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 | 周小六：儿时的劣迹斑斑不需要粉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周小六，77级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三甲医院做病理医生，1988年晋升主治医师。1989年研究员身份赴日，1990年就职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部。1998年移居加拿大，后移居美国，两栖于美加之间。

原题

儿时的零碎，劣迹斑斑

作者：周小六

我的生日跟儿童节只差一天，觉得自己的性格跳跃，浮游不定也许是生在儿童节附近的缘故，但始终保有一颗童心，简单，放任，向往自由，不拘一格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无论环境如何嘈杂和喧嚣，仍旧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好像也不错呦。

我不确切我的生日。我是第六个女儿，在盼儿子望眼欲穿的急切中，是猫不闻狗不舔的存在，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激动。我妈说：“在家里，我急不可耐的到来，连医院也来不及去，邻居的大婶帮着我妈生下了我，没有任何法律文件。”

过了很久，街道的民警听说我妈又生了孩子，就来帮着报户口，生日就按我妈的记忆写上了六月二号。我从来不过生日，也没有人会记得，偶尔有人想起来给我煮两个鸡蛋，但我不喜欢吃鸡蛋，尤其是煮鸡蛋，总觉得有一股鸡屎味，源于从小到大，家里吃的鸡蛋几乎都是贴壳的。我妈总是托朋友买来很多贴壳鸡蛋，然后淹成咸鸡蛋，切开之后拿放大镜都找不到蛋黄在哪里。

长大以后，突然渴望生日被关注，到六月二号那天对我妈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妈却答道：“你的生日是阴历六月初二”，实在是太过分了，活到十几岁我居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生日。可是，事实远非如此，随着对我生日的讨论，又出来了另外的版本：我三姐说：“户口上是按阳历申报的，按阴历算应该是五月份。”我妈却说：“你们的生日都是按阴历报的户口。”竟把所有的人一起拉入泥潭。

在争论不休面前，我妈的坚持妥协了，她说：“也记不清我的生日是阴历还是阳历，但记得是我大姐放学后的傍晚，只能排除不是星期日。因为报户口的时候，我已经半岁了，就大概齐的报的生日。”实在是让我欲哭无泪。为了显得稍微的负点责任，我妈告诉我可以去寻找替我接生的大婶，可是，时过境迁，大婶在何处？就这样，我的生日至今仍是悬案。

在新三届公号里看到好多写童年的文章，几乎都得到了优秀的传承，孩儿们都是在掌声和鲜花的度过，可我的童年似乎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事迹可以夸口，年轻的时候会东遮西掩，守口如瓶儿时的过往，现在倒不以为然了，因为童年已无法回炉，也不能抹掉这些痕迹，记录真实的自己容易，因为不需要粉饰。

在我有记忆之后，尽管绞尽脑汁想博得被关注，却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那种在熙熙攘攘中的孤独感，那种父母健在的无助感，让我的心情特别流浪，也就造就了我倔强还有点孤僻的性格。与其在嘈杂中寻求家庭的气氛，我喜欢独处。与其与没有精神交集的朋友打造一个和谐的景象，我喜欢节省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与其花费精力去维持那些可有可无的交往，我喜欢只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如果没有，我也可以特别享受自由的时光，每分每秒都很美好。

懂事之后，突然发现人与人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不是因为你是如何聪明，如何努力，而是阶级和家庭的处境决定了人生的轨迹。可是，我从小就不认命，渴望着自己的人生也会朝着自己期许的方向。每每看到人们对生活的无力和计较，在市井中生存的小民们为了柴米油盐殚精竭虑，为了生活的艰辛，不得不放弃理想和自由，那种无奈的叹息，那种生活的压抑让争吵和怨言不绝于耳，对我的人生都有着极其敏感的点播和颠覆。

小时候，我不知丢过多少次，那是赶上好时候，孩子多的成灾，如果在现在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总是我姐送我上托儿所，人多沟通不畅，我为了不去，跟着我姐出去之后就逃走，因为太小，迷路就找不到家，到晚上接我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

