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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罗维庆：从湘西到北京，一个土家族知青的求学之旅
我的高考
作者：罗维庆
1978年7月20日，是我时隔半年之后的第二次进入了高考考场。对于我来说，再次高考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挑战，这并非是出于对成绩的担忧，而是1977年我的高考落选原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
没有经历那荒诞的岁月，是无法体会到严查政审的种种名目对当事人的伤害之痛。我“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很简单：小舅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少校科长，1950年病死在人民政权的监狱里。
我初尝这“复杂”的厉害，还是1972年中学毕业前的报名参军，政审被刷后，我到学校党支书的办公室声泪俱下的哀求，并一再申明自己家庭成份是贫农，但仍被冷酷的告之，这种社会关系想要参军绝无可能。
当然，这“复杂”也导至了我在五年的知青生涯中，始终与招工、推荐上学等机会的无缘。“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似乎成为我们这一类家庭出生者未来的唯一选择。
未曾预料的是，1977年10月21日，媒体宣布了国务院恢复高考的决定，高考将在全国进行。这消息激起了我奋斗的希望，靠个人能力而非家庭出身去赢取未来的向往，使我滿怀憧憬的积极复习准备高考。
但高考又谈何容易，每天繁忙的农活且不论，知识的贫乏是最大的困难。在“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四年初、高中学习中，我们的理论知识是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实验技能则是“双抢”季节的插秧与割稻。但好在大家都站在同一基点，全靠“矮子里面拔高子”的自己努力，也无所谓压力了。
经报名、填表、审批，12月3日我拿到了准考证，这意味着初审合格。12月18日，人生中第一次我走进了高考考场，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教学、史地，内容都不太难。记得语文题中有一道拼音题，答案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但不少考生填写的是“我们的敌人一定要打倒”，当时普遍的知识欠缺略见一斑。
1978年1月13日，我接到了体检通知书，据说这是上了本科线的，第一批全县仅10人，我们场里有两人上线。一个星期后，全县又有30人被通知体检，说是上了专科线的，我们场里又有两人。体检后我充满着期待：再差也会上个专科吧。
但结果是，场里上线的四人，本科的上了湖南省农学院，专科的上了吉首大学。我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另一人因其父是“右派分子”，均因政审而落选。
落选虽然是一次打击，但未尝又不是动力。不服输的我决定还要继续报考，希望能以成绩战胜政审赢得高考。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成为我的作息时间，周末去民中老师处请教，更使我受益非浅，苦熬了半年，终于等到了1978年的高考来临。
记得7月20日上午7点半钟时，我在保靖民中大操场边，再次快速浏览了一遍自己从报刊上摘录的时事政治要点后，决然撕掉，信心满满地走向了考场。虽然我不知道考试的结果如何，但第二次进入考场时全无第一次高考的激动，心情真的很平静。
三天的考试之中，每门考试后与考生们相互交流的答案，都不断地增长着我的信心，依次考完了政治、历史、数学、地理、语文、外语六门后，我平静地回到知青场，等待着高考结果的最后揭晓。
高考后，时间不知不觉的过了近一月，8月16日，哥哥骑着自行车来到州渔场，兴冲冲的告诉我高考初选上了。这是县文教局招生办一位老师接到州招生办通知后，还没来的及填写书面通知而口头告之了母亲。17日，正式通知送到了，让我18号上午8点带上准考证去县民中报到。
兴奋的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多少次放弃的休息，多少颗亲人担忧的心，都因此而得到了安慰。我要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没有您的战略决策，我这‘臭老九’的后代决不能上大学，只有挨白眼的份。”那时候我们心中真的只有华主席，还不知道总设计师。
