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吴象——
吹响农村改革号角的人
吴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乃至走向21世纪时，中国农村改革思想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理论闯将。他站上宣传和理论前沿奋力吹响的农村改革号角，在思想理论领域振聋发聩，推动了农村体制改革者的实践，激发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撰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是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扛鼎之作。他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研究，著有《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许多著作。进入21世纪，他继续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主张深化农村改革。他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文章《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记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的艰难历程》，对20世纪后20年中国农村改革作了凝练评述。吴象的人生跨度长达百年，著作宏富，他是中国农民百年命运变化的见证者、记录者。
吴象封山之作《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吴象，原名吴大智，1922年1月16日出生在安徽省休宁县商山村一个富裕家庭。祖父吴子鼎在清朝晚期中秀才，长于诗画，后来当过太原、包头的盐务局长，晚年定居苏州。吴象的父亲吴梅士长期在上海一家银行任职。家境宽裕使吴象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的苏州纯一中学，随即考入校址在南京的安徽中学读高中。陶行知曾任该校校长。吴象通过阅读鲁迅、艾思奇、郁达夫的作品，逐步接受进步思想。读了一年高中，卢沟桥就响起了日军全面侵华的炮声。吴象正在上海度暑假，亲眼目睹日军进攻上海的“8·13”战事。吴象的家在上海“租界”，离开苏州河不远，他隔河看到了战斗场面。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时，纸屑残片满天飞舞落在租界里，使吴象真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几天后，祖父来信说，因为战事，吴象就读的安徽中学已经迁往皖南，在黄山脚下的屯溪继续办学，要吴象去那里继续上学。听从祖父安排，吴象到屯溪又念一个学期。这时，侵华日军逐渐逼近皖南宣城，离开屯溪不远了。距离学校不远的公路上，撤退的国民党军川流不绝。虽然日军前锋在宣城被国军挡住，但是吴象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有一天，他看到校门外张贴的广告，说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浙皖赣干训班招生，决心投笔从戎。此时祖父阻拦，吴象还是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由此来到了干训班所在地江西景德镇。干训班条件很差，教官讲课也不能吸引学生，但有一个名叫陈钧教官讲课十分叫座。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一开始干训班还拿他来炫耀，后来发现他有了影响，就暗中排挤。吴象喜欢这位陈钧教官，得知他将要离开干训班去武汉，就要求跟他同去。陈教官谢绝了吴象，但向他介绍同乡孔百川（中共地下党员）彼此相识。陈钧走后，吴象也决心离开干训班。不久，他和钟琪、张鸿书、陈历艰4人，拿着孔百川从新四军联络处开出的介绍信，一路艰辛于1938年9月来到陕北洛川，进入抗大六大队学习。1938年底，抗大五、六大队和陕北公学部学员数千人，组成抗大一分校，由何长工带领，挺进山西敌后办学。1939年4月，吴象随队来到山西后入党。抗大一分校出版油印校刊，吴象投稿发表了第一首诗。当年7月，从抗大结业的吴象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他到战斗连队当文化教员。1960年代初，吴象（右1）与抗大同班同学文迅（中），程远高（左1）在广州合影两个月后，他所在连队袭击日军在屯留的据点常村，缴获甚多。这是吴象第一次参加战斗，战后写了一篇通讯《夜袭常村》，发表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这篇文章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不久，他调到385旅政治部宣传科，在科长唐平铸领导下工作了两年。“文革”中，唐平铸曾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1942年，抗大一部分成员成立第三大队，又名“陆军中学”，主要培训战斗部队中有一定文化的宣传员、文书、警卫员。吴象先是调去编写教材，后来当文化教员。1944年，吴象随“陆军中学”返回延安，继续任教。吴象曾向笔者回忆这段经历说：本来，我们会更早回到延安。但是从山西返回延安的道路被日军封锁了，我们的队伍几次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就在山西农村停留、隐蔽，寻找机会。待我们终于找到机会突破了日军封锁来到延安，已经是1944年春天了，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高潮已经过去，没有“抢救”到我。否则，以我参加革命前曾在安徽屯溪参加国民党干训班的经历，肯定是跑不了要被“抢救”一番的。其实，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吴象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在1942年的日军大扫荡中，吴象患重感冒无法行军，和一位怀孕临产的女性一起，被安置在沙河县大山的一个山洞里隐藏，由一位小通信员照料。七八天后，粮食吃光了，小通信员带着那位女性走出山洞找粮食，恰遇敌人搜山，再也没有回来。是一位老大娘接济吴象一点菜汤、酸枣面，才使他免于饿死。最后，几名被打散的八路军战士路过山洞发现了吴象，把他带回部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大第三大队奉命去东北，吴象身在其中。队伍快走到张家口，突然奉命转而向南，于11月间进入太行区，这时获悉，学校不办了，所有人员到扩大的部队中去。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统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军，吴象编入军区部队。