不来、回不去了。我听一位朋友说，有这么一大批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积蓄也快花光了，再不回去，工作要没了，家也快没了。对这批人，我有些了解（我们公司就不少），他们都是年轻人，在公司打拚，工资也不高，关键还都是“月光族”。他们真的非常渴望回来工作。武汉封城之后，我们还看到了许多人，走不了，无处去，只能呆在过街地道和地下车库里过夜。那些天，武汉下过雨，也下过雪。当然，这些事情，都是网络上传的。未必是真的。我也听说，当地后来也出台了政策，尽可能地照顾他们。说实话，这些人和事，让人欲哭之后，也徒升敬意。他们正是疫情之下这个庞大的被困人群的缩影。没人统计过，这个群体的人数究竟是多少？有人估计，可能有百万之众。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平凡中折射出伟大。试想，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他们的付出，又何来全国抗疫的大好局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们都应该关心他们，至少为他们说说话，给他们以希望。目前，湖北和武汉的疫情，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今天，武汉的确诊病人已降到了两位数（17例），湖北其他地方，也降到了零。因此，现在是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呼声了。昨天，我看到了中央指导组陈一新先生的讲话，他说，在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的同时，提前谋划复工复产、分批分次推动滞留武汉人员离汉等工作。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条新闻的感受如何，反正，我很感动，为这个讲话叫好。这说明，党委和政府，已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这个群体，不是少数人，更不能视他们为“特殊群体”，他们的难题，应该得到回应和关切。当然，这些人离汉和离鄂，估计还要有些时间，需要评估和一定的程序，总之，一切要听政府的安排，服从全国的大局。我在想，我们对滞留武汉和湖北的人，应该表达敬重，要有同情心，更要有宽大的胸襟，决不能歧视和排斥，病毒不等于武汉，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健康回来。当然，宽容之余，也要警惕，比如，至少做好三件事：第一严密跟踪；第二严格检查；第二严格隔离。“想工作要回家”，是呼声，更是期待。一位滞留武汉的朋友说：“多一点理解和关怀，我们就会很暖心”。也许，这正是这个社会文明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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