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谢力军：那个被控“恶攻罪”的17岁小伙伴，绝望自杀了

作者简历

谢力军，笔名小熬浆湖，自由写作者。1954年出生，祖籍湖北天门，曾作为知青下农村5年。医学专业背景，现居武汉。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种，作品曾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出版有散文集《沧浪之歌》。

原题

荆门断忆

作者：谢力军

一、断想

知青运动，历史天空中一束灼目的红光，革命乐章中一个高分贝的强音。半个世纪过去，盛景已是明日黄花。从叶辛的《蹉跎岁月》，到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系列，再到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一如抖音、快手，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再现一代“红卫兵”集体记忆的知青文学一再撩动人心，圈粉无数。

这是一个已然坍塌的黑洞天体，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密密匝匝填满了东西，质量可怖，离它稍近，就有被吸入而无法走出“黑暗森林”的危险；这是被顶层设计和宏大叙事箍在主旋律木盒里长大的方形西瓜，已是一副端庄周正、岁月静好的俊美扮相；这是陈旧斑驳的贯通伤，被时间的膏药死死贴住，早已和肌体的骨血皮肉粘连在一起，长出蛛网般发达敏感的痛觉神经，稍微撕动，就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历史不断地翻篇或轮回，盈虚倚伏，去来无常。曾经黑越越雾蒙蒙的沼泽上繁花璀璨，姹紫嫣红。原本鲜活生动的有机体已被埋葬并腐烂于地底，经微生物分解发酵，产生出沃腴的养分和新生的能源，供奉滋养着地表的光鲜与繁盛。堂皇的台词和威武的布景修饰妆点着更加堂皇的人物和更加威武的剧情。

千万知青日渐老去，或耽于往昔，或乐在当下，更有老而弥坚者，满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情怀，浑身洋溢着始自腋下的“青春无悔”气息，幻想着与天地人酣斗的战绩涣汗氛氲于史册。就像拾荒者晾晒自己的战利品，晾晒着或许是被不知情的保姆丢出来的旧套鞋烂棉絮，实则藏满了主人来历可疑的珠宝现钞；亦可能是被蒙面人鬼祟抛弃的、足以致命的污染性甚至放射性物质。

世上总不缺勇敢的拾荒人，住宅楼下的垃圾桶，常年被反复扫荡，周遭一片狼藉。不知是不是近年捡到旧套鞋烂棉絮的几率增加的原因。刚开始流行的时髦分类，干的湿的，可回收不可回收，良莠莫辨，众说纷纭。

我亦拾荒人。年深月久，记忆零落，但“蛇钻的窟窿蛇晓得”不用像卧薪尝胆的勾践那样，专门指定人来每天提醒自己。只不过那经历一直被小心翼翼尘封于脑回深处，习惯了欣赏昔日同行人蛇皮袋里露出来的宝贝，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偶有厥词，“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鲁迅语）这让我每每在举笔之际逡巡不前，时有惹发次生灾害之虞。

然，逍遥随化迁，君子何忧惧（明 · 桑悦诗）。趟入岁月的洄流，在青春的洼地里检视过往的陈迹，我不惮于鞭辟思想沉滓的躯壳，坦露荒诞过往的骨骸。能来一次如高尔基《在人间》《我的大学》那样痛楚而快意的反刍，“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并“以这一丛野草， 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鲁迅《野草》）

二、上山

知青的称谓，于我就是个笑话。现在谁会把一个初中毕业（两三年间主要学《毛选》）的伢（á）儿称为知识青年或知识分子呢？不说城里人，那年月，乡下人心目中有文化、受尊敬的标准有两条：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记得下乡混了两年后，因为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在当地好歹有了些小名气。大队支书有天看到了我写的字，十分惊讶，对旁边人说：怎么某某的字写成这个鬼相！这是和我很要好的年轻的生产队长告诉我的，至今，我仍然为自己当初那有碍观瞻的“墨宝”而羞愧。支书或许不知道，我们一起下乡的，有些人其实是小学毕业，拿铅笔的时间比拿钢笔的时间悠久。

