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浩然
整理：郑实
作家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
1966年8月24日，遭红卫兵揪斗，老舍悄然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为世人所谈论。当事人各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发人深省。郑实：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浩然：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郑实：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是吗？浩然：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浩然：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唆”地一下就跑了。浩然：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郑实：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来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浩然：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郑实：8月23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浩然：是第一天。他下午来的。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然希望老舍赶快走。当时已经有人被从人群当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荣。还有一个唱京剧的。浩然：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浩然：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老舍先生最后的影像之一
浩然：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了电话回到院子里。浩然：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操，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浩然：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浩然：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句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郑实：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人民艺术家”称号浩然：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浩然：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浩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去。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浩然：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浩然：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浩然：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浩然：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郑实：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浩然：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浩然：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浩然：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我让人打的电话，通知的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弄走的。郑实：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浩然：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郑实：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浩然：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基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在椅子上坐着。浩然：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我去派出所，是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到文联去。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郑实：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郑实：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浩然：我和马连玉回到文联。第二天半夜来了电话，说发现了死尸，有人认为是老舍。郑实：您这个时间记得确切吗？因为第二天老舍应当到文联，但没有露面。第三天他的尸体才可能被发现。郑实：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文革结束后的老舍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敬献花圈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据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中的叙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19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谁是批斗老舍幕后元凶？
关于老舍8月23日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的叙述，更是莫衷一是。端木蒸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柯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端木慈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人，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1953年夏，老舍一家人在院中合影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却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个17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本文摘自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年出版）
延伸阅读
8月23日的一日一夜
这天上午，老舍也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午，当他要回家时，汽车司机罢了工，不拉他回家了。他也就没有走。下午约三时，女红卫兵(多是中学生)来了一群，个个头上扎着两条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她们一来，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B同志(这时他似乎成了主宰文联命运的主人)招呼大家到院里去。烈日当空，这天天气特别热。我也只好从我们那间“学习”的小屋里，走到院里来。这时，只见萧军已被揪出，女学生手握皮带，正向萧军身上猛抽。萧军先是挺立着，后来被打倒在地。我们许多人(有文化局的，也有文联的，因为两个单位在一个大院里)围在旁边看。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想退走，可是好像有什么命令不许人们走开。我正惶乱地犹豫着，这时骆宾基也被揪过来，挨着萧军，同样被皮带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接着，一幕更加惊心动魄的景象出现了：大院里一堆堆站着的人群中，不知什么人高喊一声：“××站出来!”于是被喊者急忙从人群中站了出来——站到大院当中。有人立刻把一块用铁丝系着的大木牌子，挂在被揪者的脖子上。接着，喊一个人的名字，就站出来一个人——赵鼎新、田兰、张季纯、江风、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还有一些人，——大概总有二三十个“走资派”“牛鬼蛇神”，从南到北站成了一大横排，一个个都被戴上写着他们名字的、加上“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名称的牌子。那些造反者高喊一声某个人的名字，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又喊一个人，我又哆嗦——似乎既为被揪者哆嗦，也为自己的命运哆嗦。真是吓人！在这一大排人里面，后来又加入了老舍——他也被人喊着名字揪出来了。我有点瞠目不知所措了。——天！这个老人受得住吗?……