有一次，走了一天不吃不喝，被路人捡到送到郊区派出所，警察问我也不回答，那时的警察叔叔负责任，通报全市的派出所，家人才在半夜找到我。家里为我操碎了心，我是派出所挂号的知名人物。

后来上全托，在全市最好的市中心幼儿园，仍在困难时期，但托儿所的伙食仍旧很好。小朋友的父母都在政府机关、报社工作，还有一些军官的孩子。小朋友都穿得很好，我妈也给我做灯芯绒的和平服和布拉吉，带着纱巾，头上扎着蝴蝶结，冬天穿着小棉猴，我姐织的毛衣，毛线帽子可好看了。

托儿所时代

托儿所的条件特别好，但仍旧有一种集中营的感觉。除了自由活动时间之外，都要坐在小板凳，把手背到后面，吃饭不能说话，不能剩饭。最难过的是每天半夜，在朦胧中被集体喊醒，不管需不需要，排队上厕所，又冷又困，折腾完之后，有时候就睡不着了，所以，我经常发烧，我也希望发烧，到时候可以回家了。

托儿所是一个小社会，还是有隐形的不平等，对那些父母有权势的孩子有纵容和放任，特权的烙印无处不在。我虽是窝里横，一到外边就打蔫了，害怕老师的训斥，害怕横行霸道的小朋友，完全没有存在感，倍感孤独，特别想回家。

我把“越狱”当成了事业，瞄准一切机会逃跑，被送回来就会受到惩罚，但还是越战越勇。最惊险的一次；我妈在单位突然见到一丝不挂的我，大夏天，满身汗泥的出现在她面前，我妈吓死了，因为离托儿所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多个路口，电车道，也不知我走了多久，太热了，我一边走一边脱衣服扔掉，最后就是刚开始的镜头。我还依稀的记得，我妈找到一个大盆给我洗澡，现买的衣服和鞋子，又给我买一些吃的，但我却有立功授奖的感觉，感到特别幸福。我妈赶紧给托儿所挂电话，居然没人发现我的逃跑。

以前，我妈为姐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送寄宿学校，进少年宫，送体校。也不知是不是养孩子的怠倦，到我这，民办小学在一个破庙内，从来没有人给我开过家长会。当时，因为我生日已经过了入学的期限，学区的学校就让我等下一年，为了不回托儿所，我就闹着要上学，我妈托邻居董老师走后门才上的学，我妈用剪子给我剪的娃娃头，前边的头帘像啃的一样，加上我是南北头型，很丑，在这样的破学校，我也不能穿托儿所那样的衣服，让我特别自卑。班里的女生都是在家里散养的孩子，我在她们面前特别没有震慑力，加上我真实的名字是我爸取的，跟当时女孩子的名字格格不入，像男生，她们就叫我假小子。

大部分同学都是那种底层社会的家庭，很穷，连学杂费都拿不出来，老师就像债主一样每天讨债，扯着嗓子大吼，交不上钱的同学很理亏的低着头，我有点同情他们，第一次体会到贫穷会剥掉人的尊严。有同学小九九背一个月也背不下来，大家都得陪着，每天都特别煎熬。一有机会我就拿小刀刻桌子，偷着看小人书，只要老师看不见什么都做。小学老师换了好几个都看不上我，她们就像野狼嚎，除了吼不会好好说话，拿教鞭敲我的桌子，但我执拗地不肯认错，老师经常气急败坏的把桀骜不驯的我推到门外罚站，但我其实特别高兴，有一种刑满释放自由了的感觉，我在托儿所学了一些东西，跟其他同学不在一个水平，所以当时好像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笨成那样。

在学校女生不喜欢跟我玩，因为找不到优越感，玩踢包我一口气踢100多，像跳绳，抓拐也特别大将，也不懂团队精神和谦让，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招人烦并不冤枉。看老师不喜欢我，那些会讨好老师的女生整天监督我，告刁状，我只能死猪不怕开水烫，仍旧倔犟的死扛，总得生存，不然又能怎样？

