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萍，妇女与性别研究学者，著有《女性：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等著作十余部。
讲述那个荒谬时代
以及赵忠祥的故事
——前央视主持人吕大渝
的心灵书写《走近往事》
作者：张红萍
原载微信公号新锐评
经室友揭发，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被她的同事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顷刻之间，家喻户晓的明星，成了洗厕所扫院子的专政对象。
在那个荒谬荒唐荒诞的年代，有多少人的命运跌落谷底苦苦挣扎——
她是万里挑一的美女，是家喻户晓的名人。1978年，她随邓小平访问日本，被日本人赠予“白衣天使”和“北京恋人”之美称。图为吕大渝当年随邓赴日本期间留影胡适鼓励人人写作传记，一是为了写出每个真实个体的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生龙活虎，充满价值。二是为了给史家留资料，每个人的生活点滴汇成完整的时代历史。当时响应胡适者寥寥数人，倒是杨步伟女士响应胡适号召，在美国写了一本《一个女人的自传》。
女性主义有一句名言：“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时代的印记，每个人都是时代塑造的结果，有时时代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家庭与个人的努力，所以记录个人也是记录时代。吕大渝说，她写自传，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吕大渝1999年在美国写作了自己的传记《走近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的自述》，通过记叙那个时代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荒唐与个人在时代中的挣扎和无奈。“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吕大渝的生活印证了这句话，一个朝气蓬勃、年轻有为、风华绝代的美丽女性，昨天生活还阳光灿烂，明天就可能因言获罪，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吕大渝的前半生，与中国的政治紧密相连，她那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人生，正是时代政治的写照。那个时代成全了她，那个时代的政治也毁灭了她。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天生的美丽与阳光的气质成全了她，使她成为千家万户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一次冲动地对政治人物江青的批评，让她一夜之间成为扫厕所的“现行反革命”。她的家庭和她的婚姻深受政治的影响，她和家庭所有人的灾难，都是政治强加的。政治是轰隆隆向前的巨轮，将它不喜欢的人碾成粉末。他们那火热而灿烂的生命霎时间就被抛掷在荒芜中，不知何处是头。吕大渝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她的传记感情充沛、真情详实、反思深刻，给我们留下一份时代的记录。吕大渝是一个心地纯洁善良、性格爽朗、光明磊落的人，她说话直言不讳、嬉笑怒骂，她的这种性格得到周边人的喜爱。她的父母出身贫寒，通过个人奋斗，成了知识人和职业者。她的母亲从小父母双亡，教会收留、养育和培养了她。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善良、本分、忍耐，希望一家平平安安。她幼师毕业，后来成了一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她从不敢公开声张自己的宗教信仰。她从“旧社会”走来，对“新社会”充满期盼，也深感压抑无奈，因为她的丈夫、女儿、儿子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她战战兢兢地生活并为他们祈祷。她的父亲，曾去美国深造，曾是地下党员，两航起义的发言人。1949年之前曾任重庆电台主管，从事过电讯、航空和银行等多种职业，曾在海外的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工作多年。1957年被打成“内定右派”，由于多年的言论钳制，长期的压抑使他成为一个暴躁的丈夫和不讲理的父亲。他经常在家发表“反动言论”，为了限制父亲发表“反动言论”，母亲规定饭桌上莫谈国事。父亲尽管竭力克制，有一天吃饭，当大家说起王洪文时，父亲终于还是忍无可忍破口大骂：“王洪文，什么东西，王洪文，小王八蛋。”吓得家人赶快把窗户关上。
九岁时，吕大渝成为一名少先队员
