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现为西影集团高管、国家一级编剧。
道北往事：一米的大头
按惯例，大头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们就叫他大头。他在太华路上摆了个修鞋摊子，后来好像干得不错，就租了一个小门面，还是自己动手修鞋。噢，对了，他姓王。之所以知道他的姓，因为他最小的弟弟王××比我低一级，考上了北大。大头是个侏儒，罗圈腿，罗锅背，顶着一个硕大无朋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大，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宽得可以推过去一辆架子车。大头呱呱坠地的时候，妥妥一个怪胎，他爹原本打算把他扔尿盆里溺死，可是要动手的时候，他娘却舍不得。眼泪汪汪看着他爹，说：他好歹也是一条命啊。于是他爹就下不去手，长叹一声，出门抽烟去了，大头算是临盆拣了条命。小时候爹娘都上班，没人照顾我，周大大就成了我的奶妈。说是奶妈，其实并不包括拿自己奶水喂孩子的业务，只是帮忙照看孩子而已。那时候厂里很多工人的家属，都是不工作的，专职在家带孩子，就跟如今日本的家庭妇女当全职妈妈差不多。那时孩子多，一般人家都有三四个，比较极端的生十来个，我小学同班一位刘姓同学家就生了十一个女孩，她爹老刘被称为刘班长。因为都是女孩，老刘也被人喊为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的指导员洪长青，这两个职务他都答应。周大大家也好几个孩子。养一个是养，养一群也是养，原理和放羊差不多。所以当我妈央告她照看我时，周大大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于是，我一大早就被送到周大大家，待一整天，吃了晚饭再接回我家去。大头住在周大大家隔壁，他爹就是传说中的隔壁老王，我就是在那段寄养的日子里认识大头的。当然了，彼时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屁孩，正宗乳臭未干，记不住太多的事。我只记得大头会推着我的小车跟我玩。我喜欢和大头玩的原因是他比我高不了多少，于是把他当成小伙伴了。其实，那时候大头已经十六七岁，只不过身高只有98公分。为什么我知道大头只有98公分？那是因为我长大一点记事之后，院里大孩子玩游戏，每次需要测量距离就拿大头当皮尺用——大头趴在地上，就是一米。大头是院里孩子们的笑料和开心果。比如我们院子就有一首顺口溜，专门取笑大头：大头大头，下雨不流，人家打伞，我打大头。然而，你可以拿他开玩笑，但是你不能欺负他。就算大头由于身体缺陷处于劣势，如果谁皮痒痒了欺负大头，会有路过的大人教他如何做人。工人教育孩子不是和风细雨，是大嘴巴子不歇手，连踢带踹的那种。而且挨打了也没地儿告状——院子里任何一个大人都有教育别人家孩子的当然权力，这可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打你没商量。因此，很少有人欺负大头。而且千万不要以为大头好欺负。大头虽然身体畸形，却有把子力气，并且他有捍卫自己尊严的决心和勇气。我们一村的老毒不是个好鸟，有一天他打大头，下手挺狠，把大头打倒在地上。结果大头一把拽住了他的腿，他怎么都挣脱不开。大头又进而咬住他的腿，大头是如此的坚定不移，直到咬掉老毒腿上一块肉才罢休。老毒疼得生无可恋，还跑职工医院打了一针破伤风。大头的爹隔壁老王是厂里的锅炉工。在纺织厂，筒并捻车间细纱车间的工作都需要高压蒸汽，隔壁老王就是负责制造高压蒸汽的。有一天锅炉突然炉体破裂，温度高达上千度的蒸汽将站在旁边的老王直接烫熟了，据后来收尸的大人说，用手指碰一下老王，就是一个洞。大头的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她原本是家庭妇女，丈夫突然死了，抚恤金是无法养活四个孩子的。大头由于身体的原因，无法到厂里上班，任何工种他都不合适——个子太矮够不着。