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三届二代丨ABC女孩对话百位赤脚医生，见证他们的青葱岁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留美学子 Author 陈屹视线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陈屹，生于天津，1977年在上中学时提前两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工作。2000年起任《北京青年报》“陈屹视线”专栏作家。2002年受北大国际 MBA之邀，采访百位走进北大的中国企业精英，出版《因缘际会――超越 EMBA》。已出版7本美国教育和经管丛书。
原题
她笔录了几亿父母
没有完成的心路历程
孩子父亲北大78级毕业生，跟我讲述过他在女儿去选择那些不可思议的挑战时，为女儿的担忧、甚至感动。孩子父母都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从医梦，因为实在太苦，完全可以拼爹拼妈的女儿，却放弃所谓的“常人求之不得的捷径”，却追随她心所欲的“梦想”。
当她还是美国名校杜克大学的大三学生时， 在写一份研究报告查阅世界医学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不熟悉的英文词汇：Barefoot Doctor， 出于好奇，她即刻进行了延伸信息收集，结果发现，关于这个词的资料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没有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而这个英文名词背后，却是一个关于上百万、涉及几千万人的故事。
安娜的英文名字是 （Anna Quian）她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父母都是华裔，尽管有这样的华裔背景，因为外交官家庭长大的母亲从小也在美国长大，所以安娜家里主要交流的语言为英文， 以至于她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文，更没有去专门学习中文， 对父母故土家乡的了解，也极其有限。
原本与中文和中国不大交叉的两条双行线，就在安娜上大三时，突然发现的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医学名词，中国的情缘与安娜已经在无心插柳中，紧紧的链接起来。
安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度过的，大学时，来到了美国北卡罗纳州的杜克大学，在校园里担任学生法律协会主席、活跃积极的她，却常常被同学问：“你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 中文不好的安娜，要用英文告诉对方：“我在美国出生的，我是美国人。”
被问多了， 安娜开始重新问询自己是谁？而后来的她，在填补历史空白的工程里，她用中文交流记录的能力，完全来自从上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打磨起来的中文水平。当初大学偶然加进的一个中文课程，并非知晓中文成为她生命中一段重要的研究工具。
因为从小励志要做医生，而名校杜克大学，最著名的学科都是与医学相关的专业，她的专业选择了脑神经学。大学期间，繁重的课业之外，她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跟导师工作，写论文研究报告，做资料整理，解剖小动物。
大三因为一篇论文查阅资料的时候，“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的词映入眼帘，这是什么？不穿鞋子的医生在中国？同时，安娜还发现，非洲和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被称为 “乡村医生”， 而关于非洲和印度乡村医生的研究内容、世界学术机构投入与服务内容，信息却很详实丰富，而对中国赤脚医生可以考证的资料，少之可怜。
安娜好奇地问询她的爸爸：“赤脚医生是什么？” 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声学专业78级的爸爸，被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赤脚医生这个历史渊源， 60后之前的几代人，无人不知晓，今天却极少有人再谈论起了。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还有卫生部部长陈竺都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爸爸你知道吗？”
“关于赤脚医生的资料记载，怎么会这么少？有谁在研究他们？爸爸，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详细的背景书籍？”
做爸爸的，也许习惯了这个美国长大的女儿较真的劲头，就自己了解的常识，回答了女儿一些问题，但是，他绝对没有料想，后来，女儿把“赤脚医生”的世界，让她自己死磕得无法释怀，最后，安娜毅然决然的付之行动，独自一人去了中国，执意去“对话”曾经百万大军的赤脚医生们！
