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王南：秋去冬来的痛忆

作者档案

青年时代的作者
王南，1956年出生，1973年毕业于张家口第三中学高中。后经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招工、高考，1982年河北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大学任副教授。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所属自己专业的论文外还出版过《中日跨文化交际》一书。

原题

难忘的一段春夏秋冬

作者：王南

春

一年有四季，而我也可以把我的那段人生比作四季，但它的含义却全然不同。春天，那嫩嫩的小苗悄悄地从大探出她们的小脑袋，无忧无虑的享受着阳光和雨露，带着一丝暖意的春风拂过你的面颊像是大自然送给你的爱。我的童年也是这样：在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回到家，有和蔼的爸爸妈妈给我讲安徒生、格林的童话故事，那童话故事完全把我带到了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神秘的大森林里有女巫，但总会有仙女制服她，在你遇到困难时总会有那么多可爱的小动物来帮助你，英俊的王子会开着红帆的船去接那落难的公主，美丽的公主在迷路的时候总会遇到骑着白马的王子……那个年纪我还不懂得男女之爱，却相信那美丽善良的公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会有一位爱她的王子来救她。

尽管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如此美丽，但是，现实中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小学还没毕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被称之为是共和国的一次嬗变，它像洪水、像地震，震撼着、荡涤着每一个已是记事年龄人的心灵。还没完全从那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我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学校不再学文化课了，老师天天给我们念些根本听不懂的文章，也许是学校生活太枯燥，使我这个一向听话的小学生竟然萌发出逃学的念头。也许是上帝知道我快乐的童年将要被剥夺，先让我尽情享受一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逃学的日子有多么快乐。

我父母是中学教师，家就住在校园里。那时的校园里，有一大块园地，里面有蔬菜，有杏树、桃树、桑树，还养着羊、鸡、兔。我先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半道就返回来，一头扎进那园地，也许生性就喜欢大自然，我可以在里面一玩就是半天，本来园地是不可随便进入的，但那时好像所有的人们包括我的父母都在忙着干一件事——“革命”：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今天是这个人的，明天是那个人的，还有谁去关心那园地，我爬到杏树上吃杏，我知道哪棵桑树的桑葚最甜，我跑到鸡圈看公鸡打架，还看见兔子窝里生出的小兔子像没毛的耗子。最开心的是到羊圈里骑羊玩，真没想到我第一次骑的是羊不是马。那一段生活是多么开心，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自由自在；像花果山的猴子无忧无虑。也许是历史对我开了个玩笑? 在把我拖到黄连水里之前，先把我放在蜜罐里蘸一下。

夏

这一个夏天好长，好长。一过就是近十年啊，之所以称之为夏，是对我自己而言。那个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啊，多少物种靠太阳生存，享受着阳光雨露，而我这样的物种则要被炙烤得体无完肤。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在燃烧着，我所住的校园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字报一层压一层。最先是批判当官的，校长之类的人的大字报最多，但那火焰之大，火焰之广，最后谁都可能被烧上一把，最关键的是那个社会开始划分阶级了，出生好的人一下子变成龙，出生不好的人自然就变成虫，父亲的家庭被定论为资本家，母亲的家庭定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成分自然少不了大字报。

我记得父亲最早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母爱如毒蛇》。那时父亲教高中，还是班主任，班里有一名男学生家庭贫困，但学习特别好，很有考上大学的希望，却因学费差点要辍学，父亲常常资助他的学费，于是就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但中国人有习惯平均主义的文化，有利益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有也就不容易引起纷争。

同样，大字报，一个人有，如果别人也有，也就不足以引起恐慌。说我的父母有些书呆子绝不过分，一场震撼亿万人灵魂的狂风暴雨来临了，可他们却丝毫没有政治嗅觉，他们没有搞明白这场革命是讲阶级的。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种激情，或是一种心灵的膨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大革命中去。也就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增添了那凄苦的一页.有些事情，你觉得它已离你很远很远,然而蓦然回首,又清晰地好像就在你眼前……

我的家被抄了

那个年代如果谁不参加运动，自己都会觉得有问题 。革命在进一步升级，记得有一天，我还和小伙伴们在校园里玩耍，看到一堆学生围了个圈，那时他们已成了红卫兵了，他们都在向圈里喊着什么，我登上后边的石头往里一看，红卫兵把学校的校长的头按的低低的，一个红卫兵正用皮带重重的抽在那个校长的身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人狠狠地打另外一个人，不由地  “啊呀”喊了一声 ，顿时一圈人的头一下子抬了起来，用质问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 ，你敢同情这个阶级敌人?

