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韩立新：79级带工龄学生，只能领生活费上学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韩立新，195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1969年赴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下乡务农；1972年入伍当兵；1976年黑龙江省地震局工人。1979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历任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青年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海南省旅游局、香港中旅、中国招商旅游总公司、芒果网高管。退休前为海航旅业集团总裁、大新华运通董事长、海航集团（国际）副董事长。

原题

在大学校园的日子里

作者：韩立新

原载微信公号老韩的难忘记忆

人生就好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时便是满满的回忆。愿与您一起分享我的经历。

      1979年8月，是哈尔滨美丽的金秋时节，我幸运地收到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很早就离开了校园。历经三年上山下乡、四年军旅锻造、三年工人历练之后，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启科学的春天时代潮流中，重返校园读书深造 ，步入自我提升的又一个起点。

      8月29日入学报到那天，我用军人标准的三横两竖打行李法，将随身携带的被褥捆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把洗脸盆用网兜装起来，挂在自行车手把上，背着新书包，意气风发地迈入了黑龙江大学的校门。

1970年代的黑龙江大学正门

      新生报到处设在主楼门前，新入学的同学们，有的是从火车站乘坐新生接站车来报到的；有的是乘坐11路公共汽车来的；还有的同学是乘坐212北京吉普车，由家长和亲属亲自送到学校的。

      77级的学长带着我来到3号楼学生宿舍，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寝室里，摆放了八张床铺，分为上下两层。我们班只有七个男生，进门右上角的铺位是专门用来为外地的同学放置箱子的。当时，学校的设施还不是很完善，一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上厕所要排队，水池子在厕所隔壁，洗脸刷牙的水哇凉哇凉的，打热水要去很远的水房才行。

      然而，当我佩戴上黑龙江大学校徽那一瞬间，天之骄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超越了一切。仿佛入伍时，“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喜悦又涌上心头……

      黑龙江大学位于沙曼屯中心地带。据说在上世纪初，沙曼屯一带居住的“老毛子”特别多。在建造中东铁路时，沙曼屯也曾是苏联兵营所在地。

      黑大的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哈尔滨，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又扩编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成为黑龙江省最高学府——黑龙江大学。由此，沙曼屯一带又陆续兴建了好几所高等院校。到上世纪50年代末，这条高校云集的路，被正式更名为学府路。

      黑龙江大学自建校几十年来，曾先后更换无数校长和党委书记。我上大学那一年，有一个顺口溜，“黑大白校长，上下两主任。”意思就是黑大的党委书记姓白(文革前，白汝媛叔叔家和我家是邻居)；一个尚主任和一个夏主任(夏郁文叔叔曾是我母亲的老师，我从柳河下乡返城后，曾力荐我去哈尔滨市第三中学读了6个月的书)。

      入学还不到一个月，就赶上学校组织的国庆三十周年乒乓球比赛。我踊跃报名，并代表英语系出战，其中对阵经济系那场半决赛赛，是安排在主楼大堂进行的。

      我与经济系79级的董利民同学打满五局，比分交替上升，难解难分。我连续放了七个高球，最后远距离抽杀得分。站在一旁观战的体育教研室王老师赛后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下课后，你来体育教研室一趟。”我被挑选为黑大乒乓球校队，成为第四主力队员。当时黑大规定，只要是校队的，可以免修体育课。

后排左二为作者本人

      我们二班一共有15名同学。8个女生，7个男生，其中三分之一是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的，我的年龄算是大的，那时同学们就开始叫我老韩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幼儿园小朋友杨建新，她不但是我霁虹小学同班同学，我俩竟然在大学里不期而遇，又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真是缘分啊。

      我是在参加工作十年之后考上大学的。我上大学那一年，国家财政部和教育部新颁布的规定，凡是参加工作7年以上的同学，不再带工资上学，但每月在学校可领取32元生活费，参加工作10年以上的同学，每月可领取38元生活费。在那个年代，我在79级同学中算是一个“小富豪”。

      在大学读书期间，每当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往往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后来发现了一个窍门，与别的系同学合作分工，轮流提前站队加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那时候流行每人都用毛巾缝一个饭袋子，里面装有两个瓷碗盆外加一个勺子。饭后就将饭袋挂在食堂的墙面上，从未丢失过，偶尔也被其他同学用一下，但总能在食堂的墙上找得到自己独具特色的饭袋。