8月18日，我来到县民中，县招生办的领导对我们说了一通祝贺的话，并告诫我们，初选上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上大学，要我们作好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去者愉快，留者安心。然后是填写“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生登记表”，我在报考志愿栏里，仅在一般高等学校中填写了湖南师范学院、湖北财经学院、湖南吉首大学，还填了州农校、州商校两所中专。重点高等院校一栏没敢填写，留下空白交了上去。
第二天场部通知我去招生办，他们让我补填重点高等院校一栏，我很犹豫迟疑，但最后还是填上一所：中央民族学院。21号上午，我的体检通过了，各项结果都是合格，唯一刺目的是身高1米70的我，体重仅有98斤。
8月24日，哥哥又来到漁场，告诉我招生办通知妈妈，说我的政审表填写有点不合要求，社会关系一栏要更详细一点，最好专门写一页有关我与舅舅的关系说明。
鉴于1977年高考的落选，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一“复杂”问题，如实地叙说了我母亲与舅舅们为同父异母，外公在解放前去世后，外婆就带着妈妈另居生活了。解放初外婆去世后，母亲一直在乡下教书，基本上与城里舅舅们没有往来，外公家的财产我母亲连一块瓦片都没有继承。自己出生时小舅已死去四年了，根本不知他长的何相貌，更不用说有什么关系。
现在看来，这份说明虽然很真实，但何尝又没有包含着我为了能上大学而尽力撇清自己与舅舅们亲缘关系的功利心呢？幸运的是，1978年的政审比1977年宽松了许多，只要直系亲属没有正在监狱服刑的，基本上都能通过。
“一人高考全家担心”这话一点不假，高考后哥哥不断的为我奔跑、为我操心、为我高兴，但我知道他心中的苦衷。哥哥在小学中学期间，每个学期的老师鉴定都是“品学兼优”，母亲为我俩设定的成绩优秀奖励，哥哥获得的次数总是比我多。遗憾的是在文革的动乱中，他初中毕业后不满16岁就“自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了。
哥哥具有美术天赋，他一直没有放弃画画爱好。记的1975年推荐工农兵学员，来保靖县招生的中央美术学院一位老师看了哥哥一迭画作后，十分赞赏，在我家呆了一个星期对他进行指导，并对县里提出如不推荐罗青峰，就不会在保靖招生了。但最后因那“复杂”的原因，哥哥最终没能进入大学。第二年，哥哥的版画《毕业归来》参加了湖南美展，画面上那大学毕业归来的青年形象，我想应是哥哥藏在心底里最美好的愿望。
1977年，哥哥报考了美术专业，并与我一同获得了第一批通知，但还是那“复杂”的原因，兄弟俩双双落选。再次受挫使哥哥心灰意冷，放弃了追求。现在我还常常心痛的想，如果1978年哥哥继续报考，他一定能考上，如上了大学，哥哥也许不会英年早逝了。一想到哥哥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的说他靠自学拿到了中专文凭，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
8月29日，没能初选上的考生成绩陆续寄到，场里考生的最高成绩有270多分。9月10日左右，中专、大专的成绩单陆续发放，但我的成绩通知单却迟迟未能见到，心情也逐渐焦急。17日，久盼的成绩单终于到来，让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的是，总分仅345分，除开外语不计分外，其余五科平均才69分。
但招生办的老师告诉我，非常不错了，今年我省重点院校的录取线是310分。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成绩既使人高兴又让人难过，高兴的是成绩过了重点院校录取线，难过是我在学校时考试成绩从未这样低，真使人惭愧。”
仿佛是安慰我对自己成绩大失所望似的，喜讯接踵而至。9月18日上午，哥哥再次来到了渔场，他兴奋地拿出一信封，高声的对我说：你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了！
一刹那间，时光仿佛停止了一般，我怔怔的望着哥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否听错了？但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罗维庆同学：你被录取在历史系民族史专业学习，学制四年。后面“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委员会招生办公室”的鲜红大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真的考上大学了。恢复高考后制定的“不问出身、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政策，终于让我一直面临的“复杂”问题简单了。
考上大学意味着我的知青生涯结束，但我除了高兴之外，似乎并没有做好面对未来的充分准备，当然也不可能有进入大学后如何发展的远景规划。更不会知道，并不理解什么是政治的山里孩子，一旦进入政治中心首都后，所见所闻所思所做会带来什么结果。“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上了大学，前程真的是一路坦途吗？
