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张复熙：九华后山，社教干部邂逅神秘老僧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复熙，1952年生于安徽省青阳县。六八届初中生，1974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先后任职于青阳县委党校、县政法委。1987年应聘安徽铜陵市委党校，先后任法律专业讲师、副教授。2012年退休。

原题

九华后山遇僧记

作者：张复熙

九华山坐落皖南青阳县境内，北距长江约三十公里，南距黄山约一百余公里，周围群峰环抱，处处巉岩耸立，沟壑幽深，流泉泻翠，林木苍郁。

在青阳当地，民众习惯把以九华山顶小镇为核心的区域称为前山，把以朱备九子崖为核心的区域称为后山，前山后山紧密相连，如联袂双壁，构成九华山整体。

外地人分不清前山后山，以为九华山就是前山那一块，久而成习惯，九华山变成了前山的专名。现九华山从青阳县划出，成立独立政区，归池州市管辖，后山仍属青阳县管辖。

九华山是佛教地藏菩萨道场。地藏菩萨，在印度和早期的中国佛教弘化中并不显要。随着大乘经典的不断翻译，多部经典中有地藏菩萨的散见称颂，特别是唐初玄奘大师译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此经专弘地藏菩萨功德，加上大师声名的迭加效应，地藏菩萨在汉地日渐凸显起来。

唐中叶公元八世纪，朝鲜新罗国有位和尚法名地藏，据说出身王族，心契佛法，信仰坚定，渡海来华修学，辗转九华山地区，后驻锡前山化城寺，苦修七十余年，入灭时出现种种圣瑞异象，当地民众认为是菩萨应迹。公元九世纪初，信众渐渐将地藏和尚视同地藏菩萨，地藏和尚演化为地藏王菩萨，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道场，于此发端。

如果说禅宗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国情文化相融合的创造性成果，地藏菩萨在汉土普遍而广大的信仰也当得起此称誉。这其中，地藏和尚的应时出现，无疑起过关键的承前启后催化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政策的落实，来九华山剃度的出家人越来越多，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华大地掀起了旅游热。九华山兼具山川秀美与佛教名山于一体，成为人们争相游览的优选地。很多年，节假日来山人数都曾超过著名的黄山。

在今天，香客游人来九华山，随时随地可遇见僧尼，有兴趣，还可以向僧尼求法问道，僧尼也乐于解答。在九华山遇僧，稀松平常。

但我的九华后山遇僧，却很有点另类，有些奇异，似乎蹊跷。

那还是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9月初的一天，大致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毛主席逝世前的一星期左右，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两年前，我从宣城安徽劳动大学毕业，被分配在青阳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理论教员。县里于1975年冬季选择一些单位开展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我被派到九华山后山的朱备公社朱备大队任工作队员。

所谓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在农村，就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思想的教育，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高农民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硬任务是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粮食亩产“过长江”。所谓“过长江”，是指纲要中规定，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每亩产量达到500斤，长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过黄河”“过长江”。教育的手段，一是给农民上政治课，二是整治挤压农民的家庭经济。

我于此二方面，都可说有一定优势。由于是理论教员，对当时文件报刊中铺天盖地所讲的什么阶级斗争胜负未定论、阶级斗争常讲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社会主义思想要灌输论、反修防修论、斗私论、反复辟论、痛割资本主义尾巴论，这些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云遮雾罩的宏大叙事，能一套套地讲说。

尽管农民找各种借口请假不参加学习会，参会打瞌睡的很多，我却常开夜会，一说一两个小时。记得有次给大队生产队干部上课，有位干部提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不是就是像“四清”那样批斗大队生产队干部？我说不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特定含义，主要指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对象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我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给地富反坏右带了帽子，专了他们的政，但封资修思想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有些人深些，有些人浅些，但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没有。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不象给地富反坏右带帽子那么简单，要靠人们自觉斗私批修。不能把农村的继续革命理解为专门针对基层干部。

