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梁志全，生于重庆，长在四川。遂宁一中初67级学生，下乡六年老知青。修过地球、做过临工、打过滥仗、当过居民。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机关、企业和学校工作。兴趣广泛却无专长，2012年退休，目前定居成都。
原题
一生平淡一身轻
半世艰辛半世闲
我的四无家庭之草根父母
引言
我的家族，不管是父族还是母族（包括后来的妻族），在国共两朝中都属于典型的四无家庭：即无财富、无官人、无文化，无海外关系。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以农民、工匠、小贩、工人、乡村教师为基本职业，靠微薄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可谓正宗的草根；另一方面，在我的家族和亲戚中，也没有一个人进过国共两朝的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又是地地道道的顺民。古人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无官无责，一身轻松，更无东窗事发之忧。我的家庭，兄妹五人，可谓人丁兴旺。但无官亦无权，遇事处处难，尤其是就业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这样一个草根加顺民的家庭，在共和国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遇到了哪些困境与艰辛？他们的就业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又抓住了哪些机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如果活得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精彩纷呈，那样的回忆录会吸引无数的读者。比如达官贵人，多是父辈骑马挎枪，纵横天下，结局是封侯拜将，享受荣华富贵，值得大书特书；再有就是书香门第，大师辈出、名满华夏，民众只能仰望，更值得一书；也有家境贫寒之人，通过辛勤奋斗或依附于达官贵人而成为富商巨贾，众人亦羡慕之，可书;也有人一生中大起大落，或因右派住过牛棚、或因死缓蹲过监狱，突然时来运转，平反昭雪，演绎出无数人间悲喜剧，让人唏嘘不已，也可书；最差的家庭，也能找出个什么海外关系，助其出国留学，继承遗产，也能勾引出读者浓厚的兴趣，亦可写。但我的家庭与上面任何一项都不沾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草根家庭，普通得连出一个右派的资格都没有！家族是草根加顺民，就无大事发生，所以没有写作的冲动。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草根、顺民占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态会折射出社会前行的民间轨迹；他们身上具有的勤劳、节俭、宽厚、善良的品格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青史留名的丰功伟业，但却涌现出许多温暖人心、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朋友说,如果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启迪家族后人，使他们的人生少走弯路、职场更加顺畅，也还是值得记录的。于是心动，写之。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最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哪里人？一般人随口就答。但我却一句话难以说清楚，只能用以下四句来概括：生于重庆，长在四川，祖籍广西，定居成都。平生主要居所：渝州、遂州、益州！家父原名梁绍光，广西玉林市容县人。1921年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家中长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家族世代务农，没有出过显赫人物。家父读过两年私塾，勉强可以写信。姐姐、姐夫也是普通手工业者；我的两个叔叔，二叔是乡村教师，终身执教到1980年代退休；三叔在抗战期间参加国军，后来音讯渺无。1980年代，姑妈曾经托人去台湾打听，希望他还健在，我们也好弄个台属当当，最终毫无结果，估计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父亲祖上世代务农，仅够温饱。但是据老家的人说，我的祖上似乎也“阔”过一阵，最盛时曾经有好几十亩上等水田，请过雇工，每年打几百担谷子。但20世纪初，我的爷爷染上了鸦片烟瘾，慢慢地把几十亩水田都卖光了，沦为地地道道的贫农，害得家父无田可种而远走它乡。但是，如果祖父不败家，父亲就要继承家业，就要在1949年以后戴上一顶沉重的地主帽子，我也不会出生在城市。所以，应该真诚感谢我的那位不正经的爷爷。父亲独自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是中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23日，日军攻陷广州，整个两广地区人心惶惶，青壮年不甘心于沦陷区生活，大量四散逃亡，而逃向西南，奔向陪都最是捷径。父亲当年与几个广西同乡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39年中走到了重庆。