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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史丨彭小莲：父亲出事以后，那些黑暗的日子里
作者简历
彭小莲
彭小莲（1953年~2019年），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原题
父亲出事以后
彭柏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在爸爸的身后响起轻轻的“哐啷”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头去，因为脖子变得僵直了，每一次扭动都会引起疼痛。在他身后，监狱的门合上了。他被抓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窗上装有铁栅栏，一扇小小的窗子，一丝阴郁的光线从那里射进来。 那些岁月对于我，是全然陌生的。等到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爸爸依然在监狱里。那时候，我已经三岁多了。我们家从原来的大房子里面搬出来，住在常熟路上。老保姆常常抱着我在弄堂口，在黄昏渐渐转暗的时候，站在那里，站在风里，等妈妈回家。那时候，街上还开着“当当”车，听着那铃声响过以后，我们就朝街对面的45路车站望去，老阿姨会说：“下来自己走走吧，婆婆累了。”可是，我死死地拽着她的脖子，就是不下来。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害怕，害怕夜晚，害怕独自一人。我也会害怕，有一天，我要失去老阿姨，失去妈妈，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正在失去爸爸。
1953年，彭柏山抱着女儿彭小莲
半个世纪过去，“当当”车的轨道也拆掉了，但是，45路车站依然停留在老地方。 父亲从提篮桥监狱转移到隔离室了。在这些日子里，他并不知道王一平——当时上海的组织部长，胡风专案组的负责人，“居然”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说：“彭柏山在30年代，和胡风一起在鲁迅领导之下工作的。他们有过接触。抗战中期他和胡风中断了九年来往，甚至没有任何书信传递。一直到了解放以后，才来往比较密切，但是没有发现彭柏山和胡风有反革命行为。所以彭柏山不能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处理。”
说完以后，王一平部长就将写好的报告推到了会议桌的中间。在那冷冷的一片沉默之中，在谁都不愿意把话题接下去的时候，大家把目光投向柯庆施市长。不，不管是一个怎样的气氛，似乎在1950年代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民主形式。至少王一平部长还能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一个“不”字。
柯庆施市长非常恼火，严厉地指责王一平是“右倾”，必须作检查。
会议之后，正式向父亲发出逮捕令。但是，依然在逮捕之前，在市委的常委会上，组织部长王一平、统战部长陈同生、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三个部长举手反对逮捕父亲。这一次，他们的“游戏”走得太远了，把死死的规则打破了。市委已经没有任何耐心再开会、再通过什么举手表决的东西了。市委、公安局发出了正式逮捕的通知。
1955年7月29日，公安局的警察到了隔离室，出示了逮捕证，要爸爸在上面签字。
父亲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他说：“我不是反革命。1943年春天陈毅军长上延安开会，华中分局饶溦石临时接管工作，他命令我和黄逸峰率领部队向泰州国民党李长江部队做假投降，待机起义。我和黄逸峰认真研究以后，坚决反对。我们的这支队伍是非常坚强的，宁可战死沙场。这以后的三年游击战，我们的部队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战斗，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保存了部队，保存了根据地。我是反革命，为什么不乘机带着部队投降呢？你们可以请示粟裕司令，只要他批准枪毙我，立即执行，死而无怨！”
爸爸拒捕。
这是一个形式。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我想父亲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妈妈和爸爸一样天真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提高了嗓门，一再地重复着：“不信，你们可以上南京军区档案馆查嘛！都有记载的你父亲就是不肯假投降！”
信不信都不重要了，现在形势需要的是另外一种解释。没有父亲的签字，照样可以行动，于是是日，父亲被正式逮捕。
彭柏山家人合影，彭小莲（右1）
“文革”以后，一直到我从美国回来，我才敢直直地问元化叔叔：“你为什么会在1955年抓进去以后，患心因性精神病的？”这些事情，现在都说不清楚了，那时候是1950年代，还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连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时候，像元化叔叔那样的人，对党的感情几乎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感情，毫无怀疑，坚定地热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了一次集体逮捕的状态，没有选择，没有申辩，没有思考的余地，什么都被剥夺了。你必须无止境地重复一句：我有罪！
可是，罪在哪里？谁也不能为自己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但是，你不为自己编织那些罪行，别人将对你进行惩罚。元化叔叔说，每天吃完晚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这成了一个规律，一定是吃了饭以后。对了，就是吃下这碗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不能控制地抽搐，到了夜晚不能好好地睡觉，那疼痛带来的是一阵一阵的心慌，黑夜马上就要降临了，可是头却像被铁夹子给箍紧了，一点一点往里钻，疼得难以忍受。这时，头顶上的灯打开了，刺眼的照度，直直地逼视着他。身后是看守在那里打牌，不知是存心的，还是头太疼了，他们在那里猛地一拍桌子，在那里猛地一声叫喊，让人胆战心惊。还是在那里吃饭，还是在吃完饭以后，人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现在，想起来已经晚了，甚至也不敢再往深处多想一点。那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哪一天晚上不要吃那个饭，看看人还是不是抽搐？没有，那时候怎么会朝那么恶劣的方面去思考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会在饭里放下一些什么……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去想，于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一碗饭这么吃下去了，于是，每一次吃饭之后，人就开始抽搐……最后越来越厉害，甚至能感觉到那里的肌肉在被一点一点地撕开，疼得难以入睡。