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丨仲建成：我所亲历的唐山大地震前后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仲建成，1978年1月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安徽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省外办主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原题

我所亲历的

唐山大地震前后

作者：仲建成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华北工业重镇唐山一带，发生了里氏７.８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造成巨大的损失。唐山及附近100多万人口中，有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54万多人轻伤。整个唐山几乎全部夷为平地，场景极其惨烈！而且，这次地震产生的影响，不仅只在物质层面，对人精神上产生的震撼，更是久久难以平复。45年过去了，自己对很多往事渐已忘却，但在唐山地震前后的一些亲历，一直栩栩在目，刻骨铭心。

1975年2月，我国地震科学家和业余地震观测者，通过土洋结合的办法，对辽宁海城地震成功进行了预报，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害的损失。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这次成功预报，极大促进了我国地震事业的发展。为了丰富预报手段，国家地震局委托中国科技大学，于1975年8月举办了一期地震统计预报进修班。刚刚从插队农村招工到新建阜阳地震台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期进修班，并因此亲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一些前前后后。

参加这期进修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震部门，文化程度相差很大：大多是老五届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也有一些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而文化程度最低也是年龄最小的，是我和南京地震台的一位学员，只是“文革”期间毕业的高中生。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地震预报，需要相当高深的数学知识。根据班里的实际情况，具体承担培训任务的科大一系（数学系），首先安排了数学基础课程的强化培训。

当时，已是“文革”后期，一些被下放的“反动学术权威”陆续返回学校，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少人还没能走上讲台。也许是我们这个班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些权威和资深教师就安排给我们上课。我记得讲概率论的是“文革”前就主编该教材的著名数学家钱大同，讲数理统计的是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希儒，讲统计学的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来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的杨纪珂，讲高等数学的是名师王松桂。甚至为了把数理统计学中的“马尔科夫过程”一章讲得透彻一些，还专门把南开大学的著名数理学家王梓坤请来亲自授课。

多年后，我同曾在科大一系学习过的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方兆本谈起这些时，他说给你们上课的这些老师，大都是中国数学界的“祖师爷”。说实话，当时对这些权威并没有特别膜拜的感觉，觉得就是平平常常的老师。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太无知了。如果不是这些“祖师爷”级的权威讲授，以自己“文革”高中的学历，怎么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学完那么多高深的数学课程，并能同我们班“老五届”大学生和研究生同学一样，在实习中顺利独立完成地震统计预报的复杂数学建模。

国家地震局委托中国科技大学，1975年8月举办的地震统计预报进修班学员合影。本文作者当年20岁左右，位于前排女生后第3排左数第9人

结束在科大近一年的集中学习以后，我们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进行实习。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地质所。因为在科大学习期间，大家已经分别建立好了自己的地震预报数学模型，并编写好了相应的计算程序。所以，在实习期间，主要是利用各研究所的计算机，对所编程序进行计算。

当时计算机十分稀少且非常昂贵，上一次机很不容易。而且那时的人机交互，还不是通过现在的键盘，而是要先把所编程序用穿孔机打成长长的纸带，然后通过光电录入机输入计算机进行运算。纸带打孔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非常容易出错。发现错误就要将打错的一段纸带剪下来，重新打一段再用胶水接上去。否则录入计算机时，就会显示“逻辑错误”而停止运算。

我们当时学了三种算法语言，可能是我采取了比较易用的ＢＡＳＩＣ语言编程，同时也可能因自己年轻，动手能力强一些，学历最低的我，在分到地质所的几位同学中，所打的程序穿孔纸带，竟是第一个通过计算机的逻辑检查，可以进行正式计算的。当计算机操作老师告诉我，第二天一上班就对我的程序进行运算时，我感到非常兴奋。

没想到就是在那天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晃动惊醒，同时听到门窗震耳欲聋的轰鸣。正当我惊恐之际，一位室友大喊“地震了，地震了！”还未等我明白过来，大家就一哄往楼下跑去。当时，我们住在北京西郊玉泉路19号科大留守处的大楼里。等我们跑到楼下向上仰望时，高耸的楼体还在夜空中缓缓地摆动。过了很长时间，大家仍面面相觑，惊魂未定。