这是一场一个美国长大的孩子，以自己有限的中文能力，把所有复杂问题，都想得极其简单的使命：她想着，问着，跟着就去做起来。
先从网络上，联系到安娜认为有关的 “陌生”人，说好见面时间、地点，然后就一个人飞到中国，就此失踪， 期间的行程，她不愿意告诉她的父母， 就是不希望被父母“干扰”，她按照美国孩子做事情的思维方式，2014年整个暑假里，投奔到自己设计的规划中，可谓安娜自己的——赤脚医生发现之旅的“长征”路上。
小的时候，安娜和兄弟姐妹们跟着父母来过中国，那时由于不便的旅游环境，语言上的障碍，让安娜和兄妹，没有再迫切回到中国的渴望。而这一次，似乎曾经的印象全部飞到九霄云外，安娜怀揣自己的兴奋与期待，去发现一个新大陆。而这一切都和中文有关，与中国有关，与她父母的渊源有关。这一切一切，真的是缘分啊，所有不相连的情缘，一丝一丝被链接起来。
杜克大学景色，成立于1838年，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USNews排名美国大学第8位
打开了一段被封存的记忆
在展开安娜的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一下安娜母校：杜克大学。
行走中国时，面对大多数年过花甲的近百名老知青们， 安娜就像一个小娃娃。问到安娜在哪里读书？安娜惊讶地发现：杜克大学，美国这么一所盛名的学府， 却不被了解。
所以，每次需要解释杜克在哪里的时候，安娜会告诉他们：就是现在苹果公司CEO的大学母校，更久远一些，就是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大学母校。再说到与安娜的理念相吻合的杜克理念，安娜此行也获得了杜克大学的支持与赞助。
这段安娜自己的赤脚医生“长征路”，令她打开眼界的事件接踵而来。
不得不提到安娜与知青群体联系的过程，如同一个滚雪球，“赤脚医生”是“老”朋友，她是他们的“小”朋友。随着采访的继续，他们的情感愈来愈深厚。
一个朴实的愿望，加之一个朴实的行动，安娜都没有预想，会得到这么多新结识的“老”朋友的支持和厚爱。确确实实，知青赤脚医生们被安娜万里前来的访谈所感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忘记的太久了，今天竟然还有人来倾听他们久远的故事？
几次考察采访的联系，安娜仅仅通过邮件自己找来，而且提前根本不知晓当地的情况，也不知晓要见面的陌生人是男士还是女士 （中文名字的特点），甚至对方的真实背景都无法确认，她就是凭着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完全的信赖。今天回想这样的莽撞，还是感到不可思议，也让远方的父母们实在后怕。幸运的是，安娜真的遇见了一位再一位好人。
在山东和江苏山村考察走访时，安娜常常为找不到厕所而苦恼，“来，我们一般就地挖个坑，就在这里解决好了。”面对这样的“热情”和现实，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西方生活环境里的女孩，该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奈！但她别无选择。
常常，早晨从当地旅馆睡房里起来，安娜经常恐怖的发现自己的身上被蚊虫咬了一片一片，也许夜里太累，睡梦中没有醒来，也许这个远道来的孩子，血的味道新鲜，连蚊虫都闻到安娜的与众不同。
安娜也经历了走访赤脚医生曾经生活的地方，午间吃饭时，碗里最上层漂浮着黑压压的一片，而这些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们是飞舞的苍蝇 ......
还有让安娜变成“野蛮”人的几段经历，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车终于来了，大家疯一样涌上去，原有的队伍全部乱了套，因为这是当天最后的机会…..说时迟那时快，安娜奋然不顾周围任何异样的眼光，一步从铁栏跨越过去，冲入拥挤着的人群，奋力捷足先登上一天唯一一辆的大巴。
这是什么举动？不可思议，回忆起来，连安娜都无法想象，从小守规矩的她，从来没有过这样出格的行为。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真的会表现得不是自己了。
许多次，抵达目的地时，安娜是被陌生的“老”朋友，当作要人迎接的，他们会举着事先准备好、写有安娜名字的欢迎牌子或横幅，有时就是一群爷爷奶奶们，像等待孙女一样等待着她的前来的场面。不知晓，老知青们看到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90后，然后再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如何感想？
这条赤脚医生发现之旅中的“长征”路上，许多画面，是这样定格的：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几十年压存箱底的知青物品拿出来，给安娜看；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针灸盒，送给安娜收藏；
有的老知青激动得连续数日彻夜不眠；
有的老知青见到安娜泪流满面；
有的早已远离喧闹的社会，却接受了安娜的访谈；
有的谈起50年前的故事，如同昨天历历在目 ......
