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平，1949年生，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在内蒙古插队，后在北京做内科医生。1988年赴美自费留学，获夏威夷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93年与朋友在西雅图合创生物技术公司。2015年退休。本文是她为父亲崔月犁写的传记《我的父亲崔月犁》中的一章。
原题
中国现代战争版“空城计”
导语：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河北平山县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西柏坡。西柏坡位于滹沱河畔，距一年前被我野战军攻克的石家庄150华里。众所周知，这里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心。世人未必知道的是危急时刻中共统帅部在这里上演一出现代“空城计”，成功挫败敌方偷袭，而这一妙计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中共强大的情报系统和忠诚的无名英雄。本文讲述的就是它背后的故事。
1948年，崔月犁[1]在北平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21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投诚。至此，东北三大战略要地只剩沈阳还在国民党手中。蒋介石坐立不安，由沈阳飞抵北平，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密商后决定派重兵偷袭石家庄。他们推测中共统帅部就在那一带，为此布置活捉毛泽东。23日，傅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行动计划，对内代号“穿心战术”，对外佯称“援晋兵团”，行动时间定在28日。之所以有“援晋”一说，是因为傅作义的老上级阎锡山所在的山西省会太原已被华北野战军包围，此举可缓解太原压力。这时，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华北野战军开赴外地，石家庄一带兵力空虚，中共中央处境万分危急。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的职青部在傅作义部下身边安排有情报员刘时平[2]，公开身份是《益世报》采访部主任。该报号称“民国四大报”之一，民国初年由天主教会创办，在平津地区影响很大。这一职业掩护对他很有利。刘的上级是职青部支部书记李炳泉，李的上级是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刘时平是绥远[3]人。傅作义长期经营绥远，部下有很多该省人士，和他交往最深的有三个绥远老乡：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大队长杜长城、宪兵第三营营长刘建龙。四人关系密切，每逢相聚必定开怀畅饮。10月17日蒋介石一到北平，城工部就开始关注其动向。23日一早，刘时平发现“剿总”西郊总部突然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上午十点刚过，军事要员鱼贯而出，听说刚刚参加了一个极为机密的小型紧急军事会议。此时锦州已被攻占，“剿总”在取消援锦计划后反而突然紧张起来，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他的注意。当晚，刘时平约鄂友三、杜长城和刘建龙到西城养蜂夹道附近第十二旅驻北平办事处小聚。这三人目前划归傅作义指挥，但都是蒋介石嫡系。自从1926年阎锡山进驻绥远后，历任省主席都是包括傅作义在内的山西人。绥远人对“晋人治绥”素来反感，刘时平就用这个话题煽起他们的情绪。刘时平边斟酒边与鄂友三搭讪。三杯酒进肚，鄂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失去锦州后，蒋委员长很不高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就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为兄的就要大显身手了，让他们看看咱们察绥人的厉害！”刘听了不禁大吃一惊，但立刻又镇静下来。为了解更多的情况，他继续和几位杯来盏去，尽管自己又困又乏，但必须赶快向李炳泉报告。趁鄂友三昏睡未醒，他起身向杜长城和刘建龙告辞。
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北平职青支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平
这时已是10月24日凌晨。冷风携着细雨吹打在刘时平脸上，他顿时清醒了许多。记得喝酒时，杜长城说爆破大队已经在西直门站装车待发。为防有诈，刘时平决定亲自核实。他大步流星地来到西直门，凭着采访主任的特殊身份顺利通过了盘查。进站后只见站台上军人来往匆匆，满载军事物资、车辆和马匹的列车已经进行了伪装，正待命出发！刘时平巧妙地弄清了部队番号、列车的发向和开出时间后，急奔《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自己的上级李炳泉住处。
24日一早，崔月犁收到李炳泉紧急情报：傅作义下令偷袭石家庄，军用物资正在西直门火车站装运待发。情报送到时不是电台规定的发报时间，但他感到事关重大，必须分秒必争尽快送出，于是果断命令秘密电台破例在非规定时间发报。急电立即发到沧县泊镇城工部部长刘仁处并转到华北局、华北军区和中央驻地西柏坡。城工部系统电台第一个送出了这份紧急情报，电文内容的真实性随后被来自社会部系统的甘陵情报组和打入保密局石门情报站的李智进一步证实。由于电台故障，甘陵情报组只能通过交通员传递这一情报，送到根据地河北定兴的时间是24日上午，再用电话向华北局社会部报告；李智的情报则是通过在石家庄的中共领导机关转达的。
北平《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北平职青部支部书记李炳泉