我这么一说，许多干部大松了一口气，热烈鼓掌，说我讲得好。于第二方面，我虽年轻，无农村实际工作经验，但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了解农村和农民。当时政策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允许适当开展家庭副业。但由于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不善，农民单靠集体粮食不够吃，手头紧张无钱可用，于是在家庭经济经营上格外上心用力，普遍存在集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积极性高的现象。政策制定执行者们以为，积极性的高与低像跷跷板，只要把高的那头压下去，低的那头自然会翘起来，所以在大政策未变的情况下，对农民家庭经济实际的打压不断加码。

我以很高的积极性执行左的一套。农民很淳朴，我们工作队到农民家吃派饭，最困难的家庭，都至少蒸碗蛋羹招待，规矩重的人家，除了家主陪之外，其他人都不上桌。但我不讲情面，对他们种菜养猪养家禽搞副业，上纲上线批判，屁大的事，也下狠手。

一次，接积极分子报告，一宁姓农民第二天早上要将私自加工的椽子偷运到县城去卖，我在去县城的路口蹲守一夜，黎明时分将其截住，扣留了椽子和运输工具板车。

宁姓农民家里孩子多，老婆身体不好，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当时，国有和集体林场采伐树木，会丢弃树梢，这些树梢，一般只能作烧柴用，但让不让捡拾，模糊不清。胆大的农民敢捡，胆小的不敢。宁姓农民头脑灵活，在采伐季节经常夜里上山，专门捡杉木梢子，弄回家用早晚时间加工成盖瓦房用的椽子卖。

人的精力总有限，他早晚累，白天队里干活自然精力不足，被人说成队里干活掉了魂，家里干活像条龙。我曾言语敲打过，无奈他不听，不起作用。今天被逮住，他很害怕，不知会受何处罚。我要他在生产队会上作了检讨。此事产生一定震慑作用，农民怕被抓典型，一段时间，连到菜园子勤快的都少了很多，但集体劳动积极性也没有提高，还是能混则混。

由于工作积极，1976年春播后，工作队转移阵地，我被派到将军大队，提拔为工作组副组长。我们组有十几位县派干部，组长是县税务局长，我被派驻将军大队高山上的一个生产队，叫阳山队。

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山风送爽，伏天的闷热一扫而尽。吃过早饭，我步行到公社去办事。阳山队到公社小镇，要走十五里下山路，其中开始一段两旁是茂密的毛竹林，走过毛竹林，是矮些的松杂林，再往后是薪柴林。山路崎岖，视线常被遮挡。我心情不错，一边走一边哼着样板戏。

松杂林走过不远，转过一个大弯，我突然看见前方五六米交叉路口站着一位老和尚。此交叉路口通向九华山十方丛林之一的心安寺，当地村民俗称六亩田庙。老和尚超凡脱俗，穿一身灰色僧服褂裤，小腿套着白色僧袜，足登麻编的芒鞋，服装鞋袜都有八九成新，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老和尚身高一米八以上，身材魁梧匀称，白眉毛，头部光亮无发，脸面圆正，不见皱纹，皮肤细嫩，白里透红，两颊与上下颌有稀疏的银白胡须，双手松松地扶着一根拐杖，神态安然，不言自威，年龄估计在八九十岁，像极了年画中的南极仙翁，只是额头平顺，不像南极仙翁那么高突。忽然看见，我惊呆了。

上大学之前，我在三线某国防工地干过，公差到过上海、无锡、苏州。我二姨妈、舅舅居南京，我去南京玩过二次，也算见过世面，城里人农村人、男人女人、老人中青年人小孩子，过眼无数，未曾想在这山野僻壤，见到如此相貌出奇之人。我一时手足无措，反应不及，呆呆站住了不动。

我盯着老和尚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老和尚停住，也不言语，只淡淡地看着我。我思想翻腾，一面想依照从小所受的教导，见到老人应尊称问讯，向老和尚鞠个躬问好，一面又想，自己是国家干部、工作队副组长、共产党员，怎能立场不稳，与和尚攀扯；一时想，这是在野外，没有人看见，行个礼问个讯何妨？一时又想，无人看见，就做党反对的事，岂不虚伪二面派？

