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张晓岚：往事回首月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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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晓岚，北京十九中68届初中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1978年3月考入武汉理工大学，著有《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管理》，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其父为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张世英先生。

原题

往事回首月明中

作者：张晓岚

关于文化革命开始的时间，有人认为是从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大部分人认为是从“5.16通知”开始。我作为一个北京十九中初中一年级学生，那年十四岁，真正感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来了是1966年6月1日。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4日工作组进校，开始停课闹革命。

这一停课，就停了十一年，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业。

7月份工作组因为执行错误路线撤走，文革进入了红卫兵运动时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红色恐怖运动进入高潮。那确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现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每每想起，仍然感到不可思议的惶恐。

两次记忆深刻的全校批斗会

大约是1966年7月至8月，我校革委会组织过两次批斗会，这两次批斗会都是以红卫兵战士们义愤填膺，上台殴打被批斗者结束，所以印象深刻。

第一次批斗会是在教学楼后边的花坛上搭了一个舞台，批斗对象是学校周边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和本校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每位被批斗者被两位红卫兵架着胳膊，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被批斗者的头衔和名字，所谓头衔都是写的什么“恶霸地主”“历史反革命”“走资派”之类的。

一开始只是附近公社的贫下中农和我校红卫兵代表发言控诉，随着控诉的调门越来越高，口号声此起彼伏，就有些红卫兵跳上台去，开始用皮带抽打，被打者嚷着叫着，倒在地上。我出身臭老九，在这种场合都是坐在最后排，实在看不下去，悄悄溜走了。

第二次批斗会是在礼堂进行的，情景大致相同，只是记得第一位发言的贫下中农代表，口气实事求是，比较温和，似乎只是批评教育之意，而后来上台的发言者又开始乱扣帽子，直到红卫兵跳上台，用军用皮带抽打，叫喊声一片。

我印象中，我校的打人事件在当时北京市的中学里是比较温和的。1966年8月，学校革委会组织我们去北京六中参观学习，六中墙上用被打者的鲜血写下的“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至今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十几岁时，有此经历，常常促进我读书、思考，在我的脑海里也因此常常会冒出一连串的问号。我常常想，年轻的孩子在受到宣传鼓动后为什么会丧失理智走向没有底线的极端呢？应该怎样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串联往事

2012年8月25日收到一条短信，内容如下：“沪杭武汉广州，北上韶山神游，追风少年往事，欲罢又上心头。”没有留名字，却勾起一段往事。

1966年8月刚刚开始大串联的时候，非红五类子女是不允许去串联的。我和应明都是从北大附小升入十九中的，我在初一.三班，他在初一.六班，出身都是北大的老师，只能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去西北旺苏家坨大队劳动。大约劳动了一个月，回到学校已经是9月底。

那段时间红卫兵都去串联了，学校里挺清静。国庆节后的一天，在校园里遇到应明，他见到我就说：“咱们去串联吧？”我说：“不会让咱们去吧！”我知道他父母也是老师，不是红五类，所以这样回答。应明是一个乐观派，他说：“咱们到革委会去问问，说不定能去呢。”就这样我和他一起去了革委会。真没想到，革委会的人同意我们去串联，当时就给我们开了介绍信。

1966年10月14日我们两人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火车上人挤人，两人座位坐三人，三人座位坐四人，走道上，椅子靠背上，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是人。想上厕所，只能到站停车后，从车窗跳出去，在车站厕所解决问题。列车开出北京，刚到天津西站就停下了，一停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困得不行，钻到座位下边睡了一觉。就这样，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天两夜才到上海。

在上海住了五六天，因为上海是海滨城市，自来水有点海水的咸味，很不适应，一到上海嗓子就疼起来。印象中去了复旦大学、大世界、外滩，6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既便宜又好吃，连着吃了几天。到杭州以后，我就发烧，淋巴结肿大，在医院打了几天青霉素才痊愈，脖子上终生留下了淋巴结。

