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毕汝协与“文革”情色手抄本《九级浪》

 作者简历

刘自立

在《今天》30周年聚会上

刘自立，1952年生人，诗人、学者。19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在民刊《今天》发表小说《圆号》。以后陆续在复刊后的《今天》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文评，译文等。后转型《大公报》研究及近代史人物思想研究等。

原题

教我如何来想他！

——毕汝协和他的《九级浪》

作者：刘自立

油画：九级浪。作者：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俄罗斯）

春日一晚，忽接到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一报大名，虽说不是雷轰耳际，也是电闪远方——“我是毕汝协……”

啊！是他，那个在文革的红色年月里写灰色小说《九级浪》的毕汝协！是他，这个少年时代前中宣部大院的邻居，而且是同住在大院最北端的新北楼。

新北楼是中宣部大院最北端的一座新楼。老北楼（也叫幼儿园楼）则与它一墙之隔，不过墙上早已开了一扇大门，造成新旧合一的局面。 这个大院本是旧北大红楼向北的延伸。那里环境幽静，是因为得益于毗邻的景山和故宫。景山自然是四季常绿，郁郁葱葱；而故宫的历史氤氲则百年不散； 一个“静”字悬挂在皇城的上空。那是北京几乎唯一保留下来的故都景致。

大院在山和宫的东侧，故安静的氛围有染于此。但是其实所谓的安静，正好是一个阴 森的所在。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里早已静悄悄地发生了许多人亡故去的悲剧， 只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

北大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立起一座办公大楼。“文革”一起，有造反派来批判周扬破坏了民主广场，他们闹轰轰干了一场， 但也未果而终。因为这里的一切，其实是和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〇年代中，他老人家在院子里的教育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而对于我们小孩子，教育楼则是经常放映外国电影也就是所谓内部电影的地方。也许，人们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更感好奇。有时候，小孩子会扒着窗户往里看。 

到了“文革”，中宣部人鬼混杂，名声大振，一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使得这个所谓的“阎王店”声名远播。那里的幼儿园楼里，居然住着类如戚本禹、 林杰、阮铭之流当时的政治明星。晚些时候还有金敬迈可能也住了进来，他好像是住进了新北楼的。

不过，金先生和阮先生是后来转变成为反对左派而主张自由的那一类人；而他们反对的立场又有所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见过阮铭，围着一条类似“五四”时代的学生们围的那种围巾，在院子里轩然而过。但是他和他的老婆批判四条汉子的文章里却说，是田汉们，四条汉子们，在当时的文坛上很是轩然，他们居然反对鲁夫子，等等。 

而在中学生里，也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只是泾渭并不分明。我们这个门洞里的孩子组织了一个造反小组，是反对自己的黑帮老子的。虽然这样的反对其实无根无缘，所以很快就停下来了。 

这个造反小组当时还“接见”了受压绝食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还与老蒯调侃二三……他们通过林杰将老蒯的处境反映到了上面。于是有了周恩来后来冒雨到清华为蒯平反之举。

蒯大富风云叱咤的日子没有多长。刘少奇一经打倒， “文革”红潮很快从高落低。毛主席让蒯大富和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合作，否则就通通当做土匪消灭之的事情，说明了毛的政治手段的转变。老蒯们可以泪眼滂沱，但是“天命”若违，就是自取灭亡。

记得那时候清华校园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自强不息”……这样的大字报，盖满校园。 老大哥既然已经失宠，小弟弟也无幸免。中学里的保守派在“文革”后期，许多人成为逍遥派；而逍遥派中，又有一些人发展成为漂派。

漂派在北京城里拉帮结伙，各立山头，或者以什么大院为名，如海军大院、公安部大院；或者以个人为名，如什么小点，王五，木头六。他们争风吃醋，武人也相轻。于是，一日，这样的内斗不请自来，破门而入了。

毕汝协携带他的一个姓杨的伙伴来我家寻衅， 而与我和我的弟弟刘双发生了一场喉舌和肢体战。他在那次电话里说，“……不好意思，那时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闹。”我答。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服饰文化。首先，“文革”是一种文化现象自勿多言， 如纳粹也是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下面，有此大文化之子部，涉及衣食住行，歌 舞绘画……那时的阶层划分有人说是有了新阶级，有了特权阶层，但是官方是否认的。