在短暂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最终，政治考虑占了上风，我不再犹豫，终于什么也没说没做，快步从老和尚面前走过去了。向前走了约二十米，回头看看，老和尚已到我来时路上的转弯处，若再迟一点，视线会被挡住，就看不见了。

后山遇僧，忽然而来，匆匆而去，数分钟内就结束了。但一个巨大的问号象钉子一样楔进了我心里，挥之不去，彻底扰乱了我的心绪。我一边走一边想：老和尚是什么人？为什么相貌如此超常像神仙？老和尚在心安寺路口出现，应推断住心安寺，但在当地民众中，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过？

我迫切地想知道这一切，假定出种种答案随即又一一推翻。我一会儿觉得自己不搭理老和尚是对的，一会儿又十分懊悔，觉得若不把和尚当五类分子一样看待，行礼问讯，再多扯谈几句，也许这些疑问也就一个不存在了。

如此胡思乱想，直到下山陡路走完，到了龙子口，才意识到离公社小镇不远了。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知道事已过境已迁，再懊悔也无济于事。好在心安寺在将军大队境内，阳山队是离心安寺最近的一个村，我住阳山队，有种种方便，何不利用，慢慢查访，弄个水落石出，解除心中疑惑疑问。主意打定，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从公社小镇办事回阳山的第二天，带着释疑的目的，我信心满满地去心安寺。那年月，交通不便，青阳县城到朱备公社，每天只通一趟班车。山高路险的将军大队通汽车还是个梦。粮食紧张，什么都凭票供应。在饭馆吃饭，必收粮票。粮票分全国通用和地方通用两种，地方的只能在发行的地方通用，过了区域别地不收。若想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审查很严，要理由充分，单位开证明，粮食部门审批。住宿要介绍信，否则任何单位不接待。种种限制约束，人们外出很难，僧人可能更难。有鉴于此，我相信老和尚就住心安寺，不是从外地到此荒远之地的。退一步说，即使从外地来，昨天刚遇见，也不会那么快就离开了。

心安寺在一个两条小山岗夹峙的尽头平缓处，建筑简单，一座二层走马楼加楼后的一些杂屋。一楼正中为大雄宝殿，坐西朝东。所谓走马楼，是二楼有个很宽的前廊，约两米，大概能走马，所以称走马楼吧。寺前有院，再前方山坳有一片枫树林，棵棵笔直挺拔，树干在十米以上，极为罕见。

据有关资料记载，心安寺始建于明初，原寺早已捣毁；清末，翠峰寺和尚直妙以八块银元购得此址重建，地有六亩，所以民间俗称六亩田庙。民国后掀起佛教改革浪潮，翠峰寺与心安寺实行僧尼同住一寺的改革，此举惊世骇俗，曾引起热议。

我在朱备大队时，就听过村民谈说此寺，说此寺有位盲眼比丘尼，听力特好。文革武斗期间，社会混乱，村民夜晚上山偷盗树木，但每次到心安寺附近，都有和尚值守，村民奇怪，打听方知，原来有人一到山口，盲尼就能听到动静，告知和尚们出动守候，将偷伐者截住。

1969年佛教界动员僧尼还俗，心安寺走了一些僧尼，1976年时，常住僧人已很少。我沿着山路从山岗向心安寺走，看到院门外菜地里有位僧人给小白菜萝卜菜锄草松土。走过院门，迎面的大殿佛堂门口，坐着一位约五六十岁的僧人，问我：“来怎么事？”我回答说：“没事，来玩玩。”和尚即不再言语。我在大殿和一楼转了转，没有看见其他僧人。

上了二楼，二楼正中也有个小佛堂，有位和尚正给佛菩萨塑像前香炉置换香火。他抬眼看了我一下，仍低头干他的事。整个寺庙没有游人香客，冷冷清清。我在二楼前廊两边看了看，未再见其他僧人，也没有看见众口传说的盲尼。已见的三个僧人，个个衣服陈旧，体态瘦弱，面呈菜色，与老和尚象截然两个世界的人。

