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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家丨王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启示
王康，1949年出生，重庆人。民间学者、思想家。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重庆陪读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2020年5月27日在美国去世，享年71岁。
原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启示
演讲者：王康
1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也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1513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英王享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法国籍犹太人）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左拉说，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愧于此的。
西方到上世纪60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等，到了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有一个梦。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1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仲。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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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36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年9月30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25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着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19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50岁的内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19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就是一个罪人，他50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托尔斯泰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民意党人称呼亚历山大三世为皇帝，但是托尔斯泰写的是“我的兄弟”，显然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写的这封信。他说如果你把这5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30个、40个、50个、500个人替补他们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陷入血泊中。
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俄罗斯。
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俄国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我稍微岔开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世界的命运，其实系于一念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矛盾、斗争不是利益决定的，最根本由人类意识决定的，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如果这样决定了，他是俄国最高统治者，没有人会反对他，他作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独生子，如果放了这些杀人犯，赦免了他们的罪名，我们可以想象，在世界的历史上，不管是法律、道德还是宗教、灵魂方面，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完全可以延续到上世纪。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聪明与否，他们统治的艺术高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深刻、最先进、最无私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俄国革命之后，旧的沙俄帝国的乌托邦完全被粉碎掉，一种新的、企图一劳永逸地指明俄国历史命运和道路、乃至全人类解放方向的救世主义诞生在俄国，那就是十月革命的到来。
3
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斗争，人类的真理将全部实现。我们在童年、少年，甚至是中年时代，是相信这个时代的，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个最后的真理。
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下台？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人为苏联的解体，为苏共的下台，流一滴血，如果这个制度、这个党还代表着俄罗斯的利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那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肯定会起来捍卫它，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世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种逻辑。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整个西方的武装干涉，同时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责备和怀疑，尤其是第二国际的批评。德国的共产党领袖、烈士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这本书早被翻译成中文，里面说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
列宁本来很欣赏卢森堡的，但是他不能接受这个批评。其实对俄国革命真正担忧的恰恰是列宁本人。列宁1922年12月23日在重病当中写了几篇文章，被称为是列宁的遗嘱。其中一篇是关于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行，关于党的团结和关于党的未来，这篇文章公开提出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ZSJ位置上撤下来，因为这个人太粗暴，而且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列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以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洞察，他应该知道限制无限的权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个人私信，要求他对列宁夫人赔礼道歉，否则就断绝个人关系。但是列宁这封信，始终没有成为苏联共产党往前走、成为改善自己的公开的声音，这是天大的遗憾。如果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我相信俄国的道路会不一样。
对苏联问题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个人认为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是死在斯大林的手里。
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酗酒如命的人，斯大林念了六年的神学院，完全不懂外语，短期地出过一次国门，这样的一个人把布哈林送进监狱。
布哈林是1938年3月14日和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未来党的领导人会为他平反昭雪。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18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
这封信穿越历史的隧道，那真的是太艰辛了。1988年2月4日，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日，苏联科学院正式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谓，苏共检察院为他正式恢复党籍。
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面向全世界的宣告，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这个时候有一位名叫安娜的老太太，布哈林的遗孀，已经84岁了，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了60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在精神上有一点，他们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
我们可以看出来，俄国那些公开发声的人很天真，但是他们很深刻，他们两手空空，他们很无助，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很坚强，他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西方资产阶级聪明，西方资本主义没有被摧毁，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制度，可以倾听不同声音的制度。
下面我们要走到谜底看一看。如此强大、光芒四射的、全世界无与伦比的苏联，为什么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突然戏剧般地坍塌了？
我曾经在风凰卫视作过一个演讲，有一个对比。有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列宁曾经有一幅画《不期而至》，构图很简单，黄昏时分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做饭，两个小孩在做作业，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男人，他就是十二月党人，他刑期满了回来了。真的是满脸沧桑，背着一个包袱，但是他的眼光里传达出来的，绝对是一个十二月党人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他的理想仍然保存着。
是什么力量让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不仅没有造成灾难，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这十几年里人类GDP的增长是1.8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对全世界、欧洲意味着什么？还有北约的东扩，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都是拜苏联解体所赐啊。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
我觉得从精神上看，就是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驱们，殉道者和圣徒们那里，所得到的对正义的追求、对良知的坚持、对爱的坚守没有放弃掉，就是俄国的那些先知、圣徒们他们所书写的文章，他们对俄国的关心、俄国的忧虑、对俄国的祈祷和忧虑，这些东西让俄国人在精神上坚不可摧。
俄国的乌托邦惨败，它的启示是全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军事专制主义在俄罗斯统治了240年，并给俄国带来了深厚的、致命的、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这也是斯大林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源泉。俄国受东方的影响，这个东方绝对不是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愚昧传统，从来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正面的东西。苏联乌托邦的失败是全人类的失败，苏联乌托邦的悲剧是全人类的悲剧，苏联的启示是全人类的启示，我们应该以敬畏和谦虚的心看苏联。
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1994年苏联一个作家，在被驱逐二十年之后回到苏联，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跪下来亲吻俄罗斯的土地。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俄国上世纪是失去平衡的世纪，是非常可怕的世纪，但是指引我们民族心灵的那颗星星还在，还在闪耀着高贵的光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民间思想家王康：从来处来，回去处去
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王康：大写的民间知识分子传奇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