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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纪念丨陈东林：邓小平与《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
作者简历
陈东林，1949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78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1982年分配中华书局任编辑。1993年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第一、第二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共和国经济史、文革史、建国后毛泽东研究。
原题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历史决议》的现场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们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稿后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胡乔木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起草小组开始在西城区前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卫建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理论家和党史专家。
《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经摘录收入《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以后起草《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月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决议》主要执笔人胡乔木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四个组：
中直机关，大约350人，分8个组。
国家机关，大约450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大约400人，分11个组。
地方，大约3000人，每个省、市、自治区一个组。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
参加讨论的实际总人数在5500人以上。
参加讨论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谭震林、李维汉、陆定一、刘澜涛、李井泉、韩先楚、陈锡联、黄火青等40多人。
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
这是党内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几年，但有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运动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遗孀把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联系起来。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的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李维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谁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谁第一个打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是谁同教条主义斗争，创造性地把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只能是毛泽东！何长工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傅钟说，西安事变和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形势错综复杂，都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阳翰笙说，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忘记了毛泽东率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曾经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成员、长期蒙受打击的黄克诚，专门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写了一篇文章，真诚地阐述自己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西省委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不能说是任意制造出来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做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舒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愿望是好的，他重用林彪、“四人帮”是严重错误，但不能把错误全算在他头上。史纪言说，《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开除刘少奇党籍，都是党的会议通过的，其他同志也有责任，党犯了错误。
林默涵、赵易亚等认为犯错误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及其他问题造成的，王明没有什么功劳，我们党作第一个历史决议也没有写他的恶劣品质。要从大局出发，避免把精力引到枝节上去。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是科学理论体系，不应当再提；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胡绩伟建议，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去掉，因为八大党章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王若水说，如果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算，那对其他人可不可以这样？
多数人同意提毛泽东思想。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作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个人言行，就是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们的主义和学说。王观澜说，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开来很有必要。
起草小组成员在听取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澄清说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质疑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是不是“非法”？胡乔木特地查阅了研究文章，给他写信说明：1937年1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不再设总书记，由张闻天、毛泽东等数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进行领导。胡乔木并就此事问了陈云，陈云也说这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总书记职务和名义，1941年后张闻天不再召集书记处会议，并不是到那时才不担任总书记。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影响很大。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人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作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制订《历史决议》的两位主要灵魂人物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还在讨论中的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等谈话，首先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说：“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然后，他严肃、尖锐地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邓小平13次谈话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着重讲评价毛泽东的重大利害关系，要从党的大局出发，不能导致否定党的旗帜和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比苏联共产党，否定了斯大林，还有列宁作为旗帜。邓小平现身说法地指出，不能光以个人恩怨，把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折磨，长子致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所以，邓小平尽释前嫌，以博大的胸怀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肯定毛泽东，是有资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对于暂时不作决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决议一定要作。他后来回顾其必要性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现讨论中出现了较大偏差。11月上旬，他两次找胡乔木谈话，针对讨论中一些人专攻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责任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总之，党内状况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是个复杂的过程。
他的话，着重点明了责任问题，成为邓小平讲话的重要补充：毛泽东犯错误，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评，甚至迎合他，造成后来错误难以纠正的局势，也是有相当大责任的。陈云长期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曾经几次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挽救危局，他说这些话也有资格、有分量，同样令人心服口服。
4000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18条意见并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疲劳之中，他病倒了，在陈云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疗休息。
由于受讨论中少数言论的影响，起草小组11月22日写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删去了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动机的话；增加了“有他个人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等话；又提出一个犯错误的“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互相牵扯不清；对建国以来的成就也讲得不够，有“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内容。调子比较低沉。
胡乔木住院期间，五次从医院出来同起草小组谈修改问题。他要求大家不要怕压力，不要受讨论中一些消极意见的影响。他说，这次稿子，吸收了好的意见，也受了消极影响，把反面的东西突出得有点过分，似乎把错误讲得慷慨激昂就是实事求是。现在的写法，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似乎我们就是在那里搞斗争、“反右倾”，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应该把这十年的建设成就写出来，说明我们现在赖以前进的基础主要是那十年搞起来的。关于建国以来的错误，胡乔木说，毛主席要负重要责任，但不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党内有一股空气，似乎别人的错误可以放过，毛泽东的错误不能放过。研究党史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要翻案，把毛主席的历史作用推翻，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
邓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3月9日在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写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性质，又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个难题。毕竟毛泽东从1957年就开始不断犯错误，直到去世前夕还在坚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正像胡乔木当时所说，压力很大，总感觉这样兜圈子兜不出去。这时，胡乔木已经去外地养病，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个新方案，写个简单的稿子，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但是，这就不像一个历史决议了。胡乔木表示不同意，邓小平也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4日，邓小平去医院看望陈云。在谈话中，陈云提出了把中共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高兴地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邓力群去见陈云，陈云在四次谈话中更加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要点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还回顾了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等重大关头上毛泽东所作的正确决断。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胡乔木在第六稿基础上按照陈云的意见组织修改。1981年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建国前28年党的历史部分。中央决定，6月召开六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在此之前，先把第七稿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一些老同志看，根据意见继续修改。
1981年4月初，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4000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一位担任过副总理的老同志说：4000人大讨论时我提的意见，几乎一条也没有接受。讲毛主席犯路线错误，已经很客气了，不要回避。“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反革命。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不合法，这点我不让步。
4月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他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
为了说明合法性的问题，胡乔木专门查阅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周恩来关于出席人数合乎程序要求的说明。邓小平根据这个资料具体地解释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邓小平看过后，又提了些意见，要求尽快改好。他说目的有三条：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形象；二是分清是非；三是不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的调子可以实现了。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参加的有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一批老同志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分为五个组讨论第七稿。邓小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他再次强调了陈云的贡献：“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胡乔木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会议经过十天讨论，充分肯定了这个决议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对“毛泽东晚期思想”认为不够准确。此后，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决定提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本
从6月中旬开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4000人讨论中的1000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
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期间讲话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他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个评价用来评价邓小平主持《决议》起草工作，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也是完全合适的。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看到，正是邓小平、陈云在关键时刻，带领全党，既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又坚持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坚定态度和巨大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邓小平在通过《决议》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掷地有声的讲话，言犹在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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