赤脚医生在当时医疗落后的农村和山区，给许多农民家庭带来了希望。 特别女人生孩子，如同徘徊在“鬼门关”这样的历史中，之前产妇或者新生儿的死亡率，不时会有发生。赤脚医生的出现，带给许多母子平安与关爱，这是千家万户农民们非常感激的事情，至今，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后代，都非常怀念当年这些走进他们家庭里的年轻的赤脚医生们。
安娜与他们的对话中，老知青们娓娓道来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被访谈者和他们的知青社团友善、热情、和蔼可亲的程度，完全超出了安娜的预料。
也许他们都老了，
也许他们被遗忘得太久了,
也许他们期待得太久了,
也许安娜勾起了被封存的记忆,
也许他们想起已经离世的战友,
也许
也许
许多许多也许
这一切一切，绝对不是当初安娜要做这个口述历史项目时，事先可以预料到的。
征途上的不便，衣食住行上的不惯，想想这些曾经的赤脚医生所经历的艰辛，已经如此微不足道。能对话近百万曾经的赤脚医生中的代表，安娜无比的欣慰，更非常感恩和满足，面对这群比她父母年纪还年长许多的爷爷奶奶眼睛里，安娜时时感受着那份深邃的情义和感动。
她来记录这段历史，是这些爷爷奶奶年龄的老知青，赐予给她无尽的温暖，给予她超越时空与年龄，岁月的洗礼和灵与肉的相撞，让她的《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近20万字的文字立体起来。
关于《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作者安娜(Anna Quian)，书里是这样介绍她的：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
今天，安娜已经考入医学院学习，成为了一个准医生。“是不是这些赤脚医生的事迹，让她最终选择了终生从事治病救人的职业？”安娜被问道，她回答很明确：当然，他们的青葱岁月，对我影响很大。
近100位知青赤脚医生的采访，书里撰写了梁劲泰、王桂珍、冷明、刘兰玉、陈文玉、谭国庆、刘淑兰、麦永基、章大妈、沈小平、翁永凯、张雪珍、张丽华、赵立业、王世华、杨寿成、路受光、郭凯军、杨翠英、蔡超英、杨洪彦、彭群英、袁兆兰、孙立哲等赤脚医生的口述实录。
为了更全方位体现安娜 《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的感悟和真实记录，本文选编安娜书中前言里的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这里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历史时期里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作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
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平度、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唏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虽然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倒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像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
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洗礼。
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
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
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
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座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 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像沙漠或草原地区。
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像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
谭回忆道，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当初自愿要求去的。
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
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回避态度，也有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候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
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
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
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
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而后来又走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或是说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也不愿说一个不字。
杜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安娜
无意中，作者我听到一位ABC安娜的故事，顿然被感动，缘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77级、提前两年考入大学的在校高中生，虽然本人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但是，校友许多都是老知青，因为我与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大学四年里，他们总是循循善诱的给我做“再教育”回忆。许多知青们的故事，早已深深扎进我的血脉中。
为此，历时三个星期采访记录安娜的故事，又让我沉浸在自己与知青“同桌的你我他”的青春岁月中。也许我的平面文字，无法全面呈现安娜与老知青对话实录的立体画面，然而，此文，自己竭诚还原一份历史口述，同时，我还在触摸着20年自己持续挖掘的主题：关于何谓美国教育的精髓。
曾经采访过的数百位名校生或者留学生，我的笔触始终关注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内涵与磨练，更多的是反思，美国名校教育之路的道与术方面的“道”，而不仅仅落在如何考入名校的“术”的单方面。确实，对于许多人来说，术很重要，因为可以立竿见影；其实真正让人走远的是道，道需要岁月中，一如既往的修行。
安娜的所思-所想-所为，如果她没有那份强烈的激情和无畏；没有那份留给这个世界，要靠自己去打造和奉献的使命感；没有那份淳朴的真诚和行动；她是不可能去卷入这场磨心磨意志的“长征”之旅。
在安娜访谈结束时，老知青们有着一连串的问题：
这些访谈会以什么方式问世？
他们是否可以看到任何结果？
在当时行走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在读本科大学三年级的安娜，并非能驾驭这些问题，包括及他们会对一位来自美国大学生，怎么会来关心中国知青赤脚医生的问题，也感到疑惑。
随着时间的流逝，赤脚医生这个群体逐渐地在老去，作为应该尽快地引起近代史学者们的重视和注意，能聆听这些亲历人的口述，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断面，也因为美国出生长大，杜克大学本科生的安娜：
无心插柳的发现
朴实的激情和不言弃，
还原记录了几亿她的父母前辈们，
也许还没有完成的一段再一段，
历史特定时期的心路历程。
感恩安娜！祝福安娜！
谨此向安娜致敬！
延伸阅读
本号获许可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