在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生存呢？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鬼使神差地在重庆市区的大街上看见了招聘司机的广告。当时的抗日战争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阶段，华东、华中、华南都已经相继失守，国家急需的抗战物资大量堆放在缅甸，1938年8月通车的滇缅公路（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当时被称为“抗战输血管”）成了唯一的运输通道。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未雨绸缪，成立了西南运输处，从美国租借了几千辆大道奇卡车，专门用于军用物资运输，但却严重缺少汽车驾驶员。当时，虽然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回来了三千多会开汽车的南洋爱国华侨（史称南洋机工），但依然人手短缺，急需在国内招聘一批汽车司机。由于汽车刚刚进入中国，乃稀罕之物，很多人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会驾驶者更是寥寥无几。所以考试也非常简单：不用考理论，就在一块空地上摆上一辆汽车，应试者只要能够顺利起步、开行几圈，平稳停车即可。公开向社会招考司机，对于八十多年前的家父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考上的概率实在太大了！我后来常常回想：在我的一生中，哪一个消息会让我有着与家父当年同样的心情呢？应该是恢复高考！平民百姓太需要公平竞争了！只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草根们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因为家中无地可种，父亲跟着他的姐夫，即我的姑父外出跑运输。当时民间输送货物，大多使用马车，牛车或者人力车，但他们却有一辆三十年代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木炭车！这是一种用木炭烧锅炉、以蒸气为动力的原始汽车。四川谐剧演员王永梭形容过这种车：“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虽然它又脏又慢，但运输效率却远远高于马拉人抬，且工作原理和操作要领都与汽车大致相同。家父由于有一年多的木炭车实际操作经验，所以考试得心应手：发动、起步、前进、倒车、停车一气呵成，他当即就被录取，成为国营西南运输处的一名汽车司机！那时的司机，人数极少，不管是工资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不低于现在的白领！看来爷爷抽鸦片，还是正确的，否则，我的父亲只能成为朝天门棒棒军中的一员！
这是刚刚通车时的滇缅公路老虎嘴路段（网图）
1939年底，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驾驶着崭新的美国道奇卡车，与三千名归国的南洋机工一起，共同奋战在滇缅（昆明至缅甸腊戌）公路上。几千辆卡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风驰电掣、昼夜兼程，场面蔚为壮观。1941年末，在第一次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时，他们运输参战部队入缅，并赶在缅甸沦陷之前抢运回来军火、汽油等大批抗战物资；1942年5月缅甸沦陷后，美国的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用飞机通过驼峰航线从印度运到昆明，再由他们用汽车从昆明通过川滇东路（重庆至昆明，全长901公里）运到重庆，最后通过长江水路，动用大批木船和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到宜昌，发放到前线部队。家父生前常常讲到抗战的艰辛与国人的同仇敌忾！汽车运输从来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人讲价钱。一人一车，为了抢运物资，不分白昼，实在累了，停车打个旽，醒来接着开。汽车行进在高山峡谷、悬崖峭壁之上。碰车、翻车、摔下悬崖，受伤、死亡是常有之事。家父引以为豪的是，他跑了几年的抗战公路，小事故和碰撞是有的，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恶性事故，人车平安无亊。
这是川滇公路上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位于贵州省晴隆县城南，由20多个180度的拐弯叠加、蜿蜒盘旋至关口，堪称险峻公路建设史上的典范（网图）