幸好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一看是个小孩子，他们又去继续他们的斗争。至此已不是大字报的斗争了，文斗开始转向了武斗。学生教师都纷纷成立战斗队，记得有一天，一个我认识的中年女教师，在我家坐了很久：“老王啊这可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呀，你不出来干谁干呀，你应当把你的才能发挥到这场革命中来……”就这样父亲被推举当了教工战斗队的头头。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的愚，又是多么的忠，自己出身不好，还敢跳出来革什么命？何等的自不量力啊。各种战斗队整天跟随中央批这个斗那个，父亲的那个战斗队也在办小报写传单，忙得不亦乐乎，我还帮着他们去散发传单，我背着一个大书包，在大街上把传单向天上一撒，雪片一样的落下来，顿时就有人蜂拥而至把这些传单抢个精光，我顿时觉得我伟大起来，我这么一个小姑娘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众多的战斗队最后形成了两大派，各持观点不同，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越斗越烈，一场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了群众对群众的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也许是中央也看到了这种事态再不能发展下去，于是，解放军工作组被派进了各个单位，学校是重点。

军队进驻到学校和各个单位就是要平息日趋激烈的两派斗争，而当时负责华北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明确地对张家口的两派做出表态：“联总”是正确的；“红革司”是错误的。那年头在这个城市的人谁不知道这两大派呢？这一招真灵，两派的斗争平息下来，按中央的指示各单位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组找到了父亲，对他说因为他是个有影响力的人，只要他能彻底承认他和他这一派是错的，就将他吸收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几次谈话都没有成效，父亲坚持他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出来革命的，他说他可以服从革委会的领导，但不承认自己是错的。

有时性格也是导致悲剧命运的一个根源。父亲是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又是个毫无心计，不识政治风向的人。工作组要他揭发别人，同时也要别的老师互相揭发，他就是一字不写。当时工作组对每个人都说 ：你是受蒙蔽的只要你彻底揭发出别人，揪出真正的反革命，就说明你与错误划清界限了，就没事了。这种“引导”对很多人起了作用，那个当时劝父亲出来革命的女教师马上出来反戈一击揭发父亲。而我父亲却执迷不悟。

我记得那一次他从工作组被谈话回来再不是平常那种平和的表情，他的嘴角青了一块，他的表情严肃得有些可怕。记不得他和母亲说的每一句话，只记得大体的内容是工作组突然拿出了很多揭发他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想不起他说过那些话，还天真地让妈妈帮他回忆，自己还说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其实那时工作组就早已把他定为阶级斗争的靶子了。

之后每次父亲被叫到工作组去，我们都捏着一把汗，提心吊胆地等着他回来，那场大革命真是一场人的灵魂的大亮相，曾经是朋友、同志或那时称为战友的人，会一夜之间友情可以荡然无存。友情不在也罢，可怕的是他们还能无中生有地揭发出好多“材料”。我和妈妈期盼着工作组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可是情况却在一天一天地恶化。

那一晚上的情景永生难忘：父亲依然很晚才从工作组回来。平安地回来了，这一晚上总可以安心睡觉吧。可那晚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砸门声惊醒，还隐隐约约听到有很多人的说话声，父亲赶忙穿衣起身到外面,一会就进来了，叫我们赶快穿上衣服到外面去，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敢问，出去一看，一伙红卫兵等在外面，叫我们站在门口不许乱动，这一伙人就进到家里开始翻腾。

