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陈思和：暗淡岁月

作者简历

陈思和

陈思和，1954 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曾获上海市共青团颁发“新长征突击手”和五四奖章、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等。著有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主编丛书世纪回眸人物系列（15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原题

暗淡岁月

（节选）

作者：陈思和

无聊才读书

1968年12月21日，彻底改变红卫兵命运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天晚上还是像往常一样，学校里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到校集合，说是有“最新指示”发表，于是大家敲锣打鼓，集队跑到杨浦区革委会所在地。那时候，传达政治信息的形式很奇怪，它不是由中央到地方政府，按级别金字塔式的一层一层往下传达，而是直接从中央通到基层，毛泽东的指示是直接通过广播传达到群众，很可能地方官员和老百姓是同时听到毛的“最新指示”。往往是第二天才正式见报，但前一天晚上在广播里已经广播了，群众收听广播，或者只是记录一段毛的语录，开始狂欢或者组织学习。

那一次的“最新指示”是针对红卫兵的，就是著名的“一二·二一”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锤定音，全国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被送到黑龙江、内蒙、云南、贵州、安徽、江西等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了。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历来提倡的政策，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推广，毛的另一段著名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那个时候提出的，不过到了1968年以后被广泛地引用，又成为“最新指示”了。但具体到1968年年底，毛泽东再度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大约是一个权宜之计。从文革爆发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三个年头，本该在1966、1967和1968三年毕业分配的高中、初中学生都聚集在学校里，毫无出路，因为高考制度废除，大学里乱成一锅粥，中学生无法正常升学；社会上也一片混乱，许多工厂、企业都陷入瘫痪状态。而学生们热血沸腾，鬼混于社会必然惹事生非，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文革要收场先要解决这批青年人的出路，而当时相对稳定、可以容纳大量流动人口的，惟有偏僻山区农村，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农村幅员广阔，苍苍茫茫，千里不见人烟，农民基本上还是守着千百年乡土伦理，以不变应万变。曾经被誉为“天兵天将”的红卫兵一旦分散到茫茫大地中去，所有的“大有作为”都化解为乌有，就像泥鳅掉进大海里。 
　　

1968年的下半年，上海各家中学已经开始对六六届六七届中学生进行毕业分配工作。当时的分配政策叫做“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去向分成四个档次：一档的分配在上海国营工矿企业；二档的分配在上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服务性行业，就比较差一点；三档的分配在外地三线工厂，或者是近郊国营农场，如崇明、奉贤的农场，因为是“国营”的，仍然算作农业工人；第四档就是去外地务农了。所以大约只有出身不好的人，或者特别积极能干的红卫兵，才愿意去第四档，一般好歹都可以分到工矿企业去工作。但是这样的分配大约是很困难，也很难贯彻，工作迟迟地开展不下去，许多毕业生还因为不满意分配去向而滞留学校。

但是到了“最新指示”发出以后，“四个面向”全部停止，立刻实行“一片红”，毕业生城市里一个都不留，统统到农村去。这以后上海中学毕业生的四个档次，就变成了：一档去军垦农场（黑龙江，江西），二档去国营农场（云南等），三档去比较富饶的地区插队（江西北部等），四档到比较贫穷的地区插队（淮北等）。形势说变就变了。 
　　

记得12月21日那天晚上气候很冷，“最新指示”一经传出，大家都蜷缩在马路边上，用冻僵的手在笔记簿上一字一句地抄录毛的语录，抄着抄着，有人感到不妙，就不抄了。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干部突然把笔记簿一丢，站起身来拍拍裤子说，反正去农村了，还抄它干吗？但是也有人狂热地高呼万岁，当场写血书表决心昏过去什么的，表示要去农村滚一辈子泥巴。这以后，形势严峻起来了。学校里专门成立了毕业工作小组（“毕工组”），许多原来可以留在上海的名额都被取消了。学校里“毕工组”办公室天天有人哭哭啼啼，大呼小叫；大街上天天敲锣打鼓，欢送学生去农村去边疆。无法无天的中学红卫兵终于到了命运被抓在别人手里的一天了。