天渐渐亮了，大家开始镇静下来。几位四川云南等多震地区来的同学，看到大家衣不蔽体，非常狼狈，不顾危险跑回楼上，帮助把衣服拿了下来。我惦记着自己程序上机运算，更想看看我的“未来五年华北地区大震趋势预报”模型是否算出了当夜的大震。但当我赶到地质所时，计算机室的老师告诉我，机器已经连夜打包，运到安全地方去了，无法再进行运算。我听后十分失望。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那卷穿孔纸带，但再没有机会上机运算。这对我来说，总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地质所出来，我又赶到位于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还未进门，就看到车辆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乱景象。我抓住一个同学，得知因全国所有地震台网记录的震幅全部出格，无法按照常规的方法测定震中位置；部队飞机从空中实地观察，发现北京以东，南北很大一个范围都破坏严重，也难以判定震中确切位置。国务院有关领导正在亲自坐阵，组织会商研判。因为只有震中确定了，才能有效组织抗震救灾。

过了不一会儿，就传出消息，说是综合各种情况判断，特别是得到从开滦煤矿直接开车来京报告人员提供的信息，已确定震中在唐山丰南一带。就在这时，一些人开始忙着往一辆喷有“山西省地震局”字样的卡车上搬运东西。一打听，说是担心国家地震局的车辆到震中会引起老百姓的愤怒，就征用这个地方的车辆先运送一些人员和设备过去。

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们班来自淮北地震台的同学、后来曾担任安徽省地震局局长的王纬，立即小声对我说：“我们也去唐山吧。咱们搞地震的，一辈子也难得遇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我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一咬牙就爬上车厢。

车刚出市区不远，我就想起一件事。前一段给家里写信，约定周末给家里打电话。家里知道唐山大地震，又接不到我的电话，一定非常焦急。听我说到这个情况，车上国家地震局的一位同志说，前面不久要经过通县，可以写个信交给邮局帮助寄回家。说着递给我一支笔，并把烟盒的内纸抽给我。我匆匆写了几句，待经过路边的一个小邮电所时，就连忙下去交给工作人员。得知我要去唐山，没有带钱也没写信封后，邮局同志让我放心，说只要把地址写下来就行，一定设法帮助寄到。

放下这桩心事回到车上，我才觉得已是饥肠辘辘。除了当天早晨在路边随便买了点东西填填肚子外，已经大半天粒米未进了。车上的同志这时也大都饿了，让司机注意路边有没有卖吃的地方。虽然天刚傍晚，但沿途十分冷清，连个人影也难以看到。正在大家焦急之时，突然看到远处有些亮光，驶近一看，是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子，好像是个野外地质队的营地。我们进去说明情况，主人十分热情，立即升火做饭，让我们饱餐了一顿。

过了通县以后，公路扭曲破坏得愈加厉害，车子行进很慢。当天农历朔日刚过，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本来七月下旬，天气正该炎热，但我却觉得浑身发冷，紧靠车厢挡板似睡非睡。大约到早上４点左右，汽车停了下来。我朝四周看看，影影绰绰只见前面好像被车队挡住了，而车子下边的路两边，也是黑乎乎的一片，只留下中间一条狭窄的车道。

这时车上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说，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他刚跳下车，就发出一声惊呼：“我的妈呀，这么多死人！”我们这才知道，公路两边的黑影，都是摆放的尸体。

随着天慢慢放亮，我看清挡在前面的是几辆装满面粉和水壶等日用品的军车，估计是附近驻军参与救灾的。突然，我看到一个壮汉跳上军车，扛起两袋面粉就走。押车的小战士上前阻拦，要他只拿一袋，说现在大家都很需要。没等小战士把话说完，那壮汉一拳打在小战士的脸上，凶狠狠地说：“老子都死一回了，多吃一袋面有什么了不起！”说完就扛着面跳下车，扬长而去。