那天外面一片漆黑，因为是半夜周围没有一点灯光，倒显得我家的灯光明晃晃的，天气并不冷，我却在黑暗中发抖，我看着那些红卫兵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抖落出来，还不断地发出声响，随着每次的声响，我都不由得随之震颤一下。还清楚地记得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斧子在砸一个凤尾鱼罐头，他们好像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怀疑里面藏着什么罪证。所有的抽屉和柜子都被打开，东西扔了满地。

我已记不清我后来是怎样走回那个已不像家的家，我被这突然袭来的事情吓呆了。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从那天起我真正地告别了我的童年。

阶级斗争展览会

那次抄家之后，工作组对父亲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了。不几天，校园里到处都贴出了醒目的大标语，“ 揪出我校的反革命分子XXX！”“打倒 /XXX !”我从家走到校门口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原来只有我自己知道父亲在挨整，可现在那些醒目的标语向社会上宣告了一切。我不敢抬头直视那些标语，可我的余光还是无法躲避开。一个字就有一个方桌那么大的白纸黑字，名字上被画上大红叉，让人感到一种血淋淋的恐怖。

那天晚上妈妈回来一进门就哭了，原来她回来的那条路上也贴了那样的大标语。是啊，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让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呢?那时一家人的心情真不知怎样形容才好，惊恐，难过，不知所措……

那时的口号是：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要掀起阶级斗争新高潮!要斗争，斗谁呢?要掀起高潮，从哪掀呢?这一切都是策划好了的。那次抄家究竟抄走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也不太清楚。直到后来的一天我才知道了。

我所在的小学离的最近的中学就是我所住的中学校园。小学同样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小学要去参观那所中学办的阶级斗争展览会。一听到这个消息心就开始怦怦跳，我预感到了那将要发生些什么，可我又能怎样呢，我像洪水中的一片叶子，我没有任何抗争的力量，我只能任其将我摔打、碰撞。

我随着班级的队伍走进了那所我不知进进出出有多少次的校园，那所曾经给我留下美好童年记忆的校园。那间展览室并不是很大，随着“全体坐下”一声口令我们席地而坐。我悄悄的环顾了一下展览室，看清了第二个就是父亲的专栏，讲解员在讲解第一个的时候，我几乎没听进去，只记得好像是在讲一个“历史反革命“，那时有一句流行语叫：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在一分一秒地等待着众人会突然明白有一个混蛋就在这里，他们会怎样对待她呢? “看! 这就是我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 ! ” 讲解员手里的那根教鞭啪的一声指在被画得走了形的父亲头像上。

父亲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按他自己想法是长在红旗下，他们实在找不出他的历史问题，那么就只有现行的了。既然他那派不是解放军支持的那一派，也就是与解放军对立的一派，对立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这就是他们定罪的逻辑。“看! 这就是他们全家！”讲解员以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来表现出她的革命斗志，而每一句解说词都像扎我一针那般疼痛，我还是一个完全依赖父母的孩子啊。一张我们全家的照片，同学们认出了我。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开始回头看我,我的目光不知该往哪里放，我像一只误入了其它动物群的可怜的动物，不知该向哪里躲藏。 

那次展览会上的实物就是抄家时拿走的，除了相册以外，有十几筒挂面，解说员说是贪污国家的。是啊，那时很多人家里都吃窝窝头，你家搜出这么多挂面，自然是让人无法平衡。一架旧照相机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一打白纸，说是贪污国家的纸张，后来才知道是父亲打算印卷子的纸，还没印，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还有一些东西已记不清了，但只要能挂上边的，都被搬来了。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展览室，只记得以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秋 

我怕人

谁会怕人呢，只有老鼠才会怕人，不是有句话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我那时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滋味。在我所住的那所中学里，经常会感到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经常会碰到那种视我为一种异类的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幸灾乐祸，有歧视，有好奇，有鄙视。按那时的是非观念,这是很正常的。在小学里，班里已有些同学开始不怎么理我了，有的小男孩还突然跳到我面前冒出一句：你爸是反革命! 然后立刻跑掉。