虽然我逃学，罚站，因为学的东西简单，拿双百从来是顺手拈来，在小学所有的考试中数学只有一次没得100分，是因为我忘了把小数点后边的零消掉。已经习惯了我总能100分，那次我还是特别不开心。尽管我很顽劣，但靠着记忆力好，动手能力强，音乐课，美术课，手工，还有描仿什么的，特别有优势，所以那些老师就喜欢我，也让我在心理上找回一些自信。所以我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骄傲的。

第一次逃学是贪玩没写作业，两天没去，但早上仍旧背上书包出去，没地去就在街上转悠，中午回家吃点东西，怕我姐看出来吃完饭就像往常一样离家，实际上做贼心虚。第二天就更不敢去了，在外边晃荡时，心里七上八下，游神一般地不踏实。放学以后，老师派同学到家里告状，我被我妈拿尺子打手板，我妈从不无缘无故的打骂孩子，那次打的挺疼的，但也没让我服软，仍旧没有说“我错了，再也不逃学”之类的检讨话。

我妈摊上这块小滚刀肉也不能下手太狠，因为我还有杀手锏，我体质弱，长得也瘦小，总是借着哭闹之后不吃不喝，就一定会生病，我不吝啬生病用来震慑她们，每次都弹无虚发。她们也百试不爽，惹不起。我妈工作忙，也怕我生病麻烦，只有妥协，后来只要我一有不想上学的念头，她就开绿灯，在家赖过后，我妈第二天就会给我补一张：“小六昨天生病不能上学”的造假假条，我妈着急的时候没时间把我们的名字对号入座，慢慢的同学就都管我叫小六，要是提起我的名字，很多认识我的人不知道那是我。所以，有我妈的袒护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逃课了。

文革开始后，放羊了好几年光撒欢儿，稀里糊涂的就小学毕业了。我不会拼音，不会打算盘，拼音我好像也学过一点，但不是完全会，高考时语文卷居然还考拼音，我好像没全对。

文革开始后我就更不爱上学了，因为董老师解放前是教徒，出身又不好，没有阶级敌人可以批斗，她就成为学校唯一可以拿来充数的对象，我们也要写批判稿发言，特别困惑。住在一个楼里，跟她女儿是玩伴，董老师那么文雅，对人畜无害，无论如何也抹不开面子。所以只要有这种活动我就装病不去上学，倒像自己做啥亏心事似的。

那几年不咋上学还是挺快乐的，我二姐毕业被分配到县城，在公安局工作。当时武斗，很多大学生被打死，都埋到学院的操场上，坟前还有照片和姓名，我妈带我去看过之后，一直在说太可惜了。邻居有个男孩被流弹打死，还有一个游泳被淹死，我妈在单位当干部，虽是芝麻官，但还是管着一亩三分地，当时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她虽没挨斗，但也自顾不暇，没有精力顾我们。

我是家里最大的隐患，怕我们乱跑，就把我五姐和我扔给了我二姐，我五姐被允许回家后，我仍被留下管制，我在县城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疯野，吃食堂，坐在判刑游街的汽车里，在县城里转。听一个敌特分子屈打成招，说有一份敌伪档案被埋在县委附近，我姐和她们同事倾巢出动，每天晚上和周末加班，挖了很长时间，兴师动众的就没下文了，就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好无聊。

后来我姐去乡下蹲点，把我放到公社的妇联主任家，在江畔，山清水秀，跟农村孩子一起疯野，上山采蘑菇，山里红，到江流中捞小鱼小虾，还到藻泽地上跑，享受那起伏的波动。那个地方种水稻，只吃米饭，油亮油亮的米粒，特别香糯，很富裕的地方，经常吃鱼，第一次吃他们用茄子和黄酱炖鱼，很美味的。没有面粉，就用米碾成米浆烙饼吃，好好吃，只是特别想家。后来终于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可以把我捎回去，没想到是让我坐在后边，特别颠簸加上暴晒，颠的都快散架子了，到家之后我姐都不认识我了，穿着草绿色军装布衣服，又黑又瘦，加上暴晒满脸爆皮，特别丑，她们取笑我好一阵子。这是第一次到农村生活，觉得农村就是这个长相。