新华社太行分社也成立了，负责人安岗听说吴象能写文章，将他和方德、杜展潮、荣一农等人一同调入麾下。 进入1946年，新华总分社跟随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来到刚刚解放的城市邯郸。到春天，要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了，吴象在安岗处领受任务，和邯郸市领导接洽找房子。邯郸市长王悦尘是从冀南行政公署派来的，治理城市很有一套。吴象找到王市长要求谈话。一开始，王市长对年轻的吴象还有些信任不足，随着谈话深入，他确信吴象要办的事情确实重大，马上找来几个重要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谈。吴象告知诸位市领导，要创办的对开大报，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是指导全局工作的，还肩负统战工作，将来会有外国记者来，也会有民主人士前来，所以办公的房子要像个样子。王悦尘市长表示完全赞同，说解放区应该有自己像模像样的报纸。他当场拍板，要办事人员认真落实。当时偌大的邯郸市总共没有几座比较现代的房子，火磨街德式建筑邮电局小楼称得上全市最好的房子，就决定用作报馆。1946年5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火磨街的这幢房子里创刊。这座房子是当时邯郸最现代化的建筑，是吴象与邯郸市长王悦尘接洽确定下来的。今已不存邯郸市领导马上带着吴象到现场看房子，发现果然相当理想。他们看到有一处楼板缺损，负责的干部立即答应修补。他们还应吴象的要求，找来几个沙发，有成套的，也有单个的，大体上都可以用。这座房子有电灯电话，木质地板配上沙发，即便在当时全国的大城市里，都称得上是硬件上乘的报馆。吴象找房子的任务完成得好，得到安岗的表扬，又交给吴象新的任务，要他到冀南银行贷款。吴象同样顺利完成了任务，从银行贷来一笔款，交给了从太行山下来进入邯郸的报社经理王友唐。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级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在新创刊的《人民日报》，吴象是一名活跃记者。1946年夏，吴象成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人民日报》派驻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10月，敌方谣传“刘伯承阵亡”，吴象和方德奉命找到刘伯承司令员撰写报道以正视听。邓小平政委走来，当场口授文稿，吴象记录整理，当即写出《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一笑置之》的消息，刊登于1946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在解放战争的1946至1948年中，吴象先后采写了《记119旅的最后的溃灭》、《西台集六勇士》等16篇战地通讯，还有系列人物特写，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太行新华日报》等报刊。 1947年夏天，吴象从前线返回河北涉县，参加临时新华总社的工作。 1948年2月，他作为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队员，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土改纠偏”。工作队中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年轻夫妇柯鲁克和伊莎白，他们为研究中国革命不远万里而来，深入革命根据地作农村调查。吴象与这对英国夫妇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很多交流，学习到很多。这对夫妇从此留在中国工作，写出了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十里店》，是宝贵的历史记录，吴象和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1947年底，从英国来到了河内武安十里店的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他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细致严谨，分析准确，深深影响了吴象。此后他们的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和吴象保持了终生友谊完成了十里店的“土改纠偏”，吴象又和李原、杜展潮、罗林等，编入王中青领导的土改工作队，在百官村参加土改。然后他们赶往河北平山，参加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参加土改工作队，吴象首次调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分配问题。过去，吴象注重的是军事采访，从这时起，农村和农民问题，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编辑和写作中。到后来，则是他研究和著述的主要内容。1948年春，吴象（左2戴军帽）参加人民日报土地改革工作队，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搞“土改纠偏”时和农民交谈。 柯鲁克摄 1948年6月15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创刊，吴象由此成为华北《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记者。9月，他作为“华北记者团”成员到西柏坡学习，听取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系列报告。记者团成员共2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多个省（区）党报的总编辑。1948年10月，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人民日报抽调人员组成创办《山西日报》工作班子奔赴前线，吴象被选中奔赴太原前线。太原战役提前发起后，为配合平津战役全局转为围而不攻，直到1949年4月发起总攻，前后历时半年。总攻前夜，尚未进城的《山西日报》组成编辑部和通讯部两大部门，吴象任编委兼采访科长。采访科有20多人，来自《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多个解放区报社。4月24日太原解放，《山西日报》在26日创刊。吴象于1950年3月任总编室主任，1953年任副总编辑，1961年任总编辑。在太原前线，吴象结识了太原军管会的刘玉，她在太原解放后担任市教育厅干事。