1973年，因李庆霖“告御状”，全国知青由原来的分散插队落户，改为以知青队的形式集中安置。此时，我已在生产队落户3年。这三年里，我的时间基本上一分为四：四分之一时间在队里干农活；四分之一时间在“宣传队”混，最高兴的不是扮演样板戏的英雄，而是可以当逃避农活的狗熊，赚点轻松工分；四分之一的时间用现在维稳的词，叫“串访”，就是到其他知青那儿去玩，吃白食；还有四分之一时间，就是被生产队外派出劳役。这最后一点，几乎所有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似乎都没有给予特别注意。

实际上，正是成百上千万知青的到来，给农民的公派劳工任务大大减负。冬季必会如期而至的开沟打堤，还有带政治性质的、压倒一切的“三线建设”，从此多了知青的身影，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成为外派劳工的主力。这是以官方指派为依据，以战备需要为号召，以部队建制为组织形式的全国性大型徭役，其悠久传承可上溯到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铜雀台，还有京杭大运河。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参加的光辉战斗有：枝柳铁路、鸦关铁路、荆门三三零水泥厂、天门船闸、汉北河、岳口汉江大堤等。还不包括公社范围内的小型水利任务，以及抽到公社加工厂当临时工。 

相对于生产队岁月的困窘，知青大队经历的复杂，我挑选相对单纯些的外派劳工生活，作为自己知青生涯回忆的起点。

下乡虽在平原，不久就上了山。到地处山区的宜都修枝柳铁路（枝城至柳州）是我民工生涯的第一站，时年16岁。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远离家人，第一次单独在外过春节。春节后大部分人放了回去，我们少数人被接着转运到了鸦关铁路（鸦雀岭至关垱）。坐闷罐子火车，与几头水牛在同一个车厢。“第一次”的经历十分不堪，暂略过。1971年6月份左右，终于结束了第一次劳工任务，回到了生产队。

回了没几天，又要我出劳工，好像是去替换谁。目的地是荆门西郊，也是上山，虽然是小山。参建项目为荆门“三三零”水泥厂。这“三三零”其实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代号，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视察三峡，该工程又在1971年3月30日举行开工仪式，故名。为工程配套的水泥厂项目有15个之多，散布在宜昌周围的多个县市，荆门水泥厂只是其中一个。大约从彼时起，荆门借助三峡大开发的契机，撩开自己隐忍的面纱，挣脱大荆州的羁绊，迈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我，已是“二进宫”的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老兵了。

我挑着父母给我装备的，从上铁路就跟着我的那个柳条箱——原来装榨菜的，歪歪撇撇、网眼稀疏，锁都没办法安装——去了荆门。

同行的还有另一个来自其他小队的同伴。我们到荆门时正是中午，找了个路边小餐馆吃饭。好似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吴起，两个人为庆祝胜利到达，要了一瓶代白酒，一分为二，喝个精光。我从没这样喝过酒，醉得一塌糊涂，同伴自己进了山。太阳快下山时，营部（那时无论在哪我们的番号都是天门民兵师小庙团新堰营）派人下山找到我，像老电影里根据地民兵押着没有“路条”的奸细，把我带到了驻地，半山坡的几间大竹棚。现在我看到电视上“棚户区改造”新闻时，还会想起那片竹棚和自己“棚户”身份。

三、定位

在竹棚里，我被安排在全竹棚方位最差、紧靠门边的竹片床上（如果可以称为床的话），那是民工、蚊虫、风雨光顾最多的高光位置。民工们都有专门用于外出的特制竖式木箱，箱子里有小格，放着带来的咸菜，还有大麦粉子，随时滋补。我只有破柳条箱，里面也没有咸菜和大麦粉，经常被人挪来踢去，快散架。

知青之间也有差别。营政工员是天门城关的知青，姓李，白白净净，年纪比我大，下乡比我早，也是我们联丰片出来的。他基本不出工，只是负责办宣传栏，写大批判文章和战斗诗篇。写写画画没两把刷子是不能胜任的，我自知技不如人，只是羡慕而已。偏有其他知青感觉不爽，时不时要丢几句二五点子话让政工员难受一下。有一次，那不服气的知青声音大了些，李政工慢条斯理笑道：“你像怎大声气吼，我地耳膜呔舒服，你地声带只怕呔七亏哟。”这词汇新颖、羽扇纶巾般的应对，霸气侧露，让我大为佩服。（李政工从荆门回去后不久就完成镀金远走高飞了。）

