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
疯癫的喜剧
我记忆中第一个疯子，出现在住宅附近的马路上。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他的地盘。那是人行道边的一间三平米的独立木屋，大门敞开，里面只有一块简陋的床板。这也许是人们向疯子所能提供的最高待遇。他穿着肮脏而宽大的衣服，瘦骨嶙峋，坐在自己的御床上，眦着发黑的黄牙向路人傻笑。我们喊他的名字时，他则继续用笑声回报我们。“文革”开始后，由于没人监管，他被飞驰而过的卡车碾死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疯子，一个用滑稽元素捏成的泥偶。他的退场，令附近的许多孩子都惘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座童年的路标。
降临之后，在我的个人编年史里，这是迷乱的图景，浮现在脆弱的记忆里，犹如戈雅和萨德所描述的梦魇。疯子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其中一部分是由于精神错乱，而另一些人则在佯狂。对于后者而言，疯子，就是一种表情狂乱和令人迷惑的面具。
在1967年，我们小学有个老师疯了。她雕塑般坐在校门口，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孩子们向她吐口水和扔石子，而她则用仇恨的眼神给予回报。一次我出于好奇，拿了两颗糖给她。她表情漠然，似乎没有看见，我把糖硬塞进她的手里，却看见她眼里滴出一颗很大的眼泪。我吃了一惊，仿佛窥见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回家吃饭时，我把这秘密偷偷告诉了母亲。她赶紧摆手说，小孩子不要乱讲。一年以后，大革命的狂潮开始消退，女老师的疯病突然痊愈。我在办公室里遇见她，她马上认出了我，嫣然一笑，转身拿两颗糖给我，仿佛是一种蓄意的回报。我吓了一跳，小脸涨得通红，好像被她看穿了当时捉弄她的心思。疯子与常人的界限是如此含混不清，充满了谜样的色彩。
在“文革”早期，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这种似是而非的疯子。发疯最初是一种逃避政治迫害的策略，而后却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身份，甚至转换成内在的本质。但他们仍被怀疑是装疯卖傻，受到严密的审查和监管，关押于各单位的临时“牛棚”，或被强制劳动，清扫铺天盖地的垃圾，而他们自身就是最令人不耻的垃圾。
政治罪犯和疯子的双重性，是文化疯癫史的重大特色。与那些“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相比，政治疯子遭到了双重的歧视：他们既是疯子，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悲惨对象。他们是双料的罪犯，并且要接受加倍的痛击。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在佯狂中偷生。
这双重的迫害就是最致命的希望。早在魏晋时代，佯狂己经成为士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自救策略，但在许多世纪过去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人能够因佯狂而摆脱死亡。我住的弄堂里有位杰出的外科专家，曾给一些北京高层干部动过手术，却在“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上突然失疯。造反派在观察了很久之后，断定他不是装疯卖傻，总算放过了他。他躲在家里，吃大小便和身上搓下来的垢泥，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疗法。几个月之后，他坐在壁炉前，浇上煤油，把自己烧死了，犹如烤熟一头绝望的公羊。这是超越疯狂界限的叛离，它终结了全部的个人苦难。在大革命壮丽风景的边缘，这种死亡勾勒出浓重的阴影，从反面论证着核心事物的明亮。
疯子和罪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疯狂就是罪恶，因为它的思想是阴暗的，不能被领袖的伟大性所照亮。忠诚是最高的美德，但疯子并不理会这点，他们因而成为新伦理的危险敌人。1969那年，安徽发生严重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市区。我家对面空置的底层车库里，住进了四个灾民。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个隐秘家园的。我每天趴在窗口眺望那个尤奈斯库式的舞台，面对一个怪异的家庭——满头白发和两眼蒙翳的哑巴老妪，领着三个同样聋哑和满眼白翳的孙子，我们分别叫他们大哑子、中哑子和小哑子。白翳和聋哑是两个受难的记号，它表达了双重的责罚：他们既不能看清自己的面容，也无法说出肉身的悲痛。只有小哑子偶尔拿出一个破烂的课本，蘸着口水，试图阅读那些简单有力的语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但他所发出的，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叫嚣。有一天，这家的母亲突然出现了，据说是被公安释放的。她两眼长着厚厚的白翳，却能够开口说话。但这种话语权是致命的毒药。我看见的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她披头散发，在花园里高声唱歌，并不停地咒骂最高领袖，她的三个孩子把她强行押进屋子，但随后她又幽灵般溜回花园，继续从事她的反革命宣传活动。
也许是里弄干部告发的缘故，一周之后，弄堂里出现了七八个公安，要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女疯子对此毫不在意，哈哈大笑。大哑子愤怒得脸部肌肉都扭曲了起来，发出尖利而痛苦的叫声，似乎要表明她只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已。但公安战士不为所动。疯狂就是罪恶，而反对领袖的疯狂，则是所有罪恶之上的罪恶。女疯子被强行带走，很快就执行了死刑。她的母亲和三个儿子也随即突然消失，变得无影无踪。在黄昏的光线里，舞台沉寂下来，只有小学课本被遗弃在花园里，被风所随意翻动，上面残留着小哑子的肮脏指印。