于是他就在西门口马路边摆摊修鞋，用微薄的收入养活弟妹，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虽然厂子里对他家有困难补助，但那是有数的，而且杯水车薪。大头每天都出摊，不管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跟谁说话都笑嘻嘻的，哪怕顾客再挑剔，再难说话，大头都是笑呵呵应对。不像有些残疾人，整天有事没事板着个脸——他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头。他也是一个诚实的大头。有一天傍晚他刚要收摊，看见鞋筐里埋着一个钱包，里面有粮票，公交车月票和十几块钱。别的不说，十几块钱就是很大的数目了。大头知道丢钱的人肯定是修鞋的顾客，而且一定会着急，于是他就坐在冬日的寒风中，等人家来找。为了这事，他让妹妹回家做饭照顾母亲和弟弟，自己就傻傻地坐着等。那个时候，慢慢下起了小雪。果然，到了九点多，失主找来了。大头谨慎地问钱包有多少粮票多少钱，月票是哪路车的？一一问清楚了，这才完璧归赵。失主看着满头满身都是雪花的大头，很感动，要拿出五块钱做酬谢，大头不要。失主一再坚持，大头说：我要图钱，我就不等你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失主隔天用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就贴在大头摆摊的墙上。路过的人看了就说：大头，可以啊，拾金不昧！大头就笑笑，也不说啥。那张感谢信在墙上顽强地坚持了好多天，看起来像是给大头做广告。最后，它经过风吹日晒，变成了灰白色。大头仔细地把感谢信从墙上取下来，叠好，放进工具箱里。时光荏苒，妹妹小敏毕业了，进厂当了纱女。家里多了一个挣钱养家的人，大头或多或少能轻松一些。或许因为幼年时的记忆，我对大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每次路过西门口看见他，都要和他说说话。按年纪，他和我大哥差不多，可是我们从来不喊他哥，都叫他大头。事实上，无论长辈晚辈，对他的称呼都是大头。他也从来不会因为小孩子这样喊他而生气。在我印象里，他似乎永远没有生气的时候，总是在笑。没有人敢欺负大头，之前说过了，厂里人不会，外面人不敢。曾经也发生过顾客推搡大头的事，还没推两把，路过的工人或者家属区的小伙子就动手了，管保打得你“红星闪闪放光彩”。至于路过的人，更是别想，谁要是打了大头，不用他说，院里派系复杂的小团伙就会去主动找凶手。只要你是住在道北，那就跑不掉，打完了还得拉回来，给大头道歉。大头原谅了才能走。他是一个阳光的大头。而且是一个温柔细腻的大头，我曾经看见他在解放路民生百货大楼的女装柜台，求路过的女孩子帮他试裙子——他要买给妹妹小敏穿。商场里的女孩子有些怕他，他还没开口，女孩就跑了。我搞明白他的心思，就帮他央告人。大头很专注地打量着商场里的女孩们，这个胖啦，那个矮了，终于找到与小敏身材相仿的，于是我就上前求人家。在百货大楼门口，大头看起来很开心，我说你不出摊跑解放路干啥？大头告诉我：今儿小敏过生哩。大头穿灰乎乎的衣服。冬天是鼓鼓囊囊的灰，夏天是单薄的灰，从来没有变化。可他的弟弟妹妹，都穿得很整洁，甚至可以说好看，一点不像生活困窘家庭的孩子。大头知道自己走不到人前，但他努力让弟妹可以昂着头过活。长兄如父，在父亲缺位的时候，他努力支撑这个家。大头的手很巧，他修过的鞋，可以再穿很久，他的价钱也公道。大头还设计了可以让人显高的鞋垫，和后来流行的增高垫异曲同工。只不过大头的设计只是显高，而不吹嘘可以让人长高，骗人的事他不干。大头白天出摊，晚上就在家缝制鞋垫，他可以站着踏缝纫机，手脚并用。养活母亲和两个弟弟，需要他和妹妹全力以赴才行。然而他也很疼妹妹。小敏后来谈对象，带回家让大头过目——在小敏心里，大头就是父亲。未来的妹夫很会说话，说要能和小敏成一家人，他会照顾老太太，也会照顾大头。他说完这些温暖人心的话之后，大头就笑笑，说：俺妈有我照顾，我也不用你照顾。你对小敏好就行了。准妹夫说那是一定的，大头说：小敏打小没爹，不能委屈了她。你要对小敏不好，我杀了你。小敏结婚后，大头就不要小敏往家里交钱了。小敏不乐意，大头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揣着二心和人家过日子咋行？