我们这个营似乎只是个担任“佯攻”的队伍，非主力，装装卸卸干些打杂的活。上工时，要经过师部，那也是专职的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在地，那里总是锣鼓喧天，管弦声声。记得那时一批陕北新民歌刚刚推出来，他们老是在练习《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特别那段又长又热闹的前奏。路过时，我的脚步总会慢下来，仰视那些宣传队员就像仰视云端里的神仙。

凡此种种，让我有了自下乡以来最大的思想飞跃，那就是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关系有了无比清醒的认识——无论到哪里，人都有三六九等。尽管我感受到了国家对自己的公平——民工每月37.5元的工钱，其中17.5元是发给个人，还有20元归生产队所有（不知大队与公社有无截留），我年纪最小，17岁，人家也不少发我一分钱；我也感受到了大人们对我的一视同仁，扛水泥时，专门负责往别人肩背上放水泥的人，给别人是两袋，放在我肩背上也是两袋，一袋50kg，两袋100kg，童叟无欺。

然而，放眼四顾，无论身份、地位、年纪、个头、力气、能耐，尤其是先进性和革命性，所有人都在自己之上。我，就是那个最最甩尾的家伙，没有之一，连工棚附近出没的野猫与流浪狗，在我面前都是趾高气扬、顾盼自雄的模样。

这就是我的定位。

死鰟皮虽然翻不了浪，但偶尔会看到划子船翻桩。

营部有个电工，回乡知青，20多岁，一头西甩，穿着刮气，屁股后挂个电工包，像左轮或勃朗宁颠来颠去屌流了，属于民工中的人上人，平时都不怎么正眼看我们。突然有一天，他被五花大绑带走了。原来，这家伙在从工地回来的山路上，遇到一个当地姑娘，把人家强行带到僻静处那个了。用现在的话说，还不收敛，不收手，拽着人家走了一段，又强迫了一次才罢休。听说是人家姑娘留了心眼，偷偷跟着，眼看他进了我们的“棚户区”再去报的案。棚户们说起这事都很开心，有的说这家伙笨，先逗几个圈子，把人甩不见了再回来，屁事都冒得！有的怪笑，说那女的才十几岁，划得来哟……

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满足。本来风光流了的人，居然混到号子里去了，我还自由地睡在竹棚门口，还拥有扛100kg水泥的权利，特别是自身定位往前挪了一位，一时间心情大好。

四、赌局 

农村有句老话，叫“一不赌力，二不赌吃”。然而，这两“赌”曾在民间长盛不衰，这是有道理的，事关资源的控制与占有。“力”与“吃”是衡量单兵实力的硬指标，如猫狗竖毛、猩猩捶胸、鸡牛打斗等，都是威慑性很强的实力展示。而像“必吃得必做得”这种有语病的话在乡间流行，也是因为其道出了“吃”与“做”之间的逻辑关系。

“劲是鼓起来的，气是赌起来的”。那时娱乐项目有限，年轻人血气方刚，集体生活免不了争个活动空间、话语权什么的，于是就开赌。有叫板的，就有应战的，经“看戏不怕台高”的人推波助澜，就形成赌局。

我见过几次“赌力”，如单手立石磙、挑夹草头、吊在树枝上搞引体向上之类，在加工厂还比过谁踩的花包最重。但“赌吃”只经历过一次，记忆犹新——因为我是参赌人。

和我前后上山的一农村青年，每次吃饭时，就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罐头瓶子，那是一满罐子猪油，他每次遮遮掩掩地挑一点放到饭里，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于是叫他“猪油”。一天吃饭时，大家不知怎么就展开了关于“一个人能不能把一罐子猪油一次性吃完”的学术探讨，聊得最活跃的是个近50岁的老者。老者阴一句阳一句，反正是让“猪油”很不舒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于是“猪油”蹦出一句：谁有本事就把这罐猪油吃了！

