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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蔡连生：接受“挨饿挨批”的“再教育”
蔡连生，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到内蒙古兵团2师15团二连当战士，1975年病退返回北京，进北京绒鸟厂，历任工人、车间主任、副厂长。1992年任北京地毯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至2012年在北京西城区李大钊故居工作。
作者：蔡连生
我是北京69届知青，在1969年8月“接受再教育”来到内蒙古兵团15团二连。下乡6年，经历了兵团初创期到快速衰退的过程。
在我们这些非农非武的学生到来之前，二连是建丰劳改农场的一部分。为了接收兵团战士，把原农场人员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量就业农工。
听留场农工们讲，原来二连的1万多亩地，每年能产出几十万斤小麦，还养猪、羊、鸡、马。人都能吃饱，还能上交不少的余粮。我们接管之后，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后勤排养的牲口越来越瘦，养的鸡很快就消失了，养的猪，别说大伙吃肉了，连维持下去积肥都困难。
我们大田排的男知青，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比起女生，饭量大、吃的多，比起后勤排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盐水煮土豆，粘馒头（每顿两个，限数）糜子米饭，再生布做的棉衣服。在这种条件下，几个冬天熬下来，大部分人情绪低落，干劲疲倦。
一排有个战士，偶然机会碰到了可以随便吃的好事，他甩开嘴大吃一顿。饭后集合出工，他胃病发作，到团部医院做了手术。术中，从他胃中掏出半盆未消化的食物。几经周折救治无果死亡。
我也有两次为了吃饱饭险些出事。一次是与同排的杨世伟，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只野鸭子，急忙煮熟吃了。吃完才知道，老乡卖的野鸭子全是用农药伴着麦粒做诱饵毒死的，野鸭子死后放不出血来，内脏都是黑色的。当时吃的还挺香，也没有什么反应。多年后，再见到已经当了警察，在崇文分局工作的老杨，我俩还有些后怕。
另一次是去乌梁素海拉苇子。到了海子的芦苇荡里，我们接连走了几条死胡同，绕来绕去还是迷路了。
在芦苇荡过夜的晚上，我彻底体会了什么是饥寒交迫。刺骨的寒冷，强烈的饥饿感，使我五脏俱颤。活命的本能驱使我不停展动肢体。我想到，难道就这样静悄悄地，毫无声响地冻死在这陌生的芦苇荡里，我还不到20岁，真有点不甘心呀。心里只有一个盼头，能熬到天亮，能走出芦苇荡吃上一口热饭。
终于天色微亮，我们发现自己离岸边并不远，赶上车出了芦荡，正好遇到了一位放牛的解放军战士，他是部队马场的，小战士把我们领到他们的放牧点，热情招待我们吃饭。端上来一大盆土豆炖羊肉和一盆糜子米饭，我心说这是因祸得福啊。羊肉的香味我有两年多没尝过了，此时不吃更待何时。我恨不得一口把饭肉都吞到肚子里去。我吃了一碗又一碗，一直吃到实在咽不下为止。
没想到肉香还没来得及回味我就发病了。回到连队后我大病了一周，高烧三天，呕吐不止，最后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出来了。刚能起床就开不出假条了。连队医务室的大夫是随电信局人员下放来的老裴大夫，平时偷着跟我借书看，这会儿也只能出主意让我去团部医院看病，或许能再开出几天假来。对于大病初愈的我来说，徒步走到团部实属艰难。我只好勉强出工去了。
复员兵出身的排长可没有半点慈悲。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刚一复工，就赶上挖渠会战,他规定了挖土方的人头定额并分配到班。每天的土方量完不成就不能收工。我咬着牙坚持着。经常是腿打颤出虚汗，疲惫之极。我没有诉苦，我知道他不会关心我的疾苦。稍有不满还会遭到他的训斥,被说成偷懒继而还会扯到阶级路线上。
同班的范平光曾与他争辩了两句，他就开始数落小范家庭出身问题。他说：“现在是新社会，要是在过去，我们贫下中农就得给你们家当牛做马。”我知道在把我们升学的权利剥夺之后，被迫改变了生活轨迹的我们，在像排长这样的领导眼里，就是被改造的对象。