转过一年，1969年春天，六八届同学开始分配。我的好朋友周建国去了贵州插队，他原先可以去参军的，好像已经被录取了，糖也分过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他妈妈也是在居委会里当干部，里弄干部之间有派性，我前面讲过的老方与老唐的矛盾一直在延续，对立派写信去检举什么事情，就把建国的参军梦想打破了。他一气之下去了贵州，后来我也搬了家，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好朋友。 
　　

因为文革耽误了我们进中学的时间，所以我们六九届初中生的毕业分配要到1970年才开始，1969年是平静的一年。这期间教学秩序是大大好转了。上课也有些正常了。有一个时期“工宣队”提出搞“教学革命”，要求学生上讲台上课。我和张忠民都被选出去担任英语教师，到下一年级去上英语课。当然是装装样子的，由工宣队安排老师与我们一起备课，我只记得是用英文上段毛泽东语录。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懂，具体怎么讲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语文课好像也上过，依稀还记得，有一次我主持班级里上课，讲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一段话，学校里还有老师来听课，讲课中途有学生提出问题，问我们学生是什么阶级？我也讲不清楚，支吾了一阵。听课中的一位张保英老师，原来是靖南中学校长，被打倒过，又刚刚被“解放”，她站起来回答说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不是一个阶级。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倒还不是张老师为我解了围，而是这种课堂上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形式，启发了我，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来上课。

我对于教师的工作有天然的爱好。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图画课，老师要求每个学生画自己的理想，许多男生都画了自己未来当上了解放军或者工人，只有我画了一个戴眼镜的人站在黑板前面，表示我的理想。而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讲台上讲完一节课的尝试，是在靖南中学完成的，我没有想到，一辈子所从事的教师工作，就是在靖南中学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开端。

这一年开始我对学习文化知识有了自觉。如果以我的回忆录的时间范围来划分，1966年夏到1967年秋，我基本上是在家庭封闭式的环境里浑浑噩噩度过，1967年秋到1968年底，我在靖南中学开始融入集体主义意识的追求，似乎与当时的社会主流越来越合拍，也越来越受到时代主流的影响，而1969年开始到1970年夏天中学毕业，我又与社会主流分离开来，开始了自觉的学习和求知。

但这种学习和求知本身又是在社会影响下发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人还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用现在时髦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也就是一种“通过仪式”：当孩子开始脱离家庭的封闭式影响，走向社会接受时代风潮的洗礼和教育，使自己的人格发生改变（“通过”），然后有了一个机会重新脱离社会回到家里，但那时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封闭环境下成长的自我了，而变成了另外一个含有社会因素的自我。我以后的道路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下去。

我现在经常会想：一个少年人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下成长起来，他究竟从这个时代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影响是正面的，哪些影响是负面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纯粹的正面与负面，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人就这样在藏污纳垢中慢慢成长。

这一年我自觉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决定要认真念完文革前中学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和英语，但教材是另外选的，我前几篇随笔中说过，沈耀芬老师借给我的自学丛书吸引了我，以后我陆续找到了代数、几何和三角的教材，又逐渐读了物理和化学的第一册。语文课本是1958年教育部出版的一套四册《文学》教材，第一册是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文学，第一篇就是《诗经》里的“关关雎鸠”，第二册是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现代文学，从鲁迅的《药》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节选。那四册书我几乎一一背诵出来，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大致了解。英语主要是刘镇源老师教的语法，自己只是参考了一些《青春之歌》之类的简易英语读物。

但我想讲的还不是这些教科书式的学习，而是时代文化风气对我的影响。文革的时代，是一个破坏文化的时代，愚民政策走到了极致。但是，当一切文化传统都被当作“封资修”破烂列入扫荡之列的情况下，有两样东西却始终风行在社会上，成为所有人通向文化学习的畅通无阻的渠道。一个就是鲁迅的书，从来没有被禁止过；另外一个是毛泽东的诗词，这当然不仅不会被禁止，而且还出版了大量的解释诗词的本子，介绍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与旧体诗词相关的知识。这两样东西在一片废墟的文化大地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鲁迅的书，不但让我们了解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被掩盖或者歪曲的人物和事实，而且也让人们在极其贫乏的环境里了解了中国最硬风骨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与形形色色的权力者作斗争的经验。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起到了积极的战斗作用。

