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丨高宽众：一个烈士后代走过的大半辈子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高宽众，1975年在陕北山区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并入党。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考入安徽大学攻读法学硕士，1985年获法学硕士，分配至国家农业部工作。1993年赴美留学，获美国阿肯色大学法学硕士。1995年担任美国泰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律师。1999年担任法国农业企业赛力事达公司在华大型农业合资企业的法律顾问与董事会秘书。2000年后先后成为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原题

我这大半辈子

作者 ：高宽众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1958年10月18日（农历9月6日），我生于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陕西省米脂县印斗乡峁疙瘩村（原籍），已过“耳顺”之年。“年过中秋月过半”，回首我这大半辈子，感慨万千，怎么这么快就老了？

一、米脂–甘泉

米脂县以明代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闻名于世。我老家峁疙瘩村在县城东北20公里的大山里，我两岁时随母亲离开老家，三岁时母亲带我投亲来到延安南70公里处的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乡寺沟河村，在这里，我渡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甘泉，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定居至今。因此，我实际是个甘泉人。

甘泉是个小县，1978年我离开时只有四万人，但近代是陕北红军的发祥地之一。1935年，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曾驻扎在甘泉洛河川的下寺湾镇。

米脂、佳县、甘泉位置图 

二十年前，我夫妇开车从北京出发，去米脂寻根，1992年6月19日到达米脂县印斗乡峁疙瘩村，这是村后的山沟。1992年6月19日摄

据说我在此窑洞出生，米脂县印斗乡峁疙瘩村，1992年6月19日摄

我现在的家：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乡寺沟河村，2011年8月19日摄

高家在陕北是个大姓。打开百度地图，米脂县峁疙瘩村周围（百度地图误为：峁疙塔），好几个村庄都是高姓聚居，“高家园则”“高家老庄”“高宏寺沟”“高家渠”等。我们家有家谱，崇、尚、清、明、克、巨、宽、喜、登、好、镇、步、云、盘。我在“宽”字辈。

我爷爷，在“克”字辈，叫高克厚，行二，我爸爸和我都没有见过他，下面再说他。爷爷弟兄三人，很穷，都是文盲。老大叫高克忠，1960年全国大饥荒时，我家就是投奔他来到寺沟河村的。大爷爷浓眉大眼，中等个子，早年从米脂迁居到寺沟河村，高寿善终。三爷爷叫高克成，也英俊，聪明，年轻时贩运牲口，也是高寿善终。

现在说说我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军，他秘密参加了红军，常常在家里窑洞偷偷开会，会后总对我的小脚奶奶厉声告诫：你格老子把今天开会的事说出去，老子杀了你！可见当时白色恐怖多么严重。传说他与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是拜把子兄弟，护送过刘志丹的婆姨（夫人），在甘泉以西的南梁根据地活动。1935年，陕北红军内部发生肃反，我爷爷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我们甘泉县道镇乡的纸坊村，当时他已经是红军的连级干部。解放后，我爷爷被定为革命烈士。

我来到陕西省米脂县革命烈士塔下。1992年6月18日

陕西省米脂县革命烈士塔上刻有爷爷高克厚的名字。1992年6月18日摄

我奶奶姓常，也是米脂人，小脚，高个儿，对我疼爱有加。旧社会农村女人没有名字，我不知奶奶名字。所以，我在填写入党申请书等文件时，祖母这一栏直接写：“常高氏”。陕北常家也是旺族，现在延安、甘泉一带，我有很多常家亲戚。

我父亲在“巨”字辈，叫高巨福，乳名“福元”，1929年农历8月24日出生于米脂老家的峁疙瘩村，他是我爷爷唯一的子女。我爷爷闹红军经常不在家，1935年被杀后，我父亲几乎成了孤儿。后来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改嫁到临近的佳县乌镇吕家沟村。我父亲就在他继父家放羊，一直长到十七八岁，娶了个童养媳，童养媳没有生育就因病去世了。他靠刻苦自学，竟然有了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解放初，他从米脂出发，以烈士遗孤的身份只身到西安，找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安排工作。1956年前后，父亲回到米脂的峁疙瘩村，与我母亲结婚。1958年被安排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宁夏面粉厂工作。