上图的晴隆公路二十四道拐，是汽车驾驶员的鬼门关。由于贵州冬季天寒地冻，公路上经常结一层薄冰，当地人叫桐油凌，汽车在下坡时很容易打滑，操作不当就会翻下山去。家父途经此地，都是万分小心，下到山底之后，有时还要搭车返回山上，帮助新司机把汽车开下山来。1950年，新政府以西南运输处的汽车为班底，组建了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下辖几十个车队，家父成为汽车23队（驻地化龙桥）第一批驾驶员，此后辗转调动工作于四川各地，一直到1980年代初退休。世间多数普通人，一辈子都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但偶尔也会发出一丝光亮，然后重新归于寂静。家父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英雄，只是为国家、为抗战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的普通人！家母姓蒋，出生于1928年，没有文化，但取有一个读书人的名字叫代儒。她不是天主教徒，但她的童年与天主教密不可分。我的外祖父，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代，居住在四川泸州纳溪，以务农和乡村小贩为生。外祖父与外祖母共生育了十个孩子，但存活的好像只有五个。我从小就记得只有三姨妈、四姨妈、舅舅，我妈排行老九，下面有个幺姨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四川农村，完全是靠天吃饭、靠力气吃饭。一对夫妇要养育五个孩子，劳动力严重短缺，仅靠种地是不够的，所以外祖父也兼做乡村小贩，挑起担子走村串户，赚点小钱养家。但不幸的是，在一次晚上的山路行走中，外祖父失足跌下山崖，被别人抬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正如方方所说：“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外祖父的意外去世，意味着那座支撑全家人的山——崩塌了！外祖母无力抚养五个小孩，艰难挣扎一段时间后，经好心人介绍，只能忍痛把我的四姨妈、舅舅、我母亲和幺姨妈（年龄分别从六、七岁到一岁）送进了纳溪天主教福音堂，家母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到十余岁时，才被好心人领养。
这是现在保留下来的纳溪天主教堂。它修建于清同治年间，1900年扩建，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米。育婴堂应该在它的后面。（网图）
据母亲回忆，福音堂的生活说不上好，只是有饭吃。由于缺乏亲人的抚慰和呵护，童年非常孤独与凄惶。神父们对小孩还是不错的，她们也没有受到虐待。家母也曾提起那些教会神职人员的一些琐事，直到晚年还记得几个神父的名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回过一次泸州，她还专门去看望了其中一位神父。家母一生都没有加入天主教，但她还是感恩教会，她说，没有福音堂，他们几兄妹可能都饿死了。家母在十岁左右离开了天主堂，被居住在泸州蓝田坝的罗姓外祖父领养。母亲常常告诉我们，罗家外公、外婆（外婆1970年代末还来我们家小住月余）待她很好，视如己出。在罗姓外公、外婆家生活几年后，已经成年的母亲跟着亲戚来到重庆，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我的父亲并与之结婚，生下了我们兄妹五人。母亲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偶尔做点临时工，主要精力都用于抚育子女。我是家中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协助母亲做一些家务事，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懂得家务劳动的繁琐、冗长和艰辛，体会到母亲操持家务的不易。父亲是老广，一辈子都没有过好语言关，说一口夹生的四川话，难以与人交流，下了班就待在家中，朋友不多。他把每月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安排家庭用度、操持家务、对外交往都是母亲一人承担。与人交往，结交朋友，母亲比父亲在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与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和父亲的一些同事也成了几十年的朋友。其中重要的有两家。一家是与父亲解放前就一起跑滇缅公路、解放后的几次工作调动都没有分开过的安徽人蒋伯伯，因为与家母是本家，我们称呼他为舅舅。舅妈是贵州人，她和母亲的关系最为密切，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她们是无话不说的闺蜜。舅舅和舅妈几十年最关心我们家，而且经常给予经济援助、是可敬的长辈，不是亲戚，胜似亲戚！他们的儿子长我几岁，我称为二表哥，很早就离开遂宁去外地工作了，由于不在同一个城市，来往不多。退休后我与表哥、表嫂的走动逐渐增多，原因在后面交代。妈妈的另外一个闺蜜是车队驾驶员杨叔叔的太太，我们喊她叫杨嬢嬢，她与妈妈是好朋友，也经常资助我们家。1970年代，她因为工作忙，最小的儿子（我们叫他六娃子）生下来就交给我们家照看，吃住都在我们家，直到读书才离开。我后来考上遂宁一中，舅妈送我一支钢笔，杨嬢嬢送我一个笔记本，至今还历历在目。母亲具有那个时代普通家庭主妇的所有优点：勤劳朴素、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心直口快等。但性情急躁、絮絮叨叨、有时难免与人争吵又是母亲的一大弱点。我们家自从1961年定居遂宁之后，在文星下街租房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真正的外乡人：大事小情都只能靠自己解决，无人相助。我们和很多邻居关系都很好，街上一些与我差不多大的玩伴后来成了同学。但也有几个心术不正的人，看不起外乡人，总想从欺负别人中占些小便宜。家母有时受人欺负，除了忍气吞声，也只能给舅妈和杨嬢嬢述说。但时间长了，遇到的委屈多了，母亲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这就给邻居留下了泼辣的印象。下面的两件小事最能体现出她当年的处境和性格。大约是1972年，我已经下乡。我们家有一块两米多长的厚木板被房东老太太发现，她声言是她维修房屋时遗留下来的，并且找人来抬走。母亲给她耐心讲了那块木料的来龙去脉，但被她呵斥：你们外地人，哪里会有这么大的木板？争吵之中，我们的邻居樊妈妈（也是车队家属）听到了，跑过来仗义执言为我们家作证。在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权威的裁决，找谁呢？这时另外一个邻居出了主意：你们都是车队家属（房东的女婿也是车队修理工），不如去车队解决，众人齐声说好。樊妈妈自告奋勇，与母亲抬起木板就走，尽管女房东很不情愿，但也只好跟了上来。