文革时期毛泽东一再提倡发扬鲁迅精神，祭起鲁迅为宝器来扫荡一切敌人，可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鲁迅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一旦被青年人所掌握，他们就会连带对当下社会的权威、教条、主义，金科玉律也同样发生了怀疑，我认为这是文革时期的思想领域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

当然，我那时对鲁迅的认识非常肤浅，大约只读过鲁迅的几篇小说和散文《朝花夕拾》，还有在文革中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鲁迅语录。外祖父和舅舅他们也读过鲁迅，我有一次问过外祖父，鲁迅是谁？他说：“鲁迅是个做小说的，他写过一个懦弱的孩子总是被人欺侮，还有就是命苦的女人，没有像现在捧得那么高。”这是他老人家的原话，我想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在一般市民阶层中的影响。我真正读鲁迅，还是要到七十年代在卢湾区图书馆的时候，这里暂且不表。

毛泽东的旧体诗词，是那个时代我最喜欢的读本。三十七首诗词我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喜欢诗词，连带与诗词相关的历史典故、诗词韵律，甚至书法、文言文和繁体字等等，都成为喜欢的对象。再扩大阅读面，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我也喜欢，因为传说中毛泽东喜欢“三李”的浪漫诗歌。毛的诗词在文革中被用得极为泛滥。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多有取名“丛中笑”、“云水怒”、“风雷激”、“千钧棒”等等，都是来自毛的诗词。

东北鞍山有一家造反派组织，学了毛的诗词就取名“横空出世”战斗队，它的对立派立刻改称“顶天立地”战斗队，武斗的时候特意绣了一面大旗，上面竖着书写七个大字：“顶天立地灭横空”。很有气势，但他们不知道“橫空出世”来自毛的诗词，是挡不住的。还有一次，我在一份造反小报上看到一篇敦促对方缴械投降的公告，下面署名竟是：“风景这边独好”战斗兵团，可谓是活学活用。 

通过对毛的诗词的诵读，我逐渐喜欢上了旧体诗词。我读了王力在文革前出版的《诗词格律》小册子，还把书中附录的诗韵格律都抄了一遍。但我开始学写旧体诗词的时间要比读王力的小册子更早一些。那时还不懂平仄格律，就不伦不类地写起来。

第一首写的是咏梅词，还调寄清平乐。外祖父看了很高兴，也不管我写得好不好，就用毛笔写在一把洒银梅花图案的扇面上。我得意洋洋地把着扇子去王沂波家里玩，他家老外婆看到了，大惊小怪地问：“这是你写的？这么好！”我得意地说：“那诗词是我写的。”老外婆说：“不，诗写得不好，我是说毛笔字写得好啊！”——这话并没有让我感到气馁，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哼哼唧唧地写下去，到了中学毕业时竟然有十几首，有新诗也有旧体诗词，我自己装订成一本小册子，还自己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叫《鲦濠集》，自己用古怪的篆体字设计了封面。我那时候还没有认真看过庄子，这个名字肯定是从哪首古诗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的。若干年以后，我终于认识了少作的鄙陋，就轻易地把这本小册子销毁了。留在我脑子里的，还剩下一首《采桑子》，是送给一位上山下乡朋友的：

曾经执手花丛里

每每云低

每每云低

懒懒春风鹣鸟啼。 

而今夏日真明丽

君却远离

君却远离

惆怅高天草色萋。

此外，现当代文学的阅读也渐渐多了起来。我阅读的第一本当代小说是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是一本中篇小说，大约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之前的读物大约都是儿童读物或者《少年文艺》杂志，但是《少年文艺》不是我喜欢的读物，对我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儿童读物中倒有不少作品至今还依稀留在我的记忆里。