1960年，母亲领着两岁的我，千里迢迢从米脂赶到银川，与父亲团聚。然而命运多舛，全国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全家的口粮几乎都给我吃了，大人天天挨饿，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母亲执意要带我回老家。但老家米脂是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既没吃的，也没烧的。甘泉县在延安以南，人少地多，土壤肥沃，降雨充沛，森林很多，是贫苦人活命的好地方，米脂人称其为“南老山”。

这样，1961年，母亲带着我，从银川直奔甘泉，投靠我大爷家。随后我父亲也辞去工作，来到寺沟河当了农民。 但他可能由于幼年缺吃少穿，从他当农民起，每隔几年就要得一次大病，先后动了三次直肠癌手术。1993年5月6日，我父亲在家乡寺沟河村家中病逝，终年63岁。

父亲每次手术康复后都要拍照留念，这是1980年在西安手术后的留影

父亲正直，善良，又有点文化，担负起对我的学前认字教育。我上学后，有天竟然在我家的破窑洞里翻出父亲多年前买的《水浒传》《陕北民歌》（何其芳编）。后来我工作了，每次回乡看望父亲，他都高兴地泪流满面。他还常教育我：对公家的东西千万不要伸手。父爱如山，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受益终生。

我母亲叫曹海珍，乳名“谷明儿”， 1936年农历11月26日生于陕西省佳县乌镇（原名乌龙铺）的小西沟村。佳县紧邻米脂，上世纪四十年代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民歌《东方红》即诞生于此。我从小听着母亲的佳县口音长大，现在偶尔听到佳县方言非常亲切。母亲今年八十岁，随我弟弟在寺沟河村生活。

我在北京给母亲拍的照片，2012年7月14日摄

我外祖父叫曹元成，外祖母叫李桂枝，我母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我姨妈（曹海明）和我的三个舅舅（曹增顺、曹增新、曹增金）。我母亲出生时，她爷爷用做掮客积累的资金，购买了几百亩土地，农忙时雇有几十个短工，算是一个小财主了，但他们不供女孩儿上学。母亲文盲，但很聪明，口齿伶俐，非常要强。我父亲多次手术，不能干重活，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她一个弱女子，家里做女人，地里做男人，在人民公社时期还当过几年妇女队长，是村里出名的女汉子。

我母亲手巧。陕北冬天寒冷，农民当年穿皮袄御寒。母亲自学成才，能缝很漂亮的皮袄，里子是羊皮，面子是棉布，还可以翻领和拆洗。1971年左右，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迁到陕北，我家隔壁住了农大的家属于阿姨。于阿姨在北京就是好裁缝，我母亲主动跟人家交朋友，苦学裁缝本领，手艺突飞猛进，方圆十几里常有人找她缝衣服，做皮袄，我为母亲感到特别骄傲。

那时候，周围的很多小伙伴，特别是没娘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脏了吧唧，但我们兄弟俩和妹妹从小到大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1973年我到县城上高中，城里的同学看我穿得这么洋气，还以为我是城里人呢。  

我大学二年级（1979年）春节回乡全家合影：前排从左到右：父亲高巨福，母亲曹海珍，表妹何玲玲。后排从左到右：我，弟弟高宽报，妹妹赵高红

二、甘泉十七年

1961年母亲带我到甘泉，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我在甘泉整整生活了十七年。甘泉是我一生魂牵梦绕的故乡！

1、寺沟河

我们村是个典型的陕北小山村，北距甘泉县城二十公里，南距富县县城二十公里，正好处于两县的交界处。高姓村民占了村里一半人口，三十多户人散居在一面阳山坡上，俯视着从西安延伸而来的210国道。村民基本都是父辈或祖辈从米脂县逃荒来的，所以，村里流行米脂的风俗习惯，操米脂口音。乡亲们非常勤劳，把家里家外打扫的干干净净。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卫生模范村。但在“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下，我们村与全国农村一样，生产效率低下。当时一个壮汉劳动一整天（一个工日）的工值不到一元人民币，乡亲们勉强糊口，家家贫穷。

图中红五星即为我们寺沟河村的位置，在甘泉县与富县之间

尽管如此，我们比我们老家米脂、佳县的情况要好得多。当时我小，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寒冬腊月，每天刚刚吃早饭，米脂、佳县来讨饭的农民就一拨走了，又来一拨儿。大人拉着孩子，破衣烂衫，拄着打狗棍，我母亲给他们一大碗照见人影的稀米汤，大人舍不得喝，先让孩子咕噜噜喝下去。老家米脂、佳县的亲戚，则不论我们是冷脸还是热脸，来了就赖着不走，能蹭几顿算几顿。饥饿摧毁了他们的一切尊严。

