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胡风夫人
梅志的风雨人生
青年时的胡风和梅志
梅志，原名屠玘华，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5月22日出生于江西南昌。作为一名现代作家、胡风的妻子，她坎坷而又坚强的人生经历令人感叹，也吸引了我的目光。以“梅志”为笔名
发表作品
梅志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屠伯恺是晚清秀才，一直以教书为生，十分潦倒。母亲王缜精通挑花、刺绣，据说其作品巧夺天工，曾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梅志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这个六口之家仅凭父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家庭的贫困使梅志过早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13岁时，梅志随父亲来到赣州，在第二女子中学读书。在这里，她首次读到鲁迅的作品，《彷徨》《呐喊》等书对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讽刺深深地吸引了梅志。国民党在赣州发动“清党”时，梅志仍然舍不得把书毁掉，就撕掉封面偷偷地藏起来。在这些书的激励下，梅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十分进步。1931年梅志随全家迁到上海后，很快经人介绍加入了左联。这对梅志来说是一件大事，她更广泛地阅读左翼作品。除了鲁迅的书外，她还看了茅盾、丁玲等人的著作，以及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在左联，梅志结识了胡风，这位有名的评论家令她敬仰。胡风悉心指导她阅读，指定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鲁迅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小说译丛》等，帮她分析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纠正了她以往读书只注重故事情节的毛病。在胡风的指导下，梅志的文学水平迅速提高，开始尝试写作。1934年写成散文《受伤之夜》，文中一个女孩因为家庭贫困被迫在蚕桑学校半工半读，手指受伤了，血滴在桑叶上，却还要把这些桑叶拿去喂蚕，十分可怜。胡风读后说这是一篇有生活、有人物的作品，推荐到《自由谈》上发表。这是梅志的处女作，从此她开始以“梅志”为笔名发表作品。梅志的创作多以童话为主，灵感一般来自对时局的感怀。如《小面人求仙记》写于1942年。当时因为皖南事变爆发，梅志随胡风由香港转移到桂林，他们三岁的女儿则孤身一人留在上海的托儿所内，因为思念女儿，梅志想到了众多远离父母的青少年。为了劝诫他们警惕敌人的阴谋，积极参加到正义的抗日战争中来，梅志为儿子晓谷讲述了一个小面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小面人偶然间来到世界上，她向往自由，追求远大的理想，战胜了重重的困难，后来却因为骄傲自满被敌人欺骗，酿成悲剧。朋友听了很感兴趣，纷纷劝她写成故事，这就是后来发表于《青年文艺》上的长篇童话诗《小面人求仙记》。对此，胡风的评价是：“这是传说的故事，但作者用真切地感觉，和现实内容给予了活活泼泼的生命，故事生动，诗句更像童心一样的活泼、纯真，能启发小读者们的感觉力和认识力，而寓意的深长也值得大读者们一读。”在梅志的文学创作中，胡风发挥了重要影响。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因在日本从事左翼文艺活动被遣返回国，回到上海。他先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深得鲁迅的信任，在左翼文艺界具有很大的作用。1933年胡风在朋友韩起家里遇见了为商议营救一位左联盟友而来的梅志。早在见面前，胡风就听韩起说起过这位工作认真的小姑娘，对她很有好感。见面后，梅志的美丽和清纯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后来对梅志坦白，这次见面后，他就再也无法忘记梅志那穿着浅蓝色旗袍的身影了。后来，左联要出油印刊物，韩起推荐梅志刻蜡板，胡风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写信约梅志到巴黎大戏院门口面谈。6月的上海十分炎热，梅志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时，等候在那里的胡风早已热得满头大汗，急忙带梅志来到附近一家冷饮室点了两份刨冰，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吃完后又点了一份汽水，才和梅志谈起工作。这是梅志第一次单独和男子约会，吃完后她拿出钱要付帐，惹得胡风哈哈大笑，梅志也因此羞红了脸，这次经历后来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这之后，胡风和梅志接触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他发现梅志不仅美丽而且单纯，完全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那些世故而又精于算计的女子。胡风深深地喜欢上了梅志，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见到梅志。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生活状况，胡风又犹豫了：作为一个左翼文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住所，还不时地被特务盯梢，生活很不安定。矛盾的心情让胡风深受折磨，找房子过程中出现的一段小插曲促使他下定决心向梅志表白。