不久前吴象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王中青进城后担任太原教育厅长。这年晚些时候，他一手办成了吴象和刘玉的婚姻。刘玉，1932年11月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在抗日根据地长大、上学，当过儿童团长。中学毕业后在解放区创办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化班学习，此后的1947年12月至1948年10月在石家庄第一完小工作。1948年秋到山西前线参加太原军管会工作，进城后任太原市教育厅干事。当年与吴象成婚后到《太原日报》工作。后来就读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至离休。吴象和刘玉白头偕老，有二子一女。吴象晚年写诗纪念彼此的婚姻：“皖冀相聚数千里，有缘结缡伴此生。”《山西日报》十分活跃。前十年主持报社事务的是史纪言、毛联珏和吴象，进入60年代后主要是吴象和刘山等副总编辑，吴象起着承接前后的作用。《山西日报》重视农村典型报道。20世纪50—60年代，重点宣传过平顺西沟、昔阳大寨、曲沃杨谈、河曲曲裕、平顺县川底等先进集体，以及李顺达、陈永贵、王德合、吴吉昌等劳动模范，他们中有许多人具有全国性影响，《山西日报》也因报道这些农业典型而引人关注，曾有“红旗报”美称。1960年代山西日报社编委合影。左3为总编辑吴象，左6为日后接替吴象任总编辑的刘山吴象主持《山西日报》期间，经常到基层采访。1963年，农村经济有所恢复。这年深秋，他随华北局第一书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巡访晋东南等地，写了《从太行山到汾河湾》一文，以昂扬的笔调赞扬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做法，描述农村经济由此得到复苏，赞扬为此辛勤奉献的人们。全文分3天在《山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于1963年12月18日将此文合并在一个版上转载。 在此前后，吴象采写了《梨乡同川》《敢叫日月换新天》等农村调查报告和人物通讯，先后集结出版《梨花时节》《敢叫日月换新天》《南柳党支部工作的好经验》等书。20世纪60年代前5年，吴象身为《山西日报》总编辑，是一段高光时期，《山西日报》在宣传陈永贵、李顺达等农民典型方面很是引人注目。但是吴象本人后来认为，在对农村典型的认识上，自己其实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在宣扬农业典型的时候格调越来越高，弓弦越绷越紧，终于曲高弦断。问题出在如何认识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按劳分配”制度上。 1966年5月，民族大劫难“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市委被改组，同时改组《北京日报》编委会。吴象被急调北京，参加接管《北京日报》，任副总编辑。既然能够进京参加主持市委机关报，应该是得到器重的体现，但在吴象不然，一年之后，他被当做“走资派”揪回山西，关进“牛棚”，遭受了批斗、羞辱。他在1970年8月得到“解放”，任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在这段时期，他多次到大寨采访、总结经验。《山西日报》对大寨的报道很早就开始了，经验越总结越多，渐渐就离谱了。接触大寨“经验”之初，吴象为大寨人艰苦奋斗的干劲深深感动，发自内心地为之喝彩，希望中国农民都学大寨，改变山河。在他主持下，《山西日报》将宣传大寨推向极端重要的位置，作为晋报的最大特色。文革岁月延续，围绕学大寨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纠纷，吴象处身其中，思考逐渐深入。他既为大寨农民治山治水的干劲所感动，也对那里限制自留地、停止集市贸易，不断“穷过渡”的“斗争哲学”渐生怀疑。特别是这个山中典型在农民分配制度上越来越偏离“按劳分配”原则、在“文革”中搞“大寨分”——评估分配，引起了吴象的警觉。山西农村长期的贫困现象，也促使他做更多的考察和探究，对照当年在武安十里店的农村土改调查，吴象的认识逐渐向历史深处走去。 “文革”后期，在山西范围内，对于怎样学习大寨？已经触发了许多争议乃至冲突，吴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股漩涡的冲击，一度被免去职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很快发现那里历经10年“文革”，思想僵化的问题突出，人事纠葛复杂，影响工作。省委主要负责人决定，找一批多年在外地工作原籍安徽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在考虑之列。1983年夏，吴象（中）陪同万里在前往山西原平县视察的专列上 “文革”初来到北京工作期间，吴象认识万里，打过交道。为调往安徽，他到北京见了万里，还见了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当过编辑、此时调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赵守一。吴象表示愿意到安徽工作。这次离晋赴皖很费了周折，由于万里、赵守一的坚持，还由于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过问了吴象的调动，向山西做了工作，吴象最终成行，于1979年夏调任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他一生工作和著述的转折点。万里主持安徽工作，迅速制定出“省委六条”，支持农民掌握生产自主权，按劳分配，冲破原有农村体制的束缚。1978年秋天，安徽农村到处都出现思想解放的萌芽，以“大包干”为鲜明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崭露头角，农村改革在安徽率先起步。从山西来到安徽的吴象敏锐地感受到，皖南皖北拂动起农村改革第一股春风。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安徽各地不仅贯彻“省委六条”，还在困难的地方“借地度荒”，实际上就是还地给农民，让他们自主耕作。在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起了“包产到户”，燃起了亿万农民希望的火炬。吴象在安徽田野上看到的景象，和他昔年在昔阳的山中典型，形成了激烈碰撞。两相对比，吴象的思想产生锐变，认定农村改革必须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才能激发和持久保持生产积极性。要和过去亲手宣传过的典型分手，在他心里未必没有深深的痛楚。但是，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更是吴象初心所在，追求所在。他回到故乡安徽， 亦深深服膺于省委书记万里的改革意志，他也同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农村改革。