后来，在唐山我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很多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团结互助的感人事迹。对于这些事迹，媒体作了充分的报道，有关部门也作了大量宣传，自己深受教育和感动。但与此同时，刚到唐山看到的这个场景，也对我产生很大刺激，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我深切体会到，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法制。没有强有力的法制，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司机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们，前面公路完全堵塞了，无法再往前开。好在这里已经到了唐山市郊，离国家和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的机场已经不远，可以步行过去。

作者当年乘车奔赴唐山时路过地震之后的公路

我们刚下车走出不久，就看到一个姑娘朝我们飞奔而来，一边跑一边喊：“求求你们，救救我哥哥！”她身后两个小伙子推的板车上，躺着一个人，血正顺着车缝汩汩往下流。当得知我们不是医生，也没有任何药具时，姑娘十分失望，又狂喊着向其他人奔去。

很快地我们就走进唐山市区。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人用塑料布搭起了简易的雨棚。当我们从一个雨棚经过时，坐在里面的一位老人喊住我们，问我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老人马上关切地问：“中南海的围墙没有倒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吧？”

我记得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中，也有这么一个情节。他可能是通过采访得知的，但我们真真切切地经历过这么一件事。

大地震之后，唐山城市满目疮痍

到达唐山机场以后，我们立即同稍前到达的其他同学一起，编入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有关小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由于一时后勤保障工作还跟不上，刚到时我们每人每天只发一点面包或饼干之类。且因供水系统完全破坏，大家只能到机场一处地下室涌出的泉眼边，排队取水。人多水少，往往取到的一杯水中，三分之一都是泥沙。

更难过是连续几天没有盐吃，大家实在忍不住了，就央求天天见面的飞行员，请他们运送伤员从外地返回时，给我们带点咸菜来。飞行员非常体谅我们，第二天就带来一大袋乌黑的大头菜。大家一拿到手，就都迫不及待地大口啃了起来。

我们班的学员，大都长期从事地震工作，对有关业务非常熟悉。而我刚招工到地震台就来学习，对地震业务了解不多，所以开始只能做一些机动性的辅助工作。有一天，班里的负责同学找到我，说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时常接到一些涉及地震专业的电话。担任总指挥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希望国家地震局派一个懂些业务的同志，帮助他们接听一下有关电话，必要时向他们作些解释。

考虑到其他同学抽不开，而且我对地震业务也已基本了解，就想让我去承担这项工作。我开始有点担心，但去后发现任务并不难，因为相关电话的专业性并不很強。然而没有想到，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看似虽小、却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第一件发生在去值班的第一天。我值班所在帐篷与省领导和飞行员就餐的帐篷相邻。多日没有吃过一顿正餐的我，闻到从隔壁帐篷飘来的饭菜香味，忍不住要咽口水。可能是没有衔接好，当天地震局那边没有发给我干粮，这边吃饭的人进进出出，也没有人过问我的吃饭问题。

正在我发愁之际，河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从那边帐篷出来，一看到我就问我吃饭了没有？得知我还没有吃饭后，他脸色登时一变，很严肃地让跟随的一位年轻同志马上去搞点吃的来。不一会儿那位同志就端着一碗米饭过来，上面还浇了一些红烧鸡的汤汁。

这些年来，我也吃过不少珍馐美味，但最难忘的还是那一碗鸡汁米饭。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时时提醒着我，要留意关心最需要关心的人，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第二件是发生在一个深夜，值班室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突然想到，通县也属灾区，我寄给家里的信还不知何时才能收到，家人一定十分挂念。看着桌上的电话，我蓦然涌起给家里打个电话的冲动。

那时刚参加工作，很多规矩不懂，不知这个电话能不能打，踌躇再三，反复良久，最后还是下决心拿起了电话。当我怯生生地说请接安徽阜阳的一个电话号码时，接线员很是吃惊，连声确认了两次通话地点。

打往阜阳的长途电话需要多次人工转接，我在听筒里听到每一次转接都引起了阵阵惊讶。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所住大院传达室有一部公用电话。当传达员把我父亲喊到后，还没容气喘吁吁的父亲开口，我就匆匆说我现在唐山，一切都好，不要挂念，马上放下了电话。