几分钟到了车队，本来是想请队长或者工会主席出面裁决，但在围观的工人师傅的七嘴八舌下，很快就弄清了真相。房东坚持是她修补房屋时遗留的新木料，家母则对师傅们说，木料是杨嬢嬢（她在车站上班，不在现场）送的，是修建涪江大桥的桥工队离开时，低价处理的杉木板。有师傅眼明手快，用铲刀刮掉木板上的灰尘，发现了残留在木板上的许多洋灰（水泥）壳，很明显是一块专用于建筑工地上的跳板。在众人的裁决下，女房东无话可说，只好骂骂咧咧离开了。我理解当时的母亲，身为外乡人、无权无势，在无法说理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争吵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且喜的是，工人师傅们主持了公道。第二件事则体现了母亲在权势面前的无可奈何。1973年初的一天，我从下乡的生产队回家，发现家里散落一地的木料，母亲一个人在屋内唉声叹气。原来，家里要用那块跳板做一个五斗橱，请了两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师傅，已经开工了两天，却被一贯霸道的居委会主任无端地把木匠喊走了，说是要先做完她家的，才能回来做我们的。因为专门为木匠准备的肉、菜不能久放，母亲几次据理力争，但在权势面前，根本无济于事。问明原由，我不禁怒火中烧，真是欺人太甚！我已经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我是知青我怕谁？下乡四年前程无望，正是破罐子破摔的时候，岂能受这等鸟气？晚上冷静下来后，我决心去把木匠叫回来，但要坚持两点：一是不与主任讲道理，因为讲不通！你家连一个国家干部都没有，还指望她给你讲道理？二是不打架，这等小事犯不上动手，何况我也从来不打架。第二天，我找来三个知青，大家头戴军帽，双袖高挽，目中无人地走进居委会主任家的堂屋，正眼都不看她，只对木匠厉声呵斥：“你们把我家的活路做了一半，就跑到这里来了，啥子意思？”说完就抢走他们手中的工具，声言：如果今天不去继续做木活，就要把工具卖掉，用来赔偿损失。“不、不是我们……是主任非要我们来的，”两个师傅可怜巴巴的看着主任说。这时，我们才回过头来冷冷地看着主任，她一直胆怯地站在屋角，满脸的尴尬和心虚，最后挤出一丝笑容，对木匠说：“好嘛，你们去嘛，做完他家的活路再回来。”这样，我们没有一句废话，只是采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就达到了目的。自此以后，主任才真正懂得：知识青年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家母文化不高，在福音堂时识了一些字。但她却高度近视，这是做了几十年针线活的缘故。全家人的衣裤鞋袜都靠她一人裁、剪、缝、补。经常是夜深人静之时，她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服，时间长了则损害了眼睛。后来我下乡了，每次离家远行，看到母亲为我忙碌的身影，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唐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拍摄于1965年8月的全家福。后排左一为笔者，家父居中，右边是家母和几个月大的五弟梁勇。前排从左至右：三妹梁锡莲、四妹梁建萍、二弟梁习军。我们几兄妹穿在身上的衬衣、裙子都是妈妈自己手工制作的
家母也很会安排，记得是1960年代初，父亲去汉源驻站（专门维修运输公司路过的抛锚车辆），大概是义务为当地单位修理了拖拉机，于是人家赠送一块黄牛皮。母亲去车队找来一块废旧轮胎，到皮匠铺请师傅做了几双翻毛皮鞋（每双大约付了几毛工钱），我们几兄妹一人一双。那是我第一次穿皮鞋，那种舒适、那种惬意，比现在穿耐克鞋爽多了！母亲操心多，心事重。她不仅要为一家人的衣食担忧，而且还要为子女的前途担忧，所以长期失眠、经常头痛，有时卧床不起。为了省钱，她常常忍痛坚持，也不去医院看病。那时的房屋简陋，我经常在半夜里听见母亲在隔壁的轻声呻吟。尤其是1970年代，全家七人仅父亲一人工作，我们两弟兄都当知青。经济上入不敷出，还要担忧儿子们何时回城，所以夜半失眠、长吁短叹是她的常态。直到1980年代，我们都工作了，家母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很少听见她叹气了。说到教育子女，我的父母没有文化，也讲不出高深的道理。他们采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反复叮嘱我们的就是两点。一是人穷志不穷，不要随便开口借人家的东西，更不准私下拿人家的东西；二是我们家在本地没有依靠，千万不要在外面打架割裂，家里付不起汤药钱。由于他们的经常念叨，我们两弟兄从来没有在外面惹祸，“文革”中也远离武斗。几十年来，我们五兄妹都是规规矩矩的顺民。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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