      在大学期间，每天上午有四个课时，下午通常是自习。同学们不喜欢老师压堂，特别是学生食堂有红烧肉的时候。学生食堂的饭菜不算太贵，一般的炒菜一角钱左右，红烧排骨略贵一点。记得每个月中旬还没到，细粮票就吃没了。在那个用粮票、肉票、布票的年代，每月每人只有28斤半的粮食定量供应，好多男同学都经常吃不饱。有一段时间，同学中不知是谁发明的，将挂面放在暖瓶里，然后到水房灌上开水泡，再拌点从家里带的肉末炒咸菜，味道爽歪歪。

      在大学二年级时，我惊喜地发现黑大对过211医院的公共汽车站旁边，盖起了一溜平房，开了一家饭馆，叫华西饭店。

      打那以后，我便是“华西”的常客了。中午一下课，班里的几个男同学就跟着我到饭店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我还曾向《哈尔滨日报》投稿，发表署名文章《华西饭店就是好》。

      记得有一次上潘老师的泛读课时，没能准确回答老师的问题，潘老师幽默的批评道：“你事先不预习功课，是不是又给华西饭店写稿子了。”我虽然挨了潘老师的批评，但华西饭店仍照去不误。华西的老板知道我爱吃鱿鱼卷，每次都免费赠送予我爆炒鱿鱼卷一盘。

安静的图书馆

      在大学校园里，新建的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为了保证能够有一个安静理想的位置，我经常把椅垫放在那个靠窗的椅子上占座。图书馆里只能听到翻书页的沙沙声，那里的氛围更让我有一种读书的欲望。因为图书馆里太安静了，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自习，走路好像都要猫着腰，尽量不出声音。

      记得大学二年级有一天晚上，全班男生都没有去教室上自习课，在寝室收听那次由中国男子足球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精心动魄的比赛实况转播。中国队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拼搏，最终以4比2逆转沙特。那绝对是一场难忘的经典比赛。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呢！

      那天晚上，同学们捧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着宋世雄激昂的解说，那一批优秀运动员中的容志行、古广明、沈祥福、李富胜才叫国足名将呢! 随着进了、进了、又进了的声音，同学们兴奋的将墨水瓶扔到寝室走廊的墙上(第二天学校教务处查处了此事，对肇事者罚款5元)，用火柴点燃寝室的扫梳和拖布当火炬，不约而同的走出黑大校门，沿着学府路，朝着电表厂方向欢呼挺进。一路上，相继有哈尔滨科技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中间，浩浩荡荡的学子队伍，高呼着“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口号，沉浸在中国体育赛事获胜的欢乐之中……

进军西班牙——中国队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按照学校教务处的规定，外语系的学生必须要学习第二外语必修课，我果断地选择了法语。

      记得教我们班法语的老师叫商立荣，他是刚刚从中国驻扎伊尔共和国使馆商务处回国任教的。那时，我对法语的浓厚兴趣好像大于英语，不耻下问，很快就掌握了法语的语法、阴阳性结构变化及单复数变化，时常会得到商老师给我单独开的小灶。

      因为我上大学时英文底子薄，与其他同学相比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在学习第二外语时，大家几乎都在同一个赛道上，拼的是实力和毅力。我暗自下决心，只要努力，定能见高低、占鳌头。结果在期末考试时，我的法语成绩为99.5分。这为我日后赴法国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从小酷爱集邮。在上大学时，我每周都会带着集邮册去一趟位于奋斗路上的集邮公司，与邮友间互通有无。通过集邮结识新的朋友，陶冶情操。

1980年发行的猴票

      除了对信销票和盖销票有兴趣外，我最喜欢梅兰芳小型张和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那一套票。有一次在邮票交换时，我亲眼看见了那张稀缺绝版的“祖国山河一片红”，那真叫望洋兴叹、垂涎三尺啊!

      1981年4月，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

      开赛前，我从班级订阅的《中国青年报》第三版上发现，由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集邮协会联合组织一次有奖竞猜活动。我认真研究了团体、单项、双项及混合双打各编队的实力，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在邮戳日期截止之前，寄出了我的预测，准确无误的猜中了七项冠军得主，并获得了由中国集邮协会奖励的猴票一套。这套在当时不过几毛钱的奖品，多年后竟然飙升了近万倍。它是一场赛事获胜的见证，与爱好相关，与钱财无关。

      1983年6月，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系里正式宣布了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我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旅游局工作，从此进入了在世界范围长盛不衰，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开始了我一生周游列国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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