崔月犁决定发出这份情报时，并不知道党中央面临的险情。当时石家庄并无部队驻守—为了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几乎把所有军队调上了前线，就连中央警卫团都被派去打太原了。西柏坡只有一个警卫连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一千人。而傅作义十万机械化装备的部队已经出发，正在向保定集结。保定以北的铁路线基本为傅部控制，如果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不顾一切地突进，三天之内即可抵达石家庄。华北野战军主力远在平绥线，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南也需四天。也就是说，驻守西柏坡的这一千人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范围内阻击敌军三天以上，等待主力部队赶到。一旦敌方得知中共中央准确驻地，西柏坡危在旦夕！双方力量太悬殊了，最坏的情况是增援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敌人就到家门口了。《胡乔木传》提到，10月25日晚，中央军委收到城工部紧急电报时，周恩来正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收到的电文是：“蒋介石坐督北平，欲动用北平、太原十多万兵力四面包围，突袭冀西……”据《周恩来传》记载，周决定党中央马上做撤退准备，并急命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立即向保定进发，第三纵队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往望都；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迅速进入冀东，威胁北平，迫使南下的傅作义部回头；同时，连夜调中央警卫团乘火车赶回西柏坡。虽然周恩来部署完毕，但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需要时间，不测随时可能发生。于是，毛泽东演了一出“电报退万军”的现代版“空城计”。他立即布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胡乔木写了一篇题为《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电讯，马上向全国广播，彻底揭露傅作义的偷袭计划。兵不厌诈，两天后，新华广播电台又以更强硬的口气发表了毛写的电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紧急动员一切力量迎击匪军进扰》。该文称：人民解放军对傅部偷袭计划了如指掌，目前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傅部。10月31日，毛又写了新华社评论，嘲讽敌人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还想偷袭石家庄，还想不想要北平？根据《胡乔木传》记载，那段时间毛泽东和胡乔木为吓退傅部而发的电讯稿或口播稿至少有六份。
蒋介石、傅作义听到上述消息大吃一惊。随后，偷袭部队报告说受到狙击，寸步难行，到处是地雷，建议停止进攻。傅作义急令刚刚集结的部队撤回北平。需要指出的是，傅部并非不堪一击的弱兵，而是堪称骁勇的劲旅，不但抗战时屡挫日寇，1946年大举进攻晋察冀，夺取张家口，给我军造成不小损失。整整两年过后，国民党江河日下，傅部锐气不再，兵无斗志。对手的迟疑和慌乱为毛泽东赢得时间。偷袭部队在回撤途中遭到了增援西柏坡的我军先头部队截击，损失官兵三千七百余人及大批战略物资。11月1日，蒋介石和傅作义才搞清，中共中央就在距石家庄百余里外的西柏坡且无重兵守卫！战机已失，后悔莫及。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傅作义，都没意识到偷袭石家庄行动失败不只是损失了兵力，最大的危险是提醒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在平津地区就地解决傅作义。就在这次调兵驰援时，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按周恩来急令秘密入关到达蓟县，处于分割北平和天津的极为有利的位置，从此摆下平津战役最重要的一枚战略棋子。
毛泽东就揭露偷袭行动口播稿致胡乔木信
其实，除了刘时平——李炳泉这一渠道，北平地下党至少还有三个情报来源证实偷袭计划。其中一个是崔月犁单线联系的负责军事策反的王甦从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赵龙韬将军处获得的。据王甦回忆：“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了傅作义准备偷袭西柏坡的情报。”
赵龙韬将军
另一个情报来源是一位名叫孙冠的列车调度员。他是地下党铁委（铁路委员会）的，对铁路系统的调度情况，如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多少罐车，车上装些什么都了如指掌。王甦每天把孙冠密写的调度情报交给崔月犁。还有一个更为隐密的情报来源，是采访过崔月犁的作家赵立中在他书中提到的潜伏在保密局北平站里的一名城工部地下党员，代号608。蒋介石到达北平，608受命做警卫工作。他注意到蒋和傅作义召开了一个非常小型的秘密军事会议，继而又从北平站情报科长只言片语中推测出会议内容与偷袭党中央所在地有关。这份不太详细但份量很重的情报通过秘密交通员送到西单商场外吴宽德摆的移动烟摊，那里正是崔月犁领导的地下电台情报交换站。
为核实情报发送的真实性，笔者本想查找当年的电稿，看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走出硝烟》一书后，才知道已经没有必要了。此书作者采访了当年在解放区的译电员卡笛。卡笛说：按照保密要求，北平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从不留底稿，阅后立即全部销毁，而根据地收发的电报则必须留存。北平解放不久，刘仁和卡笛将所有的电报整理后上交华北局。书中列出了崔月犁负责的那三部电台在解放战争中发报的主要内容。电台工作人员回忆说，1948年10月下旬，偷袭石家庄的情报正是其中的一部电台发出的。2018年10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研究人员史建霞向笔者介绍崔月犁当年决定破例发报的详情，她为写城工部的历史采访过崔。问起那次情报，崔说：“当时情况太紧急了，电报员说非发报时间发报是违反纪律，怎么办？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怕违反纪律？后果我承担！我破例了，我做好准备事后挨批评，但当时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出“空城计”演得成功，但情报的准确、及时给当年指挥员留下的印象更深。1985年，原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率救兵星夜兼程赶到望都指挥阻击进犯石家庄之敌的指挥员郑维山在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中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个疑问：“记得聂总给我的第一次电话跟我说的是‘据北平确息’，后来看到军委电报的头五个字也是‘据北平确息’。究竟是北平的什么人，怎么弄到这么确实的消息呢？”他继而写道：“保卫石家庄的胜利，显然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但我始终认为，情报的准确而又及时，是诸因素得以发生作用的前提。没有敌情，任何指挥官都将无所作为自不必说；有了敌情不准确、不及时，也会造成严重后果。试想，假使敌人突袭的情报晚到一天，甚至晚到几小时，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据北平确息”来自何方？这个问题当时在将军的脑子里困扰了好久。