胡风认识梅志后不久就从韩起家搬了出来，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间公寓房里，但离上班地点较远，很不方便，决定重新找房子。他邀请梅志一起去看房子时，房东误以为他们是夫妻，当胡风要求增加一些家具的时候，十分热情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使你太太满意。”胡风听了非常高兴，一直很陶醉，他想：能和梅志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他决定立刻向梅志表白心迹，当晚便给梅志写了一封信，约梅志过来谈一谈，并精心选用了一只粉红色的信封。梅志如约来到胡风的住处。一见面，胡风一下子把她拉到房间里坐下，没等梅志反应过来，就向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完全不理会毫无思想准备的梅志。胡风真挚而又火热的情感终于打动了梅志，当胡风再次表明情感时，她不忍拒绝，答应交往下去。1933年底，他们结婚，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那时梅志19岁，胡风31岁。婚后，梅志一边学习料理家务，一边帮胡风抄写文稿，是胡风事业上的助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后来辗转流离于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她都陪伴在胡风身边，给胡风以极大的支持。作为“胡风分子”
而被捕
胡风和周扬之间的矛盾，起源于在左联工作期间。当时，胡风深得鲁迅信任，而鲁迅与周扬比较疏远。周扬认为胡风从中挑拨，双方逐渐不和。1934年秋天因为有人说胡风是国民党的内奸，胡风被迫离开左联。及至“两个口号”之争时，徐懋庸写信指责鲁迅被胡风“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活动”蒙蔽，激起鲁迅回击。他在报上发表了致徐懋庸的公开信，为胡风辩护，即那篇著名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鲁迅声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他先提出的，并把周扬、田汉等人说成“四条汉子”。在谈到周扬与胡风的矛盾时，鲁迅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怒，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对周扬的不满溢于言表。这封信影响很大，信中称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的说法，直到文革中还成为周扬的一大罪名，这使周扬与胡风结怨更深。不久，周扬离开上海前往延安，胡风则继续留在国统区，以文艺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胡风和周扬再次相逢。此时，周扬已经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胡风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受到了批判。文代会上，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其中“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一节，实际上批评了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主的文艺思想，认为它“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此后，文艺界对胡风等人的批判不断升级，胡风及其友人的作品也因此受到压制难以发表。面对压力，胡风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递交了著名的“三十万言书”，详细阐明了自己对文艺界存在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不料形势急转直下，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胡风分子”相继被捕。作为胡风的妻子，梅志自然难以幸免。她帮助抄写了“三十万言书”的大部分内容，因此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1955年5月16日傍晚，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一群人来到他家。他们和胡风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梅志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大约次日凌晨一两点钟，胡风和梅志先后被带走，押到不同的看守所。公安人员抄走了家中所有带文字的东西。1965年曾发还一部分，梅志发现其中还有自己为儿子钉的算术练习本。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劝梅志与胡风划清界限。她相信胡风无罪，坚决表示拒绝了。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受到严重影响，晓谷在高校一度被留职察看，不得重用；晓风因为通不过政治审查不能上大学，只好去农场当了工人；晓山高中毕业后在偏远的地方插队，十多年后才考上大学。但是，梅志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接受了残酷的审讯。审讯人反复让她交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牢房里整夜亮着灯，让她根本睡不着觉。梅志倍受折磨的神经越崩越紧几乎要崩溃了。她经常望着牢房里那坚硬的桌角发呆，心想只要撞过去，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但是，她想起年迈的母亲、无人照顾的孩子和杳无音信的胡风，咬紧牙关活下来。