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于是，七嘴八舌定下规矩：一罐猪油拌一斤米饭，半个钟头吃完（有知青戴着手表）。我作为参与辩论的人，被老者推举出来挑战吃猪油饭。赌注是：吃完了，白吃；吃不完，赔两斤饭票。当然，这拌猪油的一斤饭必须我自己买。在竹棚里，在人们的围观中，我大口吞食那一大盆猪油饭。老实说，也就开始几口吃得蛮舒服，后来就越来越困难。

这时就显现出团队作战的优势了，反正最终是在大家成功地转移“猪油”视线之时，老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你一次爱个够”之势，把我吃不完的那一半猪油饭成功地转移到了自己的碗中，锁到了箱子里。待我向“猪油”亮出闪耀着猪油光亮的光碗时，我不无同情地看到“猪油”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诧，还有懊悔。

过后我才明白过来，所以这一切，都源于老者的运筹帷幄。他通过对“猪油”可能反应的准确预判，还有精心挑选我这样食欲不佳的知青，最终如愿以偿，将半碗猪油饭收归己有，并同时收获了我的感激。感谢老者的援手，感谢清贫的胃肠，我居然没有拉肚子。后来我看演义书中的管仲、苏秦、鲍叔牙、张良等人物，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这个老者的长相。

五、批斗

不是每天都有猪油饭吃，也不是每天有人被五花大绑带走。民工们自寻开心的花絮不过是昙花一现，生活要继续，快乐得自找。总要有新的噱头化作鸡血，注入为斗争而生的血脉，让瞳孔充血成斗鸡眼，让汗毛炸起成翻毛鸡，临阵磨爪升级为战斗鸡。有“最高指示”为证：“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每个人不是在挨整，就是在整人。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整和被整的身份也会对调，更多的，是同时兼有两种身份。你整我我整你，打落水狗的事情，大家做起来得心应手。

记得在生产小队时，一天下雨，都窝在仓库里搓“草要子”（即稻草绳子，用于捆“草头”）。大队支书为避雨也驾临我队。队长为支书安排了一场学习与批判现场会，指定我发言。我运用村里四类分子自我糟践的套路，列举自己的“差火”行为，如压谷时把石磙套反了，锄草时把苗刨了之类，拼命自黑，来反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

临到支书讲话，他口若悬河，把一个人不会做农活描绘成天下第一无可饶恕之事，无情地嘲笑我这个城里伢的无知可恶。后来我到了知青大队，多次率队去参加邻近生产大队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我们知青比农民更能说会道，更会上纲上线，通常是主要批判发言人。后发言的人要是不比前面发言的说得更狠，批斗更凶，都不好意思下台。

我这次上山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全体民工大会上为酗酒作检讨。民工们横七竖八散坐在工棚里，嘴里叼根9分钱一包的“红花捞子”或“万山大哥”烟，面无表情，一如街头围观“猴把戏”的瓜众，免费消费着新猴子的表演，以及随后以李政工为首的其他人对我义愤填膺的批判发言。我的检讨系统而流畅，态度虔诚而淡定。这对我来说已是“英雄见惯一平常”，前一年在枝柳铁路时，我“私藏匕首”被身边人告发，入选了新堰营阶级斗争十大动向之一，见过更大的、批斗我的阵仗。

人们很快就明白，这不过是荆门批判风暴的垫场演出，批判斗争矛头很快指向另外的倒霉者。

倒霉者也是知青，和我同时下乡的S，也是17岁，出生于普通的小城镇市民家庭。S和我住在一个竹棚里，脾气温和，平日里聊天总是轻言慢语，一脸和善。也不知是谁举报到了上面，说他私下里对当时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还有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有不满言论。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宣布出来的S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那时每天晚上都是要政治学习搞革命大批判的，空对空批判大家难免昏昏欲睡，从上到下正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要抓反动典型。

于是，每天晚上的大批判有了具体斗争对象。每个人都要发言，都使劲往重处说，互相比着看谁火力猛，水平高。我当然也不例外，摇身变为大批判的积极参与者，一起“打堆锤”。李政工更忙了，赶出了批判声讨专栏，图文并茂，火力十足，雄辩胜于事实。

