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先生
高尚全,1929年~2021年6月27日,生于上海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至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逝世前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等。
高尚全先生的
十大改革建议
2021年6月27日下午,高尚全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高尚全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深受各界尊重。
2019年9月10日是高尚全90寿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中国职工大厦举办了高尚全学术自传研讨会。高尚全几十年来,为改革鼓与呼。他提出的诸多改革方面的政策建议,很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但要得到切实落实,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笔者从高尚全诸多的改革政策建议中,提炼出十条,以纪念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改革者。在高尚全看来,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关键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还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为了推进改革,就要继续解放思想。“改革是无止境的,解放思想也是无止境的,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思想创新要高于一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原理1993年11月,高尚全在《人民出版社》为其出的《中国经济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写到:“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市场经济是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必须要重视“。 2018年12月,高尚全提出中性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中性的观点实际是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性原理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实际是中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用。中性理论突破了理论上的禁区,有利于推进改革。高尚全提出的中性原则,被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所吸收。高尚全参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提出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前提条件。进行宏观调控,也应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主体应当是市场。中央文件吸纳他的意见,最后文件表述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高尚全理解,国有经济是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基础。“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2000年,高尚全提出经济体制创新,发挥民营经济不断创新的原动力。并认为,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2001年,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论、人民本位论。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并不创造财富。2015年高尚全在其出版的专著《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中提出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就在于真正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1997年,高尚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他的这个建议被中央认可,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0年9月,高尚全向中央领导提出“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让地方干部直接对本地选民负责,是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在基层推动地方官员的民主选举制度,让地方官员在受到中央监督的同时受到当地选民、当地纳税人的充分监督“。2012年5月,高尚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建言。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对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来说, 这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2013年5月,高尚全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中提出的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实现“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你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2017年1月,高尚全向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提出《关于深化改革提升民心的三点建议》,又再次重申上述建议。“要把反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其中重点是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建立起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财产公示制度。我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 是四个‘自信’的国家,没有理由不建立这项制度。因此,不管阻力有多大,不管困难有再多,必须有勇气把提升民心的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十.法治、宪政都是人类政治文明一般规律,需认真借鉴2014年,在学习党的18届4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高尚全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作者陈剑,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现代化研究专家。)
延伸阅读
再搞阶级斗争结果将是
“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
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五个转向:
第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第三是从封闭转向全面开放;
第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
第五是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
如果能够把这五大转向不断完善,并通过制度化、法制化不断巩固,那就能实现长治久安了。但是这个转变过程是长期的,不能说一下子就转变完了。
比如,我们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什么?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老百姓、企业都是被动的,都围绕政府转。政府把纳税人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再投入到各行各业,手表厂、自行车厂、缝纫机厂,连卖菜的都是国营的。
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过来后的理念应该是: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所以我说浙江为什么有今天?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全国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浙江发展得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会很稳定,那些危害社会稳定的传销、邪教等违法活动,在浙江为什么很少有呢?因为大家都在创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这个观念的转变,我们经历了近三十年。走到今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认可市场理念的,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法治去保障。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必须要搞阶级斗争。他们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
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
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
所以根据这三条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我是不赞成这种看法的,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我认为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文革”那样的错误。
我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谈过,我说千万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要搞,结果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
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
第二,资本大逃亡。
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
这个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这位领导同志就说,这根本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上面这段话是2005年讲的,但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大逃亡”的局面。
所以这个事要引起高层注意,保护公民的财产一定要落到实处。法治中国绝对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本文摘自吴敬琏、张维迎等著《改革是最大政策》,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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