我不好突兀地直接向僧人谈说打听老和尚之事。我认为这样奄奄一息的小寺，出不了养不了那样妙好相貌的老僧。我无心像小偷踩点一样，再去楼后杂屋查看，因此兴趣顿失，来时的满怀希望变成了失望。

紧接着的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心安寺。此次没有进寺。我是这样想的：上次路遇老僧，看样子是出来散步的。初秋之季，山间凉爽，正是散步好时光。有其一说不定有其二，上次进寺未看见老僧，也许就是出去散步了。我想碰碰运气，我特意选了前天差不多的时间，约八点多钟出发，到了心安寺附近，先是在山岗上来回逛了两趟，然后找了高处的一块石头坐下。

此处居高临下，能俯瞰全寺及周边地区。我一边欣赏山谷中各种鸟雀跳跃鸣叫，一边留心观察寺内及周边情况，希望老和尚再现。我在心安寺周边盘桓了一个多小时，中间看见有位僧人从大殿出来，很快又进去，但不是老和尚，而老和尚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踪影全无。

实地访查，以落空告终。本以为能简单不动声色搞定的事，变得难以捉摸。于是，我将希望转移到访问当地村民上。村民与僧人，虽是两个群体，但同处一地，平时多有来往。将军大队支部书记陶如庆，四十多岁，精明强干，因工作关系，我们常见面。一次闲聊，我趁机问他，“六亩田庙你熟悉吧？”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当然熟悉。虽然朱备公社境内所有的庙都归公社党委宣委分管，但六亩田庙在我村子里，公社也招呼我照应呢。”

我将那天遇到老和尚的情况向他详细讲了一遍，问到：“六亩田庙里有没有这个老僧？”陶支书瞪大眼睛听我讲完，连连摇头说：“绝对没有。”接着他将寺里常住僧尼的法号、性别、大致年龄一一数了一遍，说：“这几个人与你说的老僧没有一点相近。若真有这个老和尚，在我眼皮底下，我还不知道吗？”然后，他又自言自语说：“九子崖下的双溪寺，在公社边，和尚多，但也没有你说的老和尚哇！”

双溪寺是个大寺，后山地区佛教大队的负责人，后来任九华山佛教协会和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的仁德和尚，就住在此寺。我驻朱备大队时，闲来无事，多次去过双溪寺，确实如陶书记所说，没有见过所遇的老和尚。

为了防止一人所说不足信，我又特意询问了住在离心安寺最近的村民左开发。左开发是三年困难时期从江北枞阳县入赘到阳山队落户的，他听我的口音与他老家相近，打听得知我祖籍也是枞阳，他乡遇老乡，自然很亲近。他听了我的询问，说：“别的不知，六亩田庙的几个人我很熟悉。长的都一般，也没有道行（没有法术法力的意思）。真要有你说的那么个老和尚，应该人人都知道。”

陶如庆、左开发都是地方头面人物，二人所说一致，不容我不信他们所说的为真实。

既然心安寺、双溪寺都没有此老和尚，老和尚是不是从前山过来的呢？前山（即九华山）僧人多，从小路翻山到心安寺，不过半天时间，说不定老僧是从九华山过来的。九华山寺多，要查访不方便了。但有一个人——我单位炊事员彭老，能咨询问。

彭老家住九华山凤凰松附近，妻子是世代九华山本地人。彭老从小跟随祇园寺主厨学艺，后来接班在祇园寺掌勺，60年代后寺院零落，祇园寺用不起师傅，到佛教协会烧饭，是九华山活字典。我单位人少，中午十几人吃饭，早晚只有我与另一位老师吃饭，彭老常在饭前饭后同我们青年聊些九华山的逸闻趣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一是一次有个广东香客送给祇园寺方丈一盒桂圆，方丈拿出让他煨炖，他打开一看，硕大无比，一次剥三个就能煨一小碗；二是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期间，下江地区有个老板拜访方丈，方丈命他做一桌素菜招待，他用心做了，老板赏他十块大洋。他不无洋洋自得地说，“你们可知道十块大洋值多少钱啊！”