1961年2月，梅志因为母亲病逝而出狱，费尽波折才打听到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获准探监的那天晚上，梅志十分激动，她一遍遍地想象胡风的样子，想象他们见面时的情景，想象要对胡风说的话……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但是见面后，她紧紧地握住胡风的手，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1965年11月，梅志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胡风接受了审判，和梅志一起被发配四川，先后在成都和川西生活了不到两年。1967年11月7日，胡风再次被投入监狱，梅志则被独自留在川西的劳改茶场，生活非常艰辛。当地红卫兵对这个“现行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批斗，抄走了所有值钱的物品，最后把她送到茶场的劳改队，让她和一群刑满释放的女犯一起生活劳动。胡风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得了心因性精神病，经常自我恐惧，思维极为混乱。1973年1月，梅志来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探狱时，胡风已经完全崩溃了。他看到了梅志，但没有任何惊喜，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好像面对一位陌生人。梅志这才知道，调她来的目的，是让她照顾精神失常的胡风。这一年梅志59岁。胡风的情况不容乐观，一天早晨突然晕倒在地。梅志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等他慢慢醒了过来。由于梅志无微不至的照顾，胡风有了好转，清醒的时候还能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病情很不稳定。1976年，周总理去世，胡风再次陷入精神混乱之中，甚至失去理智差点儿砍伤了梅志。梅志也绝望了，她再次想到了死。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受牵连的人们，她放弃了寻死的念头。她说：“无论如何，得留着我们这活口，为胡风，为这一案件，为众多受株连的朋友们申诉。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梅志坚强地撑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狱方送胡风到成都接受治疗，并让胡风参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希望之中，胡风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1979年1月16日，他们被释放出狱，重新回到了离别十四年的北京。回到北京，梅志已是66岁的老人了，人生步入晚年。但是晚年并不平静，她一直为胡风的平反而奔波忙碌。1985年6月，胡风因为胃癌医治无效去世。有关方面拟定的悼词沿用了1980年9月22日中央第76号文件的说法，称“胡风同志是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祖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领导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梅志不同意悼词的说法，先后向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提出申诉，要求为胡风彻底平反。1985年11月份，梅志的上诉终于有了回音。公安部下发文件澄清了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悼词经过修改得到梅志的认可。1986年1月15日，文化部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胡风召开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悼词，肯定了胡风三四十年代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功绩，称赞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三年后，中共中央发布“中办发1988六号文件”，从政治、历史、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想上为胡风彻底平了反。这期间，梅志拿起手中的笔，撰写了大量文稿。至1988年先后完成了三部回忆录：《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真实记录了从1965年梅志前往秦城探监，到1985年胡风离开人世，胡风在这二十多年蒙受的不白之冤。在这之前，这些回忆文字自1986年1月起在上海《文汇月刊》连载，历时三年，反响十分强烈。梅志真挚的感情、坚强的毅力让读者深受感动，他们纷纷写信表达了对夫妇二人的同情和敬意。梅志没有休息，她又根据胡风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交代材料，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完成了胡风的遗作《胡风回忆录》，并历时八年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胡风传》，记录了胡风成长、求学、成才的经历，着重描写了胡风解放前为培养革命文艺队伍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记录了胡风解放后受批判直至被捕再到获得平反的过程，真实地再现了胡风的人生历程。