父亲是一位见多识广，有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但言论环境的长期压抑，让他变成了郁郁寡欢、脾气暴躁的老人，常常将火气撒向家人，成了家庭不受欢迎的火药桶。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想竭力表达，1967年的一天，吕大渝正要上班，父亲突然对她说：斯大林的女儿跑到美国了，还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父亲多么渴望与人交谈，但吕大渝知道这种交谈是危险的，所以她没有接父亲的话题，她知道父亲的孤独，但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这样把真话咽到肚子里。压抑的时代和高压的政治氛围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与心灵，为了不惹祸上身，人人只说谎言，而像她父亲那样不愿意说谎言的人，最终被逼成了狂躁暴怒者。政治运动几乎将所有人都卷进政治的绞肉机，包括她16岁的小弟弟。她弟弟初中毕业分配到首钢当装卸工，单位要一个大右派的儿子交代问题，这个小孩屈打成招说他们有一个小团伙，于是这个小团伙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他弟弟被说成是这个小集团的“情报部长”，只因他们家曾买过一本《情报术》。这样荒唐的事，让我们见证了那个荒唐的时代。被公安机关关押四年之久的小弟，林彪事件后被释放，释放材料写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个仅仅16岁的少年，就这样被冤枉失去自由四年，但没有人对其负责，只有母亲每天为他祈祷，以泪洗面。那个时代，因为政治，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前途和幸福。吕大渝本来是一个幸运的人，有许多别人无法企及的荣耀经历。因为她的美丽和出色，小学时，曾在怀仁堂为毛主席、胡志明献过花，在给外宾献花时曾见过周恩来和彭真，并与这四位大人物对过话。
因为她的美丽生动，小学时曾拍过电影《祖国的花朵》，初中拍过电影《罗小林的决心》。因为她的美丽和落落大方的气质，1960年中央电视台初创时，她幸运地被中央电视台选为的播音员。（当年只招两名播音员，一个是她，16岁；另一个是赵忠祥，18岁）1978年，她有幸随邓小平访问日本，被日本人赠予“白衣天使”和“北京恋人”的美称。他的同事说：日本观众在大街上看到她，惊为“天女下凡”，说她是“东方美人”。她是万里挑一的美女，是千家万户无人不晓的名人。但同时，特别在她自己看来，她只不过是一位朴素、正直、普通的女子，她的经历也只是学生和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已。她是一个心直口快、开朗爽快的女子，这一性格赢得了同学、同事的喜欢。她是一个喜欢发表意见，好打抱不平的女子；一个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喜欢交朋友的女子；一个心底善良、喜欢助人为乐的女子；一个有正义感，敢于说出自己观点的女子。当我看完她的传记，觉得用光明磊落一词概括她最贴切不过。如果在正常社会，她的人生一定绚烂多姿。但在特殊社会，在一个政治不开明，言论不自由，人们必须因政治站队、表态，因言获罪的时代，像她这样美好、简单的人，竟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了“革命”的对象。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吕大渝的幼年是快乐的，上学，给外宾献花，拍电影，和同学们玩各种游戏。1955年，吕大渝考上北京十二中，原来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这所学校有许多出色的教师，高中也在这个学校的高中部就读。在学校，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这个美丽、活泼、好动、心底纯净的女孩。少年时代的她，就像一个天使：单纯、快乐、热情，不知愁苦。漂亮是上天赋予她的礼物，天生丽质给了她别人不可企及的机会，这些经历给了她自信，给了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她的理想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以后当电影演员。1960年，高中还没有毕业，经过严格的挑选，吕大渝被中央电视台选中，做了央视播音员。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是万众瞩目、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时初创的中央电视台播音组只有三个人：沈力、赵忠祥和吕大渝。他们三人个人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工作上进，三个人相处甚好，工作配合的顺利。他们三人曾无数次一起学习，共同工作，如果没有那个特殊时期，他们将是最亲密的战友，但“革命”改变了一切，让人性中复杂、自私和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吕大渝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领袖要将所有人改造成与他思想一致的运动，把每人大把专业时间浪费在各种会议和无谓的劳动中。大跃进中，作为高中生，他们学校也炼过钢铁，办过工厂，常下乡劳动，那个时候学校就不能平静地学习了。1963年，她19岁，被单位派往乡下搞“四清”。所谓“四清”，前期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期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吕大渝还搞不清这些运动的真正用意，不知道1949年之后的所有运动，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就是阶级斗争，后来变成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四清”中，她兴高采烈地到农村生活了八个月，还觉得这八个月的体验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