古代历史方面的知识除了来自外祖父的讲故事外，主要是来自连环画，我曾经拥有几百本连环画，还特意编号收藏。由于这类作品占了上风，我对现代题材的文学作品反而读得很少，《小英雄雨来》是第一本，所以有印象，后来我渐渐迷上了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陈醇讲故事，他讲的《烈火金钢》《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以及《红岩》等，都深深吸引了我们一帮小朋友，大家每天上学去，第一件事就要议论昨晚陈醇的故事。我急于知道故事的下回分解，就让母亲从单位图书馆借来这些长篇小说阅读，这大约都是五六年级的时候了。
　　

在文革初期的那几年，文学作品受到普遍的禁止，但是我还是在最混乱的时代里，读完了大部分当代长篇小说。书的来源说起来也很不堪，听说是有一群里弄里的小流氓，借着造反的名义把一个街道图书馆砸烂了，图书流传出来，在很多人手中传来传去。有个姓谢的同学手里积累不少，我从他手里借过不少书来读。当然也有其他来源，其实那时民间阅读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控制。也有一些外国小说，都是插图上被划了大叉，插图人物脸上被画上了眼镜胡子的那种，书里面有情欲描写的地方都被撕掉了，但那时我还看不懂外国小说，可能有过好的作品，也都被我轻轻地放过了。

就是在那一段时期里，我着迷地阅读了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和《憩园》，都是繁体字竖排本，我至今还记得，读完《憩园》时受感动的情景。那本书是王琴瑛借给我的，还书时，我向她表达过读这本书的体会，并且对作家的敬仰。王琴瑛笑说你都成了知识分子了，希望你成为未来的巴金。巴金是在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如此亲切地打动我生命，并让我愿意追随终身的偶像。这些阅读经验长时间地隐隐约约地影响着我，十年后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个选择，就是研究巴金的思想和著作。这些因缘莫非在冥冥中都已经有了前定？

惶惑的日子

上一篇随笔写完后，有个朋友读后对我说，你开始明明是写毕业分配的，怎么写着写着写到读书方面去了？这两者是有关系吗？我说是有关系的，不过我在写作中忽略了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指示是在一九六八年底发出的，我们六九届毕业时已经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了，这中间跨了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我的主要长进在于读书自觉了，所以就转过去写“无聊才读书”。那一年，班级里的活动还在开展，学校里的生活还是轰轰烈烈，但主要班干部是张忠民，他出色地带领一批伙伴参与学校里各项活动。记得有一阵子，他每天带了小伙伴去上课，都一色地穿了绿军装，腰部还系了皮带，一幅雄赳赳的模样。我是张忠民的好朋友，很多活动我也参加在其中，如我在前几篇随笔写到的，教学改革，学生上讲台，木箱厂劳动学工，批判歪风邪气，大概都是在一九六九年期间。但是到了下半年，学校里组织学农活动，集体拉到南汇县的一个地方，长时间地住在那里，前后大约半年左右，而我却没有去参加。这样就慢慢地与班级集体拉开了距离，又回到了在家里读书的孤独的生活。 
　　

这个转变是与上山下乡的指示有关的。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各中学关于上山下乡的风声顿时紧起来了。但是我们六九届还没有轮到，所以一切还是照常。但是这个指示对我家里来说犹如丢了一个炸弹。原来按照“四个面向”的政策，凡一个家庭里有家长支援内地建设的，本人又是长子，可以留在上海的工矿企业。但现在“最新指示”出来，所有的留城去向都取消了，毕业生一律去农村。原来有的六六届毕业生为了照顾弟妹而去了农村插队，现在如果弟妹是六八、六九届的毕业生，照样必须到农村去，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在我母亲的心中构成了一桩极其纠结的事情。于是，围绕我的毕业分配问题，家里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 
　　