否认是可以的，在实际生活中，阶层之显，还是很明确的。所谓的北京 “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一些官老爷子弟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服饰，就和老百姓的子弟不同。

大致说来，他们常穿着父母的将校呢军服，脚蹬将校靴，浮世而过，颇有一点天不亡我，“相信未来”的气度。比较文雅而内敛一些的，则要在呢服外面套一件外套，或蓝色，或黄色。

我记得毕是属于后者。他身着一件黑呢大衣，内装，就是我所谓的有外套者。端庄的一张脸，白晰晰的。垫肩很平整。到底是文人子弟，和军队大院里纯粹的痞子有些不同。 

“你当时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引用一个现代派作家的话说，‘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嚼树皮……'” 因为打架的两方面其实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就发展成为口水战。 我大笑，“我可是记不起来了。” 

其实，我还是记得一些。我记得，毕鄙斥我说那样的话和自己的地位，身份不合，云云。

那次不欢而散，离中学生被驱赶和流放之结局已经不远。一种普遍的大消沉，开始在北京城的街头巷尾，大院小楼里弥散开来。

我想，毕是一边过着他的风流倜傥的生活，一边构思他的对于这类生活的记录和创造吧！于是他的消沉，变为一种有着积极自由意义上的消沉——准确说，是一种积极的消极自由——如果可以这样附会的话。而《九级浪》——估计是在1968年末1969年初写就——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境中悄然诞生的。 

他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题，以正面接触小人物的笔法，以消解文革“高， 大，全”的庸俗英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题，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诉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福柯语），以张扬性的自由和美，来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们的准浪漫主义生活。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 义的反驳，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风格在我们这里的最初的呈现，自无疑问。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见形象，因此一举而被历史被推到了前台。

一时间，“毕汝协”和《九级浪》，成为那时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们争相传告。 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坊间提到他和他的书的文章开始面世，虽然还是极为罕见；但是作为一个邻居的我发言，来谈我的邻居，还是首次。

十年前，我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提起他来我家打架事的实录短篇小说《编年史的角落》；前几年，又在为《中华读书报》所撰《一代人的爱伦堡》一文中提到他和《九级浪》； 直到前几天接到他亲自打电话后，更觉得有必要再写一文以尽其详。

当然了，解读《九级浪》的全部精神本质和精神内涵，非我一人可以囊括，还应有许多有志于此者加入进来，方可展现那个时代的非官方文学的真谛。 

有趣的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也开始写作一些小说，也写一种所谓的非主流文本。如我在七十年代末，在油印本《今天》上发表的几个小说（当然还应该包括那些未发表的文本）。

专文对《九级浪》加以介绍和分析，非本文宗旨。但是简单而言，追寻毕的思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很有必要。 

我在电话中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他写小说受哪些中外作家的影响。他说，“ 我还是保守的。主要还是受鲁迅、契诃夫和萧洛霍夫的影响。”“现代派和后现代对大陆作家很有影响，你对之如何看？”“我很少看这样的书籍。” 

是的，我在他前几年在谢泳主编的《黄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悉，毕先生是手捧一本《史记》或《后汉书》，面对他所居住的纽约的高楼大厦而读之悠然。 是的，说他完全生活在以往，可能至少有一半是准确的；同理，说他在英文世界有一半的关注是中国字和中国的文章，也是准确的。 

我还记得，他在那篇文章里说，如果将文革比喻成为一条大船如泰坦尼克号， 他的沉没只是时间问题的话，那么，人们以各种方式逃生是必然的。毕说，有人是乘快艇逃的，有人是游泳逃的，而我，是抱着一个尿桶逃的。话中的幽默依然故我，是灰色的，不是红色的。 

他告诉我，“我正在完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是我用来压棺材底儿的。还有就是，我有一部电影脚本已经完成。看看哪里可以用……” 

没有几天，他又寄来了他写的一些文章和一张近照。从照片观察，今日之毕汝协已经不是昨日之毕汝协，城府已深的他，唯有一双眼睛，精神质地依然坚实， 触之可感！和我印象中的翩翩少年，衣装笔挺，当然是判若两人了。