文革失学期间

后来又送我到哈尔滨我大姨家待了一段，也武斗，大炮隆隆作响，玻璃怕被震碎都贴成米字的纸条，就跟电视剧里的战争片一模一样。当时大姨退休，给一个中学老师看一个小男孩，特别可爱，让他笑他就咧嘴，让他哭他就装哭，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太地道。他爸接他来时见到了我，大姨就介绍我是妹妹的女儿，他可能是出于客气就跟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我就像小大人似的特能聊，看上去跟我又瘦又小不太相符。也许他是老师与其他人的认知不一样？他对我大姨说：“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将来肯定有出息。”大姨觉得有点新鲜还跟我妈提起这事，我妈说：“人家就是奉承话，小六整天没正形野淘。”好不容易有人夸夸我，就这样被否定了。

在邻里间我的名声也不太好，因为好奇心，不明白的事一定要刨根问底，邻居大妈是做豆腐的，我粘着她一直从怎么种黄豆问到卤水，烦得她见谁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太絮叨了，所以，终于有一点表扬就念念不忘，假话也当真话听，因为来之不易。

家里都是姐姐们轮班上岗，所以她们就跟小妈一样，可以名正言顺的限制我，屋里收拾干净就把我轰到外边玩，跟女孩玩不到一起，我跟男孩一起爬墙，上树，最高一次爬到消防队搭的架子上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往下看时腿直打颤，总算活着下来了。到建筑工地玩，从上边掉下来一根柱子，差一点砸到我，好多钉子在地上，经常把鞋底扎透，扎到肉里，我特生猛的自己拔出来，现在想起来都好疼呢。后来就跟男孩下棋，开始不会，就到路边看下棋就学会了，跟男孩玩一会就将死他们，男孩见我就躲，终于玩到没人理了，只剩下跟他们比谁跑得快了，结果还是没有人超过我。后来因为跑得快参加高中和大学生运动会，就是得益于野孩子一样的经历。

胡同里有一群大妈打扑克三缺一，就让我上场，我一边出牌一边偷牌，大妈输急了就很气急败坏的牢骚，再也不叫我了。实在无奈我只有在家里讨好我姐。文革时有好多冷笑话，每天讲给她们笑一笑，我日子就好过点。相声我听几遍就几乎能一字不差，绘声绘色的说起来，她们笑点特别低，我一本正经的刚说几句就能让她们笑的喷饭。我说笑话后来都可以逃票，坐火车在餐车上跟列车长和列车员聊天，给她们讲笑话，列车长笑够了就说：“小六，以后再坐我们的车，就来找我”有车长的话，列车员的朋友就理直气壮的带着我蹭火车，现在想起来不太好，占国家便宜。

上中学是特别好的学校，2姐3姐4姐都是文革前考到这个学校，她们的老师都还在，本来我可以有点庇护，可是，一个小学刚戴帽的中学，需要从各个学校调拨学生，我就中奖了，只有我们班不幸的被转到这里。学校的老师都是各个学校甩出来的问题老师，家里有门路的都纷纷转学，学习风气乌烟瘴气，每天男生都捣乱，把狗拿到教室，轮流踢来踢去，特别可怜。像小流氓一般破坏公物，砸座椅，往刚刷完的墙上泼脏水，上课的时间只有那么一点点，还经常开斗私批修会，挑拨同学斗同学斗老师。

西哈努克带着美女经常来中国免费旅游，刷存在感，观光下榻之处，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去夹道欢迎，等好几个小时，就车来时喊几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就绝尘而去了。还让我们去农村帮农民秋收，捡煤核送到学校烧砖，到工厂学工劳动，走好几十公里去军训。

学习雷锋，王杰，刘英俊，把我们洗脑的想入非非：幻想着能拦惊马，挡火车，救落水儿童成为英雄。有一次听我妈跟朋友聊天说：“刘英俊的妈妈还有心思做报告，儿子都死了，当英雄有啥用？”还觉得我妈特别落后。