劳动强度大和吃不饱饭成为下乡生活的常态。冬天挖渠，送饭的马车上装着馒头，熬土豆，米汤。米汤是不可少的，水分补充就仗它了。虽是用棉絮捂着，到地头也只剩点温气儿了，但总比砸冰块润嗓子强呀。冬季日短，回到驻地，天已漆黑。晚饭后，大田排参加挖渠会战的战士宿舍内外，除去烤棉鞋的，便是一片寂静了，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会战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春天搞完夏天搞，春种夏收会战，冬秋水利会战。搞生产靠学大寨，搞会战。用大拨轰、大水漫灌的方式管理生产。土壤盐碱加重，日益板结。粮食收成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卖了力气流了大汗，就是见不到收获提高和增加效益。前三年，每人每月5至7元的津贴，伙食也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吃不饱。
指导员和连长是现役军人，他们挣着军官工资，在自家开火做饭。本身在农业连队，菜粮油就近解决，伙食上花销没多少，也不用受各种票证限制，生活成本很低，生活质量都不错。我6年间去过两次指导员的家，都是因为回京探亲超假，怕挨处分。带着一条烟，忐忑不安地迈入屋里。只见几个女孩和一个最小的男孩围着小桌吃饭，他一个人单独坐在高处吃，眼角扫过饭菜，比知青吃得强多了。
在指导员眼里知青受苦是应该的。他最喜欢训话和熄灯时夜查，在冰冷和昏暗的大饭堂中，一口气讲两个小时。他能连贯说出十多个“要”。要，要，要！要战士拼命干，要大家改造灵魂，要这，要那，好像从来不想一想，这么多的要求之下，应该付出一点什么给战士。我从来没听过他讲，要关心战士的话。
干群关系开始紧张，除非有干部跟着，否则出工不出力现象扩散成风。瞎指挥造成的低效劳动和各种浪费现象普遍存在。
数九寒天，每天两顿吃不饱的饭，就是闲待着都会感到饥肠辘辘。连里安排大家去野外平地。在浇过冻水的大田里，每天站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来回扒拉那点晒化的表层土。这种活儿，纯属摆样子作秀。
听说前几年农场时，冬天都闲下来避寒。但是到了知青身上，领导们认为在家避寒是贪图享受，数九寒天在野外受冻是革命精神。冬天地里的风又冷又硬，往骨头缝里钻。被这冷风吹上一天，比在烈日下晒一天还要难受。
知青们心里不满，嘟吐着：“腰里系根绳，顶上十来层。”用草绳子随便往腰上一缠，夹着铁锹，稀拉着跟着去上工。一个个又黑又瘦，衣冠不整，精神不振。以至于到后来几年，冬天外出平地，干几下就找个渠背向阳处晒够了太阳再说。班长们也都睁只眼，闭只眼装没看见。
我就这样在严冬里混日子，也累、也饿、也挣扎。热切地期望着春天快点到来，每熬一天，我都暗自松一口气。
然而随之到来的却是想不到更冷的冬天，指导员运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思想，变着法儿抓斗争，找敌人，整治知青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搞。连队已经由改造思想的学校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了。我保存的日记，记录了当年的生活状态，摘录几段：
在指导员动员后，一场两忆三查运动，紧接着一打三反运动，在二连进入了揭批查的高潮。
连里的第一场批判大会，是在经过几周揭发检举阶段后召开的，批判对象是北京知青小曹。我还被安排为第6个发言人。大会之前发言人先开小会，由小曹的班长介绍了他的罪状。然后每人承包了不同的批判科目。我领到的是：批判他出工不力，讲吃讲穿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事实是：有一次吃忆苦饭，他给扔掉了。还有他经常把裤子压出裤线来穿。小曹的事刚批完，几天后，我们三排成了运动的风眼。先是老陈被关了两天禁闭，让他交代跟老乡换东西的问题。他被关在空置的粮库里。我去给他送棉被，用镰刀撬开了挡板。指导员下令把我也关了禁闭。从下午5点关到夜里12点。被查夜的连长给放了出来。
第二天，指导员问我：“你为什么撬库房挡板?”我回答：“因为给送棉被，塞不进去。”他顿了顿突然话题一转质问我：“你都到什么地方传送黑书，谁让你去的?”这一问吓得我目瞪口呆，低头不语，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快我得知将在晚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
下午，我一个人爬上乌加河边上的一个测绘铁架，站在离地面6、7米高的地方。我拿着弟弟寄来的家信反复看，想到自己16岁离开亲人来到这偏僻的边疆，苦熬岁月。我给战友送一床棉被，我看了几本书就要受到站台挨批的羞辱，理想被现实碾碎，这样的日子怎么活下去？望着远处的营房此时就像一座拘留所。我满脸眼泪擦不完，人也冻得发麻。