我对杭州印象特别好，那真是一个大颐和园，山美，水美，人也美，让人流连忘返，至今难忘，应该再去看看。

离开杭州后，我们两人经南昌、武汉前往广州。在广州住在中山大学北边的一个步兵学校，每天坐车去市内中山五路一带转。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中山五路附近，我们去参观并留影，还去中山大学转了一圈。因为当时广州到长沙的火车是单线，串联的学生太多，车次却少，根本领不到北上的火车票。我们在广州滞留了一个月，最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徒步走到韶山，再从长沙坐火车去武汉。

那年我们14岁，初生牛犊不怕虎，说走就走。从广州到韶山，1500里，走了21天，其中在衡阳休息两天，在马田县城休息一天，实际走了18天。印象深的是从耒阳到衡阳132里，从一大早走到晚上十点才到。从那以后，走路对我来说真是不在话下。记得后来谈恋爱，第一次和女友一起散步，走了好长一段路，女友问我：“你不累吗？”我说：“不累，串联时，我从广州走到韶山呢。”之后一段时间，只要她走累了就会说：“欧，对了，你从广州走到韶山呢！”我一听到这句玩笑，就知道她走累了。

从广州出发时我给家里发了明信片，把我妈急得天天查地图，估算我走到哪里了，据应明回忆，他母亲也很着急，经常和我母亲联系，互通我们两人的信息。等我回到家，我妈给我看她写的路线图，问我：“我估算的对吗？”现在想起来，才能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

一路上的接待站很多都在农村，有一次是睡在只铺了稻草的床板上，搞得浑身长满虱子。若不是这次步行串联，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虱子是什么样子。

到韶山后，我们经长沙、武汉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21日，串联了2个月零7天。10月14日是穿着新买的涤卡中山装从北京出发的，回到家才洗，洗完就破了。

那天看到短信，立即给应明打电话，果然是他，让我回忆起这一段串联往事。

应明长征日记中的一页，虽然只是14岁孩子的日记，尚存有当年革命教育的痕迹，今天却显得异常珍贵

当年步行串联时，我和应明都写了日记，特别遗憾的是我的日记在下乡后丢失了。还好应明保留着他当年的日记，根据他的日记，我整理了从广州徒步到韶山的路线表：

虽然衡阳到韶山数据不全，但可以从地图查出是150公里。所以总计：749公里。

从1966年到现在，转眼过去了54年，我们都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变成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当年去串联，说是去革命，去经风雨见世面，现在再回望这段历史，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革那段历史只能说是一场闹剧吧。

赵岩

2018年9月我们中学同学聚会时，我忽然想起了文革前北京十九中总支书记赵岩，就问了一句：“赵岩还在吗？”不知谁回答说：“文革后她还担任过海淀区的教育局副局长。”我心中禁不住一阵欣慰，脑海中尘封的一件往事也打开了。

1966年6月1日文革爆发，6月4日工作组进校，开始停课闹革命，7月份工作组因为执行错误路线撤走，文革进入了自我解放的红卫兵运动时期。8月下旬我们部分同学去西北旺公社的苏家坨劳动，9月下旬劳动结束，回到学校，那段时间校园还是比较清静的。

当时的北京十九中的大门朝南，进校门右拐，校园东南角有两栋两层的高中学生宿舍楼，宿舍楼东边和围墙之间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路。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我从北边的那栋宿舍楼东边走过，发现学校总支书记赵岩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脸摔得像紫茄子一般。二楼窗口有两位高年级女红卫兵在对话，一人说：“她跳楼了，想自杀。”另一人说什么没听清楚。那段时间，学校开批斗会，赵岩经常是被批斗的主角，听了楼上两位学生的对话，我知道赵岩不堪忍受批斗从被看管的地方跳楼了，楼上两位女生应该是看管赵岩的红卫兵。“人摔成这样，也不送医院，还在那里若无其事地聊天。”我这样想了一下，匆匆离去，我知道自己出身臭老九，是不能随便说话的。

从那以后学校开批斗会再没见过赵岩的身影，但此事却深深地留在了我心里，我一直认为赵岩那次已经去世了。

52年过去了，那天聚会，当我听到文革后赵岩还担任了教育局副局长，特别为她高兴，人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强。