我母亲的态度非常明朗，父亲的离家支内建设虽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追求进步的表现，但是给母亲带来了一生的不幸福，两地分居、经济拮据、心理压力，都是难以言状的。甜酸苦辣惟有她自己吞咽，无人可以帮助。所以，在对待我毕业分配的态度上她毫不含糊，明确地说，不同意我去上山下乡；我父亲自然不便说什么，他是不赞成我留在家里的，他在西安通过关系，为我找了一个潼关地区的大型企业，想介绍我去那里工作。

比较奇怪的是外祖父的态度，平时他一贯对父亲冷讽热嘲，这次却站在父亲的一边，支支吾吾地表示，过去我们出门做生意，到外地去也不算什么，只要工作好，才是重要的。他的意思是，务农固然不必考虑，但是如果有外地工矿企业还是可以考虑的。外祖父那个时候意志已经逐渐崩溃，任何风吹草动他都害怕。但我母亲亳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方案，她说，我们家里为国家出去一个已经够了，儿子不能再出去了。

我理解母亲的心思。父亲在外地工作十几年，生活潦倒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我是她的全部希望，她不可能再经受一次亲人的离别。1955年她新婚不到两年，依然放手丈夫雄赳赳地奔赴大西北，独自来承担持家的艰辛，15年过去了，她已经没有这份天真和勇气再把儿子放出去了。当时父亲还在被审查状态，虽然通信自由，但人已经两年没回家了。他在那里做不了主，通信也可能被拆看，只能在信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一旦母亲不同意，他也顺水推舟不管了。

舅舅在一旁支持母亲，他重提1958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认为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虎头蛇尾的，起先总是气势汹汹，过了一段时间也就风平浪静了。他对我说，“你别相信现在‘革命’、‘革命’叫得震天响，等过了这阵风，国家又需要文化科学，那个时候人才都荒废了谁来搞文化建设？你应该目光放远点，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以后就能派上用场了。”那时中共九大已经开过，毛泽东扳倒了刘少奇以后，准备文革收场，随后发出了“斗、批、改”指示，全国形势相对安定一些。舅舅还分析说：“你看，‘斗’、‘批’以后是什么？不就是‘改’吗？一‘改’就改回去了，一切都会正常的。” 
　　

至于我，十五岁的男生正处在满脑子幻想的年龄，对于外出壮游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对于插队落户更是毫无概念。何况那个时候上山下乡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使命，不卷入这个洪流，就意味着你自觉与时代、集体分离开来，你就成为社会的异端。我在那个时候身上充满了父亲的血液，如果一步踏出家门，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也照样会为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做一番事业。可是在这关键时候，母亲家族赋予我的影响占了上风。我还是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决定不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与这个时代主流分离了。过了不久，中国与苏联发生了北方边界的珍宝岛军事冲突，全国上下一致转向了备战高潮，公然号召要准备战争了。母亲更加坚持自己的态度，她说，战争一旦打起来，谁还管你下乡不下乡？我们一家人不分开了。 
　　

我在上一篇随笔中写到自觉读书的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制订的。忽略了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我说的，为什么自觉读书要和自觉疏离时代主流联系起来。但这个背景让我在精神上背了思想包袱而备感痛苦。文革时期中国处于高度专制的统治之下，毛的指示越传到基层，就越是被不折不扣，或者变本加厉地推行下去。像上山下乡这样的政策，导致过多少平民百姓家里家破人亡的悲剧，难以计数。我所熟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分也是一般，两个孩子也很有上进心。兄妹俩响应号召双双插队落户，结果哥哥积劳成疾加营养不良，患肝病不治而亡，妺妺深受刺激发了精神病。

我在靖南中学的同班同学，女生周小妹去江西插队，有一次在劳动中昏倒，送到农村医务室，赤脚医生给她注射葡萄糖，结果她本来有糖尿病，就这样死在农村。这还是刚下乡一两年间的事情，周小妹是我们班级最早去世的成员。这样的惨剧在当时大约也是司空见惯，时过境迁，一代知青巳经历尽人生沧桑，对苦难已经淡然处之。至于这一政策如何做历史评价自有公论，我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资格讨论其功罪是非。