他的身边有一男童。正如他在电话中说，“我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再读他的十几篇短文， 今日之他的本真款款近我而来。原来，他的儿子是他和他的露水夫人所有。

昔日的他是一个他自称的“美男子”。上得他的床榻的女子可有百名——这是他一点 也不回避的。他只是为有了一个和昔日之他一样相貌堂堂的男孩而骄傲。他告诉他的儿子——那篇文章是以父子通函的方式写就——希望他的儿子原谅一个昔日玩世不恭的，“问心有愧”的父亲。 

他写道：“孩子，我要告诉你，当年，你的父亲是北京城里有名的花花公子 ……其时正逢文革乱世，一夕数惊，了无生趣，你父仪表出众，颇得异性青睐。 于是乎，我一头载进了温柔乡，以此逃避文革风暴带来的痛苦。我变得玩世不恭， 喜怒无常。许许多多女子在我身边勾留片刻之后离去。京华地面上被我用体温捂暖的香榻何止百处！ “你的母亲便是这情人系列中的一位…… “爱儿，我对你的出生未负责，然而我却要对你的成长倾注心血；毕竟，人 生是一个漫漫长路。 “……希望你勿蹈父亲之覆辙……” 其坦白，坦诚和率真实属罕见，很有忏悔录中卢梭的游魂影幻（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他在海外发表此文时用的化名。今天，他托我在内地酌处发表，是 用了真名实姓的）。 

然而他又说，对于他在文革中的选择，他是至今无悔的。于是，毕就有了时下中国人经常讨论的悔与不悔两种反思俱在的矛盾心理。 

此外，他还寄来一些较为可读的文章。文中时时流露他看过的古籍文字的踪影和痕迹。看了这些文字，我尤感突出的是，时空逆转，似可成现实。历史感和未来感，从未像今天一样得以融合化解。

然《九级浪》的作者和文革中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不能避开恐惧，但是从他的共时性人生看，一个人通过文字，是可以 在时空隧道中自由穿行的。只是不知道他人在纽约，对于美国的文化抱有什么看法。

许多在美国的朋友在京时，多是接触过外国文学而口必称纳博科夫的。老纳和毕的可变性是否存在，就要看毕的文化全球化在其新著中表现出来的功夫了。 这当然是说笑话！

杨健专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我们现在将文革研究专家杨健的有关文字录入于兹，以便读者知《九级浪》 之一二，它大概有十万字的篇幅：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像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

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

后来，‘我’与‘她’ ——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

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 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

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

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在小说结尾， 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

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 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 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 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

（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从杨健的叙说来看，书如其人的答案还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九级浪》的写作给我们今天的读者一个今天的结论，他不同于昨天的读者给他的结论。这是因为，昨天的读者，主要是想逃避在作者营造的回避文革的人性本能之中；而今天的读者——遗憾的是他们至今未见其残缺本的出版——则可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诠释所谓的灰色文本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敢于用灰色为文是灰色中人的一种勇气，他比红色中人歌咏红色，不知道要强多少。此其一。

二是，因为在红色的年代，要杜绝红色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过在红色中歌咏红色，也歌咏灰色的人。那已经是真实的模糊影像了。而此书出世之涵义我 正在于此。

“文革”后期，北京的中学生——一些前红卫兵，大都变成了所谓的漂派即逍遥派，他们在城市里到处闲逛，打架斗殴，拍婆子（女孩子），用这种种不同于造反（造反包括思维上的反叛，也包括嗜血成性，无恶不作！）和批判的青春方程式，来解释他们的内心苦闷。但是过这样的生活是一回事，过这样的生活而且要反思之，记录之，评判之，则是另一回事情了。后者当然是一个高手。

汝协可以称作这样的高手。他颇有一点身在庐山而见其真面目的才能，当然是不可多得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当时完全或者一部分脱离和排斥意识形态主流的思维而另起炉灶者，是那个时代之翘楚，也就是今天所谓具有独立之精神者。这样的独立人士，和那些感觉上有些独立——如反对文艺的一统天下而喊出一点“ 烟，酒，女人”——而思想上并不独立，而要继续相信红卫兵的未来的诗人，有着质地上的区别。