遵照万里的指示，他为安徽省委起草了一系列推行农村改革的文件和调查报告。 1979年秋天，安徽获得粮食丰收，证明农民的探索和创举取得成效。这时，大部分地方的人们，对“联产计酬”和“大包干”议论纷纷。吴象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和人民日报记者许仲英、安徽省农委干部刘家瑞合作采写《喜悦与希望》一文，发表在1979年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宣告安徽大旱之年，却取得了正常年景的好收成，淮北农村普遍增产。（1978年）秋种时又规定了两条临时性措施，一是超过计划种的小麦不计征购；二是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在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其中“集体种不了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这句话看似平常，实质上却是“包产到户”改革在中央党报上“挤出的一条缝”。中国农民，正是从这条缝隙中挤了出来，奔向了温饱宽裕的阳关大道。1979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吴象、许仲英、刘家瑞合写的文章《喜悦和希望》，是农村改革的先声吴象在农村调查中发现，越是贫困之处，那里的农民越是强烈地要求改革分配制度，实行以“大包干”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吴象和许仲英合作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于1979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当下的安徽农村，到处“议论责任制，赞扬责任制的好处。”接下来列举典型事例，分析不同数据，阐明“生产责任制”怎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章指出，安徽滁县地区今年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夏粮平均增幅60%；不联系产量的，一般只增长30%左右。两相比较，优劣分明。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局部），作者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吴象、本报记者许仲英” 文章说，目前安徽各地农村正在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约占1/3，今后将有更多的生产队采用这种方式。文章直白地指出：“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必须以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必然破坏农业生产力，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在不少地方，又特别喜欢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样做，才适应生产力当前的水平，才能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促进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这篇文章是吴象和人民日报老资格记者许仲英合作采写的，显示出中央机关报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省委领导先行一步的农村体制改革，文章以概括引用的方式指出：“省委领导同志多次讲，在一个县、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范围内，只要符合群众意愿，能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可以几种形式同时存在，各显神通，让群众在实践中比较。经过一段实践，再由群众鉴别、选择。”1980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他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时刻萦怀于心，指示吴象再作调查，撰写文章加以推进。1983年夏，吴象（前左1）跟随万里（中）在山西原平县视察1980年3月上旬，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合作，写出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但是新任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同意。《人民日报》负责人将文章接了过去，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吴象和人民日报记者张广友的名义，改写了篇头，以五分之四整版篇幅在4 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提出“包产到户”的命题，并且详尽阐述，引起广泛关注。1980年4月9日《人民日报》2版刊登吴象、张广友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全面阐述“责任制”对农村改革的意义这时，“包产到户”这个词还不能见报，改用了一个说法叫做“任务到田，责任到人”，但关键之处的“联系产量按劳分配”说出来了，实质内容就是“包产到户”。 这篇文章发表后，4月23日至26日，安徽省委召开南部 3 个地区的负责人会议，省委主要领导当面批评了吴象和张广友的文章。这使吴象的处境十分困难。在万里的支持下，吴象于当年5月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作为万里的助手，参与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讲话。当此农村改革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解放。 根据万里的提议，1980年9?月14日至22日，胡耀邦召集省区市第一书记举行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在专题座谈“包产到户”时争论很大，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一方认为“包产到户”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激发生产积极性增产增收。当前要与民休息，让农民吃饱饭。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必须坚持“学大寨”。这就是“独木桥”和“阳关道”之争。争论虽然强烈，但多数人保持沉默，以至于会议很难开下去。