在那个狂风暴雨的时代里，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各学校街道单位都使出了十二级台风的力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母亲是做好了思想准备，她无所畏惧，而我毕竟是初见世面，何况内心深处还是冲动着，想去迎合时代主流，所以感到压力。平时在学校里与同学一起搞各种活动时，还是没心没肺理直气壮，但一想到别的同学可能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走一条时代规定的人生道路，而我却早早地在规划如何“背叛”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前说过的“隐忧”此刻又悄悄上了心头，我感到自己很孤独。 
　　

这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加上青春期的内心骚动，我慢慢地患了一种病症。最初症状是头痛，每天早上，脑子里像是有一把小勺在刮铁锅那样，一下一下地刮，这个锅就是我的脑袋，每刮一下就抽痛一下，越是心情烦恼时候，觉得这把无形小勺刮脑袋的时间越长。其次就是心脏跳动快速，而且砰砰地有响，如果静坐在那里，仿佛听得见自己的种种心跳。这些病症到了暑假就更为严重，连我母亲也知道了。她陪我去过几次医院，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到了那年的新学期开学，学校里开始安排学农活动，本来学农不过是每年的“双枪”和“三秋”时期，“双枪”大约五六月份，“三秋”大约是十月份，都是农活最忙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级是安排在“三秋”，所以，新学期开始就作动员。母亲看我有病，就向学校里请假，不去学农了。

本来以为不过是半个月时间，参加不参加无所谓，没有想到那一年刚过了国庆节，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向他主持的中央军委发了“一号命令”，关于加紧战备的指示。传说毛泽东对林彪擅自向军队发布命令很不高兴，当场用火柴烧了那份命令。这是毛、林之间你死我活矛盾的开端。全国人民都被蒙在鼓里，全国各大城市都笼罩在战备的阴云之下，大批人员疏散到外地农村，而我们学生在农村学农的时间就被一再延期，被搁在农村无所事事，整整拖了半年多，等第二年开春，一回到上海就开始毕业分配，然后匆匆散伙。几乎就没有再集中上课或者活动的机会。所以，这一次没有参加学农就让我与班级集体分开了，开始了自己独立读书学习的生活。 
　　

战备的气氛越来越浓，家家户户在窗户玻璃上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街道开始规划每户人家必须上交几千块新砖头的泥胚。同时，疏散的风声也越来越紧，传说一切老弱病残、无业人员，统统要离开大城市，撤往农村。马路上出现了大幅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母亲的商业局机关也在动员职工下放，有些干部全家下放到黑龙江或者江苏的大丰农场。他们局有个五七干校在黄渡公社，许多干部职员先下放去干校，经过学习和“斗批改”，然后分配到外地农村或者重新回到机关。

我母亲当下就报名去了基层，也不去干校，直接调到卢湾区淮海中路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当了水果柜台的营业员。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家里吃闲饭的人特别多，除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外，还有我的老祖母，已经快八十岁了，两眼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当时里弄干部已经挨家挨户来登记人口，首先是要你选择回自己的家乡，如果没有家乡的，就由国家安排去农村。从我们家的人口分布情况来看，父亲在西安，小舅舅在北京，这两处都是大城市，自身难保，也不可能去寄居。这件事让母亲非常犯愁。 
　　

正在这时，北京小舅舅的一个亲戚来上海，我是叫他“叔公”的，曾经是北京名牌大学里的助教，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被开除公职，现在是无业游民。但他脑子灵活，能说会道，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河南一家大型企业当外勤人员，把那家企业的厂长书记哄得团团转。那次他出差到上海，顺便来看望外祖父和外祖母，聊天时说起北京疏散人员的状况，其手段似乎比上海更加严厉。他知道我们正在为三个老人犯愁，就主动邀请我们去他的家乡，无锡郊区周泾巷，他说他也准备把在北京家里的老人安置在那里。这几乎是绝路逢生，母亲主动与叔公约定了时间，一起去周泾巷。母亲对我说，你一起去看看吧，如果可以你与外公外婆一起去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照顾老人生活，另一方面也避一避上山下乡的风头。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一起去了。 
　　