彻夜彻夜地失眠，那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日子。元化叔叔最后说，他也在里面自杀过。他用头撞墙，但是自杀未遂。后来嘴也歪了，眼晴也呆滞了。一直到隔离结束后，元化叔叔被家里人带到华东医院，请束宗华和夏镇夷医生诊断，结论为心因性精神病。 妈妈说，在隔离室的时候，那些人看见元化叔叔生病，高兴坏了，说是看王元化会说出些什么。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了，看他怎么把所有的阴谋都交代出来，还有那些纲领、计划、漏网的胡风分子等等。总之，终于可以从一个病人这里打开缺口了，他们真是满怀着希望——一个精神病人会在发病的时候，把什么都交代出来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元化叔叔在发病的时候，大声地叫喊着：“我没有罪，没有罪！”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干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没有！他和他认识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干过。他们是这么忠实于党，忠实于这个国家，这是他生活的信念，他从来就没有违背自己的信念干过任何事情。他把所有的诬告都推翻了。 那时候，母亲的形象对于我是模糊的，她一直一直在哭。在她下班以后，常常带我去黄逸峰伯伯家里。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敢于接待妈妈，跟妈妈说真话，告诉妈妈该怎么活下去。他原来是爸爸的上级，“联抗”的司令员。他们家离我们很近，就隔着几栋大楼。我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啊，跑啊就跑去了。妈妈在里面讲话，我坐在客厅里和他们家的大孩子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彭小莲为胡风事件拍摄的纪录片《红日风暴》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却似乎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妈妈踏上了去黄逸峰伯伯的家里。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会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啊！……”
每次等妈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她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看见她又在水池前面哭泣。我还老是要问她：“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哭啊？”妈妈就像做游戏似的，回答我说过的话：“妈妈的眼睛不好。”妈妈哭完以后，就在那里洗脸，她会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似乎可以把眼睛的红肿洗掉，可是末了，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哭得连脸颊都肿了。有时，她会打开人家水池前的小壁橱，在那里拿出一点粉，往自己的脸上扑一扑。这样，那浮肿起来的脸颊，不再显得那么光亮光亮。 小兰说，有一天她下课回家，只看见妈妈的床单上全是血，妈妈睡在上面。老保姆拿着一床小被子，垫在妈妈的身体底下，可是血还是不住地往外流。妈妈说，那时候，啊，真想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留恋。走了，不就是走了吗？只要还活着，就得装出很多样子，装得很快乐，可是，怎么装也装不好。看着母亲的面孔，小兰也害怕了，她实在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害怕妈妈会死去。她在那里大哭起来，这时候，妈妈努力对孩子微笑着，笑着笑着，自己也哭了。妈妈，大血崩了一次，最后还是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送到医院抢救，活下来了。 这之后，是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不是像元化叔叔那样走向极端的兴奋，而是走向极端的抑郁。他从来都没有向我们描述过他在监狱里经历的事情，对于他监狱经历的了解，是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妈妈跟我说：“你父亲这个人是很脆弱的，他在监狱里，又试图自杀……”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经历了“文革”，听妈妈说到这些，我开始对于“坚强”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不以为，坚强是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整个生命，如果对于父亲没有更多的意义的时候，坚强又能说明什么？死在哪里都没有任何区别。也许，死在自己沉默的真理里，还能找到一丝安慰。在外面不会再有希望，整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答案都是一样的。
纪录片《红日风暴》截图
妈妈说，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忿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胡风代鲁迅先生给爸爸写信，靠着那几张明信片，他捱过了拷打，捱过了漫长的黑暗；如今，胡风被捕了，父亲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的话，这又会是一幕什么样的景象呢？后来，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抓进了日本人的宪兵队监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天空吧。”那现在呢？天空再也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他该归属于哪种人呢？生命在黑夜里消失，在晃动着残光的幻景里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后等待着的生活中，一切依然会是残酷的。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妈妈回忆说：“在父亲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叫小孩子都忘记我吧，你也忘记我吧。’……”母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好吗？我怎么是个傻瓜，怎么点没有想到，人都会有这一天，不再渴望活下去了……”