这些著作，以资料的丰富和翔实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影响甚广。为表彰梅志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自1992年10月起为她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梅志当选为第六届作协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2004年10月8日，梅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0岁。胡风事件中，像梅志这样受到牵连的女性有许多，她们没有抛弃不幸的丈夫，而是陪伴着他们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有人曾把她们比作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而勇敢。我想，她们无愧于这个崇高的评价。原载《世纪》
2008年第3期
胡风在公安部
监狱轶事
作者：何殿奎
整理：汪春耀
原载《世纪》2010年第5期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为当今世人，尤以上世纪文化界人士皆知的一件涉及千人的大错案。它的始末，从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起，到胡风辞世三年后（胡风生前于1981年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得到彻底平反为止，历时33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有10年关押在公安部监狱里（前5年在功德林，后5年在秦城）。1965年他被判刑后遣送去四川省劳改茶场。在这前10年胡风在监狱里的生活主要由我管理，那时我是个3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只知他是个著名作家。我的任务是做好监管工作，也就是管好他的生活，如每天的饮食、放风和医疗卫生等事项。所以，胡风在公安部监狱的10年里，几乎每天都要同我接触的。现将同他接触中较为突出的事情回忆如下：胡风是1955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押送进功德林的。狱中的代号是0266。正巧那天晚上是我在监区值班。故入监的一切手续由我亲手办理，如收押登记、搜身换衣服等，当时我就搜出缠在他大腿上约三尺长写有一片字的白布，正当我取下来查看时，立即被押送他来的人（办案人员）拿过去不让我看，但我还是看清白布上方写着“申诉”两个字。至今，事隔50多年了，这块写了“申诉”的白布还在不在胡风案的档案里，我当然不得而知，也许只能留在我的脑海里了。对胡风的审讯主要是在他关押进功德林的头一两年（即1956年年底前）。主审人是部里的某局长和某处长，某局长不常来，大多是手下的办案人员来审讯胡风。我清楚记得胡风在受审讯中，有一天发生同审讯员激烈抗争（审讯时我不得在审讯室内，只能在室外等候指令）时，审讯员就按电铃唤我进去。当我一进去，审讯员命令我拿手铐，把胡风双手铐起来，我只得服从。但在我离开审讯室约一个小时，电铃又响了，我再进去后，审讯员让我带走胡风回监房，并令我将手铐卸下。当我在照办的一瞬间，胡风突然哈哈大笑，对此因我思想上毫无准备，竟吓了一跳。当天胡风回监房后就开始绝食，表示抗议。头两天我劝说无效。找来医生对他采取强食措施，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损坏他一颗门牙。我这个管他生活的工作人员怎么办？别无他策，只有耐心细致地劝说吧！在他绝食的第三天，我对他说：“你这样只能损坏自己的身体，不会有好结果。有问题想不通，身体好就可以慢慢谈。要有坚持活下去的信念，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经过我如此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后，胡风才停止绝食。后来，1960年3月15日迁秦城后，办案人员再也没有来提审过胡风。上面传下来的是“等待处理”的话。同时上面也允许家属来探视，故胡风在秦城多次会见了夫人梅志。胡风在功德林是关押在“特监”区，迁秦城后在204监区。按监区规格他应与潘汉年、徐雪寒等人有同样生活待遇。可是别人睡的是沙发床，室内铺有地毯，每餐是二菜一汤，早有牛奶，饭后有水果，唯独胡风是睡木板床，伙食吃普通大灶（每周只有二天吃细粮和有点荤菜的标准），他的伙食还不及关押在203监区的两个所谓“胡风分子”的谢韬、徐放。由于203区一层关押的是战犯，战犯们有自己养鸡、种菜的副食补助，伙食自然比普通大灶好。谢、徐两人也就沾了光。我在“特监”区、204监区工作多年，对唯独胡风一人是普通伙食标准一事，虽有疑问，但出于工作纪律是不能提问。况且对每个关押的高级干部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均由上级领导决定，监狱领导也无权过问。就胡风本人来说，他也未必知晓在204监区的生活待遇比别人低得多。因为每个在押人员一日三餐均由监管人员单独按号送进监房，他们毫无共同就餐机会。（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本文由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青年胡风
当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版物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部分代表合影。后排右起巴金、胡风、丁玲、周扬、艾青、田汉、史东山、程砚秋，前排右起柯仲平、蔡楚里、马思聪、赵树理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在上海举行，宋庆龄、巴金、叶圣陶、张天翼、茅盾、胡风、萧军、萧乾等16人轮流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