在胡耀邦、万里、杜润生等人努力下，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即是9月27日中央印发的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即75号文件），肯定了11届3中全会以来各地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出集体经济是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又指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上的“可以”和“也可以”，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放开了生路。吴象了解会议进程，会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写出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写这篇文章，并非来自领导人的直接授命，而是在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推动下写出来的。落笔之时，流淌在稿纸上的是亿万农民的心愿。至于个人风险，作者已弃置身后。这篇文章以整版篇幅刊登在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加上了“编者按”：“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在干部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中央已经从政策上作出了规定。本文针对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些议论，就包产到户这一形式的由来、利弊、性质、前景等问题，结合实际作了一些阐述和探讨，可供参考。有不同意见，希望展开讨论。”很明显，对吴象的观点，人民日报编辑部认同并且支持。1980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吴象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产生很大影响，是吴象最重要的文章 吴象的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对话为引子，全篇分为“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4个章节，阐述“包产到户”的必要和必然性。文章概述过去30年多年间中国农村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指出在这段时期内，农村经济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水平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农民贫困。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搞“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经济的及时挽救和促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断完善它，中国农村能够走上繁荣发展的阳关大道。作者全面阐述“包产到户”对农村生产的积极意义，数据扎实，以理服人。文章指出：“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为独木桥，那可以说居住在深山沟中，不走独木桥就无法行动，无法前进，就无法到平坦宽阔的阳关大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走独木桥正是为了走阳关道。”文章结尾指出：“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因此，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要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踏上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作者在短短时期内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支持作者，也有一部分强烈反对。这样的不同认识甚至延续到今天。实践证明，吴象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分配制度改革，与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入80年代后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农村，生产面貌幡然大变，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农民生活明显改善。也在这一年，《阳关道与独木桥》获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成为吴象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1981年，吴象和李千峰、张广友合作，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3篇报道农村改革的文章《历史性的转折》（1981年1月22日）、《巨大的吸引力》（1981年1月23日）、《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198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读了这3篇文章，给予肯定，建议由新华社发通稿。他还希望文章的作者到作协、文联去做报告，鼓励作家感受并写出反映时代巨大变化的作品。1985年春，吴象（左1）跟随万里（中）在山东沂蒙山区农民家中 20世纪80年代是吴象撰写中国农村问题述评最活跃，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他影响最大的文稿、包括《阳关道与独木桥》，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有版面“寸行寸金”之说，比喻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不易。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吴象的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往往以整版、大半版篇幅刊登，是非常难得的。