爸爸知道连死都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爸爸向监狱提出，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谈一次话。监狱答应了，王一平部长亲自到监狱去看望爸爸，他什么都说不出，只希望王部长能为他照顾一下这个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是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更加残酷。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支撑。他跟王部长讲，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冷酷的生活，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必须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找到理由……这一次，不是在监狱和大家一起搞什么绝食斗争，争取“读书读报的自由”了。轰轰烈烈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在他身后追赶着他的死神。他要用一切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要么接受死亡，要么逃离死亡——活下去。他是在和自己作斗争。
市委答应了爸爸的要求。于是，妈妈带我和小梅先去常熟路上的“红玫瑰”照相馆。我戴上了一顶兔子帽，两只兔子耳朵竖得高高的，我显得比真实的形象大多了。小梅在幼儿园里摔断了腿，用垫子捂着，坐在边上，我俩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等照片冲出来的时候，老保姆和妈妈带着我们两个人，去探监。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保姆放下我，让我跑进探望室。她想让气氛显得快乐一点，她想让爸爸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跑了。可是，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紧紧地拉着老保姆的手，看着那一间长长的屋子，屋子的中间是一个大的会议桌子，爸爸已经和看守在那里坐好，等待着我们。但是，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同样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妈妈说，我坐在爸爸的桌子对面，小梅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爱说话。我趴在桌子前，居然跟爸爸，跟我不认识的爸爸说：“你好好的，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大概是我太小，没有人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句子，连看守都笑了。妈妈说，从来都没有人教我，怎么已经这么会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为父亲留下其他任何东西，只把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和小梅的合影交给了父亲。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晚上回家，妈妈就去晓岑的屋子，到那里不是去跟晓岑说话。她是去向一个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
那时候，公安局派了一个警察住在我们家，监督妈妈的行动。如今想到这些往事，我和小钧、小梅都会哈哈大笑。1950年代，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政治有多么复杂，在这混乱之中，政治游戏也会给我们的家庭添加一些人情和笑话。于是在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比别人更早地理解了黑色幽默，这为我们带来了欢乐。虽然这个欢乐来得那么晚，但是我们不再记得当时的痛苦，不再记得那间压抑的小屋，因为有了这个小警察，让我们这个没有生气的家变得滑稽起来。
彭小莲与母亲
那时候，小警察还很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就在晓岑的屋子里，搭了一个行军床和晓岑同住。小警察白天到公安局上班，晚上回来监视我们。他很寂寞，特别是在放假的日子里，他都不能外出，必须和我们一家挤在那几间小屋里。可是，家里没有人跟他说话，谁都不敢和他说话啊。除了我们的老保姆。因为她是劳动人民，出身贫下中农。在小警察的生活里，老保姆变得像母亲似的。
她慢慢地跟他聊家常，关心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有时也顺便把他的脏衣服洗了。那时候，他从乡下出来有两年多了，情绪很不好，一直找不到对象，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乡下老家总是来信催他快把婚事定了，因为他也不小了。在乡下，他这个年纪的男人都已经抱儿子了。可是乡下姑娘，他是再也看不上了；老保姆很关心他，为他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可城里人，唉，人家眼界也高……一直到最后，老保姆带来了邻居家的小保姆，那个女孩子梳着一根好长好长的大辫子，一直拖到腰上。小警察一看见她，脸就红了，小保姆也腼腆得说不出话。老阿姨高兴地跟我们说：“成了，成了。这一次是一定成了。”大家在那份紧张和无聊之中，开始真心地为小警察高兴，毕竟是一件好事，给我们家那么黯淡的生活带来了色彩。老保姆也觉得自己成人之美，做了件积德的好事情。
小警察开始急着结婚，他不要在我们家再住下去了，连约会的地方都没有。女孩子来的时候，还要老保姆出面，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厨房里赶出去，给他俩腾个地方。厨房的门“砰”地在我们身后合上了。我们挤成一团，在走廊里和老保姆一起笑啊，笑得快乐极了。
小警察突然发现，他原来是天天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于是，他变得焦虑不安，实在是烦透烦透。他给领导打报告说，至今也没有发现朱微明的反革命言行。他请求组织上另外来人接替他的工作。那个年代，和文革还不一样。人，似乎还有点良心，还敢于说一些真话，反正就这样，小警察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最后带着一份感激离开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警察搬进来住了。
（本文摘自彭小莲著《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11年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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