1980年后我们村分田到户，粮食产量倍增，现在一户村民打的粮食即可超过人民公社时期全村打的粮食，温饱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多数村民有了存款，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石头砌的新窑洞，很多土窑洞已经废弃。

我家已废弃的旧窑洞，我在这里长大，2016年2月10日摄

弟弟和母亲搬进了新窑洞，2016年2月10日摄

2、道镇小学

出我们村四里地，就是道镇。这是一个古镇，原名道佐铺，是方圆二十里最大的集镇。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方圆几十里，只有道镇有小学，周围甘泉、富县的孩子都来道镇小学上学。

1965年夏，我七岁，父亲带我到道镇小学报名上学。我们爷儿俩到学校的厨房找到负责报名的穆继周老师。穆老师正在低头捡菜，抬头问了我二加二等于几之类的问题，还让我认了几个字，没想到我都会。

父母亲很开明，全力以赴供我上学。天天早上天没亮，他们叫醒我，让我走四里地赶到道镇小学上早操，早读。早读后，我匆匆回家吃早饭，再赶到学校上上午的课。中午回家，下午有时有课，有时没课，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第一、二名，父母亲很高兴。农村孩子淘气，村里比我大的孩子经常打我，我就避开他们，天天找我要好的小伙伴宋德成一起去上学。德成长我一岁，弹弓打鸟、打石头蛋都比我准。放学后，我们一同摸到210国道路边停靠的卡车下，用小刀偷偷割走油箱固定铁条下垫的橡胶，拿回去做弹弓皮筋。

当时道镇小学大门外有条小溪，河水清清，小鱼很多。夏天，住道镇街上的同学赵三性就领着我去小河捞鱼。他拿一个粪筐，堵在下游狭窄的水道，我赤脚从上游驱赶小鱼，快到他面前，他突然提起粪筐，经常能在筐里兜上几条拇指大的小鱼，装到小瓶子带回家，放在家里大水缸里养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乱了，小学改成了五年制，主要让孩子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不到半年，我非常熟练的把“老三篇”（毛泽东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全部背诵下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串联去延安，路过道镇，我们就给他们背诵“老三篇”，他们给我们奖励毛主席像章或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1967年夏的一天早上，我们一群孩子照常去道镇小学上学，到大门前，看到几个持枪的小伙子来回走动，不让我们进校。后来知道，甘泉来的武斗队住进了学校。学校停课了。

文革中，全体师生经常去参加批斗会。有一次，道镇开大会批斗村民万云山，老万当时已四十开外。起初几个民兵捆绑他，总是捆的松松拉拉，不痛不痒的。突然人群中冒出一个二十多岁的楞后生，夺过绳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老万反绑起来，然后拉着绳头，反背起老万使劲儿抖了几下，绳索立马嵌入老万的双臂，马上脸色铁青，摊到在地。

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学校全体同学到道镇粮站的院子参加批斗会，我坐在人群中间。被批斗的人一个个被民兵们反剪双手（俗称“喷气式”），押上台子。突然，我看到我父亲也被押上台子，罪状是，他当生产队长时给社员多留了自留地。我觉得非常丢脸和害怕，一直低着头，担心同学们知道那是我父亲。

文革后期，小升初，道镇小学办起了九年制的高中。1972年，我在道镇中学上初一（实际是六年级），班主任是高秉学老师，关中人。由于我学习好，就让我从初一跳级（七年级），同时跳级的还有白延琴同学，班主任是常加莉老师兼我们的语文课老师，她讲课极好，人也严厉。1972年赶上邓小平的教育回潮，甘泉全县撤销各乡镇的高中，初中生通过严格考试才能进入县中学的高中。1973年初，我考入甘泉县中学，被编入高一（1）班。