当时老师也处于半失业状态，疏于教学，心思都在柴米油盐上，还派我起早排队帮她买牛奶，给她孩子织毛线帽子，都在行使特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只能见缝插针的学到一点知识，看到学校老师声嘶力竭的开批判会，好像也竭尽全力的样子，比给学生上课卖劲多了。

还有一件事特别滑稽：我二姐因为分配到县城，高不成低不就的成老姑娘了，在城里相亲一个大龄青年。也不知道介绍人在哪淘换了这么个人，穿着黑灯芯绒中山装，戴着解放帽，三接头皮鞋油光铮亮，两条裤线平行笔直，就差没镶金牙，带罗马表了。那时候老师特别没有地位，当兵和公检法的比较吃香，就连工宣队的也可以以权之便，娶到知性美女。这人谎称在公安局工作，还拿着镶嵌照片的工作证示人，我姐也没相中他。

上中学的我

后来学校开生理卫生课，大家都好奇是哪位老师来讲课，当老师进来之后，我差点晕死过去，那人不是给我二姐相亲的黑灯芯绒吗？这世界真的太小了，公安局的怎么转业到学校教生理卫生了？真是匪夷所思。只是苦了我了，好尴尬，躲都没地躲。

到中学后我长的高点了，也比以前好看点，没有那么自卑了。上小学时瘦小枯干，全班只有一个罗圈腿的女孩比我矮，到高中时，已经把比我高的同学超过好多个，很多女生都主动跟我交好，如果能跟我成为朋友就觉得很幸运的事。我有几个死党，都是学习不太好但很努力的那种。当时还以为可以恢复高考，都想好好学习，我当时学习好，又是班干部，也许觉得能得到庇护的缘故，她们几个特别小心的呵护着跟我的关系，每天早上她们都从学校的方向返到我家，等着我一起上学，风雨无阻，我妈和我姐都被她们的忠诚所感动，她们家里做好吃的还请我去，家长之间也有互动，同学还带我去旅游，把我们班的女班长嫉妒的还来兴师问罪。我虽然跟她们没有太多的精神交流，但总好于我独往独来，她们特别在意我，也让我的感觉很好。

和高中同学

高中以后我就特别显眼了，全班60多学生，能及格的不到一半，除了一个女生偶尔能与我一争高下，我一直稳坐全班第一把交椅，直到毕业也无人问津。我的作文一直都是老师最喜欢的那篇，没有之一，我高中时的写作水平其实跟现在差不多，书看的不多，但是好的文章会收集，剪下来贴到本子上，还背成语词典，都是那个时候的积累，后几十年来，写作似乎没有什么长进。

班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从小就在赞扬声中长大，习惯了光环，她尽管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是学习成绩平平。有一次我有事要通知她，遇到了她爸爸，她爸爸阴阳怪气的说我踩着她女儿的肩膀往上爬之类的风凉话，我竟然一句都没有回应就赶快逃走，我自己全然不知为什么会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许是嫉妒吧，让我这个掉人堆里找不到的人抢了她女儿的风光。恢复高考，只有我和那个与我竞争的女生考上了大学，所以说，77级靠“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漂亮女生去农场插队之后，入党了，还信誓旦旦的表决心扎根农村，恢复高考时，老早就回来复习，据说一直复习到考场铃声响起，后来复考几次都没有中举。

那时，一到考试时，我同桌的的男生就套近乎，平时并不说话，桌子画一条中线，彼此不越界，但到考试时就会低声下气的求我让他抄我的卷子，我拿文具盒盖着，只让他抄一点，我画的箭头他也跟着画在同一个地方，一下子就被老师发现了，所以他很不爽。当时，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工农兵学员，经常念白字。有一次她把轧死人念成扎死人，我就小声说：“那个字念轧。”我同桌的男生犯坏，马上把我说的话大声的告诉老师，气死我了。