40年前的今天，1978年9月28日，我离开了生活24年的保靖县，结束了近6年的知青生涯，前往北京求学，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历程。
去北京要先到吉首，再经长沙而行。当时的湘西交通十分不便，从保靖到吉首98公里，要4个小时才能到达。到吉首后赶不上当天车，要住一晚，第二天才可以继续出行。吉首的交通要好一点，枝柳铁路尚在修建中，但已能分段通行到怀化，因而除了公路之外还可以选择铁路，但怎么走都依然极不方便。
坐汽车去长沙每天只有一趟班车，票不容易买上，中途还要在沅陵县的官庄宿一晚，第二天傍晚才能到达，路途需整整两天。乘火车去长沙则要在怀化住一宿，再换乘第二天火车，同样要两天才能到达长沙。由于凭高考入学录取通知书乘火车可以买半票，我选择了乘火车的路线。
28号从保靖出发时，白云山茶场知青的妹妹，自告奋勇地要送我到长沙，我知道她也帮不上多大忙，但她当时连吉首也没去过，出去看看世面也好，就带着她一起出发了。
因为是提前三天购买的车票，我们的座号是9号10号，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县里领导没有专车，所有公务都是坐长途汽车，前面的座位一般都是预留给县里的。到吉首后，为了节省点钱，我带着妹妹住州农业局的招待所，六人一间房，每晚每人5角钱。
第二天中午，我们顺利地买到了火车票，全票1元9角，半票1元钱。吉首火车站当时正在建设中，没有候车室也没有站台，火车来了大家随便上车，没有座号，人不多都有座位。上车后，我告诉妹妹，正规车站进站时都要在进站口剪火车票，否则在车上查票时要交钱补剪，火车票不能丢，没票就出不了站，让她回来时一定要注意。
火车开动后不久，工作人员来查票，看票后问为什么没剪。我说没有剪票处，大家都这样上的车。他眼也没抬，说声“补剪！每张2毛钱。”把票捏着让交4毛钱，那架式是不给钱就不还票，我只好交钱赎回了票。这4毛钱当时在饭馆里可买两个肉菜，补剪让晚餐的菜钱没了。妹妹心疼的说：你的学生半票白买了。
当时车厢里大半乘客都交了这“剪票费”。今天回想起来，真佩服铁老大的先行能力，在县委书记只能清廉的坐长途车的年代，他们就懂得如何“创收”了。
因为枝柳线没有正式营运，该列火车其实是铁路工程局为便利工地往来而开的，没有乘务员服务，车厢又脏又乱，也没有开水供应，还不能进怀化站，只能进怀化编组场。到场后没有任何人理会，我们随着人流出了场。妹妹又嘀咕道，早知没票可以出站还多交4毛钱干什么？但也正因为没人管，我得以保存了我的入学车票。后来怀化到长沙，长沙到北京的车票，均因半票而被车站回收了，非常遗憾。
从编组场到怀化站要走半个小时，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卷，妹妹背着包，提着白铁皮桶跟着。出场后，一个拉板车的说可以拉到怀化站，但要1元5毛钱。我心疼这钱，决定自己挑着去怀化站，拉板车的也跟着走，走了一段路后，他说给1元钱可以拉，我没同意。走了一半路后，他降到了5毛钱，我想已经过半了，还请小工拉干什么，仍没同意，直到看到怀化站后，那拉板车的才离开。
到火车站后，我在旅社给妹妹买了一个四人间的床位，花了捌毛钱。然后去怀化电务段找原同场知青张保军借宿。保军也是住集体宿舍，他非常热情，说刚好晚上要值夜班，把他的床位让给了我。我想，难道这么凑巧刚好他值夜班，一定是他找同事住去了。这份情我今天一直记着。
第二天，在保军的热心陪同下，买了去长沙的火车票，为减轻长沙换车时的麻烦，在怀化站办理了直达北京的行李托运，共花了7元6毛2分钱。当时酉水渔场每月工资仅23元左右，一个行李托运，三分之一的月工资又没了。
从怀化到长沙火车要行驶12个小时，我们买的票无座，车厢十分拥挤，好在有一根扁担，搁在两排座位间的过道上，凑合着坐。这简陋的座位也很珍贵，当我去厕所时，还有乘客迫不及待地坐下歇歇脚。火车上让我高兴的是2角一份的盒饭，虽然只有几片菜叶，不足2两米，难以填饱肚子，但不要粮票就足以让人购买了。就这样半饥半饱半站半坐的挤到了长沙。
在长沙过了国庆节，我乘上2次列车，这是当时最著名的开往毛主席故乡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出是1次，返回是2次，车厢内整洁明亮，还挂有窗帘。乘务员着装干净，热情有礼。盒饭同样是2毛，但令人兴奋的是菜里居然有几片肉。在24小时的旅程中，我没有睡意，时不时车厢里转转，歺车里瞧瞧，在好奇兴奋的情绪中，于次日下午4点半，终于抵达了北京。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级七八级的一员，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圆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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