1966年，新的大革命全面爆发。将中国社会彻底搞乱的武斗和打砸抢行为，侮辱人格的做法以及残酷的斗争，让善良的吕大渝本能地反感。单位因派性站队的时候，正直、善良的吕大渝站到了“保守派”（不要武斗）一边，而那些积极响应毛主席与中央文革小组号召的人们如赵忠祥等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中央广播事业局是中央WG小组争取的单位，副组长江青等常来这里指导工作。1967年年底，江青等又来指导工作，“造反派”却不让同单位“保守派”的吕大渝他们参加，这种不能一视同仁的做法，惹恼了心直口快、火爆脾气的吕大渝，她立即拿出身边的稿纸，（单位稿纸质量很差，上一页的文字可以完全刻印在下一页上）气呼呼地写道：“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她这天王老爷都敢得罪的脾气，这次真摸到老虎的屁股上了。她也知道江青是得罪不起的人物，但她太幼稚，一气之下就做了行动跑在思想前边的事，好在那个纸条并没有递进去，她随手将纸条团起来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忘到了脑后。半年后的1968年初夏，她同宿舍的室友在她的稿纸上看到了那些文字的印迹，起了卖友求荣的念头，就将那张刻有印迹的稿纸交给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赵忠祥。1996年初夏，已移民美国的吕大渝回国探亲。有一天，她在中央电视台的电梯口碰上了赵忠祥，他们只是一般性地打了个招呼就擦身而过。如果不是“文革”，一起工作了27年的老同事，绝不会形同陌路。左一为吕大渝，右一为赵忠祥有一天，文艺播出部召开大会，在大会上，赵忠祥大吼一声：“吕大渝，站起来！念！你写过的东西。”在这次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又被送进单位的“牛棚”，进行“监督劳动”。单位停了她的职，让她去洗厕所、扫院子、写检查。开了专门批斗她的大会，大会上群众个个群情激昂，揭发她“炮打中央WG”的“反动言论”。以后她常常作为陪斗对象，站在“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后边陪斗，这种凌辱性的批斗大会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出卖她的室友，本来和她同为“保守派”，因为她的“反戈一击”成了“造反派”的依靠对象，后来还光荣入党。人们为了活得好，为了往上爬，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揭发、出卖他人，这是特殊社会里上升的捷径途径。坏的制度将好人变坏，好的制度将坏人变好！“极左”的阶级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二十出头，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吕大渝，受了种种的凌辱和批斗，多少次，她想从中央电视台的楼上跳下去自杀了事，那些受不了凌辱的同事就从这里跳下去了，她感到“人生黯然、前途渺茫”。但为了不连累家人，她还是坚韧地活了下来。1999年，当她在美国写作《走近往事》这本书时，仍然心情不能平静，她反思，她设想，如果是她，她会不会做那个卖友求荣的室友做的事情，她坚定地说“不会”，这不符合她的人格与品德。她又设想，如果她在赵忠祥的位置，会不会做赵忠祥对她所做的事情，她诚恳地说：会！因为在那个政治笼罩一切，政治压倒一切，政治决定你命运的时代，作为领导，有人真凭实据拿到你同事的“罪行”放到你面前，如果你不处理，你将同归于尽。从自保的角度出发，不会有人为了别人将自己的前途葬送。所以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谅解赵忠祥，这就是许多次当别人让她写当年赵忠祥对她的批斗，她没有答应的原因。虽然后来从感情上，她无法将赵忠祥作为朋友或“战友”对待，但在理性上她还是原谅了他。吕大渝善良又大度，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后来，赵忠祥也被打倒了，赵忠祥的另一派要吕大渝揭发赵忠祥，正直的吕大渝不仅没有揭发（因为她没有事实），还大声斥责那些要她揭发的人。出卖她的室友，以后又与她共事多年，但从没有想过向她道歉，甚至有一次在吕大渝在场的情况下，一位同事不客气地揭露她当年对吕大渝的出卖，她都不肯承认错误，进行道歉。她大概认为当年她的行为是革命行为，她是无辜者，她不应该承担历史责任，倒是吕大渝为她解围，吕大渝太善良了，她竟然也谅解了这个出卖者。吕大渝悲叹地反思道：“如果所有……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的人们，能正视掩盖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类自身的不足并予以反思和忏悔的话，或许，我们民族会变得成熟，我们的世界会显得更加美好。”美好的人常存美好的愿望。