问题再次被重提时已经到了1979年。此时，被认定“上了林彪贼船”的郑维山已被关押八年，仍在安徽某农场劳动改造。1月末的一天，他偶然看到这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上一篇聂荣臻的文章，题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文中提到：1948年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行动“当天就为我地下党了解，经过地下党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产生了重新探究“据北平确息”情报来源的愿望。年底，压在自己头上的“华北山头主义”的冤案得以平反，郑回京探访北平地下党的刘时平、佘涤清、李霄路和崔月犁（李炳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于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出现这样一段描述：
“当日上午八时许，学委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知的情况，拟成电稿转给崔月犁。崔月犁和地下电台的同志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十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就变成无形的电波，传向城工部，传向华北军区，传向中央军委……‘据北平确息’的谜解开了，对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们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郑维山第一次向世人公开了城工部如何获得并送出这份重要情报。此后，当事人刘时平在文章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了上述描述。笔者读到这段故事时深受感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曾经让那些提供情报的无名英雄长期保持沉默。如今，许多靠中共隐蔽战线一次次成功提供情报，解救危局转败为胜的故事已开始为人所知，而这些以前是从不被提及的。当年，党中央命三纵急行军火速驰援石家庄，必须以四天行军五百里的速度翻山越岭。郑维山记得一路上周恩来和聂荣臻一直都在催报三纵的位置，足见军情之紧急。那次的百里“飞行军”让他终生难忘。然而将军并没有心安理得的把功劳放在自己头上，而是在三十年后还执着地探寻胜利的起因——这份情报的来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终使多年前的那些无名英雄和他们的付出没有被时光抹去。
1997年，崔月犁晚景
[1]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直隶（今河北）深县人。小学毕业后离家学徒自立，1937年10月加入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作军医。1943年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后任地下党学委秘书长，负责地下电台和上层统战，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1949年后历任彭真政治秘书，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统战部长、卫生体育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1966年被撤职，1968年入狱，1975年获释，1978年平反。其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等，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2]刘时平（1915—1999）绥远包头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联部主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副主任。
[3]绥远为民国塞北四省之一，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北洋政府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统治，分别在该区域划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四个省。1954年，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1.松植：《平津战役秘密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2.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3.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上上之役——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4.王甦：《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载《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5.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走出硝烟——平津战役三方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6.赵立中：《绝密行动：1949北平纪事》，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7.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9.《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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