虽然第二天，我就把打电话的事向一起值班的同志说了，而且他还安慰说我这是特殊情况，没有关系。但对此我一直深感不安和内疚。多年来，我时时以此为鉴，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把规矩弄清，严格按照规矩办事。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通知，让我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极震区丰南县建立一个测震点。说是测震点，设备也很简单，就是一台测震仪，一台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喊“向我开炮”一样的步话机。在当地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在一个村卫生所门前的空地上搭起帐篷，就开始工作。

当时每天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余震。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次记录到地震以后，立即测量出各种参数，然后报给在机场的指挥部。但还没工作几天，有一天深夜我突然肚子巨痛，躺在地上不停打滚。我同学连忙找来当地的赤脚医生，给我扎针治疗，结果不仅没有缓解，而且痛得更加厉害。可能是听到我痛苦的叫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我们帐篷，看到我的情况，就对身边一位同志说，明天正好有车要去北京，把他带回去治疗吧。

我尽管痛得厉害，但表示不愿意回去，不放心同学一个人留在这里，更不愿意在这节骨眼上当逃兵。可我同学担心我继续留下会出问题，坚决要我返回北京，并说已经告诉在唐山的同学，派人接替我。第二天天刚亮，去北京的小卡车就到了我们帐篷门口，而此时我的腹部仍阵阵绞痛。我知道再呆下去不仅无法工作，而且会给他人增加麻烦，只好答应离去。

可能是经过了抢修，返回的道路比我们当初来时顺畅很多，当天下午就到了北京。但汽车快到东单时，司机说他的车子不能再往市里开了，让我们下车。337路公交车正好是从东单直接开往玉泉路的。我虽然囊中空空，但知道自己不可能走回住地，只好硬着头皮挤上公交。

刚刚上车，售票员就用木票夹子敲着我的肩膀连声喊：“买票买票”。我捂着肚子轻声说身上没钱，到站时让其他人送来。售票员立刻把眼一瞪说：“没钱你坐什么车？”但听说我因病刚从唐山回来，他马上脸色一转，高喊“哪位同志给唐山回来的小弟让个坐”。立马好几个人应声站了起来。快到玉泉路时，售票员又细心问我，要不要下车时找人帮助送一下。得知已经通知同学到公交站接我时，他才放心。

回到住地后，老师和同学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检查，确诊是急性胃炎加上肠痉挛。医生说幸亏及时回来，不然在下面出现胃穿孔就麻烦了。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

不久，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的同学，胜利完成任务，也都返回了北京。我们培训班的学习任务至此全部结束。

几天以后我回到阜阳，没想到回家后第二天竟收到我从通县寄给家里的信。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76年9月9日，因为我拿到信时，广播里正在播放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唐山大地震是百年不遇的浩劫，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不仅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而且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提供了难得了研究素材。

当年在唐山期间，我曾经听说过一件事，就是在地震刚过以后，众多人不仅失去了家庭，而且失去了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女士把几位幸存者召集起来，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帐篷内，并安排大家分头去寻找或领取粮食和生活用品，有饭同吃，有衣分穿，关爱团结，胜似亲人，媒体曾对此加以宣传。但随着救济物资的丰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有人领取物资以后，自己悄悄留下一点，渐渐大家都是如此，于是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导致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解体。

这使我想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私有制的分析。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获物资财富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时，人们必须齐心团结；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了富余产品以后，私有观念开始产生，私有制也因之逐渐确立。唐山这个临时“家庭”的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同恩格斯书中的分析相类比，但这种现象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2016年春天，在阔别40年后，我特地去了一趟唐山。当地朋友十分理解我的心情，带我看了我能记起的所有地点。但所到和所经之处，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大道，摩肩接踵的人流，记忆中的模样全无一点踪影。如果不是当地朋友在旁确认，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眼前这座繁华现代、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正是矗立在当初的废墟之上。

沧海桑田，令我感慨万千！在大自然面前，作为个体的自然人，是渺小的、脆弱的；但凝心聚力起来的人民大众，又是无比强大的、坚韧的，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地震记忆