1972年12月5日，我们道镇中学七年级毕业照，第四排右五即本人

3、甘泉县中

1973年初，我十四岁，背着铺盖卷儿和粮食，沿210国道跋涉二十公里，去甘泉县城上高中，感到自己进了大城市。高中两年，仍然是农村户口，要从家里带粮食和菜金，睡在十几个人一孔窑洞的通铺，顿顿是玉米仁稀饭（即玉米大碴子粥）或小米干饭，吃不起五分钱一勺的土豆菜，就从家里带咸菜。但学习气氛很好，班主任是文革前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武耀东老师，语文是文革前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兆民老师。

几个月后，我要回家背粮食，出了校门发现地里的麦苗已经绿油油一片，春天已经来到。这一年我的确学到了知识，还到校广播站当了广播员，有一次居然到县委大礼堂，代表县中学红卫兵讲话，录音通过农村的有线广播传到了我们村里，父母听到很自豪。

但好景不长，从1974年开始，县中就开始频繁的学工、学农，最后全班开到县城南二十公里的清泉沟办农场。所幸我被留校，给县中初一的学生临时讲课。

1975年元月，我十六岁，高中毕业了。

1975年1月1日，我们甘泉县中学高二（1）班毕业照，第三排左二即是本人

4、回乡

1975年元旦照完毕业照，我就卷铺盖回到寺沟河村，开始当农民。但十六岁的半大小子不算全劳力，只记七分工（男性全劳力记十分）。正值冬闲，跟着大人们拉着生产队的架子车，从山里运石灰石到石灰窑（村里搞副业），干了几个月，村里的民办女教师有事儿请假，让我顶替她教村里的小学（文革后期村村办学校）。一孔窑洞里四个班级，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做作业，即复式教学。入夏，道镇小学说需要一名临时教师，我就转入道镇小学教书。

后来，大约是在1975年麦收时节，道镇人民公社要从农村抽调一些临时工，称作“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不知什么原因，我被选中了。当时道镇公社的办公地点在道镇以北十公里的甄家湾村，我就去甄家湾报到。报到以后没人理我，晚上我就在甄家湾麦场上的麦秸垛里龟缩了一夜。随后，我被分配去府安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工作，队长是当时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万志超。与我在一起的还有后来曾任甘泉县副县长的李芳琴大姐、延安插队知青梁一琳大姐等五人，每月35元工资，15元用于吃饭，20元交回寺沟河村里记工分，参加村里分配，仍然是农民身份。

工作队员讲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村里各家吃派饭，一天三顿，主人做什么我们吃什么，饭后每人付一斤粮票，几角钱。白天随社员上山劳动，晚上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府安大队有个偏远的生产队叫南沟村，村里有个老韩（不记他的名字了）私自到集市上卖粮食，工作队晚上组织社员批斗他，让他交代问题。老韩是从子长县逃荒到南沟村的，说一口子长话，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说不出什么。批斗他的人就想出一个点子，一连几个晚上车轮战对他批斗，让他不能睡觉。最后一天，老韩说，他看到太阳都是黄的、飘的，让他承认什么就认什么。

1976年，我们工作队又转战到清泉沟的坡地村。在坡地村，我参加了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全村戴孝，哭声连天。

重访三十年前我在坡地村住过的窑洞，2014年7月14日摄

毛主席的追悼会后不久，公社通知我参加甘泉县赴海南岛杂交玉米育种工作队。1976年11月，我随县农科所的高忠信、劳山公社的景绍明，三人从延安坐卡车到铜川，再换火车、轮船，颠簸一周，到达海南岛的陵水县三才公社朝美大队，借住在村民老武家，租用村里土地种植玉米杂交种。

在海南岛育种期间，道镇公社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1977年5月，我们种植的几麻袋杂交种托运回甘泉，高忠信、景绍明两位老兄急匆匆回陕北与媳妇团聚。我当年十八岁，玩性很大，就一个人从海南渡海到达湛江，再乘坐汽车到江门，换内河轮船到广州，再到南昌，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旅游了一个月回到甘泉。

1977年初，甘泉县赴海南岛杂交玉米育种工作队与海南岛陵水县三才公社朝美大队的队干部们在我们工作队房东院子合影，后排右二即本人

1977年6月回到道镇公社（道镇公社当时刚刚从甄家湾村迁到道镇街上新的办公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德通知我，接替高明旺，担任公社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掌管公社大印，并给了我一孔里外套间的大办公室。公社领导和干部经常下乡，偌大的一个院子常常就剩三个人：我、会计杨守根、伙夫老三（不记他名字了）。村民扯结婚证，打老婆，上访告状，年终统计，迎来送往，党费收存，什么都要管。