陆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陆平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征是陆平之子，我校68届高中生。作为最先被点名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之子，文革中陆征在我校也受尽折磨。

大约是1967年，军宣队已经进校后，一天早上上学，刚进校门，就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被打翻在地的同学，我挤进人群，发现被打者是陆征。一个红卫兵用脚踩着陆征的头，另外两个红卫兵在用脚踢他。陆征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我心里默默地想：“陆征如果是地下党，绝不会当叛徒。”

此事过去几个月后，大约是1967年底，学校让同学们在校门口欢送第一批赴陕北下乡的同学。当下乡同学都上车之后，我看到陆征剃了光头，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匆匆走来，最后一个上了去火车站的汽车。我心想：“离开也好，到了陕北可以不挨打了。”

53年过去了，常常想起陆征，希望他后来一切都好。

北大的武斗

1967年1月上海群众组织夺权，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夺权，一时间各地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为夺权武斗成风。

北大的两派是“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分别占领了北大南墙内的两座楼，印象中井冈山占了28楼，新北大公社占了28楼西边的那座楼，可能是41楼。站在北大南墙外的街上就能看到双方用自制的巨大弹弓向对方楼顶发射石块，有时还能看到墙外街上放置了钉有大钉子的木板，封锁交通，以便他们双方手持自制长矛杀来杀去。我从北大中关园去十九中上学，经常会路过北大南墙外，常常看到他们武斗的场景。

1967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多，我从十九中放学回家，路过北大南墙外，见路边躺着一位很胖的男子，上身光着膀子，穿着一条短裤，已经奄奄一息，没了知觉。路边有人在窃窃私语：“他就住在路边的那房子，因为支持井冈山，给井冈山送过饭，今天被新北大公社的人打了。”

说实话，文革武斗时期，这种打人的事挺多，见怪不怪，现在想起此事，真感到那是一个不可想象、无法无天的年代。

四五事件记忆

1974年我从东西湖棉纺厂机修车间调到厂工会工作，担任理论辅导员兼播音员。厂里原来的播音员是女同志，那段时间怀孕生孩子，我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还可以，所以就由我接替了播音员的工作。理论辅导员的工作主要是去区委党校听课，回厂后给各车间的理论辅导员讲课，印象中讲过《哥达纲领批判》和《儒法斗争史》等内容。那时候年轻，虽然自己只是一知半解，一讲起来却能讲近两小时，真是无知者无畏。对这个学习机会还是很珍惜的，听课、记笔记、备课，都很认真。

1976年12月31日作者（左）与王志通（中）合影

东西湖棉纺厂的副厂长王志通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我调到厂工会后和他接触多了起来。1975年他前往省轻工局任援外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援助尼泊尔建设棉纺织厂的工作。一天他回厂见到我，就问我愿不愿意借调到省轻工局去，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在北京接送来往北京和尼泊尔的援外工作人员，并去轻工部援外司办事。二是负责去北方地区各个纺织机械厂催货，让厂家尽快按合同把设备发往尼泊尔。

听到这个消息，别提多高兴了。那一段时间心情特别好，因为经常出差去北京，可以回家，加上王志通这人特别随和，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从来没有什么政治思想汇报一类的事，思想压力小多了。说实话，文革中，我更喜欢这样的业务干部，不喜欢那些整天空谈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

1976年4月2日作者在纪念碑前留影

1976年4月初，第五批援助尼泊尔技术人员将去尼泊尔，我在北京接送他们。首先是轻工部援外司领导要接见一下援外人员，交代出国注意事项，然后去做服装，最后在天安门留影。4月2日去天安门留影，正是“四五事件”前夕，纪念碑前已经放了很多纪念周总理的花圈，花圈上有许多纸条，写着令人动容的纪念总理的诗句和话语。围着纪念碑观看的人很多，还不断有人送花圈过来，那天已经能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4月4日我坐公共汽车路过天安门时，看到纪念碑附近的花圈和人更多了。我们4月2日留下的许多照片的背景，都能看到当时的情景。

我应该算是“四五事件”前夕，天安门现场情况的一个见证者。

张晓岚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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