他还说过，拜经台的和尚武功了得。1969年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因心气不顺，常在乡村闹点小事。一次，有三个知青路经拜经台，顺手偷走一尊小佛像，和尚知道后撵了三里路，追上了知青，知青仗着人多，耍横动手，不到数分钟，和尚将三个知青都放倒在地。

彭老说，佛教协会的会计是位比丘尼，文化高，人漂亮，就是心太高。60年代末，佛教界动员还俗，有干部教师身份的孤男上山，想娶她为妻，她一个看不上。我们也问过彭老，听说九华山的和尚在夹墙中用蜡烛炖肉吃，是真是假？彭老极力否认，说那都是瞎说，他以祇园寺为例，说墙就那么厚，如何挖洞？蜡烛多大个火？越烧越短，火力如何够得上？

彭老在我单位是临时工，九华山重新开放后，以近六十岁的高龄被九华山特招为正式工，传授素菜制作技艺，大概九华山各寺现在的素菜制作，与彭老都有些师承关系，此是后话。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在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共同运筹下，粉碎了四人帮，我国形势渐渐发生着微妙变化。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停止了，草草收场。我们工作队员从驻点撤出，回到各自单位。一天饭后，我向彭老谈了我的路遇和查访，然后问彭老可知道九华山有这样的老僧。

彭老耐心听我讲完，说他解放前后在九华山居住几十年，见过的僧尼数不清。解放前和解放初，佛教最兴的时候，能常见到长得端正、过得好，即俗语说的长得漂亮的僧尼；也见过用铁针穿腮、用铁链锁着身体到九华山参访的苦修僧；但没有见过八九十岁脸还细嫩的老僧。

彭老说，合作化之前，寺庙接受财物多，如祇园寺有三四口能装十几担水的大缸，都装满了菜油，寺里吃油从来不愁。合作化后一年不如一年，1958年后更差。三年困难时期，僧尼不死的也脱层皮。现在的和尚粮食定量少，每月半斤食油，有的还节省用于佛前供灯，日子连穷苦百姓都难及。过去，九华山僧尼多，我认不全，现在百十号人还不到，我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法号，但性别、年龄、长相、住哪个寺，都清楚，根本没有你说的养得细皮嫩肉的老和尚。最后，他用加重的语气说：“现在能有这样的老和尚吗！”

至此，我的查访走到了尽头。

世事实难预料，没有想到，1978年春茶上市期间，完全出于意外，我又得到一次进入心安寺的机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朱备公社领导班子调整，原宣委提拔当副书记，朱备小学王可仁校长调任宣委。王校长与我熟。青阳人讲究喝茶，朱备产的茶属上品，每到新茶上市，有门路的都托关系在朱备购茶。我打电话给王宣委，他一口答应帮忙，并请我有空自去，他陪我去产户家直购。

约定在一个星期天，我起早骑车到朱备找到王宣委，他告诉我，陪我去心安寺买，我方知悉去的地方，很是喜出望外。心安寺的绿茶，很耐泡，别处的茶，冲水三次，味就淡了，心安寺茶仍色泽不变，香味醇厚，因此享有盛誉。心安寺在深山，本不产茶，后来提倡僧人生产劳动，因无田地可耕，遂开山修了一片茶园。每年产的茶，大部分要交统购任务，剩下的不多，关系不硬，很难买到。

现在王宣委分管佛教，他陪我买，肯定不成问题。每年卖茶的钱，也是寺里唯一大宗收入，那些年寺里佛像前长年不断点香供烛，都是卖茶钱所买。我与王宣委约十点钟到寺，当家大行法师在院门口迎接，将我们引进二楼小佛堂，泡茶招待。大行法师汇报说，今天除了盲尼，其他人都去摘茶了。王宣委问了今年茶叶生长及僧尼身体生活等情况，二人相谈甚欢。