S白天和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接受大家的批斗，并一再作书面检查、口头认罪。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听到S开口说过一句话。

好在这样的时间不长，好像是国庆节后，又有生产队的人前来接替我们，我们得以返乡。以我那时外围底层群众的卑微身份，不可能知道上头对S有什么样的结论，回家后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估计S本人也在黑窟窿里。

我们从沙洋坐驳船顺流直下，在岳口上岸。岳口知青获准回家过一夜。第二天，我们不敢多呆，几个知青互相邀约，老老实实返回生产队。就在此时，一个消息迅速在返队的知青中传开——

在回家的当天夜里，S在家里上吊自尽了！

闻听凶讯，我从错愕到惊恐，心情无法形容。在我十几年人生当中，第一次有熟悉的同伴突然离世——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我不明白，前一天还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大活人，怎么一夜过去就这么没了！S怎么就在何去何从的权衡中认定死亡比活着更好？怎么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想，面对每天晚上无休无止的批斗，S应该是陷入绝望中很久了。度日如年，他应该是早就计划好了，决意离开这个对他充满敌意，生无可恋的人世。他一直忍受着，坚持着，就是为了回家，为了能够在生他养他的父母身边结束生命，这是他想到的最好归宿吧？

六、反刍

那以后不久，我在生产队附近的公路上碰到大队赤脚医生朱医生——一个曾患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的好人。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小心一点，有人在告你！

朱医生说，他无意中在大队部看到了一份关于S的申诉控告材料，上面有一溜被控告名单，他在上面看到了我的名字。

闻听此讯，我的反应有些木然。我想，S根据自己和哪些人说过所谓“反动言论”，就应该知道举报人是谁，那是他要控告的主要对象。我和其他人肯定是作为批斗者被列为控告对象的。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害怕，还是同情，是应该辩解，还是防范。

回到生产队，我又被抽到公社加工厂，踩花包、榨油。最大的好处，是晚间乘厂长回家后，我们几个临时工可以偷偷舀几瓢刚榨出来的棉油，在食堂炒油盐饭吃。油与饭1:1的配比，正是我吃猪油饭时的比例，我那辘辘饥肠又得以食膏而肥了。

约摸是在年底的一天晚上，我们作为公社直属单位的人员，突然被集中起来开紧急会议。由公社党委书记傅书记亲自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通报“九 · 一三”事件。至此，所谓“林彪叛逃事件”在发生两三个月后，逐渐被底层老百姓知晓。

回头一想，我们在半山腰竹棚开S的批斗会时，正是林彪事件发生前后。这个充满颠覆性爆炸性的消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到了国庆节，“两报一刊”铺天盖地刊登的，仍然是世界各国发给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贺电。老百姓们还在按照惯例“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反对他的人仍然是“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又过了五年，那个权倾一时的“文革”女旗手也轰然倒下。

在很长的时间里，S那张温和友善的年轻面庞一直在我眼前晃动，那一场场批斗会的景象也不时浮上心头。

时间和历史均已证明，S的质疑是对的。他的言行，衬托出了我们这些平庸无知者的可笑，和落井下石行为的可耻。

可以想见，面对周围的口诛笔伐时，S内心的厌恶、不屑与绝望。一场民工工地上扭曲灵魂的革命大批判活动，最终以一个年轻高尚生命的终结收场。这和鲁迅笔下的民众围在刑场旁，欲舔舐志士夏瑜热血的场景并无两样。距鲁迅的年代已过去好几十年，历史仍在翻篇中轮回，劣币屡屡驱逐良币的闹剧仍在频繁上演。

有思想的人是独立的人，也是敏感、脆弱的人。他比我们更接近上帝，更洞悉真相，看透人性。S把自己的生命定格于17岁，用生命的代价，完成对如我这般愚昧者的思想启蒙；让身负重孽者经受道德良知的审判；任执迷不悟者在喧嚣争斗中走向末路。

如果我们试图寻找这一切的答案，请重读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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