高中的闺蜜

后来断断续续来了很多随父母从干校回来的同学，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爱学习懂情趣，互相交流一点早恋的心得，我才有了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去打乒乓球，找地方游泳，找到了跟其他同学交往是不一样的感觉，在学习上也有了对手，这也是我中学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在邓小平再次出山后，终于有机会踏踏实实地学习了一阵子，还梦想着能恢复高考，可是，还是黄粱美梦般的破灭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段刻苦学习和拼搏，我也不可能在插队时乘上77级恢复高考的列车。

也许是我儿时的环境让我看到普通人的不易，加之我五个姐姐们早已都大学毕业或参加工作，都是很好的职业，去她们工作的地方，感觉跟到工厂当工人完全不一样的环境，这就给我的生活做了定位。在我们家学习不好，写字不好都是要被歧视，姐姐们都写字好，文笔斐然，对我的影响和熏陶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也希望跟她们一样，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环境。不甘心将来有个能糊口的工作，随便嫁个人庸庸碌碌的过一生，这也是我高中毕业后执意要去插队的一个理由。

写到这，又想起了一些儿时的零碎：在儿时的记忆中，真正值得怀念的是文革前的日子。人们的生活悠闲和井然有序，大家好像都很知足的样子，胡同里有茶馆，邻居是国军的军医，自己开了骨科医院，脱臼了也不用上医院，下楼就给治好了。邻居好像都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楼下住着一个资本家，他太太是大家闺秀，特别有教养，两口子一闹别扭，资本家就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说：“你是我妈，你说的都对”，特别好玩。我跟她外孙女总在一起玩，他家的镜框里镶着很多袁大头，现在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银元好像很小，但我为什么记着有大的有小的呢？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我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找到答案。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很多，街上零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妈认识蛋禽厂的人，买回来一大洗衣盆咸鸭蛋黄，好像只有一块钱，分给各家各户，以表示我家经常给楼下漏水，邻里互相关照的报答和歉意。要是现在的邻居遇到我家整天漏水，人家房顶都塌了，一定会报警，索取经济制裁，没准还得吃官司呢。冬天还买来半扇猪肉，分卖给周围的邻里，让这个鸡飞狗跳的家庭，得到邻里的谅解和包容。

只是文革一开始，什么都变了，人们变得冷淡，防备，互相提防。虽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我们的邻里之间也没有恶意中伤和诽谤，仍旧生活在平静和安心之中，只是因为生活在周围的人，都是一些本分的，坚守着人性善良的人。文革结束后，倒好像永远都不会回到那个相互信任的时代了。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没有汽车高铁和网络，但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以为了那没有任何报酬的理想去奉献，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能量，每个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吃着定量的杂粮，穿着一年四季都没有替换的衣服，孩子不担心被拐卖，无忧无虑的在外边玩耍，人们也质朴纯良，邻里间互相关照，没有斤斤计较。

现在，时间已经在不经意间匆匆流去，社会的发展，也让儿时头脑发热的幻想变为现实，那些曾经熟悉的街角巷里已变成了拔地而起的高楼林立，从以前的自行车变为汽车，汽笛鸣鸣的火车变为高铁，飞机，如果想相见可以瞬间实施，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渐行渐远，人们都在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都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年龄几何？家眷几多？

网络的发达，也让人在秒播自己的近况，看似热情的寒暄和关怀，却不曾感到那种贴心沁肺的诚挚和温度。那些刚从厕所里出来就听到“吃了吗？”的朴素问候，人们在公共场毫不忌讳的聊天，互爆隐私，我也曾多次站在不远处，津津有味的旁听这些家长里短，奇谈怪论，曾是伴随自己成长和熟悉的一幕幕，现在看来好像有失大雅，但是那质朴纯真的时代，已经永远地与我们告别了。

在走过了千山万水，经历了现代豪华，能在自己构筑的理想中生活，在自己的梦想统统变为现实的时候，却常常带着怀念而缅怀过去，因为幸福和物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我们的生活不如意，而是我们怀念感慨的和期待的，仍旧是那种质朴和浓郁人情味的生活，这也许也是一种人性不能摆脱的贪婪吧？

2021年5月29日于加拿大

周小六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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