老舍在伦敦
这天午后，烈日炎炎，文联大院好像一座蒸笼。我站在院里还可自由地找个阴凉点的地方站着。可是那些被揪出来的人，个个低头挂着牌子站在院里的烈日下，我愣愣地想，我有心脏病，如果也把我揪出来打一顿；再在大毒日头下一顿曝晒；很可能我会当场死去。可是幸运，这次我没有被揪，草明也没有被揪。约莫下午四时，被揪出来的人，都被赶上一辆大卡车开走了，听说开到了国子监。那儿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蟒袍、玉带、龙凤戏衣。革命小将把这些“四旧”集中在这儿，放一把大火完全烧掉了。还听说，一边烧戏衣，一边在大火旁边打这些制造、支持“四旧”的人。别人被打得怎样，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把老舍(还有别的人)又用卡车拉回文联大院里来时，他下车后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他头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渍。见此情景，我心里又是一阵哆嗦…… 这时已约莫晚上七点钟了，那位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文联的主宰者仍不放大家走，也不叫老舍走。我不知他在那儿呆了多久，吃饭了没有?反正，天黑后，楼外台阶上亮起了电灯。灯下，又把老舍弄出来揪斗——在文联大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着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走也不是，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有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老舍这老头儿很倔强，他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既难过、又害怕，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反正我在夜11点多，才拖着疲惫已极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躺倒在床上，我的心脏病就犯了…… 当时，为了保护老舍，怕他被小将们打坏，革委会的领导们，利用一个机会——一个小将又打老舍，老舍用胳膊肘一拨拉那抽来的皮带时，不记得是革委会的哪一位领导，立刻高喊一声：“老舍打人啦！不行！不行！送他上公安局！” 汽车把老舍送走了。他才从这烈焰滚滚的战场上被救了出来。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在北京文联许多同志的头脑中“永载史册”——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半夜过了，老舍仍不见回家。他的夫人胡絜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多次到门外、到她们居住的小胡同外的大街上瞭望——谛听。没有她熟悉的汽车声。怎么这个老头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见回家呢？她似乎感到了某些不妙；但她又不相信丈夫——这位被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这位刚从医院出来就积极参加“运动”“学习”的老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胡絜青跑出门外不一会儿，又急忙回到屋里——她怕有电话来，这电话会告诉她老舍的踪迹。果然，夜半1点过了，电话铃响了。那是北京市文联什么人给她打的电话，告诉她，老舍现在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的派出所里，请胡絜青赶快去接他回家。别的什么也没说，电话就挂上了。胡絜青愣了。这位画家怎会想到，自己的丈夫竟会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也想不通文联单位为什么不派车送他回家?这半夜三更的，胡絜青到哪里去找车把老舍接回家中呢？于是，50多岁的胡大姐，毅然一个人走上寂寥的暗夜里，走上空寂无人的街头。她东张西望，盼望遇见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可以拉着她去接老舍——因为不但老舍需要交通工具回家，她——胡絜青听到老舍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的方寸乱了，两腿颤巍巍的，已经举步维艰了。她要一个人从王府井大街的北头，走到西单附近的六部口，不怕要走到天亮吗?——老舍，她要见老舍！看他出了什么问题的心情急如星火。但街上没有人，更没有车。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奔向王府井南口。(实在不行，她也得从这儿向西走到六部口的派出所里去。)碰巧，当她走到王府井南口外的时候，遇见了一辆三轮车，车夫是个老头儿。胡絜青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她紧跑几步，喊住车夫，一把拉住三轮车把，恳切地要求三轮车夫拉她到六部口去接一位有病的老人回家。“天这么晚了，我要收车回家了。”车夫无意再做生意了。胡絜青恳求起车夫来：“您行行好！我那位老先生突然病了，叫六部口派出所救了。现在得赶快把他拉回家来——我家就住在迺兹府。” 车夫见胡絜青万分焦急的神色，动了恻隐心，慢慢问道：“您那位老先生身子骨沉吗?拉两个人，我岁数大了，蹬不动呀！” “不沉，不沉！他像我一样瘦小个儿。您行行好，把我们俩拉回家吧！您要多少钱都行。” 就这样，胡大姐来到了六部口的派出所里。一见老舍那副憔悴而且受伤的神色，她的心碎了！派出所的人没有说什么就把老舍交给了胡絜青。胡大姐搀扶着老舍走向派出所的大门外，老夫妻俩谁也不说话——这个时刻，人都处在半昏迷状态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可是，车子又成了问题：北京的三轮车小，只能坐一个人。两个人并排坐不下。于是，让老舍坐在正座上，胡絜青就坐在放脚的踏板上。车夫气喘吁吁吃力地蹬着——蹬着，那时间是多么长呀！从六部口到迺兹府好像有几百里路远……车夫吃力，老两口的心在流血……终于回到了家中，恐怕天都快亮了。老舍无力地倒在床上歇息着。胡絜青守在他身边。她多么想问问丈夫这一天的经过，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但老舍没有多说话。他是衰弱无力?还是怒火攻心?一生中，他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此刻他的心一定要比皮肉痛苦得多。使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他——一个堂堂正正的作家，犯了什么罪，竟被送到了小偷、犯罪人出入的派出所?……天亮了，老舍起了床，连早餐也没有吃，他用嘶哑的声音对妻子说：“文化大革命——我还得去参加。我到单位去了。” 胡絜青看到丈夫那颓丧无力的神情，担忧地说：“你一定得去吗?别去了，在家养养。……” “不行，我一定得去！”老舍昂然迈着大步走了。平日他的腿有病，行动有点困难，总得拿着手杖。现在，他的腿病好像忽然好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舍从此再也没有回家。当日傍晚，文联的革委会接到了电话，说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里，浮现了老舍的尸体。……
老舍胡絜青长眠之地
以上的情况，是1981年我和胡絜青同志一起开会，并同住一室的时候，她向我叙述的。她特别提到，送老舍上派出所，她真想不通……我告诉她，把老舍先生送到派出所，是革委会的同志怕红卫兵把他打坏，临时采取的权宜之计，这是为了保护他，并不是有意侮辱他。胡大姐睁大眼睛问我说：“那他们——指文联革委会——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一声呢?他要知道真情，也许不会……送他上了派出所，他可真是受不了呀！” 胡大姐还没有看透，那个“翻天覆地”的时候，谁敢告诉老舍先生这个权宜之计呢?……“士可杀，不可辱”。我们的一代文豪老舍先生就这样被“四人帮”的“大革命”，葬送了他那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的宝贵生命。老舍先生曾为我写过一首很好的也较长的诗，并亲笔把它们写到一张宣纸上送给我。我裱好，挂在我卧室的墙壁上。现在想来真懊悔！当那个“大革命”越闹越凶时，我把邓拓同志和老舍先生为我写的对联、条幅全都烧毁了。齐白石等画家的画我没有烧掉，却把这两位当代文学大师的字迹烧掉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名字太“可怕”！老舍先生的条幅小些，没人追查。为邓拓同志给我们写的字，我和我那位马老头，有一阵不知写过多少次“检查”和“交待”呢！虽然今天红霞满天了，党又恢复了她光辉的形象，但那些历史的陈迹，有时还在隐隐使人心痛、心悸——我对不起老舍先生和邓拓同志！我当时为什么不像保存我的日记这样费尽心机保存他们的字迹？这种悔恨的心情，我只有到马克思面前去忏悔了。（本文摘自杨沫著《自白——我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