家里有哥呢，我再累再苦，也不会亏待了弟弟们。那时候都兴考大学了，学生们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大头的大弟不想考，想中学毕业就上班。大头说咱爷是农民，咱爸是工人，你能不能当个干部，也光宗耀祖一回？大弟说哥，我嫌你太辛苦。大头说：你要是不好好念书，考不上大学，就对不起我这些年的辛苦。一年后，大弟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又过了两年，二弟考到了北京大学。大头的妹夫不争气，染上了吸毒。开始拿家里东西卖，后来就偷街坊邻居。小敏跟他闹，他就嘴上说戒，戒了八回都戒不了。后来不要脸了，失心疯还打小敏。小敏嫌丢人，就不常回娘家。偶尔回来就哭，大头问妹妹：你是打算凑合过呢，还是不打算和他过了？小敏抽抽嗒嗒地说：他其实是个老实人，再说还有娃昵。大头就去央告小傻子，一五一十说了小敏家的事。小傻子一听就急了：我卸他一条腿！大头说你别打他，帮忙把人给我弄回来就行。小傻子就去把小敏的丈夫绑了，送到大头家。大头说兄弟，你还得给我找个帮手。大头把妹夫关在自己家，平时绑着，吃饭喂他吃。只有方便的时候，有人监督着在盆里撒尿拉屎。妹夫毒瘾上来了难受，就满屋子胡闹，自个儿拿脑袋撞墙。可小傻子派来的兄弟可不是吃素的，见他胡闹就是一顿胖揍，一点不惯他的毛病。如是，妹夫被关了二十多天，瘦成了麻杆，但是毒瘾却大劲过去了。给妹夫松绑那天，小傻子来了。他不费事解绳子，一刀下去就把大头妹夫解放了。小傻子说：劲儿过了，你他妈就戒。彻底戒听见没？大头妹夫连连点头。小傻子又说：戒泡三年，一口还原。你几八再敢抽一口，下回我不割绳子了，我把你几八割下来。小傻子的狠，那是家喻户晓的，他说得出做得出。妹夫从此再也没有抽大烟，安稳地和小敏过日子。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安，在太华路去过大头的修鞋店。看到店里有个女人，是大头后来找的媳妇。女人是个罗锅。听说是有一年她要饭到大头店里，大头给了她吃的，然后就留下她帮忙，再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还一起给老娘送了终。我再看见大头时，他已经有了个三四岁的儿子。儿子一切都正常，没有硕大的脑袋，也没有罗锅。再一篇
道北往事：小头其人
小头的父母早早去世了，至于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从记事，小头就和姐姐相依为命，我曾经问过大人，没人能说清小头的父母怎么死的，反正是死了。小头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之所以喊他小头，是因为他脑袋的尺寸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二大，兴许还要更小一点。他不仅脑袋小。身量也小，瘦不拉唧的，比常人矮半头。另外他最神奇的是完全看不出岁数，我四五岁时，他就长那样，我都三十了，他还长那样，从来不显老。小头不是先天的傻子，他是小时候发高烧，在厂里医院输液变成这样子的，病好了就发育不良了。姐姐在厂里上班，小头再大一点也进了工厂。那时工厂管理非常人性化，工人和厂长书记都是工友，厂里领导也大多是工人出身。所以对子弟，尤其是小头这样的残疾子弟，非常的照顾。我猜小头成傻子，厂医院也觉得有一些内疚吧。所以厂里上上下下，对小头都很好。要是哪个孩子手贱欺负小头，路过看见的大人就会上去抽他嘴巴子。慢慢地形成了风气，全厂都关爱照顾小头。小头的工作很简单。那时候没有电热水器，厂里所有办公室，包括各车间里主任的办公室，想喝开水都必须到锅炉房打水，这就很麻烦。因为有的办公室离锅炉房近，更多的就比较远，一来二去有点浪费时间。这个往各个办公室送水的工作，就是专门给小头设计的。小头每天上班，推一辆平板车到锅炉房灌开水，然后厂长副厂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总工办公室、职工医院办公室……挨个送暖水瓶。下午上班再来一遍，就算完事。没事的时候。小头就在总务科大办公室里长椅上打盹。