重复而言，毕的反叛比较纯粹，是因为他在摒斥红色主流方面做到了，或者说几乎做到了另起炉灶。虽然二者写作的时间大概前后相差无几。 

第三点，这也是所谓“玩主文学”的始作俑者给我们的一点启发。毕在纽约好像是写过一部《纽约玩主》。只是我未得见之。玩主的含义每每参差不齐，十分不同。旧中国上海的十里洋场和北平的八大胡同，是有玩主出入其间的。新中国有没有玩主，尚无可考之处。人祸天灾，是中国人度过二十世纪中期的几乎全部生活情景。“文革”中又有谁有资格，有雅兴，有钱，来玩呢！

我见过一个当时的纨绔，在街上巧遇其家里长辈。那老太从汽车里钻出来，当即给那个子弟百元大钞。那时候这样阔气的，怕是绝无仅有吧！

玩的特权，只是蕴藏在那个阶层子弟们的手上。他们觉得“文革”的极端主义也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要用玩一下来“解构”之。他们一群狗男女或密藏于公寓，或邀集于公园，什么莫斯科餐厅， 什么北海的冰场，都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玩”，是文革中独特的现象，和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干系。将这个场面记录在案，恐怕还是有助于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在那时的各自的地位的。 

而干部子弟以“玩”来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这和西方的“玩”——那种商业行为——以及和西方文化，文学中的悲观主义和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还是两回事。

这个意义上定位《九级浪》，又是一件颇为困难的文本分析工作。漂派之外，当时，北京的中学生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号称关心国家大事的读书人士。他们接触到的书籍，有许多是所谓封资修读物。其中就有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名著，如《解冻》《人·岁月·生活》；他的《九级浪》， 也已经登堂入室。

苏联作家爱伦堡小说《九级浪》

当然，爱氏的《九级浪》并无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浪”的含义。 确切而言，爱伦堡也是一个两面人。他是一方面对西方的文化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则为苏联政权大骂英、美帝国主义。他的政论影响了我们的父辈；而他的 《人》等书籍又影响了我们。至于毕是否看过爱的《九级浪》，而后再写他的《九级浪》，还有待考证。

如果说爱伦堡的一部《解冻》，确实起到了解冻苏联文化僵土之作用的话，那么，毕的《九级浪》，可以说，是“文革”中间的第一次春潮。虽然《九级浪》的命运仍然逃不出所谓“中国无大师”的结论。因为毕在那以后的“机会主义”（他本人是同意我的这样的戏说的！）表现，如他写作批林批孔和批《水浒》的剧本，说明了那时候的青年写手的政治和思想局限性。

固然，他的这两个手稿未得在当时发表。这倒是给了《九级浪》一个清白。 毕汝协的写作在那时候“理”所当然地受到威胁。他的手抄本究竟有多少人读过，本无可考证。但是首先是他本人，已经感到大祸将至。

他将书稿匆匆忙忙地掩埋在颐和园环水的一座孤岛。他是和他的女友冒着严寒淌水至岛，将其书稿埋在岛上的，认为入土可安。但是土地有时也会开玩笑。等形势稍微宽松一点， 他将其破土而出的时候，手稿已被腐蚀，残缺不全了。

毕对颐和园似乎别有情衷。 他在给我寄来的一篇小文章里，还提起他所说的“悲惨世界”的故事。因为他居然在文革的颐和园里，贴了一个声称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而他，是一个“ 不幸者”的留言。之后，他就独上孤舟，荡浆于水面了。这时，他看见警察跑去抹掉了他的“反标”。他觉得很后怕……

颐和园如今已经远去了。我们如何定义颐和园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关系，遂成为漂浮在我们和毕先生面前的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了。所幸我还是看到了他的不多的一些政论文章。虽然不敢苟同其见，但是他在思考这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了。比如说，他就写了他对于911事件的看法，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认为美国的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诸如此类的小故事还有许多。

 时隔三十年后，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广告天下，声称：如果有哪位人士存有此著原稿，他乐意用高价收购之。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贴出了这个告示。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 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 他们看到我上述所言，又会做何观感呢？ 

而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老话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来想他！ 

杨健专著修订本《1966-1976的地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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