有一件事总让我无法忘记，那一刻难过的感受好像在心里烙下了一块伤疤。我从小是个爱唱爱跳的女孩子，而在文革中又兴以文艺形式来表现革命，我那点小才能得以发挥，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我和同学们又唱又跳，还可以编出好多节目来，不管质量是好是坏，当我站在台上表演，而台下有黑压压的一片人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得意的不得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看了展览会的第二天，在上厕所时碰到了班的一个女孩子:“你被宣传队开除了”，她若无其事地扔下这句话，系好裤子就走了。而我却像挨了一闷棍，手里抓着腰带，在那愣了好半天。事情过去好多年我仍做着同一个噩梦：我被宣传队开除了，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那么大。

宣传队不要我也罢，可我还是不得安宁。一次班主任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班主任点名叫我解释“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我想这是很形象的解释吧，可我真的捅了马蜂窝。那个班主任姓李，现在还记得她的面孔，她当时满脸皱纹却还梳着两条辫子，小眼睛细长，薄薄的小嘴。“让我们来分析分析XX的解释吧！”她那小嘴一撇，表情就好像很得意地抓到了一个贼。“你们想一想好人会去捅马蜂窝吗?而毛主席在这里指的是起来革命的农民，而XX却把他们比作是捅马蜂窝的人，想想看她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不是阶级烙印又是什么?”

在她的煽动下，班里开起了批判会。我真不知道她的心为什么那样狠，她难道不知道那小小的年龄已经在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在若干年后，市级劳动模范的橱窗里看到了她的大照片，还是那副模样：小小的眼睛，只是两个眼角更向下垂了，还有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当时，好多同学都响应号召，纷纷起来“批判揭发”，我像置身于寒冷中没有毛的丑小鸭，周围的鸭子却在拼命地啄我，要把我轰出这个群体。

放学后几乎没人理我了，我迈着机械的步子往回走，突然听到一个不高的声音在叫我,回头一看是班里的一个女孩,她一脸的善意，主动和我说话,陪我一直走到该向她家拐弯的时候才分手。她对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已记不清。但在那个自己都觉得灰溜溜，万般尴尬无奈的时刻，只有她一个人还敢和我说话。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在班里学习不好，家里也比较穷，很少看到她穿什么好衣服，以前很少在意过她，但就是这个我没在意过的女孩,在那寒冷的空气中给我带来了一丝温暖，那是多么的宝贵!那时只有满腔的感激，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多少年过去了，那一丝温暖我不曾忘记，多想再碰到她，真诚地对她说一句“谢谢”。

文革在继续着。对父亲已不限于让他写认罪书了，批斗会拉开了序幕，无疑父亲的事态的发展牵动着全家，一有批斗会，我和母亲都胆战心惊。那时小学经常有不到校的时候，碰到有父亲批斗会的时候，更不敢出门。我家离会场并不很远，所谓会场就是学校的那么一块空地，我怕听到从批斗会那里传来的口号声，却又屏着呼吸使劲听着。学生一被发动起来就没有轻重，我在想象着那些红卫兵像开始打那个校长一样把拳头重重地打在父亲的身上。后来有一次父亲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打他最凶的就是那个他资助过的男学生。

母亲仍然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盼着那批斗会快点结束，我不敢从窗户里向外张望，怕别人看见我。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家门的下半部因外面的风吹日晒，裂开了许多小缝，冬天怕进风，用纸糊上了，我把纸撕下来，从那些细小的缝里就可以看到外面。快到中午的时候，心情就格外紧张，希望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却又怕他出现，因为他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可我还是从门缝里向外看着，经常看得脖子和腿都酸了……

曾经像雏鸡一样可以躲在父母的翅膀下享受那温暖的呵护，但是突然那翅膀被撕碎。残酷的生活逼着我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我开始学会了煮挂面，现在还能想起那时的一个情景，一锅挂面在炉子上咕嘟咕地冒着白泡，我就守着那一锅被煮得糊糊涂涂的挂面等着父母回来。