我看见桌上有一摞木刻版线装书，大行见我紧盯，顺手推到我面前。我拿起来，见书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翻了几页，只见满纸尽是些菩萨摩诃萨的。那时我对佛教一无所知，除了菩萨二字从小听大人们常说，晓得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外，其余文字一概不明其义，即合上放回原处。此套木刻书，现在应仍保存于寺内。

茶冲过二开，大行拿出茶叶让我挑选，我选了两斤。听说盲尼在寺，我产生好奇，问大行能否叫出来一见，大行即呼叫盲尼上楼来。一会儿听见楼梯响，上来一位穿着农村妇女服装、满头黑发的小个清瘦女子。我很惊讶，没想到村民口口传说中听力异常的盲比丘尼是这样子。

盲尼很健谈。我问她是如何选择出家的，她滔滔地说，她家原在朱备江村，从小失明。1938年日本鬼子进犯青阳，她随家人避难到寺，寺里的比丘尼对她好，比父母还好，风头过去，家人回家，她感恩比丘尼师父，留下来出家了，师父也来给她剃发换衣。比丘尼师父们在世，一直很照顾她；师父们陆续去世后，男僧个个帮助她。现在吃的菜是男僧种的（不知何时，寺里大灶无法维持，僧众已分灶开伙，各自做饭），每月的计划粮油，是男僧帮助购买背上来的。

她说她早就习惯了寺里生活，与家人早已不再来往。她虽双目失明，但能缝补洗衣，也常帮男僧做这些事。我本想问问村民传说她听力异常，看她本人如何回答或解答，但考虑此话题过于敏感，三思后没有开口。

此次进寺，我的收获很大，最主要的是真正走近了僧尼的真实生活，浅浅地撩开了寺庙神秘的面纱，真切地感受触摸到修行僧尼的世界，认识到他们也就是一群平凡的守持信仰的人。至于一般人认为他们一生活得不值得，那不是我们应该评价的事，应留给他们自己判断。此次进寺，我没有向大行打听老和尚之事，因为大行开始无意说到，寺里除了盲尼外，其他人都去摘茶了，老僧高龄，不可能去摘茶，结合以前的查访，我以为再问，纯属多余了。

后山遇僧，至今我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应如何正确对待处理。因此事有涉及荒谬之嫌，所以数十年来，除有选择地访问过的几人外，我一直深藏心底，没有再向其他人包括家人说过。我努力查访，目的在于得到真相，使心中的疑问烟消云散。然而事与愿违，结果是不仅没有消散，反而加厚加重了。

我喜爱并相信科学，认为能经受住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是宇宙间最值得信赖的真理，不可知的神秘现象都是人们想象臆造的。但后山遇僧，在光天化日之下，是自己长时间、短距离所见，绝对无假。难道二者必有一错？绝对无相容性？难道神秘之事不可一概而论？真有方外之人？老和尚是方外高人？因寻不着老和尚一点蛛丝马迹，我的思想陷入了长久挣扎之中。

我承认，这对我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我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改变，慢慢关注起并渐渐容纳了超科学的学说观念。我说不清道不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精神撕裂还是升华。此事也对我后来生活和事业的选择与行走，产生着重要影响。如果说人的生命过程是由不断的选择构成的，观念的改变引导，参与了我后来很多的选择。我说不清在诸多的作用因素中，此引导到底占多大份量，但确切知道，它在关键时刻没有缺席。

我们生活在科学突破与科技创新加速度发展的时代，但我们人类没有理由骄傲自满，更不应该以仅有对宇宙百分之五还不到的已知，去妄测武断百分之九十五的未知，自限求索的眼界。

我已年逾古稀，回首以往，酸甜苦辣皆尝过；展望将来，云淡风轻是余生。谨以此记奉献给那些在人类的求索长路上永不满足永不止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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