1996年，英国的《天下华人》杂志，让她写赵忠祥将她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事情，被她拒绝了。她说：“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她被“揪出”来坐进“牛棚”后的一天，“赵忠祥独自走进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了我一番，已完全不是主持‘揪斗’我的大会上的面孔了。”1980年，单位里有关她的流言蜚语漫天飞舞，因为丈夫参与了“组织”对她的构陷，她与丈夫离婚，处在人生的最低谷。这年过年前夕，赵忠祥托人给她捎来一只鸭子，没带一句话，也没附一个字。这让吕大渝感慨万千。1987年她移民美国，1996年初夏她回国探亲。有一天，她在中央电视台的电梯口碰上赵忠祥和倪萍，他们只是一般性地打了个招呼就擦身而过。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从年轻时（当年吕大渝16岁，赵忠祥18岁）一起工作了27年的老同事，绝不会形同陌路，这让她心酸、感慨又无奈。那个时代损坏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人们的心灵。中国人是没有忏悔意识的，不管在政治上还是个人生活中，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罪的意识，不把自己当做负责任的独立个体，一切责任都推给集体或他人，这样的民族最容易随波逐流、一哄而上，也很难反思与进步。吕大渝是一个心地善良、宽阔、光明的人，她谅解了出卖过她和批斗过她的人，但对这一切，直到现在她仍十分沉痛和伤感。在她1999年出版的传记《走近往事》中，虽然她写了与赵忠祥的这段恩怨，但她的目的是反思那段历史，而非报复任何人。她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应该原谅出卖者、揭发者与打手们，因为他们也是被蒙蔽者，也是出于生存的无奈。但是当你回忆他们当时那得意、凶残的面孔时，他们的行为中有多少是迫不得已的无奈？有多少是为了利益主动的“平庸的恶”？甚至觉得自己有一点权力就要充分的使用，如果没有这一个个的“平庸的恶”的推波助澜，那个时代就不会乱成那样，祸害也不会如此深重。吕大渝婚后一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一政治身份的变化，不仅毁了她的事业，也毁了她本就脆弱的婚姻。吕大渝的前夫是一个被政治彻底洗脑了的男人，是政治灌输成功的典范，是那个时代非常“正统”（其实就是愚昧）的男人。而吕大渝却与他恰恰相反，什么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比如，那个时代，人们都狂热而坚定地认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吕大渝就要质疑一下：为什么一句话能顶一万句？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本来就会处处产生摩擦，更何况结婚一周，她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弱势”地位使她在自己的家庭里处于被“训诫”的对象。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将整个社会卷入动乱与残酷的斗争中。到了1968年，中央广播局的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这种不正常的社会与生活，让善良、正直的吕大渝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神不安”，她“似乎急于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虽然她曾发誓十年内不谈个人问题（那时倡导事业第一），虽然曾有近四十个男性对她表示过好感，她都没有动念。但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当有朋友给她介绍对象时，她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与对方的交往。虽然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喜欢，既不心仪，也不崇拜，并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由于年轻幼稚，竟是不知所以然地走了下去。“文革”那个清教徒的年代，中国男女在婚恋上变得十分蒙昧。那时的中国人，大家一旦知道你谈对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即使你不是太情愿，也很难找到借口分手。如果你多谈了几个对象，别人就会说你“轻浮”“不正经”“坏女人”，但凡爱惜自己名誉的女性，往往是谈一个对象就结婚了。在这样的道德绑架下，年仅24岁的吕大渝，在半年之后就和对象结婚了。结婚当晚，她觉得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人竟像是陌生人。她在不甚明了，稀里糊涂、犹犹豫豫中结婚了，这铸成了她终身的大错。仓促的决定，让她在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情况下，碰上一个和自己南辕北辙的人。人生的不幸中，婚姻的不幸是最折磨人的，让你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宁和不快之中。她的前夫是那种根正苗红的“五好战士”“五好文工团员”，与她的教育、出身、个性、背景完全不同，最注重的是政治上的“进步”。婚后一周，吕大渝成为“内定一类反革命”，停职、被批斗。这时他的丈夫不仅没有与她站在一起安慰她，而是后悔介绍人给他介绍错了对象。婚姻中的人不能齐心合力，就只能是不情不愿的凑合，一辈子的凑合就是最残酷的命运。1978年邓小平与赴日采访组人员合影，邓身后白衣女子系吕大渝她出事后，他丈夫在他们家桌上明显的位置放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在自己家里，房间里只有他们俩个人，他也绝对要让她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这种“正统”人的愚昧，有多少是真诚，有多少是虚伪？