后来家被勒令搬到了学校的最后一排的一所房子里，虽然是一间以前放工具的房子，但我却暗自高兴，因为这里人少多了，我怕人，我怕那些不友善的目光。可生活在人的社会里又怎能避开人呢？以前离水房很近，可搬家后就远了，我不得不担负起往家里挑水的任务，重重的两桶水，压在瘦弱的肩上，开始只能摇摇晃晃挑一段，再放下来喘喘气，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挪回家。慢慢地竟然可以把那满满的两只铁桶的水一口气挑到家里。

两桶水的压力可以承受，但来自于人的压力是那么痛苦。以前大院里和我玩耍的小朋友不再理我，不仅如此，有些孩子还来欺负我，有几次他们发现我去挑水，就躲在我回来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来，向我的水桶里扔石头，扔沙子，他们还在旁边又跳又叫。我哭着把水倒掉，挂着两个空桶回到家，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记得父亲很痛苦地抚摸着我的头，一个劲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可我能说什么呢。那个年代好像可以使许多人身上潜藏的恶的一面都发挥出来。通常，无论在外面受到多少欺辱，我都是使劲忍着不在父母面前流眼泪，他们心里一定很苦很苦。有些事情，有些感受，他们现在可能都不知道。

有一次，一个孩子竟然把水从我的头上倒下来，兔子逼极了都要咬人,那是我第一次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打了一个人,那个孩子当时就哭了,而我也吓傻了,我一个阶级敌人的孩子打了人,如果这孩子去告了,会不会马上给父亲加罪,红卫兵会不会来打人？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总算过去了,可我真的像老鼠一样更怕人.我尽可能地晚上去挑水，白天出去也是尽可能找没人的地方。

我无法忘记那时给过我欣慰的一个伙伴：一只猫。

以前我和小伙伴捉迷藏时去过大伙房的后院，那里堆满了淹咸菜的大缸。如果说那时我还有出外玩的时光,那里就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人,就在那里认识了一只猫。

一次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小院的台阶上，从一个破烂的窗户里传来猫的叫声，顺声望去，一只狸花猫，从窗户里伸着脑袋，喵喵地向我叫着，啊，有“人”和我说话了！而且我感到了它的友善，我也学着猫叫，做手势叫它过来。那只猫真的小心翼翼地靠近我，最后终于坐到了我身旁，我们就这样坐着，坐着…….也许我太孤独，也许那只猫也孤独，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却有着相互的信任。我们谁都不会伤害谁，至少这一点是双方都明白的。

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到那个无人的小院里去，我一叫那猫就会出来，卧在我身旁。我和这只猫，闻着从咸菜缸里散发出来的淹咸菜味，看着小院上空的那片蓝天，看着缸与缸之间的蜘蛛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每次我一起身要走，它就发出哀伤的叫声，我的心就软了，它不愿意我离开它，我又坐回来，就这样每次离开那只猫都要走好几回才走得了。谁能知道，那个年代，我和那只猫坐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最惬意、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光呢。

冬

春天前的寒冷

那个并不愉快的小学时代终于结束了。但等待我的却是更可怕的体验。

当时的入学政策是就近入学。无疑我将要进到我父亲所在的那所中学。可以想象，我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自从家里出事后，我好像长大了许多，我从不向父母提出任何为难他们的要求。可这次我求母亲去把我转到别的中学。母亲去了教育局，但她带回了坏消息：我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记得当时我什么也说不出，眼泪默默地流个不停。因为我知道我将要硬着头皮去面对那将要发生的一切，要再一次面对更多的带芒刺的目光，要再次体验像在更多的人们面前被脱光的那种残酷的耻辱。

刚一入中学，就是由班主任介绍全校的概况，当然也包括阶级斗争新概况。我的班主任偏偏是我父亲教过的一个高中毕了业的女生。那个过去的和蔼的大姐姐，曾经给过我气球和糖果的大姐姐，也是父亲得意门生的那个大姐姐。她在讲述阶级斗争概况时，毫不留情地讲述了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好在当时同学们还不知道我是谁。而我却每天胆战心惊地，等待着自己“现出原形”。用不了多少时间，同学们就开始知道了。因为我住在这个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早就知道我是谁了。他们好像乐此不疲地要告诉我们班的同学：那个谁谁谁的孩子就在你们班呀。也许是到了中学，孩子们都大了点，同学们没有直接地欺负我。