大约是1970年初的一个很冷的日子里，我与母亲到无锡去寻访疏散之地。这是我第一次去无锡，叔公在无锡迎接我们，他带了一个浩浩荡荡的团队，总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个军人，据说一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连长，姓张，当过林彪的警卫。另外一个是青年战士，好像也是叔公的亲戚。另外还有河南企业的头儿什么的，彼此都非常熟悉的样子。叔公在无锡车站北面有自己的房子，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宅子，现在一半被别人住进来了，自己只占了很小的几间，看得出是一户有家底的旧式人家。

叔公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天天在家里摆酒水宴席。饭桌上笑话连篇，热闹非凡。这让我想起父亲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常常就不收拾饭桌，一顿饭吃了很久，基本上都是在聊天和斗嘴。饭后接着喝茶，继续聊天，到晚上又重新把酒菜摆上来。人也是进进出出，有事就走了，又有别的人进来，坐下来就一起吃一起聊，也很随便。这与上海小市民家庭那种小里小气，藏藏掩掩的日常生活方式很不相同。 
　　

周泾巷的事情落实得很顺利。我第一次去农村，看到了江南水乡人家的热情和实在。女主人带我们去看了房子还算干净，也很宽敞，适合老人的居住。谈妥以后，母亲心也就安定了，在叔公的安排下，我们一起游览了无锡的鼋头渚、蠡园、梅园和锡山。这是我和母亲唯一的一次单独出来旅游，母亲向来喜欢旅游，劲道十足。她晚年时我也多次策划与她一起外出旅游，好像天不遂人意，都没有成行。那几天，天气非常之冷，但因为母亲心情好，我现在回忆起来的细节都是很温馨的。 
　　

但是又过了不久，中苏之间的冲突好像松弛下来了。马路的防空洞还在不停地挖（这项工程好像一直坚持到一九七六年）；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还在不停地喊，但是人口迁徙的计划却慢了下来。我走在无锡市的大街上，看到每条街都有举家迁往农村的光荣榜，每条弄堂里都有空关着的房子，景象十分的萧条。但是在上海的迁徙工作似乎还没有大规模地展开就偃旗息鼓了。 
　　

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就病倒了。医院里查出她腹部有一个肿块，建议住院开刀。母亲拒绝动手术，在家里休息了个把月以后，又去上班了。那时学校里已经在进行动员上山下乡，“工宣队”和班主任来过我家，他们知道我家的特殊情况，一开口就表示，可以让我挑选好一点的去处。母亲取出医院的检査报告，就说，等我开刀了再说吧。佝偻病的尹师傅还想说一些大道理，母亲眼睛看着他说，小师傅，这些话我早在1955年就听过了。动员也就不了了之。

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没有去学校，只是在同学们的传递消息中，知道了王沂波报名去了黑龙江逊克县集体插队，张忠民、张国良兄弟同时面临分配，哥哥报名去了淮北五河县插队落户，弟弟受到照顾被安排到江西进贤的军垦农场。王琴瑛也去了五河县插队。一个班级五十多人树倒猢狲散，大约只有两个人没有被卷入这个洪流，一个是我，还有一位是施立学。 
　　

我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她每天去淮海中路食品店上班要倒三辆公交车，那时的公交车之拥挤，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惊胆战；再加上商店营业时间过长，她明显地支撑不住了。于是家里考虑换房。那时候，居民所住的都是公房（属于公家所有），不能买卖但可以自由交换。我们很快找到一户住在淮海中路的人家，也是两居室独用卫生设备和厨房，但住房面积比我们凤凰村的住房要小得多。想到母亲的身体和病，全家一致同意交换。交换的时间是1970年7月。所以，我与杨浦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66年4月到1970年7月，整整四年的时间。

选自《1966～1970：暗淡岁月》

陈思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年1月

陈思和文集之《星空遥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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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     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       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子女教育  健身养老   兴趣爱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