当吕大渝在自己的丈夫面前，“却永远得像在‘党’面前一样，从不敢讲一句犯禁的话”，就连小弟被捕四年，都不敢让丈夫知道，害怕这个“正统”的人去揭发。当她被批斗羞辱后回家，连句发泄郁闷的真心话都不敢讲时，这个已经被政治腐蚀、污染、毁了的婚姻是多么的令人唏嘘。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都不能说真话，这除了他丈夫的原因外，恐怕还是政治逼迫人至此吧！婚姻如此荒谬，她还只能默默忍受。特殊时期，尽管许多人的婚姻已经走向死亡，但人们轻易不离婚，因为离婚在当时是最不名誉的事情，离婚会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吕大渝的婚姻，走到1980年最终还是维持不下去了。他的丈夫上演了人类最丑陋的一幕，向“组织”（几个人）揭发自己的妻子与日本人的来往。（其实只是和曾经在日本工作过的华人朋友的交往）事情的缘起是：1980年的一天，吕大渝按与顶头上司达成的共识自行补休了，当她从深圳出差回来，带着为女朋友捎的家具去女朋友家住了一晚。第二天，“组织”因为有事找不到她，竟然闹到要公安局对“失踪”的她进行“通缉”的地步。此时，单位对她的谣言铺天盖地，从生活作风、经济犯罪到政治问题，谣言漫天飞舞，顶头上司要求她“交代”她这一天的行踪，被她拒绝。“组织”调查她的问题，正是在这被冤枉和被逼迫的时候，她的丈夫和“组织”站在一起，向“组织”“贡献”了她与所谓日本人来往的“证据”，这大概是婚姻中最丑陋的一幕了。就因为他长期对妻子不满、嫉妒和怨恨，他就揭发了她，这让她义无反顾地彻底走出了第一次婚姻，这个长达12年，烙有太多时代烙印的婚姻终于走向破裂。06
吕大渝在这部传记里，写了那个荒谬时代和下放“五•七干校”的超强度劳动对她身体的伤害。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单位去郊区农村秋收的时候，为了表示惩戒，让她干和男壮劳力一样的活：扛又湿又重的打捆秫秸，刨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扛又湿又重的打捆秫秸，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龇牙咧嘴，但领导让她做同样的工作，结果只能是让她得了腰肌劳损的疾病。再加之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致使她的身体以后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维持太久。1974年，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年。在干校，她干过所有高强度的体力活。做很多人的饭，翻修屋顶，翻场、跟车、扛粮，甚至杀猪。那个时代，喊出的口号是“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妇女就在这样口号的绑架下，不由分说，和男人干一样的活。这种由于毛泽东曾说过的一句话，不分具体情况，让女性承担超强度的劳动，损害了女性的身体，但女性却不能说“不”，也不敢站出来提出质疑或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那个时代要的是大跃进，要的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全国一片激进声浪的裹挟下，在国家与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教育下，女性只能被绑架着长期进行超强度的劳动。后来发现，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都落下了程度不同的疾病。她在书中，写了一件让现在的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班长让她杀猪，而她竟然没有任何犹豫地接受了。然后做了各种功课，稀里糊涂地杀了一头猪，而且在杀猪的整个过程中表现的十分亢奋。其实在那个时代，对上级和领导交给你的劳动任务，很少有人敢提出异议和拒绝，那个时代没有个人的权利，只有服从。更何况在“五•七干校”时，她还没有脱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服从是唯一的选择。在那种“男女都一样”思想的熏陶下，女性的身心和神经，女性的头脑和审美，都变得粗糙和麻木。她们从没有思考过，所谓的“男女都一样”说的是机会与权利均等，而不是在任何事情上男女都一样，更不是在高强度劳动上男女都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对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根本不敢提任何意见，否则就会以政治的名义惩戒和打击、报复你，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的平等。那个荒诞时代是全国人民失去自我的时代。在干校一年的超强度劳动中，吕大渝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的头脑变得十分简单。在干活以外，除了吃喝睡的渴望，我没有任何需求。”改造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结果就是让他们变得像动物一样简单，这大概就是制定“五•七干校”道路人的初衷吧。
吕大渝（右2）与崔永元等人合影，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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