记得有一天，一位撑着双拐的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来到我的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公社书记。我想拦下，他举起手中的拐杖就向我扫来。杨守根大叔闻声赶来死活劝解，这个农民才愤愤地走了。后来，我父亲得知此事，告诉我，此人也姓高，是我们一家子，住清泉沟里屯里村。他在解放战争中负伤致残，是一级残废军人。这些残废军人有气，连县长都敢打，别说我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了。

在公社工作三年，与农民打交道多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都经过了，对我锻炼提高很快。有一段，公社党委计划派我回寺沟河村当支部书记，改变村里落后面貌，我也有点动心，但我父母反对。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5、高考

当时我在公社工作，但仍然是农民身份，农村户口，公社领导随时可以让我回家继续当农民。所以，我拼命挣表现，天天小心翼翼，并几次想去参军，改变命运，但都没有成功。

1977年下半年，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想机会来了，但我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复习，就晚上加班复习。1977年冬天，黑压压一片人在县中参加高考，我信心满满，自信自己一定能考上，但一直等到1978年2月，什么也没等到，落榜了！

这个刺激非常大。高考是当时农民子弟彻底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很多乡村青年无法跨越的一道天堑。我决心拼了，要不然将来连媳妇都娶不上。

仍然是一边在公社上班，一边自己偷偷复习，半年中，不回家，不应酬，天天复习到半夜。有一天上厕所，看到天上飞过的飞机是双层机翼。同事们都说是单层。最后一想，坏了，我的眼睛近视了。

1978年7月，顶着酷暑来到县城再次参加高考。这次是全国统一命题，语文题出乎大家预料，不是命题作文，而是让考生把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压缩为六百字以下的短文。我在公社就是写材料的，干的就是这个，不费事就压缩完毕。地理题，考的也是理解能力，其中有一道题１５分：“有人在冬至时，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正好三个月后到达位于赤道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正好又三个月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试问：他出发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为什么？他到达基多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多、华盛顿的昼夜长短如何？为什么？他到达华盛顿时，华盛顿是什么季节？为什么？”

我们社会青年的长项就是理解，高高兴兴就把题答完了。两天考完回到家里，我对父母说：我今年肯定考上了！

9月初的一天晚上，道镇邮电所的邮差老贾骑车来到我办公室，说有我的挂号信。我接过一看，上面印着“西南政法学院”红彤彤几个大字，心里一阵狂喜！打开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顿时公社大院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贺喜，公社共青团书记周士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你中状元了！

1978年9月我收到的西南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挂号信

1978年高考，全国610多万人参加，录取了40多万，录取率为6.6%，而在我们贫困的陕北，可能连2%都不到。我们高中一百多位同学，考上大学的只有三位。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四百多位同学，只有我一位陕北人。

当时我的最大感觉是，我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做人，我自由了！

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陕西同学合影（前排左三是本人，1982年元旦于重庆）

三、我的大学

1978年9月底，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山城重庆，到西南政法学院上大学（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叫政法专业，绝密类，学制四年。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农民变成了大学生，一夜之间成了天之骄子。

十年文革，高考中断。据我的大学同学纪佃澎回忆，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共招收了426名学生，其中法律系364人，分为十个班，我在第三班；师资班62人，分为哲学和共运史专业两个班。同学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年龄、经历、家庭差别很大，老三届的同学有1947年出生的，应届高中生有1963年出生的，几乎是两代人。大家都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个个都是精英。

我记得当年我的高考总成绩是是330分，平均每科66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共五科，每科100分为满分），在陕北文科考生中属于高分了。但到了西南政法学院，人家福建、江苏、浙江来的同学，个个都在350分以上，好像还有400多分的。

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因文革停办到处破破烂烂。重庆雨多，校园到处是泥泞的道路，有同学戏称我们是“稀烂政法学院”。但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整个社会奋发向上，充满理想。学校从胡光院长到炊事员，竭尽全力来为七八级四百多名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更为可贵的是，胡院长非常开明、包容、正直，平易近人。老人家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人事部副部长，行政八级。我们这些愣头青思想激进，有的还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为当时的环境和体制所不容，但胡院长和学校老师都把我们当着自己的孩子看待，尽力保护了我们，也培养了我们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永远怀念我们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复校初的大门（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