吴象与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他本人即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创办时的记者。进入80年代，致力于农村改革的吴象得到先后两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和姚力文的大力支持。李克林早在1946年5月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时，就和吴象工作在一起。两年后，原《冀鲁豫日报》记者姚力文调入人民日报，与吴象相识，很快熟悉起来。 “文革”终结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和吴象是1938年的抗大同学，在“文革”结束前学大寨、报道大寨的日子里走在一起。大劫难结束后，他们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着一致的认识。姚力文同样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安徽农村问题的由来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他在1959-1963年担任刘少奇秘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受刘少奇委托，专门到安徽省代表团参加讨论，汇总意见直接向刘少奇汇报。“文革”中，姚力文受到很大冲击，劫难之后回到人民日报任农村部副主任，后接续李克林担任主任。他在1978年2月3日，即在《人民日报》1版发表与田文喜合作的报道《一个省委文件的诞生》，非常肯定地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这是中央报刊上第一篇关于安徽农村改革的报道。吴象和李克林、姚力文在农村改革的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相互配合推进工作。他们商讨文稿题目，确定思路，一起修改和完善稿件，《人民日报》为吴象的文章提供了重要的版面支持。新华社著名记者张广友（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同样支持了吴象，有出色的合作。1980年初，吴象（右3）和张广友（右1）在安徽农村采访调研 从1980年起，吴象连续5年参加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一系列文件阐述了中共中央确立的农村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 80年代以后，吴象发表了百余篇有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相关改革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吴象是国家农业事务领导者万里、杜润生的重要助手。吴象1982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7年改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此后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吴象参加创建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任会长至1989年，后改任顾问，于1995年夏离休。1990年代，吴象（左3）和于光远（左1），朱厚泽（右2）在四川了解农民种植弥猴桃情况 进入21世纪，吴象继续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他撰写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记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艰难历程》刊载于2003年第10期《中国改革》，在次年2004年获得首届“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奖”。吴象的著作结集出版数十种，以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理论探索，有《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1984）《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1988）《中国农村改革》（1986）《从昔阳到凤阳》（1991）《农村问题漫谈》（1999）《中国农村改革实录》（2001）《重温人民公社》（2007）等，还有人物记述文集《大写的人》。
2019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吴象著作《中国农村发展改革历程》，是作者1979-2009的文章选集。同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出版了吴象著作《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是2001年《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一书的修订增补本。这两部书是吴象的理论代表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职责。今天的吴象，将目光注视坚持改革开放的时代新人。作者注：本文所据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在2005-2006年，和2012-2013年间对吴象的访问。本文作者另行撰写的吴象传记，刊登于202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没有止境，理论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发展、探索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后之来者不懈的努力，去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文中的吴象照片除有署名外，均由吴象子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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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获许可转载，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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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