最可怕的是批斗会。虽然那时批斗会已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但隔一段时间还是要进行。还是在那块场地。不一样的是，以前我躲在家里听，这次我却要亲临现场了。我在下面的滋味也不比在台上挨斗的父亲好多少。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坐在我前面的人不断地回头看我，特别是在喊口号时，好像是谁下了命令，大家齐刷刷地把头转向一个方向，那目光如同激光一般射向一个点，那个点就是我！

那众多的目光似乎能成为一种能量，使我感到战栗，那一刹那我似乎失去了感觉，人们在看我是不是也举起手来，喊打倒谁谁谁。我不知道那几秒钟是怎样度过的 ，只记得我机械地举起了手一起喊口号，我下意识地觉得这样别人就抓不到我什么辫子。

那样的批斗会经历了几回，,我也就成了“名人”。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必须谨小慎微，就连念报纸也不能念错一个字，否则就有阶级烙印之嫌。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真是一点都不假。好像我是个有罪的人，必须得赎罪，在各方面都得好好地表现。我住在学校里，冬天六点多钟，天还是黑黑的时候，我就到教室去为大家生炉子，生着了炉子就开始扫地，当我扫完了地，教室也充满了暖意时，同学们才陆陆续续地来上学了。慢慢地我的行为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特别是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他们没欺负我反而表示出了对我的同情。那点滴的同情都在温暖着我的心。

不久，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解放军撤走了,工人阶级队伍进驻了学校.说是帮助复课闹革命。同时学校这块领地也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对我和我家是有利的，至少是复课在先，革命在后。批斗会少多了，有一次的批斗会,像是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已经历了八十难,佛祖一算该九九归一还缺一难,于是又给他们加了一难。我这一难到现在也不知是谁给加的，但也可以算上是最后一难了吧。

记得那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那真是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班主任告诉我最近要开一次我父亲的批斗会，要我在批斗会上作批判发言，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愣住了，但那时毕竟文明多了，班主任在等我的回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让我在众人面前上台批判自己的父亲，我一下子怎么能接受得了。当时僵在那里，班主任只好让我先回去。

不久工人辅导员又找我去谈话。是他应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策略，我被说服了。他说你父亲有可能被解放，你去批判发言，会对你父亲有好处的，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爱我的父亲。当时我就想，只要是对父亲有好处，就是刀山火海也要。接下来就是写批判稿的事了，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反复地斟酌那篇批判稿。写得轻了，会说我阶级立场不坚定，写得太重了，我哪来的阶级仇恨，又怎么念的出口？研究了一晚上总算写出了那篇批判稿。现在想起来，怎么就没有把那篇稿子留下来呢？那对我家来说这可算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稿了吧。

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想着第二天我去台上批判自己父亲的情景，又盼着时间快点走，赶快度过那一关。

一直紧张地等待那个时刻。我记得那次批斗会不是在院子里,而是在一个很大的阅览室里。谢天谢地，也许那时已到了文革的末期，已不像开始那样随便打人了。否则我该怎样面对那样的惨景呢？我一直在做着精神准备，但还是紧张得要命，,终于点到我发言了，当我站起来，走到台上的那一刻，整个会场一下子变的出奇地安静，空气好像凝结不再流动。

我看不清父亲的面孔，他弯着腰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鼓起勇气,终于念完了那篇我在下面念过多少遍的批判稿。记不清我是怎样走了回去，只记得当时想的就是：天哪，我总算过了这一关！

再后来，父亲被划为“可以改造好的好人”而被解放了。宣布的那一天，我没有惊喜，没有狂欢，近十年的那个重重的磨盘，当它被拿走的时候，我的心已失去了弹性，没有了反应。不知过了多少年，我才慢慢走入了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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