1、三好学生

我是农家子弟，我知道，没有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过硬的本领，在这群强手如林的同学当中就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还想改变中国和世界了。

这样，大学几年我一直苦读，恶补。我离开陕北时，我的好友，道镇公社电影放映员曾连成（乳名“买子”），把他放电影用的一个工具包（特大号帆布书包）送给我，大学几年我就背着这个书包天天泡在教室学习，没有节假日，没有下馆子（家穷没钱）。天道酬勤，第一学年我全部功课全部优良，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还得到了十元奖金。

1979年11月10日的《西南政法学院院刊》第297期刊登的“光荣榜”，左侧：三班：李连宁、高宽众、于安

2、讨论课

当时学校有很好的教学制度，政治理论课和法学专业课均安排时间，分班自由讨论。当时的社会风气好，我们三班的讨论课总是辩论激烈，高潮不断。通过辩论，培养了大家的口才和胆量，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收获很大。

我记得年纪大的同学当时就公开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甚至质疑雷锋精神。我年纪小，很吃惊，但逐渐觉得他们也有道理。

贵州来的一位老大哥，干部家庭出身，曾参军到老挝抗美援老，诗词歌赋无不精通。我们学法律，他竟然花大量时间研究哲学，对各种思潮进行反思，在学校饭堂贴出大字报，提出回到马克思，据说后来都惊动了邓小平。当时我二十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这些老兄对我影响极大。

后来我到安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到农业部工作后上机关党校，还到美国阿肯色大学读研究生，但我感到各时期同学包括美国同学，对我世界观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西南政法学院的这帮同学。

受到他们的感染，我开始对社会、对政治、对世界独立思考，有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判断。我们从此开始平视权威、挑战权威，开始拷问历史，并不断充实自己，修正自己。

终于，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同学毕业后，在自己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做的十分出色，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被戏称为政法界的“黄埔一期”。

3、扎实的功底

1993年8月，我赴美求学，知道了美国学生必须先获得法学以外的学士以上学位才能读法学院。回头一想我们七八级这帮同学，大部分都在社会上工作、经历过一些摔打后才开始学习法律，这是我们学习法律较有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曾到西政图书馆旧书堆里翻书，偶然翻到解放前出版的陈朝壁先生的专著《罗马法原理》，我读着读着就入了迷。这本书讲到民法中的添附问题，它说：河水泛滥把右岸的土地冲刷后，泥土淤积到左岸形成左岸新的土地，这种添附的产权仍然应归右岸土地的主人。

我在道镇公社工作时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想到古代罗马法早有解决办法。从此，我对民法产生强烈兴趣，选定民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1年，我提前考了安徽大学的研究生，1982年1月入学，师从我国著名的罗马法专家周楠教授，学习民法。

 这样，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实际只读了三年半，但在这几年系统的法律知识训练下，我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有了这种基本训练和功底，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能够熟练解析很多法律规定和政策没有规范的疑难问题和案件，能够比较容易的接受新的法律知识。

回首往事，这大半生里，我参与过合资企业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和商业谈判，起草过合资企业的合资意向书、合资合同、企业章程，协助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和增资，处理土地征用、农民索赔、政府关系、工程承包、进出口设备、技术转让、技术支持、环境保护、劳动合同、外籍员工报酬、就业、居留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以及公司董事会文件制作和中外沟通等。曾在1996年成功安排了泰森集团两位董事与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李岚清的会见。

我也曾代理了数十起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瑞士、哥伦比亚的客户在北京、吉林和江苏等地法院的诉讼和仲裁，涉及信用证国际贸易、国内买卖纠纷、侵犯企业知识产权、中外合资、劳动纠纷、期货、环保、设备供应、房地产等。

 从1984年起，我就在《法学研究》发表“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法律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未定稿》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全国统编法学教材的撰写，1999年参加给中央政治局准备农村法律讲座的五人课期组。1992年至1993年执笔中国首部《农业法》的起草、论证、说明。1993年至1998年，应美国德雷克大学 (Drake University)邀请，三次作为客座教授为其法学院用英语讲授“中国法律导论”，2004-2006年给ABB集团在华的多家合资公司进行合同法培训。2007年当选为中国农业法协会常务理事。

2016年3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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