几个小时过去了，排长发现我不见了，到处去找。是同排的知青王广泽发现了铁架子上呆坐着的我，他急忙爬上架子把我拉了下来。
批判会上，让我站了将近两个小时。就像我发言批判小曹时一样，发言的也是各排的代表。批判的内容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破坏公共财产，传看黄色书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低着头不敢看发言人一眼，也听不清楚发言的都讲了什么。浑身哆嗦，头上冒冷汗，两腿也站不直。后来一排的叶小兵就不叫我的名字了，给我起了个外号“歪歪”。
之后一个月内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批判小范的全连大会。小范是北京育才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他多才多艺，知识丰富，眼界开阔，是个很有内涵的人。在他带来的电唱机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他手中借来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他那里知道了莎士比亚、雪莱。他像是我和很多低年级知青的启蒙老师。在那个封闭愚昧的年代，能遇到他受到他的影响是我的幸运。
这样的人在连领导眼里是容不下的。给小范罗列的罪状主要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有小组织活动，干扰学大寨运动。小范毕竟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在挨批时的表现镇定自若，比我强多了。
又过了两个月，指导员宣布了对三个人的处分：
小范：记大过。留兵团查察一年以观后效，送后山煤矿。他后来转到内蒙古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现在退休了，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忙碌着辅导学生。
老陈：记过处分。他是47中学老三届毕业的。我第一次听他讲黑格尔，是1971年。他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深入浅出。也是他跟我闲聊时说到他的同学——作家杨沫之子老鬼的故事。老陈退休后，沉迷于他多年收藏的古瓷器堆中，乐此不疲，老有所乐。
三人之中，我的处分最轻，是严重警告。可是却在档案中记上了一条：有反对学习毛著的言行。原来是有人写了检举材料，揭发我说过：“天天读没用”。这条记录即使在今天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
回城后参加工作，我不能再背着这个黑锅。我通过同连知青也是邻居的贺同学，找到了他的叔叔贺干事。贺干事曾在武指导员转业的事情上帮过忙，使武指导员如愿转业到了兵团化纤厂。1979年春天，我拿着贺干事的亲笔信，带着工厂人事科的干部，到呼市化纤厂找到了武指导员。由他写出了详细的证明材料，说明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此事，没有征询本人意见，对我的处分是错误决定。经过此番周折，兵团生活的痛苦经历算是翻篇了。
1999年，二连战友有一次聚会。在会餐中，武指导员举杯来到我和叶小兵面前。他说：“过去的事，请大家原谅。”我看着老去的武指导员，他能在垂老之年请求知青的原谅也算是良心发现。我回答他：“事情过去了。”
1999年聚会之后，武指导员过世了。
回到北京后，我像一只小蜜蜂，在企业忙忙碌碌干了30多年。知青们回城就业之路并不顺利，我尽自己所能先后调入6个战友来我们厂上班。有的是面临下岗的同连战友，有的是我在兵团借书途中问路认识的知青羊倌，有的是当年在五原县城一起用一元多元钱解馋的知青朋友。
我们有时聊起从兵团到工厂的经历，深切地感触到：我们是在艰苦岁月中一起经受磨练的知青战友，晚年了更应该抱团取暖。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是生活在“时代齿轮夹缝里”的人，属于那些很少被捕捉定格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状态。而没有我们，没有这些无名之人，就无法完成名为历史的马赛克拼图。
2017年10月18日
内蒙古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