那椅子很长，是原来民国时资本家留下的，木质漆质都没得说。有时小头也会被电话吵醒，那就是不知道哪个办公室开会费热水，需要小头补充了。于是小头就跳起来，屁颠屁颠送水去了。再空闲无聊的时候，小头就到汽车房、修理间、消防队和车子铺溜达。他背着手，踱着方步，把自己走得跟厂长书记一样。有些人爱逗他，就喊：小头，又视察工作啦？小头就一本正经地说：没事，看看，就随便看看。有个词大家可能不明白，车子铺。我家所在的纺织厂有六千多工人，很多青工都是城区招来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凡是职工的自行车出了毛病，都送车子铺免费修理。这也算厂里的一项福利。车子铺大拿是老童，五十来岁，酒糟鼻子，看人愣愣的，说话冲冲的，典型的陕西人里的“吊不甩”。但人绝对好，刀子嘴豆腐心。他带两个徒弟专门给职工修自行车。早晨车子有毛病，放车子铺去上班，下班一准修好。擦得锃光瓦亮摆门口，若是换零件了，那就给人付零件钱，没有就骑上走人。若有人文绉绉谢谢老童，他就一脸嫌弃：滚滚滚，闪远撂展，介瓦去。
小头厂区巡视一圈，最终就会在车子铺将巡视工作告一段落。不知为何，老童对谁都没有好脸，唯独对小头网开一面笑脸相迎，从来不拿他当傻子看。小头爱捣鼓自行车。老童修车，他没事可以看半个下午，递扳手找螺丝刀的，经常是总务科有人喊：“小头，回来送水！”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人都说小头傻，可发工资的日子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好几次，财务科发工资算错了，少给他钱，小头立刻提出抗议，基本工资、加班补贴、降温费，说得头头是道分毫不差。搞得出纳小姑娘咯咯笑：“都说你傻，我看你不傻呀。”小头有个毛病，爱和女人说话。在厂里他还算克制比较收敛，坚决不和女工乱扯，尽管车间里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太多了，小头却知道分寸。可一出厂门，他就自己管不住自己，尽情撒欢了。二路、十一路、十六路、十七路公交车，都从我们厂门口经过。小头下班不回家，就在公交车站和女人搭话。他一般不和姿色平平或者难看的女人说话，专门挑好看的。小头会慢慢走过去，先装模作样看看站牌，然后慢慢踱到漂亮女人身旁：“你坐几路车，到阿达去？”有些女人会跟他聊几句，有些会被他的相貌吓着。如果有人跟小头聊天，他就很高兴，公交车来了他就跟着漂亮女人上车继续聊，等人家到了目的地下车，他也下车，礼貌告别后走到马路对面，坐公交再回到厂门口，寻找下一个聊天对象。公交车司机，售票员都认识他，没人会让他买票。售票员一见他坐返程车，就问他：“今儿聊得美不美？”小头就很淡定地笑笑：“还可以。”跟漂亮的陌生女人聊天，基本上是小头工余时间的日常，也是保留项目。他从来不死缠烂打——聊就聊，不聊没关系，他再去物色别人。时间长了，经常坐这几路车的女人都认识他，也愿意跟他有的没的说几句，反正坐车无聊，权当岔心慌。小头从来不耍流氓骚扰女性，厂子里从未有这样的投诉，所以大家也懒得管他。每到夜深，公交车都收了末班车，小头就哼着谁也听不清楚的歌，心满意足回家做饭吃，然后就睡觉了。厂里有公共澡堂，一、三、五对职工开放，二、四、六对家属开放，周日职工家属都能洗。职工是免费的，工作证出示一下就可以了。家属要买票，起初两分钱，后来五分钱。每周一、三、五，小头下班不去公交车站搞社交活动，他有兼职工作要干。一下班，小头就钻进澡堂子，到处问人要不要搓背。搓一个背五分钱。小头能从下午五点搓到晚上十点半澡堂关门。小头搓背技术很好，搓完了还在背上有节奏地敲打一番，就跟如今洗浴中心的技师一样，因此颇受顾客欢迎，回头客不老少。有人经常会问：“小头今儿挣多少？”小头就很淡然地说：“没，没挣个啥啥。”