邻居们终于露出了欢喜的表情。他们为除掉害虫而弹冠相庆。但人民所驱逐的，其实只是几个可怜的乡村残障者而已，他们甚至不能明晰地喊出这最无力的绝望。
“文革”中最有名的精神病人是陈里宁，被红卫兵封为“新时代的‘狂人’”在某种意义上，呆傻也许比变态和疯狂更为安全，因为它更易于被观察和解读。上中学时，每个班里几乎都有一两个傻子，他们是用来制造戏谑效果的丑角，点缀着大多数常智者的无聊生涯。本班的傻子绰号“24点”，这是因为他虽然数学成绩只有零分，但算起24点来，却是全校无敌。有一回我策划了一场车轮大赛，邀请本年级最好的数学高手来跟他比试，结果所有人都被打得丢盔卸甲，大败而归。
24点没别的爱好，就是有点好色，曾经在厕所里偷看小姑娘撒尿，被当场抓获，就转学到我们学校，从此变得非常老实，对漂亮的小姑娘，最多只敢斜眼偷窥。他的唯一策略是终年穿着黄绿呢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坚信这样能够得到女孩的青睐。中学毕业很多年后，我在永嘉路上遇见他，依然穿着那件洗淡了的中山装，一脸道貌岸然的样子。我叫他的名字，他却已经认不出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丧气。24点是旧时代最坚贞的信徒，当整个世界都起身飞走了之后，他还在原地固守着旧时代的美学。
傻子之傻是永久的，它不能被治愈，但疯子之疯却是可以矫正的。那时的报纸，到处刊登着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的故事。革命意识形态显露出全知全能的特点，它战无不胜，创造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奇迹。从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我们每天都能听见新事物的诞生。
而在疯人院墙外，人民正在遭受日常疯狂的困扰。中学毕业后，我在一家照相机厂做钳工。一名中年女工，因无法承受她所暗恋的年轻组长的训斥，当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我们把她送到附近的新乐路地段医院，医生诊断说她是歇斯底里症，给她注射了葡萄糖安慰剂。组长也跑来温存地道歉。患者平静下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意，一路小跑地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从前，《人民日报》总是义正词严地形容“美帝国主义发出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但直到成年之后，我才从工人阶级那里见识了这著名的疯病，它是如此的可爱，揭发着人性中最暧昧温软的弱点。
这种短暂的疯狂，在“文革”后期像感冒一样流行，成为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调料。我的同事兼好友Y，20岁那年突然发病，目露凶光，用货车猛撞车间的大门。医生说这是突发性精神分裂，但十几天之后，他竟奇迹般地自我痊愈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被公安吓疯的。前晚观看露天电影，邻居的钱包被窃，由于他就在现场，便成了重大嫌疑。但他无法承受公安的盘问，刚走出派出所就疯了。当时正是雷雨交加，他一把夺走陌生女孩的雨伞，在大街上疯狂地逃跑。两周之后当他再次遇到公安时，却被突然吓醒，犹如从梦中惊醒了一般，疯病遽然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患。
这是我所遇到的最奇妙的精神分裂，它起源于无辜者对权力的极度惧怕。在遭受权力的威胁之后，Y只是渴望拥有一把伞而已。这是人所能获取的唯一庇护。伞是柔软可笑的盾牌，它要向暴戾的天空请求和解。在这无疑是一个被神所精心叙写的寓言，其间囊括了各种隐喻式密码：伞、雷电、大雨、警察和逃遁等。在Y的疯狂背后，深藏着人类无法索解的理性。
1975年，我曾通过“关系”参观了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此举只是为了满足我对疯癫世界的好奇。那是个夏季的正午，我跟伙伴一道走进灰色的大楼，被准许在窗外观看那些正在集体进食的疯子。他们吃得如此专注，仿佛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跟我们先前想象的截然不同。我们未能看到传说中的那种场景——看守的暴力殴打和强制灌食、赤身裸体绑在铁床上进行电击，等等。只有一个疯子跪在地上，向我们看不见的神祈祷，自言自语和自我对话，痛责自己的罪恶。他满头白发，表情疯狂而谦卑。他的神起初似乎对他置之不理，而后便开始责备他，而他则不住地解释和忏悔，请求神的宽恕。半个小时之后，奇迹出现了。神原谅了这个罪人。他喉咙里发出了哭泣般的笑声，然后开始泪流满面地进食。我们转到另外一个窗口时，终于看见了疯子的神，那是贴在墙上的表情慈祥的领袖肖像。
“文革”结束之后，那些曾经宣判他人为疯狂的人，被钉上了疯狂的耻辱柱。疯狂的定义被改写了。这是最具讽刺意义的价值倒置。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恍然大悟道，仿佛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觉醒，疯狂的属性就此被外推给了那个已经流逝的岁月。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从疯狂中复苏，成长为有理性的人，并且保持了对疯狂的回忆和警醒，因为我们曾经为此付过沉重的代价。但疯狂并未消失，而是悬浮在理性世界的上空，热烈觊觎着我们恬淡的生活。 （本文摘自朱大可著《时光》，东方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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