那时我还小，除了在我老爹办公室见小头进来送水外，平素看见他基本等于没看见，也不搭理他——半大小子疯玩的年纪，谁会注意一个傻子昵。那时候，我们厂区和外面街道基本是两个世界。我们有合作社、医院、图书馆、学校、澡堂、理发店……基本就是一个小社会。院子里大孩子经常跑出去跟人打群架，但是一般没有人敢深入敌后，到我们院子里挑事——因为院子太大了，几千户人家都是一个单位的熟人，精壮小伙子随时都有几百个在家。所以大规模斗殴事件，在院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院子，也是大孩子外出征战的避风港，打败了就麻溜逃回来，只要进了西门，就跟到瑞士差不多。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一年夏天，大约下午五点多，快到晚饭时分了，随着一队我们院里的大孩子狼狈不堪逃回来，尾追而来的，是上百全副武装的暴徒。他们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但是气势汹汹，直接冲进西门，追击殴打我们院里的大孩子。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尽管家属区当时人很多，大家都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我和小伙伴在西门口玩耍，看见这一大队讨伐团在院里横冲直撞，鬼子进村一样，都吓坏了。这些外来的暴徒挨家挨户搜，只要抓到他们的仇敌，就拖出门当街痛打，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家属区的人，大人连同小伙子们，都呆呆地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小头走过来。他开始似乎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着咧开嘴笑，然后他突然看明白了，小头的脸开始泛红，随即胀得通红。他从地上捡起一根半截椅子腿，朝着那些正打人的暴徒冲过去，没头没脑乱打。几个暴徒将他踢倒，用木棍打他。小头被打倒，爬起来。又被打倒，又爬起来。家属院的人突然就爆发了，从大人到孩子，纷纷加入了战斗。形势突然逆转，暴徒成了过街老鼠。每一个路口，每一条巷子都有人冲出来，挥舞着各种家伙什投入战斗。暴徒抵挡不住了，向西门逃窜企图溜走，我们一群小伙伴齐心协力，把大门关上，落了大锁。百来号暴徒躺满了家属区，趴在地上求饶还被不停地痛殴，直到田厂长带着保卫科和公安赶到现场，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小头被众人送进了医院，除了皮肉伤，他还身中两刀，所幸没有伤到要害部位，但是失血较多。小头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地。在他住院期间，田厂长说：“小头的工资，补贴，加班费，一分不能少。”
前面说过，小头还有一个姐姐。他住院期间，姐姐就照顾他。姐姐虽然不能上班，厂里也给她发全工资。小头姐姐嫁人后，就搬出去另外住了，慢慢有了三个孩子，家里太挤住不下。小头就让姐姐搬回来，他要去住单身宿舍，姐姐不肯。太华路和二马路交界处，有一户人家要卖房子，独门独院，要价五百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一般人家根本拿不出来。姐姐想买这房子，但是姐姐家砸锅卖铁，只凑了一百块钱。小头来找姐姐，他递给姐姐一个布包，里面有四百五十块。那是他在澡堂子搓澡多年积攒下来的。后来就改革开放了，再后来就国企开始破产倒闭了，陕棉十一厂也度日维艰。电热水器烂大街了，小头失去了送水的工作，就在车子铺帮着老童修自行车。再后来，车子铺也解散了。我再看到小头时，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太华路姐姐家院子门口，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给过往的行人补胎打气修链条。他的相貌，还和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显得非常年轻。我在心里大约估摸了一下，觉得他该有五十多岁了。文章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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